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牡丹亭》东传朝鲜王朝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朝论文,朝鲜论文,汤显祖论文,牡丹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汤显祖《牡丹亭》的域外传播是“汤学”领域的重要问题，然而，研究者通常关注西方的情况，对东亚地区《牡丹亭》的流播则有所忽视。事实上，《牡丹亭》早在清顺治三年(日本正保三年，1646)即流入日本，是江户时代东渡次数较多的中国戏曲文献①。本文勾辑古代朝鲜王朝汉文燕行文献(通称“燕行录”)中的资料，并辅以其它相关记载，试图呈现《牡丹亭》东传朝鲜半岛的某些痕迹，并发掘其潜在的文学史意义。 明清时期朝鲜文人的“朝天”或“燕行”以使团出行为主，这种受制于“朝贡关系”(“宗藩关系”)的人物往来，也经常伴随着书籍的输出与流入，成为中朝两国之间极为重要的文化交流形式。《牡丹亭》完成于明万历时期，晚明的朝天使者接触到《牡丹亭》的机会并不大，因为明朝严格限制使臣的在华行为。清初大抵沿袭这一政策，直至康熙后期鉴于天下大定，不再禁止使臣观游，于是，中朝文人的直接交流更为频繁，朝鲜文人对中国社会的接触也更为深入而细致。某些有幸燕行的使臣及其随从，在记录中国“见闻”、追思中国“记忆”或描绘中国“想象”②的同时，也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推动了《牡丹亭》的东传，及其相关的文学生产。 以笔者目力所及，最早提及《牡丹亭》的朝鲜燕行文人，是清康熙六十年(李朝景宗元年，1721)充任谢恩使团副使的李正臣(1660-1727)。李正臣《栎翁遗稿》卷八《燕行录》所附《前后去来时状启誊本》中，保存了朝鲜使臣誊录的若干清朝“可信文书”，其中一封康熙圣旨有云：“王锡爵行事，汉人亦甚恶之，故作《牧(牡)丹亭歌曲》，极肆诋骂，得此报应。其孙反叛，受贼伪札，称为伐清总兵，不久被擒。朕宥其殄九族之罪，只戮其一身，别无株连。即此王损之负心，可知矣。”③王掞(1644-1728)曾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以重立胤礽为太子事触怒康熙皇帝，后致仕。他是明万历时期内阁首辅王锡爵(1534-1611)的曾孙，而晚明以来曾流传着《牡丹亭》借杜丽娘还魂，以影射王锡爵女儿昙阳子“升仙”之事的说法。康熙皇帝不知从何途径得知这一传闻，在圣旨中借题发挥，又为燕行使者所直录，以呈报朝鲜国王，这是《牡丹亭》早期异域传播史上的一个有趣细节。 当然，这个细节并无下文，也无助于说明《牡丹亭》是否受到其他朝鲜文人的关注。有据可查的则是，五十余年之后，《牡丹亭》终于被燕行文人带入了朝鲜。李德懋(1741-1793)的《青庄馆全书》卷十九中有一封致清人李鼎元(1750-1815，号墨庄)的信函(《李墨庄》)，有云： 东洛(络)山房之别，无论去留，销魂伤心，朱颜堪雕。天寒岁暮，细惟斯辰，起居增卫。不佞下土鲰生，乃敢接武东吴之名士，拍肩西蜀之胜流，谈艺于芷塘之室，订交于鸳港之堂。吹嘘羽毛，洗濯尘垢，莫非我墨庄为之先容，为之绍介。其为感幸，可胜言哉。每与楚亭谈此事，未尝不
