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盘丝洞”：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过度影响了创业过程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陷论文,过程论文,关系论文,社会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和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引发了新一轮的创业热潮，创业活动日趋繁荣，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出现了一大批例如百度、搜狐网络等成立不久就实现快速成长的明星企业。人们在认识到创业活动对经济发展意义的同时，也观察到创业的高失败率、新创企业发展质量不容乐观和成长出现巨大差异的社会经济现象(胡望斌、张玉利、牛芳，2009)。Barringer(2005)对美国每年成立的约70万家新创企业的调查显示，只有3.5%实现了快速成长。根据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的研究(2005)，我国新创企业中具有高成长性和渐进成长能力的比例不足3.32%(蔡莉、尹苗苗、柳青，2009)。新创企业本身具有“新”和“小”的缺陷，资源和能力都需要从外部获取和培养。如同身陷“盘丝洞”，面对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有些创业企业不是缺乏网络资源而是需要提高优质网络资源识别能力，如何应对变化莫测的经营环境，如何适度地嵌入社会网络、获取充足优质的社会资源，如何提升企业的适应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新创企业的快速成长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已有研究来看，新创企业创业问题研究仍存在着不足：一是新创企业活动与最终价值创造之间的转化过程这一“黑箱”仍未得到很好地解释(Van de Ven et al.，2004；Gilbert，2006)，仍旧无法充分预测新创企业的成长和失败现象(Delmar et al.，2003)；二是现有研究过分关注新创企业之间成长的差异性，而缺乏对企业成长独特性的思考；三是现有研究强调创业成功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忽视了企业创业过程与绩效间最为关键、最为本质要素的总结，尤其对新创企业创业困境的关注不够(Gartner et al.，2002)。在实践层面，新创企业在创业阶段所表现出的特征决定了其必然会对某类资源产生需求或偏好，从而对具备一定资源属性或资源禀赋的社会网络颇有青睐。然而，身处新创企业的决策者对自身所在环境位势、社会关系嵌入过程和创业资源的认知存在局限性，在资源获取和创业决策过程中不能做到完全理性，有限理性背景下的决策对新创企业的创业绩效产生影响。本研究通过文献讨论、研究假设的建立，利用对新创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建立结构方程统计模型，检验新创企业社会网络嵌入过度产生的创业认知偏差，以及对企业资源获取的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总结有助于新创企业走出创业困境的理论和策略建议。
二、文献讨论与研究假设
国外学者Lin N.(2001)将社会网络界定为“特定的个人之间的一系列独特的联系”。学者Michael Song等(2008)把研究对象从个人扩大到组织，认为社会网络是由一些社会关系(如友谊和交易关系等)连接的节点的集合。社会网络行动者的本质是对社会网络关系的嵌入。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见于学者Granovetter(1976)的研究，他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后来，Peng和Luo(2000)把经济活动放到了更为宽泛的社会和人际关系的背景下，认为经济行为实际上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或非正规的社会关系之中。对于创业企业而言，受限于其自身所拥有的有限资源以及尚待提高的合法性认知(legitimacy)，它们在经营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所谓的“新进入缺陷(liability of newness)”(Stinchcombe，1965)，这又进而导致了较高的风险与失败率(Lei-Yu Wu et al.，2008)。面对这种不利的竞争态势，在与先行者企业的竞争中，先天居于劣势的新创业企业必须通过正面竞争之外的其他途径以抵消其“新进入缺陷”的不利影响，克服创业初期的高失败风险，快速嵌入社会网络关系成为新创企业的发展突破口。然而社会网络的关系嵌入不能过度，以下从几个方面建构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一)关系嵌入过度产生创业认知偏差
关系嵌入程度，是指由不同的行动主体对其周围环境产生的不同知觉和不同的解释意义进而产生不同的社会关系嵌入程度，并由于组织对环境的过度感知使组织行为受到其认知限制的过程(Lei-Yu Wu et al.，2008)。身陷“盘丝洞”不能自拔是对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过度形象的比喻，从这个意义上讲，关系嵌入过度就是要关心“组织心智过程中结构化的规则对经济理性限制”的方式(DeBresson Christian，1999)。Uzzi(1996)认为关系嵌入是相对于市场有更多独特机会的交换系统，并认为关系嵌入表现为交换双方的信任、承诺、优质信息共享和共同解决问题(Uzzi，1997)。若没有组织认知偏差的中介作用，适度的关系嵌入可以提高组织资源获取的质量。其中，信任是交易一方对另一方不会以自己的损失为代价获得利益的信心(Morse E.A.et al.，2007)；而适度的承诺使得关系嵌入比纯粹的市场关系能共享更多的私有及隐性知识，包括战略、利润边际以及只有通过“干中学”才能获得的隐性知识(Timmons J.A.，1994)；适度的紧密关系包含着共同解决问题的机制，促成交易者的功能协调与灵活地解决问题，共同解决问题的安排增加组织获取资源的效率，从而降低生产误差、减少产品开发时间，同时可以促进学习与创新，提高资源获取质量。针对以上的论述，社会网络的关系嵌入过度是指，创业主体过度地依赖社会网络资源而夸大在网络利用中的信任、承诺和信息共享关系，这样的社会嵌入程度会影响组织的创业认知和资源获取质量。新创企业关系嵌入过度的3种表现形式如下：
1.过度信任
