被诱惑的女权主义——《被诱惑的女权主义：全球精英是怎么利用妇女的劳动和思想来剥削世界的》评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是怎么论文,妇女论文,精英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编码：10.3969/j.issn.1007-3698.2012.06.017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2)06-0101-06
新世纪以来，美国和西方思想界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了多层面的审视。同期，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女权主义学者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运动在这三十年间的变迁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美国反种族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学者海斯特·艾森斯坦2009年出版的《被诱惑的女权主义：全球精英是怎么利用妇女的劳动和思想来剥削世界的》[1](以下简称《被诱惑的女权主义》)，是这一反思中的一个亮点，值得中国的女性主义学者关注。①
在《被诱惑的女权主义》这部著作中，艾森斯坦把美国女权主义运动放在近三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全球经济的重组的历史背景中，通过回顾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的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历史，指出在这一时期中，全球资本有选择地铸造了美国主流的女权主义，导致其重要的斗争目标和策略有助于全球资本及其政治势力对全球的统治，并为1970年以来美国及全世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提供合法性。她认为，近三十年美国主流的女权主义，特别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被全球资本主义诱惑、操控了。
艾森斯坦对美国主流女权主义的反思的出发点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意识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全球经济制度的重组对世界妇女的巨大影响。她指出，当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美国在经济上有史以来持续最长的繁荣。这个时期也常被称为美国经济的“黄金时期”。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国际上面临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在国内面临黑人的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的兴起。加上长期越战的消耗，美国经济发展逐渐停滞，利润下降。在这个背景下，美国迫切需要在国内和国外进行经济重组。在政府重要的经济决策上，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逐渐取代了引领美国战后“黄金时代”的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由芝加哥大学的弗莱瑞奇·海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米尔顿·弗里曼(Milton Friedman)等创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减少政府的干预作用，减少政府对私有企业的法规管理，让私人经济无束缚地发展。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是1979-1990年英国的撒切尔政府、1981-1989年美国的里根政府以及2001-2009年的布什政府。这些政府质疑许多政府的社会福利项目和进步的税收制度的合理性，提倡将很多公共事业私有化，并且取消或放松许多政府对私有企业的管理，比如，在环保、银行、公共事业和媒体等领域的法规管理。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上，这些政府继承了老殖民主义的传统，对这些国家进行了残酷的经济重组，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些国家走上经济独立的道路。因此，艾森斯坦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新一轮的圈地运动。
与20世纪70年代之前雇佣男性工人为主的凯恩斯模式的资本发展不同，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策略是在各个行业雇佣比男性廉价的女性劳动力。艾森斯坦特别强调，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让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劳动妇女，特别是有色人种妇女，变成了新一代的无产阶级。
艾森斯坦对美国主流女权主义的反思的第二个出发点出于女权主义的初衷，即建立一个为所有的妇女和为全人类的公正的乌托邦。她认为，这个初衷在具有极其暴力性和危险性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制度中是无法实现的。她从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意识到主流的女权主义对近三十年全球资本主义的认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她特别指出，虽然全球化主要是通过剥削和压迫劳动妇女来实现的，但是在大量的有关全球化的研究中，包括女权主义的理论研究中，为数很少的研究着眼于这个全球化的核心问题。而且主流女权主义运动历来不重视全球劳动和贫困妇女的诉求。这些都引发了她对女权主义在过去三十年间的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森斯坦从全球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意义，论证其被当代全球资本诱惑、操控的成因。首先，她指出这一时期作为女权主义主流的第二波女权主义功不可没。贝蒂·弗瑞丹1963年的《女性的奥秘》彰显了中产阶级妇女改革家庭和婚姻，争取政治参与和经济独立的诉求，标志了第二波女权主义兴起。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个人生活、法律、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进行了“女权主义的干预”，把女权主义的思想深入到美国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极大地改善了妇女的生活状况，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第二波女权主义还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的发展，为20世纪90年代全球女权主义(Global Feminism)的诞生创造了条件。1995年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大会宣告的“妇女的权利是人权”凸显了这一时期世界妇女和女权主义受第二波女权主义的激励在全世界取得的辉煌成就。