足下为人之磊落奇伟，天下之士也。雨村、芷塘两先生信息，其果续续承闻。沈匏尊无恙否?归时不得相别，至今茹恨。幸致此意，如何如何。五言律一首，奉寄左右，聊表深情。伴以香山小笺廿番，匪物为贵，俯念其孤怀，至可至可。姜山、泠斋既得《牡丹亭记》，留为一段风流，使之传致谢意耳。临池神溯。不宣。④ 同卷另有一封致清人唐乐宇(1739-1791，号鸳港)的书函(《唐鸳港》)，也提到了《牡丹亭》的东传，有云： 不佞之一生未可忘者，吴蜀名士，鱼鱼雅雅，饯我二人，飞觞陆续，颊饱丹砂，轩渠绝倒，雅谑淋漓，不知日之将暮，何其乐也。如今索居，回头指点，浑如梦中。仰天长吁，忽自无以为心。岁将暮矣!不审足下动止清吉，阿张兄弟，俱得无恙?种种驰念，不能自已。蔡吕桥、马青田，亦皆平安否?幸为之致意!别后积月，足下之著辑应充栋宇，无由从傍而读之，只自茹恨。或可寄示一种，以替对晤耶?姜山、泠斋，获见足下所赠《牡丹亭记》，深感足下之好奇，遥谢千万。不佞近得一诗，仰寄门下，可知其托情之深挚也。其幸赐和焉。香山素笺廿张伴去，俯纳如何。不宣。⑤ 清乾隆四十三年(李朝正祖二年，1778)三月，李德懋以谢恩陈奏使团书状官随从的身份来到中国，同行者还有充任正使随从的朴齐家(1750-1805，字在先，号楚亭)。据李德懋《入燕记》⑥，使团五月十五日进入北京，六月十六日踏上返程，其间，李德懋、朴齐家与多位中国文人频繁往来，包括李鼎元、李骥元(凫塘)、唐乐宇、祝德麟(芷塘)、沈匏尊(心醇)、蔡曾源(吕桥)、王民皞(鹤汀)、马青田(马照)等。“天寒岁暮”、“别后积月”云云，可知这两封信是李德懋回国之后，第一次致函远方的朋友，作于本年年底。考虑到乾隆时期两国人物往来的主要形式是使节及其随从，那么，捎信人很可能是前往清朝的三节年贡使团中的某位成员。 这两封信函的收件人都与赠送《牡丹亭记》有关，不过，细究其意，唐乐宇更有可能是主谋。受赠者“姜山”(即李书九，1754-1825，号姜山)、“泠斋”(即柳得恭，1748-1807，号泠斋)却又并不在这次的燕行使团中，这背后事出有因。 就在清乾隆四十一年(李朝英祖五十二年，1776)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李朝正祖元年，1777)，朝鲜文人柳琴(1741-1788)随进贺谢恩使团副使徐浩修来到了中国，他随身携带李德懋、朴齐家、李书九、柳得恭(柳琴之侄)的诗选《韩客巾衍集》手抄本，拜会了时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的四川文人李调元(1734-1803)，并因李调元的介绍，结识了时任《四库全书》分校官的浙江文人潘廷筠。李调元、潘廷筠读到这四位朝鲜诗人的作品后，称赏有加，慨然作序、评点，并表示要在中国刊刻《韩客巾衍集》⑦。柳琴回国后，此事在朝鲜诗坛引起诸多回响，也为后来的燕行文人结交清人埋下了伏笔。据李调元《八月二十日奉恩命督学广东恭纪再叠前韵》《良乡留别墨庄》(《童山诗集》卷十九)等可知，柳琴等人返程两个月之后，李调元奉命督学广东，待次年李德懋、朴齐家随使团进入中国时，他早已不在燕京。李鼎元是李调元从弟，大约于乾隆丁酉(1775)年进入北京，后参加了戊戌年(1778)的会试。据李德懋《入燕记》，李鼎元是在潘廷筠寓舍见到李德懋的。因此，以李鼎元、李调元、潘廷筠之间的密切关系，有理由相信，李鼎元早就获知四位朝鲜诗人的声名。 唐乐宇(1739-1791)也应该早已听闻过他们。唐乐宇是四川绵州人，时官户部员外郎，据李调元《诰封朝议大夫贵州南笼知府唐公尧春墓志铭》(《童山文集》卷十六)，唐乐宇与李调元童稚相交，曾为儿女亲家，又同在京城为官，关系密切。据李德懋《入燕记》，朴齐家曾访唐乐宇于四川会馆，而李调元的从弟李鼎元、李骥元当时正寓居四川会馆。《入燕记》记叙了李德懋、朴齐家与唐乐宇的六次见面，李德懋笔下的唐乐宇“通易理律历之类”，又“娴于名物之学”，“其言多考据辨订”，故称其“真博雅之君子也”，对照李调元所撰墓志铭的相关描述，如云“胸罗万卷，兼精六壬五星，并著有《奇门纪要》。