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理想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新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准则的历史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国家论文,原则论文,关系论文,和平共处论文,五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10月底，新中国领导人以波兰、匈牙利事件为契机，向苏联领导人提出，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关系的新方针。苏联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在1956年10月30日发表宣言，表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只能够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中国政府于同年11月1日发表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新中国最初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为了处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并未考虑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适用性问题。①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处理与亚洲国家关系的实践中，发现“反帝反霸”、“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和平发展”等内外诉求将中国与这些国家联合在一起，这就使得新中国作为民族解放和发展运动的重要力量，有了一种不同于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这在当时固然加强了中国同美国对抗的信心，但中国领导人也因为这种认同而在内心深处生发了一种在道义上比苏联更优越的感觉。这种新身份的获得和中国在亚洲取得的外交成绩，增强了中国领导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使他们渴望进一步利用这种身份和经验，来获得更强大的世界地位。②但问题是，中国领导人为什么要将这一原则推广至社会主义阵营？他们是如何利用在亚非地区外交中获得的民族主义认同和政治经验来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如何理解新中国这一对外行为的历史含义和局限？现有对50年代中期新中国对外政策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或侧重于分时期阐述其演变的过程，或着重于探讨其策略思想根源、发展和演变，③对新中国领导人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的缘起和历史过程却鲜有描述和分析。④本文拟通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梳理，观察和分析中国领导人这一对外行为的意图、目标以及历史含义和局限。
超越“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理想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那一代革命领袖们眼中，马列主义是通过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必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必然实现之预言，以及一场暴力夺权革命的胜利证明预言必验且深入人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得俄国人、中国人、南斯拉夫人、越南人、朝鲜人……互相接近，并通过国际主义信仰紧密联合在一起。这是一场在近代欧美帝国主义扩张冲击下，受压迫者站起来联合反抗和摧毁旧世界，致力于全人类新生的伟大革命。人们满怀激情地在国内实现革命，又以同样的热忱向国外传布。⑤共产主义实现革命最高理想的疆域超越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指向一种更加美好的世界蓝图，国际主义意味着对传统政治学意义上所谓归属、身份和义务的超越，意味着组成人类大家庭，实现最终的平等与自由。⑥
怀抱着这样一种国际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者认为应该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群体的联合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为自己的道德原则、责任范围的最高标准。只是，当共产主义者通过政治革命夺取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后，他们面临着新的问题：共产党人建国后如何同时为全世界人民和国内民众求发展、谋幸福？全世界无产阶级群体的平等、自由联合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实现？国际主义能否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协调共存？有没有可能通过一种共同的追求把二者结合起来，在不放弃国际主义理想的前提下，保持国家的独立政治文化，以各异的方式生活？
这些问题，在建国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看来，原本是不应该存在的。在整个革命夺权时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认为民族独立与实现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根本上是不矛盾的，前者是实现后者的第一阶段。国家机器最终是要被打破的，它们的暂时存在是为了保障下一阶段的革命胜利。受到革命观念和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影响，中共领导人按阶级对立关系将世界一分为二，一方面是进步的，代表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人民与民族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就是落后的、代表资产阶级和封建反动势力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⑦基于这样的认识，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中国制定对外战略时，他们对革命胜利后要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建立怎样的国家，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那就是与历史进步力量站在一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中共将未来的中国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革命成功后必然要同其他共产党政权联合在一起。这种联合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考虑到建国可能面临种种困难，中共中央亟须向苏联和其他欧洲共产党学习经验；一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东方革命力量的联合以及东方共产党与其他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会产生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⑧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在此时虽然积极向苏联靠拢，争取尽早获得莫斯科的支持与援助，但同时也显示出对东欧、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建国经验的浓厚兴趣。这一定程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希望不受大国控制、自主选择经验借鉴对象的意愿。而中共领导人对东欧人民民主阵线和其他工作方式的重视，其实也体现了他们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尽管苏共是大党，苏联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其他党和国家走过的道路和积累的经验，应该受到同样的重视。这种对平等的诉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共领导人对未来的信仰与憧憬。在他们看来，不论自身或欧亚各国当时处于怎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后来者还要经历多少的艰难曲折，最后都注定要走向同一光明前途。这不是凭空想象的结局，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正因如此，中国革命以及欧洲革命胜利所产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最终会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⑨按照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相互促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逻辑，中共要向先进力量学习经验，苏联与东欧等国家理应鼎力相助，扶持新生力量。正是出于上述考虑，1947年，解放战争全线展开，毛泽东便一再向莫斯科提出，希望尽早访问苏联、东欧和东南欧。⑩只是，后来事情的发展远比中共设想的要复杂和曲折，各党各国互援互助、东西方联合拓展革命的局势并没有能够出现。
