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需要理论视域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侯 耀 文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人的需要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唯心主义哲学家以需要解读历史不同，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以历史解读需要，因而是科学的需要观和方法论。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为深入解读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围绕人民的需要，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内在地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即需要资料的供需矛盾和分配矛盾。因此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问题，一方面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调节生产关系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关键词： 马克思需要理论；需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是深入理解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锁钥。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视角解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深入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理论依据和科学制定相应的应对之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核心内容
在马克思的诸多著作里，“需要”是较为常见的哲学范畴。尤其在《巴黎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中，“需要”在论及历史唯物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铺衬作用。
1.马克思需要概念的本质辨析
作为实践人学的直接来源，黑格尔的理性人学和费尔巴哈的感性人学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需要的现实问题。在马克思之前，一些哲学家习惯于脱离现实抽象地谈需要，虽然他们也把需要理解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由于忽略需要的客观性，仅仅从主观上谈论需要，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以需要解释历史而不是以历史解释需要的需要观。而马克思的需要观揭示了人的需要的客观性、具体性、历史性和实践性，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观。
其一，需要是人的本性，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并不拒斥人的需要由人的本性所决定。在马克思的新人学里，他向来不排斥人的需要，相反他认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 ]286。马克思还把人的需要视为人的本质特点的确证。如他所指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 1]514在他看来，人除了是自然存在物，还是有人之属性、有客观需要的生命存在物。马克思把人的自然需要视作“人的一般本性”。这种一般本性作为一种原初欲望，是所有人的共同需求，作用在人本身，迫使人通过实践活动去外部环境索取并获得满足。这正说明了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2]209马克思还指出，人的社会需要也是本质的确证， “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2]162。因此，人的一般需要正是其生命本质的确证。除此之外，在他后期的著作里，例如在《资本论》里，他依然认为需要构成了人的本性。如他所说：“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往、分工)，所以，他们必然需要发生相互关系。”[1]514由此看来，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一般本性就是人作为一个类表现出来的与其他任何动物有所不同的内在规定性。需要指出的是，人的需要与人的想要也不相同，人的需要具有客观规律性。人的需要是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制约的。换句话说，人需要什么对象和不需要什么对象，以及需要多少数量和需要多高的质量等，都不是人能任性所求的。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需要是受到人自身、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的。
出血和输血情况 观察组术中出血量为 （334．1±224．4） mL， 对照组为 （291．5 ± 125．5） mL， 组间无显著差异 （P＞0．05）。观察组术后出血量为（188．5 ± 21．2） mL， 高于对照组 [（135．4 ± 21．9）mL，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手术时间分别为（200．1 ± 28．8） min 和 （199．8 ± 26．9） min， 组间无显著差异 （P＞0．05）。两组患者术中、术后均未达到输血标准，未予输血治疗。
马克思需要理论之需要的层次性。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人的需要的范围和层次会随着人们的实践史而不断深化。如他所说：“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8]198从现实的人的本质和需要来说，人的本质是随着满足需要的实践活动不断生成和表达的。在人的满足需要的实践活动中，“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2]223。在需要的自然属性上，人“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2]209，他们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的需要，体现了他们的生命满足的匮乏。因此，他把人的生命机能需要看作是人的“一般性需要”。在这一点上，恩格斯也有过同样论述，“而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一些”[9]。在需要的社会属性上，人的社会性需要本质上还是变化了的本性的需要，是生成后的人的本性的表达。并且人不能永远停留于身体性的需要，“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8]268。
马克思需要理论之需要的人民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需要是有区别的、不平等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需要是被资本逻辑矮化的需要，这种高度异化的需要体现在工人的“实际需要”被人为地降低或者剥夺了。“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2]189马克思认为，工人的需要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体现出截然不同的二元性：工人的需要既有真实性的一面，也有虚假性的一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滥用了劳动力，强迫工人做出需要的让步和牺牲。因此工人的需要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一样，是随着被资本所支配而被扭曲和异化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度剖析，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劳动工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就必须向资本家让渡自己的劳动力，让资本家无情地压榨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很显然，在这种异化的生产方式下，工人们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工人们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说明他们被资本家剥削的程度越深。如马克思所言，有的甚至“失去了动物的需要”，“机器、劳动的简单化，被利用来把正在成长的人、完全没有发育成熟的人——儿童——变成工人……”。[2]225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工人若要实现异化的需要的复归，就必须打破阶级剥削，扭转被压迫被奴役的存在状态，完成自己的自由解放。