常于琉璃市得西洋浑天铜仪，购归，排列敷衍，遂通勾股之法”，李德懋“深感足下之好奇”的赞叹，显然并非虚与委蛇之言。 就在《唐鸳港》这封信中，李德懋还表达了想读到唐乐宇著述的愿望。据李调元所撰墓志铭，唐乐宇病故后，“诗多散轶”，这或反映了唐氏其实声名不广，并非当时文坛的重要人物⑧。然而，与唐乐宇短短二十来天的密切来往，显然给李德懋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两年后的李朝正祖四年(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朴趾源(1737-1805)跟随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的使团来到北京，特意遵李德懋之嘱去唐府拜谒，事见朴趾源《热河日记》之《关内程史》。 李德懋并没有明言“《牡丹亭记》”的文体性质，更没有提及其作者，但我们注意到，他对作为一种戏剧文体的“传奇”的基本体性、特征其实并不陌生。在勾辑中国文献而成的《磊磊落落书》(《青庄馆全书》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七)中，李德懋曾提到数部传奇，如云间道人“精于《牡丹亭》乐府”，陆符四岁抗声高唱《杨涟草·传奇》，吴中好事者将黄孔韶父子事迹“编为传奇，演之春秋之社”，黄周星创作《人天乐》。汤显祖的《牡丹亭》向来以奇幻、风情而称誉士林，李德懋“留为一段风流”、“深感足下知好奇”云云，既折射了李朝后期文人对中国戏曲基本特征的体认，也可与明清中土文人对《牡丹亭》的评价相互对接。作为一次根植于儒家文化的审美表达，虽然它来自域外，却体现了中朝文人能够共享的一种知识系统和阅读体验。 那么，为什么唐乐宇、李鼎元要向李书九和柳得恭赠送《牡丹亭》传奇?李书九的诗文别集如《惕斋集》(《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本)、《姜山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抄本)中未见到相关记载，然而，柳得恭选录中国、日本、安南、琉球汉诗的《并世集》中，却留下了明确线索。《并世集》编于李朝正祖二十年(清嘉庆元年，1796)，录有唐乐宇的一首《别李炯庵朴楚亭东敀》，小传则有云： 鸳港与懋官(李德懋)、次修(朴齐家)谈次，称汤若思(士)《牧(牡)丹亭记》之佳。 懋官、次修以未见为恨。鸳港即命仆书肆中取来，使读之。懋官、次修一读便曰：“殊不见其佳处。”鸳港大笑曰：“公不以为佳，惠风(柳得恭)必以为佳。”遂以其书寄来。⑨ 柳得恭曾三次随团出使中国，第一次是在李朝正祖二年(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但行至沈阳即返回，第二次才进入燕京，时清乾隆五十五年(李朝正祖十四年，1790)，柳得恭充任进贺兼谢恩使团副使徐浩修的随从，同行者还有朴齐家、李喜经等人，时唐乐宇已经调任贵州。柳得恭此行留下了在热河清音阁和燕京圆明园观看内廷演剧《返老还童》、《升平宝筏》的记录，可见他对中国的戏曲表演有一定的兴趣。此外，柳得恭有一首《送人赴燕求虞初新志》诗云：“送君渡鸭水，戎服折风巾。燕市三韩客，齐庄一楚人。闻鸿紫塞夜，跃马玉河春。绝妙《虞初志》，无忘寄袖珍。”⑩可知，柳氏对正统诗文之外的通俗文学，也有浓厚兴趣。唐乐宇“惠风必以为佳”云云，细究之，似早已了解柳得恭的阅读趣味，不知是否与柳得恭的这次求书有关。考虑到汤显祖曾点校《虞初志》，所撰《续虞初志》又被《明史·艺文志》著录，而《明史》东传又是朝鲜王朝的大事(参见后文)，我们或许可以说，柳得恭与汤显祖之间存在着某种超越时空的文学精神的关联。 