过度信任，是指组织在获取外部资源和信息过程中过度相信合作伙伴将执行对其带来正面结果的行动倾向(Jim Dewald & Frances Bowen，2009)。在交易之前，企业间的网络关系可以作为一种信息甄别和筛选机制，为企业节省大量的搜寻成本与费用。处于共同网络结构中的企业，彼此间对各自的品质与能力将会有较全面的了解，并且在双方频繁的交往中，建立起一定的信任关系。但是，过度信任对方却可能造成自身的认知局限和有限理性行为，从而增加组织的认知成本(Batjargal B.N.& Liu M.，2004)，主要原因如下：一是过度信任可能让组织夸大合约的规范性，产生行为与认知偏差；二是当违约情况出现时，过度信任使得组织行为受到约束而反应不利；三是通过人际约束，把人们的言行置于一个过度相互依赖的体系中，使人们看不到良好的交易秩序背后隐藏的实质(Markus et al.，2009)。基于以上的文献分析，得到研究假设1。
假设1：新创企业社会关系嵌入过程中的过度信任，导致组织产生创业认知偏差。
2.非理性承诺
学者Cummings(2003)认为，注重彼此承诺的组织间合作具有长期导向性，但是这种长期合作的基础受到合作者双方的能力和认知的局限性影响，合作者双方的非理性承诺将会试图去建立起一种可以解决非预期性问题的伙伴关系，维系这种伙伴关系的基础是脆弱的。非理性承诺，是指合作伙伴间在有限理性下关注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从而试图去建立可以解决非预期性问题的共同目标，进而产生投机性行动的行为倾向(DeBresson Christian，1999)。非理性的承诺能让伙伴双方达成各自的目标与共同的目标，这种目标体系被非理性地放大，因此伙伴间将可能采取一些投机性的行动。Kuratko(2001)指出，非理性承诺的伙伴将会产生认知偏差，并且将在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间取得平衡的问题上出现差错。Matt Grimes(2010)定义承诺为企业愿意投资稀有资源来向合作伙伴表明他对彼此间关系的评估，承诺展现出了不同于信任关系的作用，这种愿意投资稀有资源的承诺可能是非理性的。基于以上的文献讨论，得到研究假设2。
假设2：新创企业社会关系嵌入过程中的非理性承诺，导致组织产生创业认知偏差。
3.关系过度紧密
在经济交换关系里，两个参与者之间亲密的和频繁的接触会促进交流和加速信息交换(Gary Dushnisky et al.，2010)。高频率的接触加强了两个组织间的关系，提供了控制交换合作者的机会，使得接触双方更容易协调和学习。但是，组织间关系过度紧密也会影响组织的认知。关系过度紧密是指组织为了维持持久的社会关系而与其他组织进行的过于频繁的接触，形成了组织间的高阶纽带和过于紧密的关系，从而带来过度的时间和精力投入(David Ahlstrom et al.，2010)。过度紧密的关系可能会在3个方面影响组织的认知过程：第一，由于共同认可的规范是紧密关系的基础，过度紧密的关系可能会妨碍网络规范的传播，从而影响关系网络的扩张；第二，在过度紧密的网络中，其运行基础是过度信任，违反规范的行为不容易被发现，从而影响网络的稳定性和质量，造成组织的认知偏差(Dominic S.K.Lim et al.，2010)；第三，在过度紧密的网络中，由于存在着多种信息来源，影响网络成员对投机行为判断的正确性(Hult，2001)。基于以上的文献回顾，得到研究假设3。
假设3：新创企业社会关系嵌入过程中的关系过度紧密，导致组织产生创业认知偏差。
(二)认知偏差对创业资源获取过程的影响
Simon(1956)定义了人类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揭示了人们在认知上无法实现最优化，其结果就产生了各种对规则的偏离和认知谬误。在Simon(1956)有限理性概念的基础上，Park(2002)等人将组织认知偏差定义为：在某种情景下，组织决策者在共同决策中与事实本身、标准规则间，所产生的某种差别和偏离，或偏离的倾向和趋势，是组织认知与被认知的事物之间、应遵从的判断规则和组织成员的现实表现之间所存在的距离。本研究从3个理论角度讨论创业组织的认知偏差(Geroski et al.，2010)。
1.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是指人们有系统地高估自己决策的准确性和预测未来事件发生概率精度的倾向，过度自信会表现为决策者倾向于高估自己的预测而低估其他人的预测(Lichtenstein，2001；Wu L.Y.，2006)。Cooper、Woo和Dunkelberg(1988)的研究发现，企业家常常高估其投资项目成功的可能性。McKinley和Zhao(2000)的实验研究表明，创业者通过社会网络的过度嵌入，会认为自身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普遍相信自己的能力高于其竞争对手，这种对自己能力的过度自信导致新创企业过多地进入商业竞争，从而引发创业困境的发生。在获取创业资源的过程中，过度自信会导致决策者高估自身的知识和能力，低估所遇到的风险，夸大自身对事件的控制能力(Anderson，2002)。基于以上的文献分析，得到研究假设4。
假设4：组织创业认知偏差中的过度自信，导致组织资源获取过程不顺利。
2.控制错觉
控制错觉是一种技术性认知偏差，是人们对所处位置、处理机会与资源的能力和对未来事件预测的评价偏差，是决策者过度依赖技术性措施的结果(Sirmon et al.，2007)。Weinstein(1980)，March和Shapira(1987)的研究发现，选择了投资项目的创业者，可能存在控制错觉，并严重低估投资项目失败的可能性。当新创企业过度嵌入社会网络，组织使用有限的信息来源进行决策，并且决策过程中大量使用统计推断、使用小样本推断(Simon，1956)、决策者受限制于信息和数据的收集过程(Sirmon et al.，2007)，产生控制错觉的组织将会低估获取资源的风险(Powell et al.，1990)。Heirman(2004)的模型表明，与理性的管理者相比，有控制错觉的管理者倾向于过度依赖技术性措施，从而选择风险更大的资源机会。基于以上的文献分析，得到研究假设5。
假设5：组织创业认知偏差中的控制错觉，导致组织资源获取过程不顺利。
3.行为约束
学者Bernardo和Welch(2001)指出，行为约束是行动者对信息加工整理过程所产生的认知偏差，是行动者对自我信息过分依赖而产生的行为限制。行为约束对行动者处理信息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行动者会过分依赖自己获取的信息而忽视其他层面获取的信息，使决策者看不到事物的整体；另一方面，行动者在处理和加工信息时，会注重那些能够增强他们自信心的信息，而忽视那些明显限制他们自信心的信息，这两种影响会分别导致对信息的反应过度与反应不足。反应过度是行动者对信息理解和反应出现非理性偏差，从而产生对信息权衡过重，行为过激的现象；反应不足是行动者不愿意改变既有的信念(Shane et al.，2002)，当有新的信息到来时，行动者对原有信念的修正往往不足。新创企业通过社会网络的嵌入，获取外部创业资源，将企业外部资源进行内部化的过程需要进行信息的处理，处理信息的过程如果受到行为约束的限制，企业的资源获取过程将产生差错(Eisenhardt et al.，1990)。基于以上分析，得到研究假设6。
假设6：组织创业认知偏差中的行为约束，导致组织资源获取过程不顺利。