接着，艾森斯坦从美国国内妇女运动、南半球经济发展和国际战争三个层面上阐述第二波女权主义中主流的女权主义是怎么被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诱惑操控的。首先，在美国国内的妇女运动层面，她指出，在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史上，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与有色人种和劳动妇女之间一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她把这种分歧描述为地质学中造成地震的板块岩层移动的巨大“断层”。随后，她逐一列举了主流女权主义和有色人种女权主义在四个主要层面上的“断层”。其中的一个断层表现在妇女外出就业的议题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的重组引发了美国妇女内部在就业问题上出现新的阶级分化。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60年代妇女大批就业的历史，艾森斯坦认为当时妇女之间的共同处大于她们之间的差异。但是1970年至今的40年间的妇女运动给一部分妇女带来的好处是以妇女之间严重的阶级分裂为代价的。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调整了雇佣劳动力的结构，建构了低收入的经济结构。企业为争取最大利润的最重要的策略是雇佣廉价的妇女劳动力。这不仅是因为妇女的劳动力比男性便宜，而且是因为许多妇女不组织或参加工会，并且愿意接受临时的、没有福利的工作。这个策略造成美国劳动力的女性化。这些企业大量雇佣廉价劳动力的政策还导致美国中产阶级的贫困化。与此同时，另一些企业为了增强竞争力，精心作出决策，向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打开就业的大门。比如，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进入高管、律师、医生等过去传统的男性行业和新兴的高科技行业。就药剂师行业而言，1950-1960年间，妇女在这个行业只占8%，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妇女占32%。事实说明，在美国的管理高层和工资优厚的专业行业里，妇女大量就业对这些企业有利。比如，2004年世界企业500强中女性高管职务比例高的企业比那些男性比例高的企业获得高于35%的盈利。在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大量就业的同时，美国的劳动妇女外出就业的后果是大多数加入了贫困的大军，特别是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现在36%的以女性为户主、有两个未成年儿童的家庭处于贫困线以下。
艾森斯坦指出，面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妇女就业需求以及随之对家庭的重新建构，这一时期主流的女权主义运动还在斗争目标和策略层面迎合了资本的需求。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流女权主义放弃了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组织起来，参加工会，集体奋争的传统，转而强调在种族、性别、年龄等方面的个人的民权，争取通过政府立法干预，争取妇女就业方面的公正，尤其是在男女同工同酬、禁止工作场合中的性骚扰、培训和晋升的机会、通过肯定行动加入传统的男性行业，以及工作场合的平等权利等方面。换句话说，主流女权主义把妇女博弈的空间放在法庭上和立法机构里，而不是在工会的大厅里或与资方的谈判桌上。同时，主流女权主义还参与了一些削弱保护工人集体利益的法案，最典型的是弱化了1935年的保护工会的《劳工法》。主流的女权主义的这些目标和策略重点虽然有利于更多的妇女就业，相对地改变了妇女的工作环境，但是很多劳动妇女认为这种从上而下、以个人代替集体抗争的策略无视大多数妇女从事低收入工作的现实。这些目标和策略不仅迎合了资本的利益，而且导致贫困的劳动妇女与主流女权主义进一步的分化。
艾森斯坦认为，主流的女权主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鼓励妇女就业的策略和重点，以其有关政府的妇女福利项目的立场，并没有使其成为削弱雇主权力的一种抗衡势力，反而为其提供了大量的新的廉价劳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主流的女权主义运动与企业、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政府进行了理想的联姻。著名美国民权和妇女行动者希瑟·布斯(Heather Booth)总结道，女权主义运动在总体上犯的错误是，“我们把目标放在高层”，而不是放在最贫困的妇女所在的低层。②这才是造成这一时期美国妇女内部分化的最根本的原因。
艾森斯坦进一步指出，由主流的女权主义引领的这场对美国社会具有深刻影响的妇女就业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事业有成的妇女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受惠的主要是中产阶级妇女。这些中产阶级妇女走进就业市场，旨在在父权和资本主义制度内分得一块蛋糕。从当时的经济转型的背景看，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欢迎这些妇女参与的。因此，第二波女权主义几乎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同期起步不是偶然的。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兴盛是由资本主义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而支撑起来的。