然而，柳得恭又称“懋官、次修一读便曰‘殊不见其佳处’”，却值得再予推敲，至少与朴齐家的趣味、性情不符。李德懋在正祖倡导“文体反正”时，也受到过冲击，但大体而言，其文风较雍容端正。而相较于李德懋，朴齐家的文学思想更为开放，对中土风情人物的兴趣也更为多样，这甚至引起了李德懋的不满。他的《雅亭遗稿》中就留下了严厉批评朴齐家的若干信函，如有云： 足下知病之祟乎?金人瑞，灾人也；《西厢记》，灾书也。足下卧病，不恬心静气，澹泊萧闲，为弥忧销疾之地，而笔之所淋，眸之所烛，心之所役，无之而非金人瑞。而然犹欲延医议药，足下何不晓之深也。愿足下笔诛人瑞、手火其书，更邀如仆者日讲《论语》，然后病良已矣。 羡慕中原，嗜好小说，为近日痼弊……此挽回淳古振作大雅之一机会也。兄须十分详审，乃以悔过迁善、感恩知罪之意，结构一篇古文，又或七言绝句十许首，文与诗间，遣词命意务极驯雅，勿或浮靡；字句之间，慎勿犯用俗所谓小说及明末清初一种鄙俚轻薄口气……夫所谓小说者，即演义之流也。以其诲淫诲盗，坏伦败化之具，王政之所厉禁。故吾辈尝与痛恶而深斥之，此不必为累于吾兄，而每恨吾兄为人性癖突兀，生长东方礼仪之乡，而反慕中原千里不同之俗。其所设心，一何宏阔。甚至满洲铁保、玉保，看作兄弟；西藏黄教红教之流，视如士友。世俗所谓唐痴、唐学、唐汉、唐魁之目，举皆集于兄身。此是公案。(11) 以朴齐家驳杂的文学嗜好，以及被李德懋视若病态的对于中国风俗的仰慕，柳得恭《并世集》中“殊不见佳处”云云，不免令后人生疑。朴齐家曾先后四次燕行，没有留下直接记录其见闻的“燕行录”一类的文字，不过，据其殁后由四子朴长馣纂辑的《缟苎集》来看，朴齐家与唐乐宇之间的交流非常深入，完全有可能涉及词曲方面的话题，如有云：“先君记曰：‘乐字号鸳港……明几何之学，著有《东络丛书》二百余卷。戊戌与余订交，家在琉璃厂之先月楼南，与余有乐律问答数千言。’”(12)唐乐宇通音律，其友人李调元所撰墓志铭中也有明确的记载，正可相互佐证。 再核之以李德懋《入燕记》，记“正祖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之事有云：“与在先因往唐员外馆论乐，盖从中指一寸为尺之说，以郑世子《乐书》为铁论。”这里郑世子《乐书》，指明宗室朱载堉(1536-1611)的《乐律全书》，清初康熙皇帝敕撰《律吕正义》时已采用其说，乾隆时期编修《四库全书》更受到重视，四库馆臣既称其多“精微”之论，又感叹其艰深难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八经部三十八乐类)。我们则注意到，两年后燕行的朴趾源在《鹄汀笔谈》中记载了这样的对话：“宗室大臣未见一河间献王，有谁?郑载堉。余问：郑是何代人。鹄汀曰：前明宗室郑王之世子，名载堉，著《律吕精义》。”(13)《鹄汀笔谈》是朴趾源与中国文人王民皞(字鹄汀)的笔谈记录，显然，对于乾隆中后期的燕行文人而言，朱载堉及其著述、学说还是较为陌生的一种知识，而唐乐宇和李德懋、朴齐家之间的交流能涉及这样一个在当时具有“前沿性”的问题，足见主客双方趣味的相投。据此推测，柳得恭的话未必符合当时赠书的真实情境，不妨视作“一家之言”。 由李德懋、朴齐家带回的《牡丹亭》，是否是这部中国戏曲名作第一次进入朝鲜?限于所见，不敢遽下结论(14)。但大体可推断，这次东传消除了一个朝鲜文人的小圈子对于《牡丹亭》的新奇感。我们注意到，两年之后朴趾源从王民皞那里听闻《牡丹亭》时，已经不再陌生了。事见其《热河日记》之《忘羊录》，有云： 余曰：器譬则谷也，声譬则风也。知谷之不可改，则风之出也无变。特有厉风、和风、猋风、冷风之异耳。由是论之，律之有古今之殊者，无其器改而声变欤? 鹄汀曰：然。