并不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
1947年底至1948年末，随着美苏各自调整欧洲战略，苏东阵营的产生、苏南冲突和南斯拉夫被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开除，短短半年的时间，中共计划考察和学习的东欧、东南欧变成了苏东阵营，世界革命被规范成一种发展道路和一个中心。斯大林设定“一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作为走向无产阶级理想联合的必经阶段，在东西方阵营对抗背景下，他选择将理想和信念暂时搁置，确立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级秩序。尽管斯大林将此称为民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却通过苏联霸权和支配来确立和维持秩序。(11)这样的阵营秩序难以得到坚持国际主义信仰和独立自主精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真心认同和拥护。
苏南冲突之后，苏联以“民族主义”打压苏东阵营内部的独立自主意识，顺带也给毛泽东扣上了“半个铁托”的帽子。但实际上，斯大林应该清楚，苏南冲突中铁托犯的错误不是不够革命，而是过于坚持理想的原则和方针。莫斯科对毛泽东那“半个铁托”的担忧，针对的也是中共革命独立性和对激进路线的倾向性。(12)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共“一边倒”政策的实施，中苏关系也日益紧密，苏联人越来越重视中共和中国的革命经验对东亚的意义。不过，斯大林还是小心地在欧洲与远东之间划了界限：从政治和革命责任上将新中国放在了苏东阵营之外，安排毛泽东多做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作。1949年2月，米高扬密访西柏坡时，明确向中共中央转达了上面两层意思。(13)
关于尽早促成亚洲国家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这本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后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中共中央对此自无疑义。但对苏联人将中国革命的意义仅仅局限在亚洲，并刻意进行欧亚“革命分工”的做法，毛泽东显然是不大赞同的。于是，他在1949年3月上旬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提法较好。而不应该像王明同志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有点划分‘市场’味道……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点普遍性，就不能不超过一定的范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20世纪可比肩于俄国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历史的次序也是如此排列的”。(14)斯大林的分工，在毛泽东看来，正体现了苏联对中国革命重要性认识不够，对中国共产党不平等相待的大国沙文主义。
那么，中共中央领导人此时对苏联不重视中国革命、不能平等待已有如是不满，是否可能会导致中共不倒向苏共，新中国不倒向苏联呢？关于这个问题，相关讨论已经很多。这里仅强调一点，那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中共如何强调独立自主、争取平等，都需要解决建政、建国问题。根据已有研究，当时中共中央将相当多的精力用在了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这其中的关键目的是要通过逐步消除斯大林对中共的疑虑，尽早尽快地获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争取在国际共运中应得的身份与地位。(15)正如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总结发言中所说：关于真理普遍性的问题，“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可能运用到其他国家的经验，自然会有人运用的。”(16)中共领导人主动宣布“一边倒”，迅速追赶苏联的脚步，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到三年，毛泽东就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这些思考和决策的背后是有着强大的国际革命理想和信念做支撑的。(17)这样一来，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一面追求独立自主、反大国主义；一面又沿着苏联道路发展，矢志为世界革命作贡献；这两种特质，体现在今后的政策制定中，很难不相互矛盾。不过，中共最高领导人忙于领导远东革命和内部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改造，与苏东阵营相安无事，为大国沙文主义一事再生情由，就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了。(18)
斯大林去世后，由马林科夫主导，继任者们迅速调整激进的对外政策，推动东西方紧张对抗的局势走向缓和。同时，苏联领导人开始转变思路，实施一系列措施，尝试改变斯大林时期以重工业发展为绝对中心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由苏联倡导，类似的经济政策也开始在东欧各国实施。各地执行该政策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最终，在苏联最高领导团体内部权力斗争的影响下，新经济政策变成马林科夫错误路线，东欧阵营的改革草草收场。尽管如此，短期的政策调整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立愿望和迅速改变现状的渴望，在波兰和匈牙利的政治、社会精英心中埋下了希冀和躁动的种子。(19)
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共处方针，意在缓和与欧美西方国家间关系，相关政策并不适用于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主义及其体制在东欧的合法性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同时，和平共处方针中所体现的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观念，也为苏东阵营一些国家内部早已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提供了思想依托。苏共二十大之后四个月，在波兰西部城市波兹南，发生了工人罢工引发的大规模游行，引起社会情绪持续动荡。在波兰党中央讨论改革措施的过程中，出现意见分歧和派别分化，最后达成妥协，由曾经作为“右倾民族主义分子”被关进监狱的哥穆尔卡出来主持工作。(20)10月，波兰党中央内定哥穆尔卡出任第一书记，为稳定政局奠定了基础。(21)波兹南事件所引发的社会不满情绪，随即波及匈牙利。但与波兰党内情况不同，匈牙利党中央领导人拉科西长期依赖和受控于莫斯科，面对党内外民族主义抗议和政策改革要求，一时无计可施。苏共中央迫不得已在7月决定让拉科西退休，让第二顺位领导人格罗接替了其党内职务。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无法解决党内分歧，党内外自由派属意曾主持过新经济政策改革的纳吉·伊姆雷，冲突和风暴正在酝酿之中。(22)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缓解阵营国家内部紧张局势，但此时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如何加强阵营和共产主义联盟团结的问题上。苏共二十大以来，苏共高层就在商讨如何以苏联为中心，用一种让大家更能接受的方法来扩大党际区域联合。(23)几乎整个6月，赫鲁晓夫都在与铁托谈判，努力争取让他发一个声明，表示南共与苏联共产党在马列主义基础上思想统一，南斯拉夫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虽然苏南最后签了两个声明，但铁托拒绝了关键的提议。这样一来，苏联领导人对南斯拉夫发展模式在东欧地区尤其是在波兰和匈牙利日益上升的影响力，就更为担忧。(24)这种担忧使得苏联领导人更加希望通过政治干预来避免该地区继续发生社会动乱，必要时也准备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解决波匈危机。苏共中央在得知波兰人不请示莫斯科就内定第一书记后反应强烈，决定由赫鲁晓夫立刻飞往华沙，阻止波兰人自行其是，同时集结波兰周边的苏联驻军，随时待命。考虑到此决策关系到阵营和共产主义同盟的内部稳定，苏联领导人将情况简要通告苏东阵营各党和中共。