(三)认知偏差在关系嵌入过度和资源获取之间的中介作用
学者Michael等(2001)提出创业企业必须能够理智地分析、鉴别来自不同社会网络关系中的信息和资源，企业只有通过参加网络活动、嵌入于社会网络中，才能通过网络获取资源并保持资源的多样性和价值性，强占先机是创业企业随时需要准备的。另外，利用丰富的社会网络关系不仅可以使新创企业更好地规划获取资源的进程，而且能够帮助企业预测未来的竞争者和客户等关联者的行为和表现，随时准备做出调整，有利于企业吸收经验、汲取教训，为下一步的创业行为奠定基础(Ritter et al.，2004)。但是，社会网络具备动态性，一些企业的社会网络比较稳定，而外部环境变化和社会网络动态演变(如某社会成员进入或者退出社会网络)带来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产生对企业资源获取的负面影响(Gulati R.et al.，1999)。再有，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经济学家Simon(1956)的论述最为经典，人们“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客观上只能有限地做到这一点”。正因为“客观上只能有限地做到这一点”，于是Simon(1956)试图找到“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他从3个方面做了说明：一是决策的不完全信息或知识的不完备；二是处理信息的成本存在；三是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认知偏差或决策经验的存在。“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是否有信息，而在于我们能够加工多少信息？我们的知识能使我们分析什么样的信息、并从中抽取出有意义的部分？”正是“有限理性”理论做基础，人们意识到创业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完备性、处理信息的成本和认知偏差，新创企业有陷入创业困境的危险，而社会网络的嵌入程度又在影响着组织的有限理性认知过程。Park(2004)等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进行了大量关于认知决策的启发式和认知偏差的研究，他们发现：组织在认识和判断事物时，与事实本身、标准规则间，所产生的某种差别和偏离或偏离的倾向和趋势，是认知与被认知的事物之间、应遵从的判断规则和人们的现实表现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无法拟合的缺口，一种没有实现的不完全匹配，是人们的认知局限和认知风格、感觉机制和加工策略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势必会影响组织获取社会资源的过程。综合上述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当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良好，嵌入性会直接导致资源获取的价值性和丰富性，从而引致创业成功。但是，当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过度，组织认知偏差会发生作用，在社会嵌入与资源获取之间产生中介效应，这也符合组织行为中“心理要素—行为表现”的基本理论逻辑。所以，我们得到研究假设7。
假设7：认知偏差在社会网络的关系嵌入过度和资源获取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学者Eric、Sally和Thomas(2007)认为获取资源的关键是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所需资源，同时指出利用社会网络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即广泛的社会网络或稀疏的网络都会提供给创业者所缺少的资源，能够使创业企业进入稳定期。本研究的因变量聚焦新创企业3个典型的资源获取过程。
1.资源合作
这种资源获取形式往往发生在企业间的合作中。并非所有的资源获取都需要交易获得，相对于部分资源的业性交易，资源合作发生于企业间的合作交流中，资源获取方式在接受者与提供者间没有很重大的鸿沟，或者说他们的资源主体是互相依存的(张玉利、杨俊、任兵，2008)。由于合作方具有各自不同的知识基础，合作伙伴间可以充分利用彼此的知识资源和能力，如研发技术知识和生产性知识的互补、产品知识和营销知识的互补，都可能带来竞争优势的创造(Geoffrey et al.，2010)。合作同时也避免了企业各自运作同样功能部门时，知识资源的浪费，使资源成本更低并创造出对双方都有利的效率和效益(李翠娟、宣国良，2005)。Eric、Sally和Thomas(2007)通过研究得出，新创企业间知识合作与共享可以促使总体知识的指数增长，取得双赢的效果，帮助合作者完成创业过程。
2.资源转移
这种资源获取方式更强调方向性，比如成熟企业和新创企业之间。资源转移，不需要通过商业的方式，也不需要逆向过程去回馈资源提供者，资源获取仅仅通过一个简单的接口管理，从资源提供方直接获得资源。对于不易转移的知识资源，资源的接受者与提供者应该去调整他们的文化、工作程序与技术，甚至是一些知识机制以达到接口顺畅的目的(Nahapiet et al.，1998)。Kogut和Zander(1992)认为，企业转移知识和资源的能力是企业存在的重要理由，知识转移的目的是吸收新知识和有效利用新知识。通过知识转移，将那些使组织获益的知识加速应用，从而使组织获得竞争优势。企业有效地进行知识和资源转移，对新创企业提高竞争优势至关重要(唐炎华、石金涛，2006)。
3.资源交换
资源交换是经济系统中任何潜在价值被实现的机制(March，1987)。资源交换是使资源分配到其更有价值的地方去的过程，交换证明了被交换资源的价值，其促进和标志着通过新组合而创造的潜在价值的实现。交换使得新组合所需要的一系列资源被重新安排，交换标志着整个经济系统价值实现的最终路径(March et al.，1987)。事实上，组织间互动的实质内容，都牵涉到资源的交换。Mellahi和Jackson(2002)说明，由于新创组织重要的资源往往掌握在其他组织中，所以组织为了确保资源的获取，必须维持和其他组织之间顺利可靠的资源流动管道。资源交换是种互惠的活动，组织为了从外界获取必要的资源，必须也要回馈给对方一定的资源(Sheila et al.，2010)。
我们通过文献回顾建立了研究假设，现在对本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和包含的“构念”进行总结和梳理，见表1所示。
根据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的建立，得到本文的理论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与过程
(一)测量