律联而为调，调谐而为腔，腔合而为曲。律无奸声而调有偏音，果是一谷之风有厉和猋冷之不同，晓夜朝昼之变焉。此其腔曲之所以情变听移，随时耸沮，而始有古今之异、正蛙之别尔。唐虞之世，民俗熙皞，其悦耳者韶濩之声，则又其所黜可知也。幽厉之时，民俗淫靡，其悦耳者桑濮之音，则又其所黜可知也。如近世杂剧，演《西厢记》则倦焉思睡，演《牧(牡)丹亭》则洒然改听。此虽闾巷鄙事，足验民俗趣尚随时迁改。士大夫思复古乐，不知改腔易调，乃遽毁钟改管，欲寻元声，以至人器俱亡。是何异于随矢画鹄，恶醉强酒乎。(15) 《忘羊录》记录了朴趾源与中国文人尹嘉铨、王民皞的笔谈，其核心是“论说乐律古今同异”。综观这次笔谈，所谓“乐律古今异同”，并不局限于具体的知识领域，而往往延伸为古今风尚流变及其评价的探讨。正是在这样一个带有“价值判断”的话题框架中，《西厢记》《牡丹亭》成为论证文学、艺术风尚必然与世推移的重要例证。当然，这个时期的燕京剧坛并非曲牌体戏曲独霸的局面，已面临板腔体的乱弹诸腔的挑战，《西厢记》不受欢迎固然为一事实，《牡丹亭》是否为士大夫所“洒然改听”，其实也是问题。王民皞或也有可能从燕行文人那里风闻过《西厢记》在朝鲜广受欢迎的某些情况(参见后文)，因此，他才将《西厢记》与《牡丹亭》相提并论。 借助于清代中叶中国与朝鲜王朝的宗藩关系，籍籍无名的四川文人唐乐宇，却有幸进入了若干朝鲜一流诗文名家的视野，并在当时尚不频繁的中朝文学、音乐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中介者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唐乐宇和李德懋、朴齐家都是《牡丹亭》异域传播史上值得被记住的姓名。 韩国学者全寅初主编的《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著录了三种版本的《牡丹亭》： 其一，署《牡丹亭传奇》，八卷八册，木刻本，玉振堂梓，云“年代不详”。玉振堂不见于瞿冕良先生编著的《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增订版，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和杜信孚先生的《全清分省分县刻书考》(线装书局2009年版)，经检索“高校古文献资料库”、台湾“国家图书馆”的“中文古籍联合目录”等数据库，知玉振堂曾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刊刻了《历代圣贤篆书百体千文》；那么，此本东传的时间，恐在李德懋、朴齐家等人燕行之后，或在嘉庆、道光时期。(16) 其二，署《牡丹亭还魂记》，清光绪十二年(1886)同文书局刊本。据郭英德先生《〈牡丹亭〉传奇现存明清版本叙录》，此本乃以明万历年间的石林居士本为底本的石印本，流传甚广(17)；那么，它流入朝鲜的时间当更晚。 还有一种，署《牡丹亭还魂记》，二卷二册，石印本，有民国三年(1914)序，署“古歙在田氏题”。“古歙在田氏”是清末民初安徽书商唐在田，曾刊刻了《绘图万花楼传》《续洪秀全演义》《李公奇案》等；显然，此本东传的时间当在民国时期。 此外，据韩国学者闵宽东教授的《中国戏曲(弹词鼓词)的流入与受容》(韩国学古房2014年版)，该国还存有另外两种《牡丹亭》：一是乾隆乙巳年(1785)冰丝馆据明末清晖阁原本重刊的《玉茗堂还魂记》，另一种是清后期同人堂的木刻本《牡丹亭还魂记》。 以上五种《牡丹亭》，大约反映了当今学界对韩国庋藏《牡丹亭》版本基本情况的掌握。