思路2：如果学生能够通过边的关系或者角的关系分析出△ABC为直角三角形，求解第(Ⅱ)问则可以采用解直角三角形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运算量；
2.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层级结构
人的需要是一个庞杂的需要系统，内在地具有层级和结构。人的需要的层级是指根据需要的地位不同或重要性不同，可以把需要分为等级不同的需要的层级结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从心理学角度把需要分为5个层级，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不同，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从历史唯物论的人学角度把人的需要分为3个层级，它们分别为“生存性需要”、“享受性需要”和“发展性需要”。
马克思把人的“生存性需要”放在了需要的第一层级。马克思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23马克思把人的生存需要又称作自然需要、肉体需要和生理需要。马克思认为，人的“生存性需要”是“使我的身体得以充实并使本质得以表现所不可缺少的”[2]209。在马克思看来：“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3]54。”由此看来，人要满足的生存需要并不是“终极目的”，在“生存性需要”满足之后，人还有更进一步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与求生的需要不同，享受需要是一种“更讲究的”的需要，它内在地包含着生存需要。享受需要既有物质享受，还有精神享受。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享受需要的具体内容也会越来越丰富。人的“发展性需要”是超越了动物机能的需要，是一种“高级需要”。在这个需要层级上，人实现了由动物属性走向社会属性的跨越。对于人的“发展性需要”，马克思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人的本质也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人本身的素质以及人自身对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2]194。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让人“如何生存好”的理论，更是关心人“如何发展好”的学说。
3.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理论特征
其三，需要是在社会历史实践中不断满足和拓展的。需要的实现和满足密切依赖于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人的需要的广泛性和无限性当成人和动物的区别，把人的本质放在社会关系中去理解，把人的需要放进历史中去把握，实质上是把“人的本质的生成史”和“人的需要的满足史”合二为一。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不仅人的本质随着社会关系的不断生成而日益丰富，而且人的需要的多样性也在不断扩充，人的需要的层次性也在日渐提升。在马克思看来，动物的需要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活动，而人的需要则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具有与自然本性不同的社会性。人的需要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并由社会实践来满足的。所以，人比动物的优越之处就在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改造实现满足的条件，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现实的条件，创造出自在世界没有的物质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如马克思所说：“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在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固有的尽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56按照马克思的论述，人的需要是被人类社会的实践水平决定的。无论是人的自然需要还是社会需要，都无法摆脱人类社会实践的制约。人的需要的满足，人的本质的生成和表达，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一起，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了统一。
马克思需要理论之需要的历史性。在唯物史观看来，需要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历史而不断满足的，社会生产的历史也就是人的需要不断被满足的历史。随着社会生产实践的不断深入，人的需要的层次和广度也在不断地拓展。如他所说，这是一种“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即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5]。人的需要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的需要的对象和内容是不同的，离开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泛泛而谈需要的满足，是纯粹抽象的、不现实的需要。“需要的形成是由于在人类社会中生产需要的对象，而因此也就生产需要本身”，“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去衡量的”[2]729。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和社会生产提供给人们的需要对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要取决于需要的主体所处的具体历史阶段。比如当人类进入社会化大生产阶段时，不仅人的需要历史地发生变化，而且需要的对象也历史地丰富和多样化起来。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资本逻辑通过驱动生产逻辑实现自我增殖。资本家们通过不遗余力地开发新的需要对象来激起人们的需要欲望。如马克思所说：“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6]“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最下流的意念，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的服务付报酬。”[7]由此看来，人的需要逻辑和社会的生产逻辑一样，都是在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的。
其二，需要不是抽象的，应是具体的。在马克思的实践人学之前，黑格尔理性人学和费尔巴哈感性人学对人的需要也有过专门论述。但他们都是在抽象上论述了需要，都没有解决人的需要的具体问题。黑格尔的理性人学是从抽象上泛泛而论人的需要，不是对象性地谈论具体需要，因此仅仅是发展了需要的“能动”方面。费尔巴哈的感性人学虽然实现了黑格尔人学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翻转，但他只是从客体的直观对象去理解，从而陷入了感性直观的机械唯物主义人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唯心主义人学“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3]，不懂得把人的需要的满足放进现实的实践中去理解。另一方面， 旧唯物主义感性人学则只会把人的需要仅仅归于人的自然本能需要，而不懂得将人的需要和社会历史发展相结合。与德国古典人学不同，马克思的实践人学把“现实的人”作为逻辑出发点，尤为关注“现实的人”的需要及其产生。马克思指出：“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化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4]153马克思坚持把人的需要结合唯物史观，放在“现实的人”的实践中去理解，不仅扩展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论域，也为历史唯物主义找到了又一理论支点。