前面文献研究提出的新创企业“创业困境”概念模型，包含了3组潜变量，如社会网络的关系嵌入过度、组织创业认知偏差以及组织创业的资源获取。对潜变量进行测量和研究最适合的方法就是量表设计和问卷调查，这里我们选择问卷规模性发放的方式收集初级数据，进而进行统计建模并验证研究提出的基本假设。对于新创企业资源获取过程的测量，本研究借鉴了Wilkinson(2001)、Susanna等(2010)学者对企业资源获取过程的测度，主要包含3个理论维度，即资源合作、资源转移和资源交换；关于创业认知偏差的测量，过度自信借鉴了McKinley和Zhao(2000)等的相关研究，控制错觉汲取了学者Heirman等(2004)的研究量表，而行为约束的概念测量则借鉴了学者Shane等(2002)的相关研究；关于对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过度的测量，没有相关研究可以借鉴，我们对这部分量表进行了设计。根据众多学者(Jarle Aarstad et al.，2010；Linda Edelman et al.，2010)的建议，在“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过度”量表设计之前所进行的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目的就是明确解释所要测量的概念与其他相似概念的差异，清楚地确认理论概念的层次性以及内部成分，说明概念之间的前因后果，建立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避免定义偏差和操作性偏差出现，相关测量量表测试后的结果参见表3、表4和表5。在量表设计上，本研究采用了7点Likert量表。采用7点量表的理由是：第一，与5点量表相比，7点量表可以获得更高的数据变异，得分值围绕平均值更加广泛的分布将使概念具有更大的识别力，可以更准确和有效地捕捉被调研者的态度；第二，建模采用的结构方程模型是以变量间的协方差结构为基础进行的分析，对于围绕均值有更大离差或方差的两个变量，更容易确定它们的协方差(Alex Nicholls，2010)。基于以上两点，本研究采用了7点Likert量表。
图1 理论研究框架
(二)预测试
在正式问卷发出之前，本研究进行了小规模的预测试(pre-test)。对一个小样本的调查对象进行问卷的测试(Lindsay N.J.，Craig J.A.，2002)，目的是通过潜在的被调查者对问卷的所有方面进行评估，包括问题的内容、措辞、顺序、形式和布局、问题难度以及指示说明等，要求参与者就问卷的可操作性提出意见和建议。本研究最终选择了35家新创企业，预测试采用集中填答法进行，填写者为来自北京、河北、天津、山东等省份的35位新创企业高层管理者。在预测试的过程结束后，我们对预测问卷的条目进行了分析，排除和修改了鉴别度不显著(p＞0.05)的条目。
(三)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的样本调查对象是新创企业，即“new venture”或“emerging venture”，是指创业者利用商业机会，通过整合资源所创建的一个新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它能够提供产品或服务，主要是指企业的初创期和成长期，其基本目标主要以获利和成长为主。学者Wilkinson(2001)认为，创业者创建企业后需要有过渡期和起飞期，这与成熟企业的生命周期不同。过渡期主要是指企业从创建开始到盈利，也就是从第一次获利开始可看作是新创企业能够生存(survival)，但这种情况一般需要持续3～5年才算生存下来并开始起飞，进而成长，整个过程需要5年到8年。Burt(1993)也研究了新创企业创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8年是新创企业创建后的一个过渡期，即从创建向发展阶段转变，而且他认为创业者能够清晰地记起8年内新创企业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逐渐产生的影响，对实证研究具有可操作意义。本文借鉴前人成果和结合对我国企业的实际考察，把新创企业界定为创建8年以内的企业，这些企业成为本研究重点调查的样本。
正式的问卷调查是在2011年2月至2012年12月间进行。参与调查的企业有798家新创企业(样本空间)，这些新创企业样本(企业建立时间是8年以内)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石家庄、深圳、广州、东莞、苏州、南宁、乌鲁木齐等城市或地区，问卷的发放首先通过国家科技部的协调，然后通过当地的科技局的相关部门帮助得以顺利回收。为了提高统计有效性，我们随机抽选了615家新创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其中抽选到的问卷数据缺失严重的无效样本为21家企业，最终我们共获得594家新创企业的有效样本数据。这些有效样本企业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所示。表2中显示了被调查的有效样本新创企业的组织年龄分布、企业规模分布(主要是企业人员数量)、企业的基本性质分布和企业所在的细分行业分布状况。
(四)统计建模方法
统计建模方法我们选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由于本研究提出的“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过度—认知偏差—资源获取”概念模型(见图1的理论研究框架)是由多个潜变量(非显性变量)构成，结构方程模型在讨论“潜变量关系模型”的过程中有更多的优势。另外，我们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对潜变量进行结构效度检验，这是进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验的基础和前提，并且利用Conbach's Alpha系数来检测数据的信度。
(五)同源性偏差、结构效度和信度
我们把594个有效企业样本数据随机地均匀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297个样本数据用于各个潜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EFA)；第二部分297个样本数据用于各个潜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总体594个有效企业样本数据用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假设检验过程。我们对问卷进行了数据同源性检验。数据同源性是指在使用问卷调研作为定量研究的方法时，由于所有的条目均为同一人所填写而导致的同源偏差问题(common method variance，CMV)。我们的问卷被试者为新创企业相关的高层管理人员，需要对数据进行同源性检验。定量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Harman单因子检测方法，即将问卷所有条目进行因子分析，在未旋转时得到的第一个主成分的载荷量来反映CMV的程度。我们将本研究所用量表的所有变量进行了因子分析，共生成了19个因子，第一个因子占到载荷量的5.87%，其他因子均在2%～5%之间，都没有占到多数，所以样本数据的同源性偏差问题在本研究中并不明显。结构效度检验过程如下：