大抵可以判定，它们都是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以后才传入朝鲜的，应与李德懋、朴齐家无关。 那么，《牡丹亭》被李德懋、朴齐家带入朝鲜之后，该本是否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乃至翻刻?除了《牡丹亭》，汤氏其它“三梦”是否很快传入朝鲜?笔者未见到明确记载，只能先存疑(18)。但点检相关材料，并参以张伯伟所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中华书局2004年版)、全寅初主编《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韩国学古房2005年版)等，汤显祖诗文的东传痕迹却因《牡丹亭》的流入，而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 汤显祖的诗文曾多次结集刊行，汤显祖也早已因其诗文成就而赢得了声名，这在钱谦益《列朝诗集》等文献中有所反映，但对于朝鲜文人而言，认知、传播乃至接受其诗文的影响，同样需要一个“去陌生”的过程。我们注意到，李德懋《入燕记》记正祖二年(1778)五月十九日事云“燕市书肆自古而称，政欲翻阅，于是余与在先(朴齐家)及干粮官往琉璃厂，只抄我国之稀有及绝无者”，其中就有他在嵩秀堂发现“《玉茗堂集》”的记录。李德懋是李朝宗室，饱学多闻之士，如果《玉茗堂集》在他眼中都属于稀罕之物，那么，汤显祖别集流入朝鲜的时间应该不会很早；即便有之，也不为一般的文人所重视。 而另一方面，正祖时期的朝鲜王室也没有对汤显祖的诗文集表现出明显兴趣。徐浩修的《奎章总目》大约完成于正祖五年(1781)，反映“朝鲜时代正祖初期奎章阁所藏中国本”的情况，著录了数十位明嘉靖、万历时期与汤显祖有来往的文人的别集，却不见汤显祖《玉茗堂集》(19)。正祖李祘曾“仿唐宋故事，撰《访书录》二卷，使内阁诸臣按而购贸”(20)，然今存《内阁访书录》中，也并无汤显祖《玉茗堂集》。张伯伟教授指出，《内阁访书录》“最初乃一导购书目，但购入后又陆续写提要，成为藏书目录”(21)，据《内阁访书录》卷一之“《翰林记》二十卷”、卷二“《历代诗选》五百六卷”等条目来看，该书目编写时曾参考了清初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而《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五别集类，早已有“汤显祖玉茗堂诗十八卷，又文十卷，尺牍八卷”的著录。这一反差，多少显示出李朝正祖时期朝野对汤显祖著作的忽视。 然而，年代更后的《承华楼书目》“集类”却著录了“《玉茗堂集》十册”，这是整个《朝鲜时代书目丛刊》所见汤显祖诗文集的唯一著录；同书“说家类”，则有“《玉茗堂四曲》八册”的著录，这也是该书目丛刊所见汤显祖戏曲的唯一著录。承华楼为宪宗(1834-1849年在位)所建，反映了当时王室的藏书倾向和阅读趣味。除了汤显祖《玉茗堂四曲》，《承华楼书目》“说家类”中还著录了《聊斋志异》(十六册)、《闲情偶寄》(八册)、《虞初新志》(十二册)、《曲谱》(十二册)等，这种混溶的图书分类与清代中叶的四库观念既有耦合，更有出入，也是一种颇有意味的现象。 以上说明，《牡丹亭》《玉茗堂集》流入朝鲜王朝的时间可能较晚。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包括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等在内的正祖前期文人而言，“汤显祖”就会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姓名。