通过三天紧张的谈判与沟通，赫鲁晓夫了解到，波共进行领导人更换是为了国内政治稳定，不是要脱离苏联领导下的东欧阵营。回到莫斯科，苏共中央主席团即开会讨论是否需对波兰进行军事干涉，根据与波兰党和国家领导人会面的情况，赫鲁晓夫主张放弃武力干涉，以示克制。他的意见虽然得到“大家赞同”，但仍有其他苏共领导人表示了不同看法。主席团最后未就是否武力干涉波兰形成最后决议，决定在23日“召集兄弟党领导人”进行协商。这时，赫鲁晓夫需要从外部寻求有力的帮助，自然将目光投向身处欧洲大陆之外的中国人身上。(25)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关系“新原则”提出的契机
1956年10月21日，中国方面接到苏共中央关于邀请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协商波兰问题的电报。毛泽东在当天晚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经过商讨，中共决策层决定派刘少奇率团访苏。中共中央为代表团确定的基本任务是促成苏波就双边存在的问题沟通协商，达成一致。同时确定了两个行动方针，一方面是要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另一方面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实施这两个方针的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26)要确保能够采用上述方式实现两个行动方针，实际上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波兰“不会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对这个问题，中共领导人应该早已有了答案：波兰人无意破坏波苏同盟关系，也没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想法。而这个信息正是来自于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奥哈布。
中共中央领导人是在一个月前偶然得知波兰共产党在波苏关系上的立场的。1956年9月下旬，波党第一书记奥哈布率团参加中共八大。在他即将回国前，奥哈布告诉中国领导人，在波兰出现了反苏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波兰人要破坏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只是希望在社会主义原则的总体框架内能够自主解决问题。(27)正是基于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表态，中共中央为代表团赴苏制定的两个目标方针和执行方式才变得切实可行。
10月22日，毛泽东再次约见尤金，向其表示：波兰问题其中有反革命分子参加活动，有广大群众参加，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里。(28)从毛泽东向尤金提出两种方案的思路来看，中共领导人此时将波兰不脱离阵营和华约组织作为同盟关系存在的条件，但他最后谈到让步，独立、平等皆可商议，真的可以商议吗？如若可以，苏联与阵营国家谈独立与平等，各自要以什么身份、以什么原则为基础呢？
当时，毛泽东可能还没有完全想清楚这个问题，但对既定的两个行动方针，无论决策者还是执行者都相信可以达到辩证统一。而且，毛泽东在波兰问题处理方式上这么提，看起来也并没有什么不妥。传到赫鲁晓夫那里，他觉得毛泽东的判断与自己是一致的，认为中共的支持对于统一党内意见会有很大帮助。中共代表团抵苏当晚，赫鲁晓夫后来随刘少奇一行人来到宾馆，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对波兰事件处理意见变化的前因后果，并说苏共中央已经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新领导人。(29)不过，赫鲁晓夫强调：苏联对波兰不大好讲话，你们中国好讲话，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对你们好，希望中国同志能够劝劝他们，那样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由于在来之前波兰问题已经内部商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态将给予支持。(30)
在刘少奇与赫鲁晓夫谈话时，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格罗从布达佩斯打来电话，向赫鲁晓夫表示，由于国内局势不稳定，他不能来莫斯科了。其实，当时匈牙利的情况已经相当糟糕了。格罗上任后即去苏联休假两个月，然后又带着领导们去南斯拉夫见铁托，等他23日上午返回，学生团体已经提出了相当激进的政改要求。格罗试图通过游行禁令来控制局面，结果适得其反。就在游行规模逐渐扩大、有向骚乱发展的趋势时，格罗发表广播讲话，将民众游行定性为“敌对势力”企图“颠覆工人阶级政权”和“破坏秩序”，是“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挑衅活动”。群众被激怒了，全然没了秩序，晚上，不知哪里响了枪，然后是伤亡，午夜的戒严与镇压。随后，朱可夫将军一连两通电话，告诉赫鲁晓夫，格罗已经向苏联请求集结匈牙利附近的苏联军队。(31)
这也就是说，刘少奇与赫鲁晓夫同时知道了匈牙利发生动乱和格罗要求苏联军事干涉。赫鲁晓夫离开后马上召集主席团紧急会议，决定出兵，但同时也让纳吉重回领导层。(32)刘少奇则给毛泽东去电，汇报相关情况，可也仅仅知道出了乱子，并不掌握具体状况。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消息不灵；另一方面则是决策层这一段时间将精力都集中在波兰和波苏关系上，并未关注该地区其他国家。(33)波兰十月事件之后，匈牙利也发生危机，不是正说明苏联一贯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是有问题的吗？至于苏联对匈牙利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毛泽东决定暂不表态，静观其变。不过这样一来，苏联管理东欧各国的事情，他更加倾向于放，“苏联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东欧各国的事情，管得越多包袱背得越重，人家离得越远，放开些，反而团结得紧些”。(34)中共中央的意见将由刘少奇在24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传达给苏联领导人。
10月24日上午，苏共中央召开主席团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应邀参加。赫鲁晓夫以介绍匈牙利的情况开场，称苏军已经进入布达佩斯，当地群众欢迎他们的到来，社会秩序已基本恢复。他希望中国领导人理解，出兵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的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至于出兵的决策，那是主席团成员的一致意见，而且苏共中央已派米高扬坐镇布达佩斯。显然，赫鲁晓夫要让中国同志了解，出兵是合情合理的，苏联帮助匈牙利恢复了秩序。在赫鲁晓夫看来，在有关波匈事件的重大决策上，与中共代表团保持沟通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人可以帮自己去做波兰人的工作，在苏联领导人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上，若中共站在自己一边，或能促使意见统一。刘少奇遵照中央的指示，没有就出兵匈牙利问题表态。(35)苏联领导人将主要精力放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内部问题上，这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却是没有抓住重点。