1.社会网络的关系嵌入过度
社会网络的关系嵌入过度潜变量(第一半样本数据)，其Kaiser-Meyer-Olkin(KMO)统计量为0.882，超过0.6的最低标准，推翻了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阵的零假设，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4787.68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0.000)，说明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数据进行Varimax最大方差垂直转换，使得到的因子所能解释的方差水平达到最大，这样可以更清晰地辨别因子结构。社会网络的关系嵌入过度潜变量，保留了因子负荷超过0.510的条目，初始的15个条目全部保留，提取的3个因子解释方差变异的累计数是73.650%，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提取的3个因子分别为过度信任、非理性承诺和关系过度紧密，其3个因子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821、0.804和0.793，显示了较高的信度。问卷总体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21，信度较高。以探索性因子分析(EFA)过程为基础，对社会网络的关系嵌入过度潜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第二半样本数据)，过度信任、非理性承诺和关系过度紧密3个因子结构能较好地拟合样本数据(
=99.93，df=42，GFI=0.96，RMSEA=0.066，CFI=0.97，TLI=0.95)，上述指标值说明各个概念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各个指标均达到研究要求(Hair，Anderson，Tatham & Black，1998；Kelloway，1998)，说明进行下一步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分析是可行的。
2.认知偏差
认知偏差潜变量(第一半样本数据)，其Kaiser-Meyer-Olkin(KMO)统计量为0.854，超过0.6的最低标准，推翻了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阵的零假设，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4529.765，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0.000)，说明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数据进行Varimax最大方差垂直转换，使得到的因子所能解释的方差水平达到最大，这样可以更清晰地辨别因子结构。认知偏差潜变量，保留了因子负荷超过0.530的条目，初始的12个条目全部保留，提取的3个因子解释方差变异的累计数是65.346%，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提取的3个因子分别为过度自信、控制错觉和行为约束，其3个因子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843、0.812和0.807，显示了较高的信度。问卷总体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97，信度较高。以探索性因子分析(EFA)过程为基础，对认知偏差潜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第二半样本数据)，过度自信、控制错觉和行为约束3个因子结构能较好地拟合样本数据(=98.78，df=39，GFI=0.96，RMSEA=0.057，CFI=0.96，TLI=0.95)，上述指标值说明各个概念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各个指标均达到研究要求(Hair，Anderson，Tatham & Black，1998；Kelloway，1998)，说明进行下一步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分析是可行的。
3.资源获取
资源获取潜变量(第一半样本数据)，其Kaiser-Meyer-Olkin(KMO)统计量为0.903，超过0.6的最低标准，推翻了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阵的零假设，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5321.437，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0.000)，说明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数据进行Varimax最大方差垂直转换，使得到的因子所能解释的方差水平达到最大，这样可以更清晰地辨别因子结构。资源获取潜变量，保留了因子负荷超过0.520的条目，初始的12个条目全部保留，提取的3个因子解释方差变异的累计数是62.935%，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提取的3个因子分别为资源合作、资源转移和资源交换，其3个因子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803、0.836和0.815，显示了较高的信度。问卷总体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89，信度较高。以探索性因子分析(EFA)过程为基础，对资源获取潜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第二半样本数据)，资源合作、资源转移和资源交换3个因子结构能较好地拟合样本数据(=97.89，df=39，GFI=0.95，RMSEA=0.062，CFI=0.96，TLI=0.96)，上述指标值说明各个概念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各个指标均达到研究要求(Hair，Anderson，Tatham & Black，1998；Kelloway，1998)，说明进行下一步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分析是可行的。
