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教育与国家关系——罗杰#183;戴尔的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戴尔论文,视域论文,国家机器论文,意识形态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7）11－0014－05
“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是当代西方学者十分关注的研究领域，其原因在于现代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的发展。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先决条件已成为现代国家政府的一种共识。西方关于教育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堪称这个问题的先驱性典范著作。在当代，西方学者秉承他们的传统，从各个维度来探讨教育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呈现出研究理论流派多元化的趋势。同样，作为现代西方三大思潮之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亦成为学者们研究国家发展与教育发展关系的重要视域和知识资源，并在教育理论界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流派。如主张“经济再生产”教育理论的鲍尔斯（S.Bowles）和金蒂斯（H.Gintis）在其《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等论著中，就力图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再生产理论考察美国学校教育，并试图建立他们的“教育政治经济学”。马丁·卡诺伊（M.Carnoy）利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理论、普朗查斯的结构主义国家学说研究教育与国家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阿普尔（M.Apple）等学者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及代表人物葛兰西（Antonio Gramsic）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国家学说，揭示了国家干预学校教育和学校教育在“国家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形成了“国家再生产”理论。
在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教育与国家关系方面，英国当代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罗杰·戴尔（Roger Dale）卓有建树。戴尔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资深研究员，《全球化、教育和社会》杂志的创办人。他曾长期致力于教育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在西方教育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戴尔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的理论基础：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国家理论问题的共同之处在于，重视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而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rthusser）更是直接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阿尔都塞采取“根据症候阅读”的方法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认为马克思关于国家是镇压机器的观点是描述性的理论。为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从描述性的理论发展成为科学性的纯理论，他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观点。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指“一些以专门机构的形式呈现在直接观察者面前的实在”[1]。它包括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教会体系）、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不同政党在内的政治体系）、工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信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文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各种机构。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教育机器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我（阿尔都塞）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占据前台的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幕后，资产阶级所建立的首要的，即主导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机器，教育机器的职能实际上已取代了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2]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性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来保证的，并以宣传、教育和说教等“意识形态方式”执行职能。
很显然，罗杰·戴尔关于教育与国家关系的阐述是直接建立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在关于教育与国家关系的具体表征——国家与教育政策等问题的研究中。他主张的必然逻辑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和教育这两个大前提下进行分析的。因此，戴尔从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和教育的关系入手，认为资本主义学校教育的问题来源于资本主义自身的问题，教育自身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需要强调的是，戴尔所指的国家机器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称作的暴力机关和权力机关等镇压性的国家机器（RSA），而是指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ISA）。同时可以发现，戴尔的这一主张始终贯穿于他关于教育与国家关系理论的具体架构中。
二、戴尔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的理论架构
作为葛兰西的追随者，戴尔反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他借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遵循葛兰西反经济主义政治实践观的认识路径，从以下三条路径进行其整个理论的具体架构。
（一）教育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关系