刘少奇在发言中，首先转达了中共中央对波兰事件的意见，同意苏共中央对波兰采取放弃武力干涉的方针。接下来，他花了很长时间来阐释波兰事件的性质，指出莫斯科与华沙之间的分歧，仅仅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理解的不同，而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这时，刘少奇明确地向苏联领导人指出，哥穆尔卡领导下的波兰共产党只是想要自主，并不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从他们仍愿留在阵营就可以明白了。倘若苏联在处理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时，真的动武，岂不铸成大错？因此，在支持苏共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方针之余，刘少奇提出来要深入探讨一下，导致苏联与阵营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关系紧张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在发言的关键部分，刘少奇请苏联同志考虑：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不是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这也是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而到了现在，关系还是搞不好，“波兰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匈牙利也发生这样的事情。”苏联不能因为自己是大国，苏共是大国的党，较老的党，最先取得政权的党，就理所当然地高高在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有一个处理相互关系要依据什么原则的问题。换言之，波匈系列事件产生的根源，按照中共中央的解释，就是因为苏联不能将苏东阵营国家、他国共产党以兄弟待之，没有真正的协商、合作，所以难以协同动作。此时，中共中央显然希望改变现状，根据共产党信奉的国际主义理想，为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运提供一种组建大家庭的新原则。(36)
延续斯大林时期的做法明显已经不合时宜，那么应该换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和方式呢？中共中央此时的想法，从刘少奇的发言中可以看到一个轮廓：从方式上来说，必须学会同兄弟党、兄弟国家间协商合作、协同动作，只想到自己，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别人的做法，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会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极大的害处和恶果；从原则上来说，国际共运必须有中心，“陶里亚蒂曾提出一个多中心的议论，我们跟意大利同志谈过，我们不赞成这个多中心。中心只有苏联”。可见，中共此时并无直接挑战苏联作为大家庭中心之意，同时也认为这个大家庭只能有一个兄长，现在只能是苏联。原因很简单，“十月革命40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最多，工业化程度最高。帝国主义最怕苏联，不怕中国，不怕波兰。”(37)可如果中共中央反对的不是一国中心的阵营秩序，也不是立马就不拥护苏联为中心，而是反对斯大林确立的、苏联永远高高在上的不平等秩序呢？革命时外援，胜利时援外，为什么后来者不能居上呢？
如前所述，苏共中央从二十大就已经着手建立一种协商会议联合方式，取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赫鲁晓夫本人更是从进入最高领导层开始，就致力于与铁托和毛泽东修好，承认他们的正统革命者身份，尝试将两者都纳入苏联为中心的阵营和联盟体系。(38)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听了刘少奇的发言，自是恼火加委屈。据师哲回忆，赫鲁晓夫一直埋头听着，而刚当选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几欲走出会议厅，只是在赫鲁晓夫严厉的注视下，被迫返回座位。(39)不过，在这个阶段，中共方面只是对不平等的苏东关系做了原则上的批评，并且明确表示对苏联的拥护，苏共中央对刘少奇的言辞也就没有那么在意。但对中共而言，重要的是要把该说的说出来。刘少奇回国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这次发言中，“批评了他们在国际关系中间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中间的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倾向，并且指出了他们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一些缺点错误。我们算是比较坦率地这么讲一次。”(40)可是，要完成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行动目标和方针，仅靠刘少奇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做一个批评发言就可以了吗？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关系“新原则”提出的经过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借着这次苏共二十大引发的系列事件，中共中央领导人希望达到的行动目标是：一、保留以一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国际共产党、工人党联合体系；二、以波匈危机为契机，反对斯大林确立的、苏联永远高高在上的不平等秩序。如何完成目标的思路在22日晚就已形成，之后几天有了些补充，总的说来，就是寻找合适的时机，劝说苏联人让步，跟波兰人、匈牙利人讲平等，放手让阵营国家独立，让他们自己选择道路，选择他们的中心。但问题是，若苏联放手让阵营国家独立，与他们谈平等和自主选择道路，有什么样的道路可以供他们选择呢？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如果他们选择脱离阵营呢？如何理解“放了反而更加紧密”的说法背后的逻辑呢？
苏共二十大，苏联人把自己的道路和模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揭了盖子，破除了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正确的迷信，给其他国家和共产党总结经验和自主道路难道就不可以被总结，被借鉴，被选择，被追随了吗？中国独立自主的特点、革命的胜利以及在朝鲜战争中显示出的国际主义奉献精神，东欧国家颇为佩服，对中国很有好感，只是隔得太远，相互都不了解。(41)1955年底，围绕工业化目标展开的经济公有化、社会集体化改造宣告完成，毛泽东提出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抓住国际局势缓和的机遇大力搞建设。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全面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苏共二十大主动破除迷信，中共领导人就更加有信心和动力来总结经验，探寻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了。(42)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当时并不担心非斯大林化会在中国引起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来看待。(43)《论十大关系》、《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无论从发展道路上还是革命模式上都可以为阵营国家提供规范和经验。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高层开始与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有了较以往要广泛且深入的接触，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波兰党高层以及社会知识界表现出的对中国经验的兴趣，以及反对苏联高高在上的不平等阵营关系的态度，对毛泽东形成“放反而更紧密”的想法应该有直接影响。这种想法，要言之，即苏联“放”了阵营国家，他们可以自主选择更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用任何高压和强制手段，自然地产生阵营和共产主义联盟内的中心，大家就能更加团结紧密，协同动作。(44)
至于如果中国成功劝说苏联让步，阵营国家做出与上述思路不同的道路选择会怎样，目前还无法判断中共中央决策层是否在内部进行过相关讨论和对策商议。不过，中共决策层对阵营危机情况变化中可能导致成员国选择脱离集体、甚至投入西方阵营的内外因素很关注，例如匈牙利内部局势以及工人党情况，尤其是当时颇有影响力的纳吉究竟是怎样的人，能否起到真正稳定局面的作用？匈牙利是否会失控，波兰情况的变化会不会影响其他阵营国家导致不良后果等等。毕竟，这些都是保证既定方针能够顺利完成的重要外部条件。但由于上面提到的情报渠道不畅等因素，从10月24日至31日，中共高层并没有从布达佩斯或莫斯科获得与以上问题相关的有效信息。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行动方针推行到此阶段，要达成既定目标，有两方面的事情很关键：一是发生危机的阵营国家内部，共产党领导人能够控制局面，同时不要发生脱离阵营的情况；二是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劝苏联人让步，公开承认苏东关系的不平等，接受一种全新的处理苏东阵营关系原则。