最后，我们对社会网络关系的嵌入过度、认知偏差和资源获取3个概念进行了结构效度检验，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对“全样本数据”进行检验，社会网络的关系嵌入过度、认知偏差和资源获取3个因子结构能较好地拟合“全样本数据”(=98.56，df=72，GFI=0.95，RMSEA=0.060，CFI=0.95，TLI=0.95)，上述指标值说明各个概念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各个指标均达到研究要求，3个概念的测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四、研究结果与发现
(一)潜变量的相关关系和多重共线性诊断
表6给出了9个潜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Pearson相关系数。根据各个潜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第一，根据Rockwell(1975)给出的标准，表6中所有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都小于0.8，最大的是过度信任和关系过度紧密之间的相关系数0.662。第二，我们把资源合作、资源转移和资源交换分别作为因变量，把其他8个潜变量作为自变量逐步丢入进行回归分析，每一步Δ
都在0.01水平显著。这说明每个潜变量进入回归方程都增加了解释力度。第三，我们把资源合作、资源转移和资源交换分别作为因变量，把其他8个潜变量作为自变量强迫进入回归分析，每个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3，最大的为2.024，最小的为1.248。因此，多重共线性诊断的结果说明数据适合结构方程模型讨论。
(二)结构方程模型选择结果
本文所研究的过度信任、非理性承诺、关系过度紧密、过度自信、控制错觉、行为约束、资源合作、资源转移和资源交换9个潜变量，每个变量的测量都是单个因子。对于单个因子的变量，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每个变量的测量误差赋值为该变量的方差与1减去该变量的信度之差的乘积：方差×(1-综合信度)；因子负荷赋值为信度系数与标准差的乘积：综合信度×标准差。该部分对结构方程模型比较分析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比较理论模型及其若干个嵌套模型，然后根据结果运用决策结构树分析方法比较其他结构模型(Anderson & Gerbing，1988)，并以此验证本文的理论模型并寻找最佳路径模型。图2为根据研究假设建立的理论模型MT。表7给出了各个结构方程模型对总体594个样本数据的拟合优度指标，模型讨论我们应用软件LISREL87进行分析。
1.第一步分析结果：理论模型与若干嵌套模型的比较(从
到
)
(1)理论模型()。仅有GFI指标超过公认的临界值0.9，所以该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并不理想。理论模型的18条路径中的12条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剩下的6条路径不显著。
(2)模型1(
)。是在理论模型(MT)基础上增加估计过度信任到资源合作、非理性承诺到资源转移以及关系过度紧密到资源交换这3条路径。与理论模型()相比，的变化不显著(Δ=0.157，Δdf=1，p=0.679)，而且AGFI、NNFI和PNFI指标都有所下降，而RMSEA有所上升，因此增加估计过度信任到资源合作、非理性承诺到资源转移以及关系过度紧密到资源交换这3条路径不但不能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度，而且破坏了模型的简约性。
(3)模型2(
)。是在理论模型()基础上增加估计过度信任到资源转移、非理性承诺到资源交换以及关系过度紧密到资源转移这3条路径。与理论模型()相比，虽然的变化不显著(Δ=0.906，Δdf=1，p=0.574)，而且AGFI、NNFI和PNFI指标都略有下降，而RMSEA略有上升，同样增加估计过度信任到资源转移、非理性承诺到资源交换以及关系过度紧密到资源转移这3条路径不但不能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度，而且降低了模型的简约性。
(4)模型3()。是在理论模型()基础上增加估计过度信任到资源交换、非理性承诺到资源合作以及关系过度紧密到资源合作这3条路径。与理论模型()相比，的变化不显著(Δ=0.305，Δdf=1，p=0.621)，而且AGFI、NNFI和PNFI指标都略有下降，而RMSEA略有上升，同样增加估计过度信任到资源交换、非理性承诺到资源合作以及关系过度紧密到资源合作这3条路径不但不能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度，而且降低了模型的简约性。
2.第二步分析结果：决策结构树的路径模型分析
决策结构树分析方法是学者Anderson和Gerbing(1988)提出来的，这种方法利用一系列的Δ检验对理论模型()与嵌套替代模型、完全饱和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完全饱和模型(Ms)就是对所有潜变量间的路径进行拟合估计的模型，该模型的自由度为0，值也为0。在决策结构树分析中，完全饱和模型被看作是基准模型，而嵌套模型是基于第一步分析而选择的最可能模型，它既有可能是增加路径限制模型(
，即取消估计中原先“待估计”的某一个路径，限制该路径系数为0)，也可能是减少路径限制模型(
，即增加估计中原先“未估计”的某一个路径)，这里是第一种情况，即增加路径限制模型(因为理论模型的18条路径中的12条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剩下的6条路径不显著)。
研究假设1、假设2和假设3提出社会网络的关系嵌入过度会导致组织的创业认知偏差。根据图3的
路径关系模型，可以看到组织过度信任可以导致过度自信(r=0.265**，p＜0.05)和控制错觉(r=0.271**，p＜0.05)的创业认知偏差，但是过度自信没有导致组织的行为约束(路径限制，模型优化)，研究假设1部分得到证明；组织的非理性承诺可以导致组织的过度自信(r=0.195*，p＜0.10)、控制错觉(r=0.262**，p＜0.05)和行为约束(r=0.274**，p＜0.05)三种组织创业认知偏差，研究假设2得到验证；创业时与其他组织的关系过度紧密可以导致组织产生过度自信(r=0.187*，p＜0.10)、控制错觉(r=0.194*，p＜0.10)和行为约束(r=0.178*，p＜0.10)3种创业认知偏差，研究假设3得到证明。