在国际层面，艾森斯坦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调整全球的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主流的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帮助其推行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这些层面与“政府领导的发展”和“结构性调整项目”这两个重要的概念及其相关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政府领导的发展”指的是一个国家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转变为以工业为主要经济的现代化的过程，应该是以独立的主权为基础，由这个国家的政府领导的。其经济发展应以这个国家的利益为核心，而不是由私人资本决定的经济发展。在1970年以来的全球资本重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打压当代政府领导的发展的过程中，“结构性调整项目”起了关键的作用。这类项目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危机，大多隶属于发达国家资本，特别是美国的国际金融贸易组织。尤其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在贷款给发展中国家时，强迫这些国家接受其“结构性调整”的项目。这些项目以贷款为条件，要求负债的发展中国家有选择性地进行经济发展，将国有资产私有化，放弃对货币的控制，减少或废除政府对本土企业的补贴，向世界开放市场，以及削弱政府的功能等。在有些情况下，世界银行等组织甚至派官员进入当地政府，监督这些国家的医疗保健、教育、工业、农业、交通和环保等政府部门的工作。据统计，在1980年至2006年间，这类项目在全球145个发展中国家中实施过。国际货币组织向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贷款总额为2.6万亿美元，收回7.7万亿。因此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认为，“结构性调整项目”在本质上是18-19世纪殖民主义时期殖民贸易和经济模式的继续。这些结构性调整项目造成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比殖民主义时期更不独立，经济结构更加畸形。
随着“结构性调整项目”的影响日益凸显，主流女权主义加强了通过“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性别主流化”等机制来赋权妇女，改善底层妇女的生活状况。艾森斯坦认为，这些机制都是“结构性调整项目”的产物。以“非政府组织”(NGO)为例。非政府组织一般被界定为公民社会中的一支抗衡当地政府的重要社会力量。这些组织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发展特别快，是因为当时联合国决定用非政府组织实施资助一些项目。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性别层面特别活跃。很多女权主义学者通过参与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在提高妇女的觉悟，教育妇女生育的自决意识，培训、提供小额贷款，以及帮助妇女创业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艾森斯坦认为，非政府组织出现的背景是有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国际贷款机构默认20世纪60-70年代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终结。由于结构性调整项目的影响，这些国家经济发生困难，政府被迫消减社会福利开支。因此，非政府组织取代了这些政府向贫困人群提供社会福利和救济的功能。许多非政府组织甚至被国际资本利用，非但没有成为政治反抗的中心，反而成为发展中国家政府控制社会的工具。有些非政府组织还蜕变成官僚化的福利组织。艾森斯坦特别列举了拉丁美洲的例子，说明不少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女权主义的非政府组织来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这些政策和项目的目的是把贫困妇女融入到市场经济中，并逐渐把一些反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框架的女权主义组织排斥在这些项目之外。比如墨西哥的女权主义学者和行动者西尔维娅·马科斯(Sylvia Marcos)指出的，“我一开始是个很激进的行动者。我们后来却变成了很出色的帝国主义女权主义的工具。”[2]146
艾森斯坦指出，主流的女权主义在南半球实施的一系列干预是以赋权妇女为宗旨的。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多次强调这样的宗旨对发展的重要性：“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工具比赋权妇女和女童对发展更有效。”③艾森斯坦认为安南的这类言论具有误导性。她认为，比赋权妇女更有效的工具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领导的发展。这种发展把资金投入到满足社会上每一个人的需求的社会设施及其政府的福利项目中。女权主义干预的结果是帮助了国际金融组织削弱第三世界国家政府领导的发展。
主流的女权主义被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诱惑操控的第三个层面表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首发动的一系列的战争中。在这些战争中，美国主流的女权主义与19-20世纪殖民主义时期一样，又一次成为美国在全世界建立帝国的工具。艾森斯坦以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的国内战争和21世纪初美国的反恐战争为例，说明妇女被用来掩盖这些战争的更深层的资本主义目标。如美国五角大楼的文件指出的，反恐战争是为了维护和扩大资本主义。[3]304新世纪初，虽然布什政府的很多政策都是反对妇女权利的，但是其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借口是为了反对宗教激进主义对妇女的压迫，保护妇女的权利。美国主流的女权主义非但不反对布什政府发动的这些战争，有些学术界的女权主义还极力支持这些战争，认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女权主义行动者的任务是把民主落实到世界各地的妇女中。艾森斯坦认为这些支持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女权主义继承了20世纪80年代英国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帝国女权主义”的复兴。