但在这两者之间维持平衡，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了应对国内强烈的反苏情绪，哥穆尔卡在对苏籍波兰元帅罗科索夫斯基的处理方式上表现强硬，在将其排除出政治局后，还要进一步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为此，赫鲁晓夫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但哥穆尔卡婉拒了中国的请求。为了防止阵营整体出乱子，干扰劝苏联人让步计划的实施，毛泽东才会在10月27日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从波兰大使在会见之后立刻发回华沙的电报内容来看，毛泽东当时主要担心的是哥穆尔卡在独立自主的路上走得太远，坚持要撤掉罗科索夫斯基的职务，这样很可能会让苏联领导人无法接受；另外就是波兰关于苏联撤出驻军的要求，可能会对其他一些阵营国家如匈牙利和民主德国造成影响。关于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在这两方面的要求，毛泽东判断说，“撤军问题的性质要广泛、深刻得多”，因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45)这说明此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在东欧各国的驻军、华沙条约组织的事实存在以及苏波之间关系不致破裂，都是保证阵营整体团结不出问题的必要条件。
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及“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残余，指出，“在将于11月8日举行的苏联共产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之间的工作会议上，应该根据新的原则确定波苏两党的合作基础”。也就是说此时中共中央的计划应该是通过做波兰党的工作，让波兰人向苏联人提出波苏关系新原则，这就需要中国代表团在11月初的波苏两党会议之前到波兰。但哥穆尔卡已经拒绝了刘少奇他们过去，毛泽东只能婉转提出：中共无意干预波兰的内部事务。只有在波兰党领导人发出邀请后，(中国)代表团才能前往。(46)所以这个计划是否能成，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波兰人是否会在双边会议之前邀请中国人去华沙，波兰党领导层的工作能否做通，都不好说。(47)
还未收到波兰领导人的反馈，毛泽东就采取了另一种颇为大胆的方式来完成他的计划：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48)10月27日，纳吉宣布成立新政府。北京于28日接到中国驻匈使馆关于匈牙利国内情况和党中央的决定等系列电报，对匈牙利27日局势的说明为：匈反革命武装已基本肃清。(49)匈牙利局势趋向稳定，很有可能让毛泽东觉得他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匈牙利的共产党是有能力迅速控制局面、恢复秩序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苏联军队就没有必要留在那里了。那么原本用来防止各成员国国内出现失控而导致连锁反应的华约组织也就不必要了。
毛泽东把他对苏联人的这个重大建议告知尚在莫斯科的刘少奇。当时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正与中共代表团商谈如何处理波兰、匈牙利等国家要求苏军撤出的问题。苏联人认为撤军问题涉及整个华沙条约，如果苏军从波匈撤走，如果其他国家也要求退出，那么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就垮了，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刘少奇也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还是要保持华沙条约。其间，刘少奇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然后将毛主席的建议直接转告赫鲁晓夫。除了让苏联人对苏东阵营放手，应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那个用来指导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的新原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50)
根据师哲对当时情景的回忆，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刘少奇说，毛泽东的目的在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你们放手，给他们独立平等，他们会更靠近你们，会更拥护苏联。”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同意毛的意见，“我们应该拿出勇气，把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时刘少奇建议苏方发表一个宣言，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经过商谈，赫鲁晓夫最终接受了中方的建议。于是，双方立即就宣言的起草工作作出安排。(51)
事实上，苏联领导人根据28日匈牙利的局势，已经形成了一个和平解决匈牙利问题的倾向性意见，宣布支持卡达尔和纳吉的新政府(已排除格罗和赫格居斯等)，接受纳吉的宣言，同意从布达佩斯和其他占领地区撤军。第二天下令由苏联驻地部队制订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而由匈牙利军队接管的计划，接着具体定下来30日撤军。(52)根据24日至28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赫鲁晓夫和主席团领导们在讨论波兰、匈牙利相继出现的动乱局势时，不仅仅局限于如何解决当下的危机，也开始思考阵营国家出现这么严重问题的内外因素到底是什么，从苏联的干涉政策、苏东国家的经济治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探讨。同时，也认为不能再用共产国际时期的一国绝对权威的强制方式来处理与阵营国家间关系。(53)中共方面在这个时候提出发表一个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新基础的宣言，让苏联领导人觉得还是个不错的主意，正好可以让他们以前些日子的讨论结果为基础，对苏联与阵营国家军事、经济关系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苏联所持的态度和立场做一个总体说明。赫鲁晓夫也正需要通过这个宣言，就匈牙利事件的起源、问题的性质以及苏联出兵的合法性(应匈牙利人民政府的请求)做一个声明，借此机会向阵营国家和国际社会宣布：一俟匈牙利政府认为必要，即将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54)1956年10月30日，苏联发表了《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通过最后发表的宣言内容来看，的确体现了苏联领导人的上述想法，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苏联领导人希望建立一种比斯大林时期更合理、更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诚意。
对于中共中央来说，这个宣言的最关键部分在于它明确宣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只能够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在毛泽东看来，这就使得那个以苏联为绝对中心的原则被一种全新的、由中国人提出来的原则所替代。同时，宣言中也承认“苏联在建立新制度和进行深刻的社会关系的革命改造的过程中，有过不少困难、尚未解决的任务和明显的错误，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的错误以及有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平等的原则的那些侵害和错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极坚决地指责了这种侵害和错误……”(55)这无异将苏共二十大报告中并未涉及的对外关系不平等问题给补充了进来，算是苏联领导人在斯大林不平等地对待中国和其他阵营国家的问题上正式承认错误。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肯定苏联的宣言是正确的，并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又是以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真正实现兄弟般的友好和团结，并且通过互助合作实现共同的经济高涨的愿望。”(56)至此，苏联、中国分别以宣言和声明的方式，明确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中共中央代表整个阵营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行动取得令人鼓舞的胜利。