其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了马克思需要理论之需要的人民性。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衡量一切工作是非标准的“三个有利于”论断，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无不把人民放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这与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逻辑”不同，我们的社会发展时刻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民需要的“满足感”和“获得感”的不断提升来看，我国社会发展突显的是实实在在的“人的逻辑”，这正体现了马克思需要理论的人民性。
马克思需要理论之需要的多样性。关于需要的多样性，马克思认为有需要对象的多样性，如“对资本的需要”“对权利的需要”“对自由的需要”“对文化的需要”等；需要样式的多样性，如“本能需要”“粗陋需要”“文明需要”“现实需要” “短暂需要”“长远需要”等；有需要目的的多样性，如“自然需要”“社会需要”“交往的需要”“利己的需要” “生存需要”“正常需要”“劳动需要”“生活需要” “生产需要”“消费需要”“审美需要”；有需要主体的多样性，如“阶级需要”“个人需要”“普遍需要”等。人的需要多样性的充实与满足，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取决于所属时代的生产力状况和生活水平条件。人们在某个历史时期的需要，都是需要多样性被丰富的一个短暂片段，既是人的本质的发展史，也是人的需要的发生史。在马克思的需要理论里，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层次性是统一的。随着人的需要的层次提升，人的需要的多样性随之丰富。比如就第一层次的自然需要和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而言，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有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而且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和文化需要。如果人的自然需要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属于生命基本机能的满足，那么精神需要和文化需要就是能够体现人的独特本质的需要。如他所说：人因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所以“饥饿是自然的需要”[2]209，“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23。人的温饱需要是一切需要的基本前提，人的温饱需要解决了，更高层次的需要的多样性也就随之而来了。再就“本能需要”和“权利需要”而论，从“本能需要”到“权利需要”是需要多样性发展的必然逻辑。如他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所说，贫民阶级“这个阶级不仅本能地要求满足生活的需要，而且也感到需要满足自己权利的要求”[10]。贫民阶级捡柴做饭是为了满足温饱的需要，也是为了他们的“本能需要”。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贫民阶级除此之外，还有“满足自己权利的要求”。由“本能需要”到“权利需要”，实现需要层次的进一步深化，是贫民的人的本质逐渐丰富的必然逻辑。
二、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的当代表达
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认为，若要实现人的需要，必须将人的需要放进历史的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去考察，将需要现实化与具体化。只在头脑中讲抽象需要，并不能解决现实的具体需要问题，那只能是“只开需要之花，不结需要之果”。对于这种需要，要么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们在书斋里建构的抽象的虚假性需要，要么是带着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需要。马克思需要理论不仅对应于自由主义的各种“需求正义理论”的意识形态挑战具有很强的理论针对性，而且对我国社会矛盾发展变化依然具有十分深刻的解释力。
其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了马克思需要理论之需要的多样性。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人们“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1]，正是体现了对我国人民需要多样性的正确把握。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来看，人的需要的范围和广度是随着人们历史的实践活动而不断丰富的。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民对吃得饱、穿得暖的简单需要，到现如今不仅对吃得好、住得舒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人们对各种幸福指数、获得感，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不断增强。这表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人民的需要多样性也在日益丰富。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需要也如同产品和各种劳动技能一样，是生产出来的”[5]。
由上述来看，习近平同志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蕴涵。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考察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分析人民需要的阶段性特征，应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具有很强的理论说服力和文本阐释力。
2.1 各组患者临床特征比较 A组、B组、C组和D组视乳头水肿、孤立性颅内高压综合征患者的比例呈升高的趋势，发生颅内病灶患者的比较呈下降的趋势，4组视乳头水肿、孤立性颅内高压综合征患者的比例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实验研究比较了超滤耦合径向流色谱法与单一色谱法方法及Sevag法脱除蛋白质的效果，分别从蛋白质脱除率及多糖回收率两方面综合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
其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了马克思需要理论之需要的历史性。就我国社会而言，人民的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人民的需要总体上还只停留在追求温饱的需要上。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满足，进而向文化需要、精神需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入新时代后，中国总体上处在了一个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1]。事实上，这本身就很好地印证了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历史性的论述。