艾森斯坦还强调，当代女权主义之所以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白人女权主义一向回避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美国是个帝国；二是女权主义在建立这个帝国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谈到20世纪90年代初科索沃战争时，艾森斯坦特别强调从20世纪70-90年代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来分析美国发动对外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层面，即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冷战时期实际上是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制度，与资本主义的一场博弈。在国际资本看来，特别是在美国看来，这些共产主义国家对其全球的统治构成了主要的威胁。因此自从这些共产主义国家建立以后，美国发动了多次战争和军事行动，目的是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冷战结束后，美国又以“人道主义”为名，继续向全世界扩张其经济和军事的霸权，特别是向前社会主义国家渗透。20世纪90年代初的科索沃战争彰显了这一“人道主义帝国主义”的实质。艾森斯坦认为，当时的南斯拉夫是前苏联解体后欧洲唯一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干预南斯拉夫战争的实质是美国和欧洲要阻止其政府领导的经济发展，肢解当地的多元经济，占有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
在总结女权主义在当代战争中支持美国的对外扩张的政策时，艾森斯坦指出，在美国对全世界的霸权的扩张中，要拆解传统社会的凝聚力，女权主义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溶解液。女权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作用与18-19世纪传教士对殖民主义的作用一样。女权主义之所以成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女权主义是西方个人主义最重要的表述。女权主义致力维护妇女的经济权、政治权、民权和人权都基于抽象的个人权利的前提。而个人权利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在本质上女权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女权主义引领的崇尚个人的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强化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帮助了跨国公司渗透到世界不发达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新帝国女权主义与美国帝国称霸世界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女权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美国帝国统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最后，艾森斯坦指出，她的这本书的题目“被诱惑的女权主义”是指在推销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大公司领导和其他精英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妇女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把主流的女权主义整合到资本的意识形态里。这些女权主义最致命的问题是其在阶级和种族层面的盲点。本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引起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重视，引发反种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女权主义开展设想另一个理想世界的讨论。
艾森斯坦在想象女权主义的愿景时，首先提出“妇女今后的出路”这一重要的议题。她认为应该把19世纪后期以来的女权主义运动，特别是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看做是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最高诉求是全人类的公正。自弗尔吉尼亚·伍尔芙以来，女权主义一直认为妇女只有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父权制的家庭；另一条出路是外出就业，进入公共空间。对伍尔芙来说，妇女的选择很有限，是在两种邪恶之间作选择。在这个议题上，艾森斯坦总结了现存的三个主要的女权主义流派，即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她认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认为美国的女权主义应该将美国霸权主义伸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因为女权主义思想会有助于世界各国妇女的生活状况。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强调全球化对世界破坏性的恶果，并且怀疑女权主义是一种空洞的宏大叙述。艾森斯坦指出，后现代主义虽然对资本主义失望，但是在意识形态上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与其联姻。因为后现代主义坚持在资本主义之外不存在能够修正的替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赞同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造成的大多数人民生活状况恶化的质疑，但是一直坚信存在另一个替代世界的可能性。艾森斯坦认为，女权主义应该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和传统的父权制之外探索第三条出路，一条通向把妇女的自决权作为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新社会。