至于维护阵营团结，这个宣言并没有能够避免匈牙利内部局势严重恶化。10月30日，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了解到，匈牙利的形势严峻，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把保安队和保安机关解散，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57)这种情况的出现完全出乎中共领导人的预料。按照毛泽东放开反而更紧密的设想，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应该是有足够能力来调整政策和控制局面的。由于一直专注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行动，匈牙利到底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乱局，中共领导人一时间也无法做出判断。至于中共当时对第二次出兵的意见是什么，以及中方的立场对苏联第二次出兵的决策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存在争议。(58)重要的是，共产党执政的匈牙利竟然会出现道路选择和身份选择的历史倒退，社会主义可能退到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党取得政权还有可能失去，对这些现象的产生如何理解和解释，的确给毛泽东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苏共二十大，波兰、匈牙利事件，它们对新中国的作用和影响，才刚刚开始。
通过对以上历史过程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新中国领导人将本来用来指导不同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以推广而用于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的关系。这一原则将国际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诉求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独立身份和无产阶级联盟成员身份，通过他们对完全平等的共同追求而实现协调统一。正如苏联政府的宣言和中国政府的相关声明所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又是以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大家庭的成员。在国际主义信仰指引下，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追求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群体的平等联合，以及由此实现的集体自由。大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应该平等。作为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应该完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所拥有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既追求民族平等，也需要国际主义平等。对平等的共同追求，使得五项原则更加有理由用来指导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只有这样，社会主义阵营才有可能产生更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才可能自然地产生道路的模范和中心，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自觉自主地选择真正的规范和正确的道路，才能够真正实现兄弟般的友好和团结，互助合作，共同进步。
根据新中国领导人的设想，实现上述国际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诉求的完美结合，存在一个关键前提，即社会主义阵营现存的观念、体制和道路，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苏共二十大以来揭示的斯大林政策问题、苏东阵营内部治理危机，都只是说明革命的道路上难免出现小的波折，但成绩是主要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和平共处方针并不能推动各社会主义国家转变思路，改革内政，因而很难解决导致阵营危机产生的根本问题。
正如上文所述，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宣言和声明的发表并未能够避免匈牙利局势的继续恶化。这给新中国领导人带来了新的困惑：为什么在解决了苏东阵营关系危机产生的最根本问题之后，共产党执政的匈牙利竟然会出现道路选择和身份选择的历史倒退，社会主义可能退到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党取得政权还有可能失去？中国领导人很难通过上述观念体系来理解和解释这些问题。而在成功改变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平等秩序之后，新中国领导人同样要面对国家内部治理、发展道路选择等关键问题。
注释：
①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1页；曹希岭：《关于50年代中期中国倡导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
②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79—486页。
③分时期阐述该原则演变过程的文章比较多。例如，张旭东：《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演变》，《宁夏党校学报》，2007年第6期，第120—127页；郑瑞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意义》，《当代亚太》，2004年第6期。对五项原则策略思想与现实矛盾的分析，见曹希岭：《从列宁的和平共处策略到当代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48—50页；《关于50年代中期中国倡导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分析》，第19—24页。
④笔者所见最早以新中国最高决策者为研究主体，描述和分析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发生在波兰、匈牙利的一系列动荡与该时期中国内政外交的调整变化之联系的成果有Mineo Nakajima,"Foreign Relations:From the Korean War to the Bandung Line",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Fairbank,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4,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I: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259—292；简要但颇为准确地描述该过程的历史著作，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0—391页。曹希岭上述两篇文章中各有一部分专门探讨1956年波匈事件过程中，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用于社会主义阵营关系这一对外行为存在的矛盾和局限，其主要观点对笔者颇有启发。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波匈事件与中国的研究，颇具代表性的有：Chen Jian(陈兼)，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pp.145—162；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中国“旋风”：周恩来1957年1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6期；《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第45—58页；《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9—608页；朱丹丹，"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Great Leap Policies,1956—1957",Cold War History,Vol.12,No.3,pp.451—472; "China's Diplomatic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in the 1956 Hungarian Crisis",Journal of Asian Politics and History,Fall,No.1。利用中匈英文档案，从匈牙利的角度看中国与1956年事件，Péter Vámos,Kína mellettünk? Kínai külügyi iratok Magyarországról,1956(Is China with Us? Chinese Diplomatic Records on Hungary,1956),Budapest:MTA T