为了更充分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教育模式、政策和过程，关注控制教育和学校的根源与性质，戴尔在认识到批判结构功能主义、新教育社会学和教育政治经济学等分析路径的盲目与无效性后，提出了自身的分析路径——关注国家。在他看来，国家对教育具有最重要的影响。从国家的视角理解教育实践必须从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教育作为国家机器这两条路径展开分析。通过界定现存资本主义国家的三个条件——资本积累过程的直接支持、确保资本积累持续扩张的环境、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及国家角色的合法化，进而阐述这三个问题及其解决措施的相互矛盾性。戴尔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戴尔并不主张学校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相关。他进一步认为，在教育及其他领域，这些解决措施都是相互矛盾的。这些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并为教育制度提供主要的发展动力”[3]。认识到这三个核心问题的存在及其相互矛盾只是理解教育政策及其实践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另一个必要条件则是进一步考虑国家机器的形式对于教育政策和实践的影响。“国家机器的普遍组织形式是官僚机构，而检修国家机器实质的关键在于检修教学专业的性质。在某些情况下。教学专业的特征是教育制度不同条件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和私立部门关系的产物。”[4](p.36) 可以看出，戴尔主张教育作为国家机器性质的主要意图是揭示教育内部的主要张力，并阐明不同控制模式的教育制度为教育改革创造不同的空间和机会。
戴尔认为，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和教育作为国家机器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对教育的启示。即“通过改变国家的需求来促使教育制度的变革”[5]。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维持资本积累的过程、环境和合法性，这些问题平行地贯穿于教育制度中，而不只是存在于教育政策的整体层面。同时，生活领域的政治化必然对教育制度产生影响。“我们希望教育制度有助于满足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合法性的需求，但同时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之间永远存在矛盾和冲突，并且各自在教育制度内部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同时，这些矛盾又是教育制度的发展动力”[4](pp.47-49)。
（二）教育自身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和教育的关系，由于受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影响，戴尔的基本主张是教育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也是他主张的教育与国家关系的核心。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探讨了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性质及其运行状况。探讨这个命题的前提是必须对“国家”概念进行界定。从区分国家和政府差异的路径出发，戴尔构建了一套关于国家的话语体系。他认为政府和国家的边界是变动的。政府是国家中最重要最活跃的部分，但政府并不能代表整个国家，国家的其他要素是由国家机器构成的。这些国家机器必须具有以下两个特征：运用于国家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必须是公共资助机构。总之，在戴尔看来，国家不同于政府，也不仅仅是政府或任何团体的执行委员会。“国家是一套公共资助机构（a set of publicly financed institutions）。国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它和资本主义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国家有责任来确保这些问题的持续显著性”[4](p.57)。
可以发现，戴尔在阐释教育作为国家机器的核心理论时很好地体现了他认识路径的独特性，即总是运用理论去阐明具体历史事件或政治问题，对于宏大的概念往往是根据它们在具体情境中的运用进行解释。他以英国技术和职业教育初始计划（TVEI）为例对此命题进行了具体论述。戴尔认为，教育政策法令（mandate）与执行这种政策法令的能力（capacity）是密切相关的。他比较分析了英国人力服务委员会（MSC）和教育科学部（DES）的教育政策的范围，并且论述两者在技术和职业教育初始计划中混合的结果，即技术和职业教育初始计划是由教育科学部和人力服务委员会联合赞助的。戴尔认为这两者在教育范围及各自的能力和职责方面都存在差异。同时他指出，教育科学部和人力服务委员会在政治和管理话语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通过检查两个机构对公共教育服务范围的界定可以对这些性质进行分析和定位。围绕政策法令和能力这两个概念的对比分析，戴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技术和职业教育初始计划并不是一项可以清晰界定的教育政策，而是一些实践模式的混合体。构成这个混合体的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环境下相互组合，并且对实践模式造成影响。在他看来，技术和职业教育初始计划并不是解决中等职业教育问题的新举措，它与以前的措施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试图说明教育和就业的紧密结合对教育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在技术和职业教育初始计划中，就业兴趣和教育兴趣是一种伙伴关系。
（三）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教育的影响
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类型之一，它包括不同政党在内的政治体系，主要指政治制度和政党。由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多样的，并且彼此相对独立，使得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教育政策及其实践的影响更是以“政治”为中心。因此，戴尔集中关注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教育政策制定中所扮演的角色。
戴尔重点阐述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对教育产生的重大影响。他通过分析撒切尔主义对英国教育政策及其实践的影响对此进行有力的论证。由于撒切尔主义还没有精确定义，戴尔则把它看成是一整套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为了检验撒切尔主义对教育的影响，我们应该寻找它的精确定义，并且对它在撒切尔政府所有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进行质疑。其实，当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家来检查撒切尔政府的控制时。教育是特别有用的领域。”[4](pp.77－78) 撒切尔主义的根源包含在塞尔登（Selsdon）哲学中。这种哲学代表一种打破新社会民主和国家干预的舆论，认为国家对工业的干预应该减少，市场的力量应该获得解放。凯恩斯主义策略以及“谁统治英国”选举的失败，加剧了保守党内部意识形态的冲突，并且在党内形成联盟，这些使撒切尔取得了领导权。当然，在戴尔看来，撒切尔主义是由许多新旧保守主义思想因素共同形成的。这些因素分别是：工业训练者——撒切尔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工业部门，这些部门能从国家为其提供更多更好的合格劳动力中获益。因此，从教育制度中获得的利益使得它们的利益最大化，他们通过行使直接或间接的压力使教育向服从于自身的方向发展。旧托利主义——本质是“慈善的家长式统治，强调爱国、民族自豪感和国家的权威，这是英国保守主义的特征”[6]。旧托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认为政治智慧存在于统治阶级的少数人中。平民主义——在政治上迎合普通民众，反对精英并拒绝以牺牲普通民众的现实利益来实现历史进步。道德捍卫者——认为教育是为特定道德而斗争并反对那些暗中破坏道德的行为。道德捍卫者的身份往往悬于集权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私有化者——这个群体是为脱离福利国家和获得市场服务的回报的典型。毫无疑问，这些必将对国家教育制度产生重要影响。最重要的影响是允许教育逐渐从公共开支中脱离出来。弗里德曼取代凯恩斯的位置成为政府政治经济策略的指导方针，这促使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不但教育公共支出严重削减，并且对教育的合理期望也有所改变。由此，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撒切尔主义对教育的主要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逐渐降低教育资助的水平，特别是非义务教育部门；教育和培训责任的逐渐分离；进一步鼓励私立教育；迫使学校成为道德再生机构；进一步致力于中等教育重新分层的努力”[4](p.94)。