艾森斯坦认为，要探索这样一条新的出路，女权主义首先必须坚决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解除婚约，并有意识地批判资本主义。其次，鉴于20世纪60-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起源于当时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新的女权主义应该继承其反种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重要历史遗产。第三，社会性别这个类别不是孤立存在的，女权主义特别应该正视自身对阶级的误区，再一次把社会主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要再次联姻，除了马克思主义一方要正视其自身的父权层面的问题之外，女权主义也应正视自身的局限。第四，女权主义应扩大领导层，增加其他阶层和种族的女权主义领导。在这方面比较理想的尝试是2004年3月美国女权主义组织成功地在华盛顿举行的联合各界的示威游行。这次行动就是由这样新型的领导机构组织的。举办这次活动的领导层包含了民权、有色人种妇女、工会、反战、反全球化、环保、移民权利等方面的代表。大游行的名称从以反堕胎为主题的“为选择自由的大游行”改为“为妇女生活的大游行”。在这次大游行中，大部分组织的诉求都得到了表述。最后，艾森斯坦畅想新型的关怀妇女和儿童的“家长国家”。她强调要建立这样的“另一个世界”需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奋争。斗争是否能取得胜利取决于女权主义能否重视以上这些议题，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一系列的目标和策略。
艾森斯坦的《被诱惑的女权主义》一书出版后，女权主义学界对其的反应不一。一些主流女权主义学者对艾森斯坦的观点很不以为然，认为她所指的主流女权主义的问题其实只是其中极少数人的问题。一些反种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学者对其书中的分析极为赞同，认为此书材料充实、论证严谨、论点犀利，是一本有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具有原创思想的著作。当然，这些学者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尤其是书中一些二元论的问题，特别是把妇女的母亲责任和外出工作对立等。但大多数认为，艾森斯坦对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妇女状况恶化的论点深化了世界女权主义内部对全球化的利弊的讨论。
笔者觉得这部著作对中国的妇女理论研究有三个重要的启示。第一，这部著作彰显了美国女权主义的一个非常可贵的传统：不断的反思精神。这个传统给女权主义思想和运动注入了永不枯竭的活力。中国的女性主义乘改革开放的东风，迄今已发展了二十多年。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的主要理论资源之一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那么中国的女性主义是否也应珍视这个可贵的传统，对二十多年的发展进行认真的反思呢？尤其是这部著作中谈到的小额贷款、性工作、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性别主流化在中国也有所实践。全国主流的高校都已把妇女/社会性别学科列为正式学科，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也在主流学术界受到关注。中国的女性主义有没有必要对这些实践及其理论前提进行相应的反思呢？第二，这部著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和宏观的理论框架，即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中审视近三十年来美国女权主义的发展，强调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关系。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在反思自己发展的历史时，是不是也应该重视在宏观的经济和政治理论框架中审视中国的女性主义的发展，重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艾森斯坦多次提到了中国在全球化中成为廉价制造业的“世界工厂”。中国的女性主义是否应该梳理这些重大变化对中国妇女的影响，正视社会性别与其他社会类别的关系中新的变化呢？和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兴起与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的兴起一样，社会性别的概念在中国的普及和中国女性主义的兴起也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同期。这是不是偶然的？说明了什么问题？第三，这部著作凸显了女权主义进行反思的出发点的重要性，强调女权主义的初衷是为所有的妇女和全人类的社会公正。中国的女性主义要继续发展，是否也应重访女性主义的初衷这一核心议题，以此来梳理二十多年来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呢？
注释：
①艾森斯坦是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和奎因斯学院社会学系的教授，曾执教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博纳德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等。她还曾就职于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著有《当代女权主义思想》(Contemporary Feminist Thought)(1983)和《内部的捣乱者：澳大利亚女权主义行政官员和国家》(Inside Agitator:Australian Femocrats and the State)(1996)等著作。本文中的专用名词、人物、地点等译名依据正式的译名。其他附上英文原名。
②Booth,Heather.Remarks,Meeting of the Veteran Feminists of America,Columbia University Faculty House,New York City,November 13,2006.
③"Anna Praises UN Women's Panel of 60th Anniversary of Beijing 'Ahead of Its Time'",UN News Service,November 1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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