orténettudományi Intézete,2008。
⑤参见杨奎松：《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第64—66页；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3页。
⑥参见Martin Griffiths,Terry O'Callaghan and Steven C.Roach,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Key Concepts,2[nd]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pp.55—56。
⑦杨奎松：《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第64—66页。
⑧1948年8月底，毛泽东通过苏方联络员阿洛夫医生转告斯大林，他急于访问莫斯科、着重想谈的问题是：(1)关于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2)关于东方革命力量的联合问题和东方(和其他)各共产党间的关系问题(后四点略)。A.列多夫斯基：《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上)》，《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第83页。
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1月，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672页。
⑩列多夫斯基：《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上)》；捷列宾关于毛泽东要求访苏致库兹涅佐夫电(1948年7月28日)，АПPФ，Ф.39，оп.1，д.31，л.41；毛泽东要求尽快访苏致斯大林电(摘录)(1948年9月28日)，АΠPФ，Ф.39，оп.1，д.31，л.42。具体情况描述和分析，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57—267页。
(11)关于苏东阵营的建立和斯大林冷战政策的形成，参见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New York:Oxford Press，1996，p.27；张盛发：《冷战开始后苏联加强集团内部统一的举措》，《东欧》，1998年第4期；关于1948年苏南冲突之前因后果，参见沈志华：《论1948年苏南冲突的结果——南斯拉夫是如何走上独立道路的？》，《世界历史》，1999年第5期，第13—24页；苏南冲突对中共与莫斯科关系的影响，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60—262页。
(12)关于4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铁托及南斯拉夫革命的评价，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81—182页。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直接批评法共和意共走议会道路导致革命受挫，同时流露出对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的赞赏。他以南共领导人在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期间强硬批判美国为例，暗示日丹诺夫和莫洛托夫的发言有些软弱。这正反映了毛泽东在共产党内外政策选择方面所具有的激进倾向。
(13)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在1949年7月4日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中仍然提出了“与东欧各民主国家建立关系及通商”的问题。斯大林在一旁亲笔批示是让中共与东欧国家直接建立关系。他这里所指的关系应该是经济关系，也就是报告中所说的通商，而非中共所想的更进一步的密切的政治同盟关系。参见Odd Arne Westad,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Washington:Woodrow Wilson Center，1998，p.313。几天后，斯大林就向刘少奇表明了对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进行明确分工的想法——苏联负责欧洲，中国负责亚洲；并提出由于情况太不一样，建议中共就不要参加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了。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12页。
(14)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9—261、262页。
(15)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24—27页。参见章百家：《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0页。
(16)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第260页。
(17)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之历史过程，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36—268页。更为深入的国史研究，参阅林蕴晖：《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1953-1955)》(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18)关于中国同东欧国家的关系，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44—77页。苏共二十大前后的中波关系，参见沈志华、李丹慧：《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第45—49页。
(19)Орехов,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Советскаявнешнаяполитикавгоды“холоднойвойны”，с.220—221.档案中译文由沈志华教授提供，特此表示感谢；以下俄文档案若无说明，皆为相同来源。
(20)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第121—122页。
(21)刘彦顺：《波兰十月事件中的中国声音》，《湘潮》，2009年第8期，第42—44页。参见刘彦顺：《波兰十月风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二、三、四章。
(22)纳吉被迫引退之后，在一家具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报纸上阐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纲领。其油印的文件版本于1957年春天从匈牙利私运出去并在纽约发表，参见Imre Nagy，On Communism，In Defense of the New Course，New York:Frederick Praeger，1957，pp.20—23。纳吉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列主义科学工作者，见Meray Tibor,Thirteen Days that Shook the Kremlin:Imre Nagy and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New York:Praeger,1959,p.19。参见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第122页。
(23)1956年2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189号记录，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л.67—69.T5107-Фурсенко，Презц
u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1，с.106—107、927.参阅第26/LⅢ号会议记录——ф.3，оп.14，д.37，л.23。
(24)1956年6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26号记录，РГАНИ，ф.3，оп.12，д.1004，лл.61—63.Т5107-Фурсенко,Презцu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1，с.144—145、948—949.
