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成就感、抓质促配--在全国价格报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_物价水平论文

谈成就感、抓质促配--在全国价格报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_物价水平论文

讲修养 抓质量 促发行——在全国价格报刊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作会议上论文,修养论文,报刊论文,质量论文,在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1997年4月15~18日,全国价格报刊工作会议在江西赣州市召开,中国价格学会副会长、本刊主编胡邦定同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个发言不仅对搞好价格报刊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对提高物价干部修养也有可借鉴之处。因此,本刊特予全文刊发,供读者参考。

作为物价战线的一员,特别是做了几十年报纸和刊物工作,我对全国价格报刊是很关心的,经常读各地寄给我的价格报刊。这次来江西前,又集中把中国价格学会收到的一些刊物翻了翻。总的感觉是物价宣传战线的工作很出色,可以说是惨淡经营,各有特色。特别是在近几年物价机构和队伍都不很稳定的情况下,价格报刊工作者忍辱负重,励精图治,是很不容易的。这次会议主要是交流经验,特别是希望听听《价格月刊》的经验。至于我自己,想按我的思路谈三点意见,叫做讲修养、抓质量、促发行。

第一,讲修养。这里说的修养,主要是讲一个报刊工作者的职业修养。先说一个小故事,我原来在北京大公报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军宣队硬打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把这个报社定为“危险单位”。虽然“文革”后期把冤假错案都否定了,但两百多工作人员,仍然被分到五十多个单位,特别是知识分子,一般是一个人、最多两个人一个单位。因为怕你聚在一起搞“反革命”,所以分配的行业五花八门。“文革”后,姚依林同志任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决定办财贸战线报,后来改为中国财贸报,最后改组为经济日报,召回一些原大公报的干部。奇怪的是,分在五十多个单位的人,陆陆续续都回到财贸战线报来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我想,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干了某一行,钻进去,熟悉它了,往往就离不开它了。大公报的人折腾到几十个行业,最后大都还回去干报纸,就说明了这一点。从这里引申出去,我认为,选择职业,对一个人一生的定位是很重要的。决定干了就不要犹疑,千万不要三心二意,以免最后一事无成。要决心干,就要尽可能把它干好,就要讲修养。现在做人难,需要学的东西太多,有人说“三必会:外语、电脑、开汽车”,我想,限于条件,开汽车慢一点还不要紧,外语、电脑非抓紧不可。这都是工具,而不是学问,但掌握工具才有利于提高学问。要说编辑的学问,是综合性的,要有基础理论、专业知识,还要有文字表达能力,等等。在这里我不想全面谈如何提高修养,这个问题太深,太广,我也说不好。我只想强调,第一是立志,或曰定向,选准了就不动摇;第二是爱自己的专业,只有爱它,才肯废寝忘食去追求它。爱因斯坦说,“热爱是最好的教师”,这是很有道理的。当前存在一个矛盾,是价格报刊都依托物价局,物价局机关是执行公务员系列的,干部可以由科员到主任科员、处长、局长……这样一级一级升上去,即所谓有前途。而当编辑似乎不如当官。我认为有这种想法很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长期受官本位的影响。再举个小例子,50年代,人民日报记者、著名诗人、作家袁水拍到杭州采访,省委听说他来了,想找他,查遍杭州的大宾馆,都没有;再查中等招待所、宾馆也没有;最后在一个小小招待所找到了。原来省委接待处看他是个记者,不是司长、局长,更不是部长,所以就安排到小招待所去了。其实住什么级别的宾馆,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只要我们免去世俗观念,住什么招待所有什么关系呢?作为编辑记者,只愁才不称职,不愁大材小用。当一个有修养的、称职的编辑、记者,比一个水平一般,并无建树的部长、局长,不是高明得多吗?问题在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我们讲修养,包括职业修养、道德修养、文化修养……等等,应该说是没有止境的追求。而这是一个报刊工作者立身之本。千万不要自卑,更不要自满,要锲而不舍地追求。我们处在一个花花世界,引诱我们的、干扰我们的声色犬马之类的事太多了,对提高生活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如果为这些事分心太多,或者羡慕不已,就没有精力谈提高职业修养了。因此,要定下心来,下点功夫去学、去问、去求。现在社会上存在着物欲横流的现象,这是向市场经济过渡初期所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党风总会越来越好,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总会越来越高,市场总会越来越规范化,社会秩序总会越来越法制化。我就不信那些巧取豪夺或贪污受贿而发家致富的人能永享荣华富贵!一个人的高低,最终还是决定于他的素质、水平、修养,那是大水冲不走,大火烧不化的,比银行存款保险得多,是值得追求的。而蝇营狗苟得来的名和利,不过是过眼烟云,或者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作为报刊工作者,无论是编辑、记者还是主任、总编,我想都应该注意文字修养,因为报刊是靠文字表达的。而文字修养的提高,又离不开多读、多写。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人说话、写文章,如果没有文彩,干干巴巴,全是官话、套话、字儿话,那有谁愿意听、愿意看呢?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也是千真万确的。所以要多读、多写,还要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通讯、特写、评论、杂文都练练,这样逐渐就能应付自如,游刃有余。这件事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关键在决心。从日记写起,熟能生巧。老不写,那就会“提笔千钧”,重得动不了笔。我想什么事都有规律,我的同学马识途,80多岁了,自己用电脑打字,一年出一本书。他还不算是最多产的作家,还有每天能写一两千、两三千字,一年上百万字的。我也想过写点小说,把我七十多年的生活写写,可就是写不出,不会写,因为从来没有这种训练,不掌握写小说的规律。大家既然干报刊这一行,就要逐步掌握写报刊文章的规律,加强这方面的训练。我希望我们物价系统的报刊工作者,既能掌握物价业务,又能成为写文章的行家里手。不管最终的成就多高,总要往这个方向努力。因为干了这一行,不能不这么往前奔!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谈谈抓质量。我说价格报刊的总体质量是好的,当然不是说已经达到顶峰。我觉得,作为物价部门办的带有专业性的报刊,应该是理论性、专业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统一的。综观各个价格报刊,带普遍性的一个问题是理论宣传比较弱,或者说宣传的理论色彩不够。理论本来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或者说是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我们说文章有理论色彩,是指它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或规律,也就是俗话说的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样就有深度,有理论概括力。江西省物价局李林茂局长昨天告诉我,他坚持突出理论宣传。我希望江西能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带个好头,大家也向这个方向急起直追。