研究假设4、假设5和假设6提出组织的创业认知偏差会影响企业创业中的资源获取过程，从而使企业身陷“盘丝洞”，不能正确地做出资源获取决策和行动，这3个研究假设把创业认知偏差作为对资源获取产生影响的变量来讨论。根据图3的路径关系模型，可以看到组织的过度自信可以对资源合作(r=-0.436**，p＜0.05)、资源转移(r=-0.386**，p＜0.05)和资源交换(r=-0.396**，p＜0.05)产生负向影响，从而削弱组织的资源获取过程，研究假设4得到验证；组织的控制错觉可以抑制组织的资源合作(r=-0.279**，p＜0.05)和资源交换(r=-0.337**，p＜0.05)，但是控制错觉对组织资源转移的抑制作用不明显(路径限制，模型优化)，研究假设5部分得到验证；创业时组织产生的行为约束仅仅对组织的资源交换过程产生抑制作用(r=-0.184*，p＜0.10)，组织的行为约束对资源合作(r=-0.006NS，p＞0.10)和资源转移(路径限制，模型优化)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研究假设6部分得到证明。
关于研究假设7，认为组织认知偏差是社会关系嵌入过度与资源获取之间的中介变量。我们设置了表8来展示模型的全部路径系数，从表8中看到在加入组织认知偏差中介变量后，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过度对资源获取的直接效应不再显著(表8中序号10～18的路径系数)，而表6中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过度对资源获取的相关性是显著的，说明这种中介效应是存在的(温忠麟、刘红云、侯杰泰，2012)，研究假设7得到验证。
另外，图3的路径关系模型也给出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自变量中的过度信任与非理性承诺之间正相关(β=0.394**，p＜0.05)，非理性承诺与关系过度紧密正相关(β=0.511**，p＜0.05)，过度信任与关系过度紧密正相关(β=0.564**，p＜0.05)；在中介变量中的过度自信与控制错觉之间正相关(β=0.485**，p＜0.05)，控制错觉与行为约束正相关(β=0.363**，p＜0.05)，过度信任与行为约束正相关(β=0.447**，p＜0.05)。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无需讨论。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及其理论意义
在创业理论研究中，创业过程与绩效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从最原始的双变量直接关系模型到无限追加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复杂模型的演变，学者们考虑的因素和构建的模型愈来愈复杂，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宽泛。现有研究强调利用定量方法来描述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仍然对新创企业创业困境的关注不够，缺乏系统构建出创业困境的概念性要素和困境过程模型的研究(Tsai，1998；Gartner et al.，2002)。本研究是对现有创业理论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其特点是从创业绩效抑制变量入手，建构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过度和创业资源获取之间的关系并以组织认知偏差作为中介作用变量进行讨论，其研究创新表现为对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过度(过度信任、非理性承诺和关系过度紧密)、认知偏差(过度自信、控制错觉和行为约束)和资源获取(资源合作、资源转移和资源交换)概念维度的开发和路径关系的探讨。本研究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检验过程，验证研究假设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适度地进行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获得社会资本可以使组织更容易获取创业资源和知识，但是社会网络的关系嵌入过度会导致组织产生创业认知偏差。这里的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过度可以表现为组织过度信任合作伙伴、合作伙伴间的非理性承诺以及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过度紧密，这种社会网络的过渡性嵌入容易使创业企业身陷“盘丝洞”，产生认知上的偏差，比如创业决策中的过度自信、太过依赖于数据上的概率判断产生控制错觉以及创业决策缺乏系统性，只重视局部而忽略整体的行为约束现象。与成熟的企业相比，新创企业一般都会遇到“新进入缺陷”问题。这种缺陷不但包括围绕企业内部过程的“新进入内部缺陷”，还存在围绕企业外部环境的“新进入外部缺陷”(朱振坤、金占明，2009)。不难理解，新创企业的组织形式、内部运作模式以及企业与外界的联系等都还没有有效地形成，或者尚未经历市场的考验，这就必然会出现在成熟企业中不易出现的问题、支付在成熟企业不必支付的成本，甚至失败。而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本、适度地嵌入社会网络并规避创业认知偏差的出现成为新创企业必须思考的问题。
第二，组织的创业认知偏差在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过度与创业资源获取之间产生中介抑制作用。根据本文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可知，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过度(包括过度信任、非理性承诺和关系过度紧密)并不能直接抑制组织的资源获取过程(通过比较多个结构方程路径模型的路径系数显著性可知)，而组织创业认知偏差扮演了中介关系作用角色。由于组织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过度导致了组织创业决策中的过度自信、产生控制错觉并伴随行为约束，从而抑制了组织的创业资源合作、资源转移和资源交换过程。Justin Tan(1993)研究了中国转型经济下创业环境特性、战略导向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强调组织内部的资源和资源整合能力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正向的影响(Barney，1991)。Aldrich和Zimmer(2006)认为组织生存不但依赖于战略层面的选择或环境自身，更重要的取决于创业组织自身努力与环境力量之间的匹配关系，而这种匹配关系是不可模仿的资源。可见，对新创企业走出创业困境的重要举措就是避免组织认知偏差对新创企业资源获取过程带来的影响，本研究是这一结论的重要证据。