(25)《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派遣苏共代表团赴波兰的决定(1956年10月18日)》。见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6页；21日电报中译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5页。对波兰十月事件过程的描述和分析，以及中国并未在苏共中央对放弃武装干涉波兰决策中起到作用和影响的判断，见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第124—127页；沈志华、李丹慧：《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第45—58页。
(26)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4—45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602页。
(27)沈志华、李丹慧：《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第47页。
(28)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1956年11月10日；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602—603页；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百年潮》，1997年第2期，第12页；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中苏关系见证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221—222页。
(29)《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49页；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记录稿)，1956年11月10日，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603页。
(30)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3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1898-1969)》(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04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603页。
(31)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3页；10月23日晚匈牙利事件情况，参见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第132页。
(32)"Working Notes from the Session of the CPSU CC Presidium on 23 October 1956",CWIHP Bulletin,pp.8—9,388—389.
(33)中国驻匈牙利使馆的态度从事件发生以来就很保守，以保证中国在匈牙利人员安全为主(当时有中国代表团在匈牙利访问，还有中国外派的留学生)，对于匈牙利政局的变化采取尽量不干涉、不卷入任何一派或一方的方针。匈牙利使馆从1956年初以来的谨慎态度显然是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而且外交部24日也发出了“……在同匈方和兄弟使节接触中，对匈政局应多听少说，不要轻易表示态度和下结论”的电报，给予前方外交工作以原则性指示。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第3—4、7、16、10—11、23、27页。
(34)关于放的思路，是24日中国驻波兰使馆派人到莫斯科向刘少奇汇报情况，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说的，从前后逻辑来看，这应该是23日晚与北京通电话时，毛泽东阐述的想法。刘少奇还对使馆同志说，本来还要同苏联领导人谈斯大林的问题，但这次就不谈了，专门批评他们的大国主义。骆亦粟：《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第41—42页。
(35)《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52—53页；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3—14页；参见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第135—136页。
(36)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3—14页；《中苏关系见证录》，第225—228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1898-1969)》(下)，第804页。
(37)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1898-1969)》(下)，第804页。
(38)[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269页。
(39)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4页；《中苏关系见证录》，第227页。
(40)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1898-1969)》，第805页。
(41)郝德青：《外交工作三十年》，载《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65页。
(42)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809页。
(43)沈志华：《以苏为鉴：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和思考》，载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三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87—628页。
(44)对相关情况的具体分析，见沈志华、李丹慧：《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第48页。
(45)沈志华、李丹慧：《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第85—87页。这时候，24日从中国驻匈牙利使馆发出的关于游行变成反革命事件的电报已经到了北京，可能加深了中共领导人对波兰此要求之连锁反应的担忧。
(46)Werblan，Chiny a Polski Pazdziernik 1956，Dzis，1996r.，nr10 s.124—126.([波兰]《今日》，1996年第10期，第124—126页)。
(47)最后华沙方面的决定是在波苏双边会谈之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问华沙。Leszek W.Gluchowski and Edward Jan Nalepa,"The 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 1956:The Situation in the Polish Internal Security Corps",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orking Paper No.17,pp.81—82,http://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ACFB4A.pdf.
(48)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5—16页；沈志华：《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第43页。
(49)“关于匈反革命武装已基本肃清致外交部并中央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第24页；“中国驻匈使馆关于匈党中央的决定致外交部并中央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第19—20页；“中国驻匈使馆关于匈政府数部长简历致外交部并中央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1041-01，第25页。
(50)师哲：《中苏关系见证录》，第229—232页；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391页。
(51)师哲：《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第15—16页；《中苏关系见证录》，第229—232；沈志华：《1956年波兰事件和中国的政策》，第43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604页。
(52)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第138页。
(53)俄罗斯农户家庭出身的赫鲁晓夫，对这场危机的经济根源有深切的感受，他在主席团会议上就谈到自己的感想：一切都是因为经济问题没搞好，人民没吃饱，捷克斯洛伐克的老百姓怎么不上街？他们那里的情况比匈牙利好太多了。"Account of a Meeting at the CPSU CC,24 October 1956:On the Situation in Poland and Hungary",CWIHP Digital Archives,http://www.wilsoncenter.org/digital-archive,accessedJanuary6,2013; "Working Notes from the Session of the CPSU CC Presidium on 30 October 1956",CWIHP Bulletin 8—9,p.392.
(54)"Working Notes from the Session of the CPSU CC Presidium on 30 October 1956",p.392.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如何起草此宣言的讨论之中文稿摘要，见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第138页。《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日。
(55)《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日。
(56)《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宣言的声明》，《人民日报》，1956年11月2日。
(57)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605页。
(58)参见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朱丹丹在“China's Diplomatic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in the 1956 Hungarian Crisis”一文中对不同立场所做的综述和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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