讲理论,当然是经济理论。这两年经济理论,特别是价格理论的研究这两年似乎不太景气,文章也越来越少。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叫《经济学理论与屠龙术》,屠龙一词是从《庄子》来的,说的是一个人花了千金学了三年的技术,学成了却又无所用之。后来就把技高而不切实用叫做屠龙术。这篇文章说西方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可以入阁当部长,或下海当公司董事、经理发财,或在学校著书立说,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发生影响作用,而我们有些经济理论家在指导实践方面往往不大灵光。这和几十年苏联经济学教育的束缚有关。多少年来,我们有些经济学家只是解释马列著作,并有许多条条框框。改革开放以后又往往只用马列来解释社会经济生活,自己却并没有参与或很少实际接触经济活动,因而少有创见。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 J.M.)的国家干预、充分就业理论,影响甚至支配西方经济几十年,从第一次大战到二战以后都有影响。我们至今似乎还少有这么大影响的经济学家。原因很复杂,说到底,还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我们价格报刊不是纯理论探讨的杂志,必须力求理论与实践结合。我们搞理论宣传,最好请业务部门有理论水平的人写,或学术部门注意联系实际、常做调查研究的人写。这种人好不好找?当然不是很好找。这也是我们常苦于约稿难的原因。但作为方向,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这是涉及报刊质量的问题。真正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多了,报刊的品位自然就高了。

说到业务性,这是我们占篇幅最多的一类文章,是我们宣传的主体。总的说是做得好的,但也不是尽善尽美,就事论事的文章还不少。有些业务指导文章没有说深说透,比如药品价格管理问题,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它的开发成本很高,据说西方开发一种新药要花一两亿、三四亿美元,甚至更多的钱。但推广以后,它的生产成本却比较低,往往百分之几百的利润。这就使一些外资、合资办的药厂可以多用广告、高额回扣、请客送礼乃至请你到国外参观等方式来推销它们的产品,国产药品就受到很大冲击。要揭示、解决这些问题,才有利于药价管理。当然这些问题,不是我们报刊所能解决的。但从宣传角度尽可能使业务、政策文章更丰满一些,说理更透辟一些,是可以做到的。包括一些头头脑脑的文章,如果编辑提出很合理的意见,建议他修改,或替他改得更好一些,他是会接受的。大概是1986年,由国务院物价小组倡议,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价格改革,由薛暮桥同志的文章打头,后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了个小册子。这当中有些文章,就经过编辑作了较大的改动。这样做是对领导的尊重与爱护,而绝不是相反,更不是轻率的行为。