其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了马克思需要理论之需要的层次性。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历史来看，我国人民的需要从简单的“温饱生活需要”到“小康生活需要”，再从“全面小康生活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说明我国人民的需要层次在不断随着生产实践的深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提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我国社会一穷二白的大环境下，人们只能顾及“生存性需要”，对更高层级的“发展性需要”的要求还比较低。从改革开放之初到新时代之前这段历史时期，人民逐渐满足了小康生活需要，因此又对新的美好生活提出了现实诉求。这说明随着我国社会生产能力的发展，人民对需要对象的层次要求也在逐步深化。
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任何一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都不是偶然的，它的每一次变化都有着现实的实践基础和时代依据。1956年9月，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的背景下，党的八大分析了我国社会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并指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的提出明确了我国社会的阶段性任务，即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再次做了调整，指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以上几次主要矛盾的转化来看，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调整始终是围绕着人民的需要展开的。
对这次调整的重要依据，习近平同志在党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1]这一转变依据，深刻体现了马克思需要理论之人民性、历史性、层次性和多样性的理论特质。
三、马克思需要理论的实践启示
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深刻地揭示了需要满足的规律和需要资料的分配规律，这对新时代下我国应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依然有着积极的实践启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体现为需要资料的生产矛盾，即需要—满足的供求的矛盾。这说明，我国还必须不断发展生产力，大规模生产工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和日益丰富的需要资料。另一方面，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体现为需要资料的分配，即需要资料—公平分配的矛盾。这说明新时代下我国的社会生产能力虽然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很多地方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分配不公平、不协调等因素，这些制约因素反过来向生产关系的变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即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解决分配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实质上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演化而来的。所以，针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视角着手，依然是最根本的应对策略。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从生产力极度落后的贫穷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经济体都无法比肩的。毫无疑问，我国经济发展落后的矛盾已经得到初步的解决，但是随之而来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11]一方面，这说明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虽然总体上得到很大提高，但是很明显还存在一些问题，只是这些问题被更加突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给掩盖了。另一方面，这说明在满足人民的需要的多重路径中，从历史唯物论出发分析人民的需要问题，紧紧依靠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迄今为止仍然是最有效的应对方法。1877年恩格斯曾指出，未来社会应“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12]。很显然，就目前来看，我国社会的生产能力离这样的发达阶段还相去甚远。马克思需要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有业已满足和有待满足的需要之分。在对待尚未满足的需要时，首要的就是要通过扩大生产来创造和提供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生产是满足需要的“实际的起点”，是起着支配作用的“核心要素”，通过生产可以从外部环境向人自身提供消费的对象。此外，马克思还从需要与生产的密切关系着手分析，认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满足人的需要紧密相关，人民需要的“满足物”正是由社会生产来提供，而社会生产又决定着“满足物”的提供和分配。并且要“按照个人的需要”来调整生产和再分配，如此才能保证需要的充实和平衡。在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不仅人的生产劳动具有差异性和复杂性，而且人的需要也具有特殊性和平衡性。这就决定了人们的生产并不仅仅是为自己而生产，也为他人所生产。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发展生产能力是解决人的需要的必然途径。这在当下中国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依然具有十分深刻的实践意义。在新时代下，虽然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但是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还没有改变，经济建设依然是兴国之要。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建设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需要的蛋糕”做大做实的基础上，做到“有得分和分得好”。
为此,本文考虑了路由空洞问题,并提出基于时延要求的抑制路由空洞的地理位置路由DG-SHGR(Delay-Guaranteed-based Suppressing Hole Geographic Routing),进而解决上述的两个问题。DG-SHGR路由的主要目的在于预先检测路由空洞,然后再合理地选择路由。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让中国人民告别了“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而且很多人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健全、贫富差距依然较大等矛盾还比较突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体现为“患贫穷”转化为“患不均”。而且很大一部分民众，已经不再满足于“数量满足”，逐渐对“质量享受”提出了更高要求。当然，这与马克思的初衷并不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最终旨归就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马克思曾指出：“在公有制经济条件下，生产是为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2]687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所面临的“人的生存性矛盾”即将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得到解决，但是在克服“人的生存性矛盾”的过程中，“人的发展性矛盾”也日益突出，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因素。如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就说明人们在生存性问题得到解决后，对实现更高层次的需要——“人的发展性需要”有了更高要求。