对教育改革问题的回应包括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两方面。戴尔指出，当前关于教育变革的解释还没有充分关注政治制度及其构成形式的可变性。他试图论证政治制度形式和教育变革之间的某些关系促使前者限制了后者。戴尔结合1944～1988年英国政治变革和教育改革的历史发展过程对此进行了阐述。这段时期可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4～1976年战后的教育政策体系。这一时期中央政府是制定教育政策的有限的指导者、制定者和维护者。从广义上看，技术统治论的费边主义已经对这种角色的性质和公共利益的解释进行了定义。由于认为地方教育当局所持的许多观点与中央是一致的，在1944年教育法案中国家的权力是相对限制的，并且在实践中也没有充分运用。这一阶段教育政策体系的核心是增加和维持机会的平等，为每个人提供最低水平的教育。然而，对教育期望的提高也导致了要求的提高。在1944年之后政党政治开始直接干涉教育政策的制定，最明显的表现是工党政府主张建立综合学校。
第二个阶段是1976～1988年建立新教育政策体系，新政策体系的建立是由1974～1984年意识形态调整期、1984～1987年制度重建期以及1987～1988年新政策体系的构建期三个阶段逐步完成。撒切尔进入教育科学部预示了战后教育政策体系的突破，在学校教育的方向和教师专业职责方面出现了意识形态的重大改变。1984～1987年制度重建期的显著特征是技术和职业教育初始计划的兴起。它标志着政治合理性模式的改变以及教育制度结构的根本变革。《教育改革议案》的颁布表明国家角色定位的改变和新教育政策体系的建立。而新政策体系的核心是市场。戴尔对此倍加推崇，他强调市场在福利国家的所有方面都会完成得更有效、更公正，而这些都是战后政策体系所承诺但没有实现的。并且市场能获取所有社会财富而不会出现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但市场需要国家提供促使其繁荣的条件，并由国家政策确保条件的实现。因此，在戴尔看来，新政策体系并不是由市场来取代国家，其本质是强大的小国家与防御的市场的共生关系。戴尔关于当前英国教育的观点或许有些令人沮丧，但他认为这准确地解释了建立在强大国家和自由市场基础之上的新政策体系的一部分。他认为，新政策体系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进入到教育体系中，并且不可能完全进入。在任何情况下，市场都不能有效地成为教育和经济之间的纽带，允许市场力量垄断运行绝不能保证教育的质量。
三、戴尔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的影响和不足
戴尔的研究起源于批评古典马克思主义运动，希望克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简化论。他认为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并不是苍白无力地反映了真实的经济冲突，它们有自身的基本权利并能起到真正的实质作用。在认识路径方面，他遵循葛兰西的反经济主义政治实践观的认识路径，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框架是一种普遍的理论。它定位在抽象理论的层次，这种理论概念能使我们洞察到“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组织及其结构的主要过程”[7]。然而，当我们从一般到具体，到低层次的、更具体的应用层次时，我们需要运用新概念并且在既定的事实中认识决定每种事态的多重因素。
戴尔主张通过关注国家来分析工业需求和学校日常实践的关系，这一方面是对鲍尔斯和金蒂斯主张的教育功能和过程与工业需求和过程相适应的观点的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又为研究教育和国家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他行文分析的主要特色是能抽象地关注国家的角色，并运用它来揭示在保守的重建教育的过程中教育改革的起因和影响。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认识到国家的各种功能、它们内部的冲突和复杂性以及在实践中的解决途径。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英国正处于广泛的、右派发起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变革中，统治和附属的形态逐步建立和重建。教育已经成为这些都发生在其中的一个竞技场。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戴尔的教育和国家关系理论在这个意识形态进攻所有公共产品的“保守主义的重建期”表现得尤为重要，其现实意义在于它促进教育的重建。
阿普尔指出，戴尔理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学校发生的状况不是强迫接受的结果，也不是解决资本主义问题对教育制度产生的影响，教育制度有助于实现资本主义的目标，但这是通过处理各种内部秩序和控制问题的媒介来完成的。“任何群体要想对学校进行控制已经证实是很困难的，教育制度已经以故意和非故意的方式，采取措施对所有群体的干涉和压力进行调停。”[4](pp.12－13)在阿普尔看来，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它们的意义也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学校教育的政治经济学的机械理论。经济需求和学校内部所发生的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教育的国家机器对教育模式、教育过程和教育实践具有独立作用，而这种作用是资本积累需求所必需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更广泛的层面来关注国家和教育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方面，也要关注政治及其特征和效能。即，这些变化的关系是什么？它们成功或失败的过程及其原因何在？戴尔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回答。这对于丰富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以及认识和理解资本主义学校教育的现实问题都具有重要作用。
戴尔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探讨，但他只关注教育意识形态性质，忽视了教育在传递科学技术方面的作用。这是由他分析立场的局限性所造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把社会变革的动力归因于劳动者的意识觉醒，实质上否定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且他们把科学技术本身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混为一谈，因而笼统地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加深了人的异化，否定科学技术发展的进步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时，往往庸俗歪曲地应用马克思的某些概念或理论。鲍尔斯和金蒂斯的“经济再生产”教育理论就片面地强调教育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对应”关系，忽视学校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能动作用，从而带有浓厚的经济决定论的倾向。而“‘文化再生产’理论则又过分强调学校在再生产统治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对文化关系的决定性影响有所忽视”[8]。因此。如何正确地认识学校教育与经济生产、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或许是我们应该继续关注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7－06－02
标签：教育论文; 政治论文; 教育政策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罗杰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撒切尔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