要提高宣传效果,业务文章要有理论色彩,更要有指导性,可操作性,当然最好也能有知识性,在不知不觉中传播知识。这是就一篇文章说的,就一期报刊来说,在整个一期杂志或报纸也应体现知识性,每期都配发一些知识性的文章。最近在《江淮价格》(1997年第2期)上看到《公务员的新时尚:再造“第二脑”》一文,还有《香港的社会文化生活拾零》,都是很好的知识性文章,很切时。我认为点子好,文章也好。许多价格报刊都有文摘性的栏目,比如“刊中报”、“编辑部吹风”等等,这也是把业务性与知识性结合起来的好办法。

报刊犯知识性错误的危害很大。一家晚报的一篇文章说“八国联军烧了圆明园”,这是笑话。怎么能把1860年被英法联军干的事,说成1900年八国联军干的呢?我打电话给他们,编辑部说是要更正,但最终也没有更正。大概是要面子,不愿认错,这岂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知识性的错误必须更正,否则谬种流传,误人子弟。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新知识越来越多,令人目不暇接。股市的许多名词多数人就不懂。还有银行“按揭”的办法,在谈房地产的文章里常用到,实际上就是抵押贷款。西方是用这种办法向银行贷款买房,然后分期付款,付不起款就收回房屋。对这些新名词,我们的报刊上作些名词解释,或写成知识性小文章,是会受读者欢迎的。

至于趣味性,不少报刊都注意到了,栏目也不少,如“万花筒”、“谐趣园”、“大世界”、“茶余饭后”等等。比较起来,我们《价格理论与实践》似乎太严肃了一些。“物价掌故”这个栏目,可能有人感兴趣,有人也不大感兴趣。但经营这个栏目还很不易。因为知道一些事的人或者老了,或者不愿写,写得有兴味更不容易。我认为,考虑到物价报刊发行的对象主要在物价系统,包括基层物价部门,这些单位读到的报刊不多,在价格报刊上适当配发些有趣味的、知识性的小文章,以增加读者的情趣,还是很有意义的。但不能喧宾夺主。我看采用组稿或“文摘”的办法,刊物每期有一点,报纸每期或隔几期有一点也很好。做到这些并不省事,要看很多材料。但为了读者,不妨费点力气。如果能请社会上的人帮忙,比如学校老师,或对这些事有兴趣的人,限定篇幅,给予报酬,也是一种办法。

以上说了一大篇,中心思想还是理论、业务、知识和趣味的统一,一篇文章里的统一,整个一期报刊的统一。我认为提高报刊质量,在这几方面下苦功夫是必要的。这是我说的第二点。

第三,谈谈促发行。这个题目我本没有发言权。因为《价格理论与实践》办了十几年,发行的成绩不佳,1993年物价机构大变动以后,发行也受到不小冲击。现在虽有所好转,仍远远不如人意。这同整个严肃刊物都不大景气的大气候有关,更主要的还是自身努力不够。从道理上讲,扩大发行最根本的途径是办好报刊,提高质量,提高对读者的吸引力,这当然是对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酒好不怕巷子深”的老话也要打个问号。山东临朐的“秦池曲酒”,花了3.2亿元争得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的播放权,销量立刻大增。我们不可能这样做广告,如今价格报刊在大报上登广告的也绝少,主要靠我们做细致的组织工作。这一点省报省刊比我们条件好些,因为同本省物价系统有血肉相连的关系。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党委都在限制利用行政手段推广发行行业性的报刊。这件事我赞成,报刊滥竽充数、泛滥成灾也不得了。有些单位歪风邪气太甚,强迫摊派不算,甚至只收钱而根本不给报纸,简直是骗子、强盗。这样的事,我们当然不能干。但是不是无所作为、无事可干了呢?也不是。在办好报刊、提高质量的前提下,多做工作,比如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自己的报刊,自办发行,或委托代办发行给一定的劳务费,加强和作者、通讯员联系,请求推广发行我们的报刊等等,黑龙江价格信息报抓住省内几大产品的优势,加强与销地的联系,也是一个好办法。还有把本刊、本报刊登的好文章主动向党报或影响大的报刊推荐,建议转载,以扩大影响等等,也可以试行。发行是报刊的生命线。我们辛辛苦苦编出来,印出来,是为了给人看。有人看,有人订,我们尽心竭力办出来的这个报刊的价值才能实现,否则就是白干,那多可惜!所以我提出促发行这个意见,请大家多多出主意。

总之,第一提高我们自己的修养,第二提高我们的报刊质量,第三提高我们报刊的发行额,这就是我的全部思想,都是老生常谈,卑之无甚高论。但我的心是真诚的,真诚地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大家都能有所收获,有所改进,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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