所以从生产关系视角下着手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必须时时围绕人展开，围绕人的需要和自由全面发展展开。在马克思需要理论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史是与人的需要的满足史协同共进的，它们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史。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要使人占有人的“一切属性”，使人的潜能得到释放。如他所言：“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13]在此，马克思把人的需要的广泛性和人的发展的全面性相结合，从而实现了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在历史唯物主义上的统一。在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就是在实践上突出人民的创造主体作用和价值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坚决反对生产的单一决定论。在价值理念上，既要遵循做大做实，还要追求公平分享，“只见物不见人”不是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在人的本质生成上，要保证人的本质的“自由展开”，不被物化。在发展成效的检验上，要保证人民的评判主体作用地位不被僭越。
事实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具有内在统一性。它们既没有理论的内在矛盾，也没有实践上的冲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是强调经济建设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主要强调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出尽可能丰富的需要满足物，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人民为中心，是对“做好蛋糕而分不好蛋糕”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纠偏，这也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它们是有机统一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因此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下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必然选择。
四、结 语
马克思之前的一些哲学家以需要解释历史而不是以历史解释需要，本质上都是非科学的需要观。马克思以唯物史观视角论证了人的需要的历史性与具体性，并且以实践的观点指出人的需要的必要条件，不仅体现出了研究方法论的理论自觉，而且实现了人的需要的理论变革。尤其是他把需要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考察，得出的人的需要是受到人自身、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的理论观点，这对解读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具有很强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针对性，需要学术界和理论界做进一步的文本阐释和理论挖掘。
在对照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再予六子养阴煎治疗，药物组成：女贞子15 g，枸杞子15 g，五味子9 g，沙苑子10 g，栀子5 g，柏子仁12 g，旱莲草15 g，生地黄12 g，山茱萸15 g，牡丹皮15 g，远志20 g，牡蛎25 g，甘草6 g。每日1剂，水煎取汁300 mL，分早晚2次口服。治疗1个月为1个疗程，共1个疗程。
综上所述，体外冲击波联合扶他林乳胶剂可更好地发挥体外冲击波的物理生物学效应和扶他林消炎镇痛的效果，并产生叠加效应，从而显著提高OA患者的膝关节功能，减轻膝关节疼痛症状。但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冲击波的冲击强度、频率以及治疗周期等参数还有待规范，并且本研究观察周期短，其长期疗效及治疗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95.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4.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39.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32.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6.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46.
[1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59.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9.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 ’s Needs Theory
HOU Yaowe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
Abstract ：Human need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theory. Unlike idealist philosophers who interpret history by needs, Marx’s needs theory is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prets needs by history, so it is a scientific view of needs and methodology. Marx’s needs theory provid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the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In terms of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our society at present have an inherent nature of dual contradictions, that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for products and the contradiction of distribution. Therefore, to deal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we should continue to “take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our central task” and constantly develop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we should als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prioritizing people over other elements” and constantly adjust production relations.
Key words ：Marx’s Needs Theory; Needs; New Ag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07X(2019)05-0001-07
DOI： 10.19525/j.issn1008-407x.2019.05.001
收稿日期： 2018-01-02;修回日期： 2018-09-07
基金项目： 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方案”(2017XCB004)
作者简介： 侯耀文(1989-)，男，河南周口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E-mail：hpuhyw@163.com.
标签：马克思需要理论论文; 需要论文; 新时代论文; 社会主要矛盾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