第三，本研究通过量表设计和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关系嵌入过度—认知偏差—资源获取”概念模型，理论检验还需要回归管理学现实，这里我们列举两个管理学案例对研究结论做进一步说明。在中国企业的创业实践中，企业在与外部组织保持适度嵌入关系、理性决策并获取创业资源过程往往不尽如人意，两个经典的对比案例(一个合作成功、另一个合作失败)是：(1)在小天鹅与西门子的创业合作中，西门子成功获得了渠道知识跻身家电行业前“三甲”，而小天鹅却沦为“ST”企业，但是小天鹅获得了合作经验并为后续创业合作行为奠定了基础。在“非典”时期，小天鹅对合作者进行认真评估并建立合理的自我保护机制、重视知识学习，适度的保持与合作者(GE公司)的合作关系，成功开发军用洗衣机，从而获得创业资源并实现后续成功。(2)1994年，国家为引进外资，由轻工业部牵头引进两家饮料公司(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与中国签订《长期共同发展计划备忘录》，表示他们会用资金和技术帮助我国发展民族饮料品牌。但是，我国的天府可乐公司没有任何创业学习经验，与百事可乐进行技术合作，天府可乐没有能与合作者保持适度的社会嵌入关系、过度信任对方并没有实施自我保护措施，在决策出现认知偏差后，导致自己丢失了可乐核心配方(内含中草药成分的可乐配方)知识产权(创业核心资源)，进而从行业中消失。从企业实践的案例中可以发现，本文的研究将为中国企业创业过程中的社会网络嵌入、理性决策和获得优质创业资源方面提供理论、方法和对策指导，理论验证回归管理实践可能更生动和具有实际意义。
(二)实践意义
本研究可以对管理实践产生如下的几个启示：
第一，在有限理性背景下，新创企业需要适度调节社会网络嵌入关系，从而避免组织创业认知偏差。支持性的创业社会网络不仅给企业提供各种资源和信息，而且也给企业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及支撑。实践中，新创企业通过与银行、政府机构、中介组织和其他科研院所等建立密切联系，有利于企业保持战略柔性，适应环境的动态变化，从而提升企业能力。较强的外部支持可以增加新创企业的可支配资源，从而有利于企业应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Wu L.Y.，2006)。然而，身处新创企业的决策者对自身所在环境位势、社会关系和创业资源的认知存在局限性，在资源获取和创业决策过程中不能做到完全理性，有限理性背景下的决策对新创企业的创业绩效产生影响。保持适度的社会网络关系嵌入，可以获得高质量的社会资本，从而避免或者减少组织认知偏差，这样可以提升组织资源获取过程质量。
第二，新创企业在嵌入社会网络并获取创业资源过程中的“适度性”需要辨析。任何组织都不是一个绝对的独立实体，组织在社会生活中与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实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新创组织在获取创业资源时需要适度地嵌入社会网络，根据本文的研究过程，这里对所谓“适度”性嵌入进行简单讨论：如新创企业在与其他组织建立社会关系时需要进行认真评估、斟酌并且不能把创业绩效获取过程完全寄托在其他外部社会资源基础上，合作时需要相信合作方，但是不能过度信任、不能在没有进行认真评价和没有任何合作经验基础上过度信任合作方，保持理性决策是合作信任的基础；其次，在与对方合作过程中，关键的决策点需要保持理性，在企业资源优势和组织能力保证下，合理地进行合作承诺，对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决策和合作关系，对企业来说可能会丧失合作伙伴抑或面临更大的决策承诺损失；最后，与合作方尽量保持适当的互动次数和频率，不能所有的决策都依赖于对方，培养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才是获取创业成功的关键，毕竟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盟不是单纯的合作关系，更多表现为“竞合”状态。
第三，新创企业需要把主要精力聚焦于优质社会关系并建立创业信息资源的辨识、加工与整合系统，从而提升资源获取质量。实践过程中，尽管新创企业实践者都明白建立和嵌入社会网络关系的重要性。但是，企业在其社会网络中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充当有效的信息桥梁，即不仅要准确传递信息，还需要完成对各种具备不同属性(介质)个体所传递信息的辨识、加工与整合过程，这个过程的准确性和高质量完成是很多新创企业难以把握的。社会网络中的信息量与社会个体的属性和规模成正比。通常情况下，作为信息枢纽的新创企业处理同质信息较为容易，但对于异质信息的处理则受到企业自身能力的束缚。因此，对于不同的资源需求，企业需要借助不同的锁定手段，将主要精力投入某些关键性网络关系的培养(谢科范、彭华涛，2006)，从而走出创业困境。
第四，新创企业应该更加关注影响创业绩效的抑制性因素，从而走出创业困境。最早研究“创业困境”的是学者Stinchcombe(1965)提出了所谓“新进入缺陷”理论，但是后来学术界对创业困境的研究关注度有限。对创业绩效影响因素研究，学者们和新创企业更加重视组织的创业导向、创新文化、新的机会识别和利用机制的研究，而忽视组织的认知偏差问题。本研究提示新创企业开始重视影响创业绩效的抑制性要素，如过度信任、非理性承诺、关系过度紧密、过度自信、控制错觉和行为约束等重要抑制性变量的影响，提高创业资源获取质量并提升创业绩效。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由于数据收集的操作性困难，本文研究的局限性主要是截面数据(sectional data)和同源性方差带来的影响。虽然Harman单因子检验以及潜变量的区分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和信度检验说明本研究的测量质量很好，并且有研究可以证明同源性方差并不足以使研究的结论变得无效(Doty & Glick，1998)，但是未来的研究可以进行追踪调查，收集纵向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假设检验(比如社会网络关系嵌入程度在企业各个阶段的变化等)，拓展研究的有效性。另外，未来在理论模型中可以加入创业绩效，讨论“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过度—认知偏差—资源获取—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也许会有新的学术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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