事实上，即便没有接触到《玉茗堂集》《牡丹亭》，他们也有可能经由其它途径而得知汤显祖其人、其事，乃至得阅其作品。 第一种可能，是经由清人官修的《明史》。清代自顺治年间开馆直至乾隆时期《明史》纂成，又改订、录入《四库全书》，历经一百四十余年，其间朝鲜王朝一直密切关注，英祖十五年(清乾隆四年，1739)十一月更命前往清朝的冬至使团购进《明史》全帙(22)。《明史》卷二百三十列传第一百十八记载了汤显祖上疏论政以至被贬的事迹，将其列入《儒林》而非《文苑》，卷九十九志第七十五则著录了“玉茗堂文集十五卷诗十六卷”，甚至卷九十八志第七十四有其“续虞初志八卷”的著录。《明史》传入朝鲜后，是否曾在普通文人中广泛流播，笔者未知其详，然据张伯伟《朝鲜时代书目丛刊》，洪奭周(1774-1842)于纯祖十年(1810)为其弟洪宪仲编纂的《洪氏读书录》中，就有“《明史》三百六十卷”，其卷次与通行本有异，这反映了普通朝鲜文人对《明史》的兴趣。我们注意到，李德懋的《青庄馆全书》中就有《明史纰缪》这样的篇章，而且他还频繁引用《明史》，因此，《明史》当是他了解汤显祖其人其事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二种可能，经由其它一些收录汤显祖诗文的书籍。徐浩修《奎章总目》中曾几次拈出汤显祖的姓名，如卷二地理类著录《名山胜概记》有云“王穉登、汤显祖及王世贞俱有序”，卷四别集类著录《睡庵集》有云“汤显祖序曰：睡庵以山川为气质，以烟霞为相思，以玄释为饮食，以啸叹为事业，故道与文新、文随道真”，卷四总集类著录《十六家小品》时也明确提到汤显祖为其中一家。这些或许是无意之举，但较为集中，也折射了汤显祖进入朝鲜上层文人视野中的痕迹。而从《奎章总目》《内阁访书录》等来看，一些晚明清初出版的流行读物，如郑元勋《媚幽阁文娱》(选录韩敬《玉茗堂全集序》和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序》)、俞安期《启隽类函》(保存汤显祖的三篇“佚文”(2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杂剧”条提到汤显祖“新作《牡丹亭记》，真是一种奇文”)，以及清人编纂的明诗选如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沈德潜《明诗别裁集》等等，李朝正祖前期皆已流入朝鲜半岛，因此，都有可能拓展朝鲜文人传播、接受汤显祖及其作品的空间。 这其中，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发挥了最为突出的作用。《列朝诗集》今有清顺治九年(1652)毛氏汲古阁刊本，至迟李朝肃宗十年(1684)已传入朝鲜，而《列朝诗集小传》则有清康熙时绛云楼刻本，至迟李朝肃宗四十六年(1720)传入朝鲜(24)，因其关涉有明一代诗风的评价，又专门收录了朝鲜诗人的作品，激起了李朝文人广泛而持久的回响。《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二收录汤显祖诗歌一百二十余题，钱谦益本人也非常推重汤氏的文学主张(见《初学集》卷三十一《汤义仍先生文集序》)，他的《初学集》《有学集》等在李朝也较为常见，因此，尽管《玉茗堂集》对于正祖初期的朝鲜文人而言较为稀罕，然而，他们也有可能早已通过接触《列朝诗集》和钱谦益的相关著述，而对汤显祖其人、其作发生兴趣。 我们注意到，与李德懋年代相仿的成大中(1732-1809)就“用汤若士韵”创作了《大坂杂咏》绝句四首： 浙舶闽樯到海涯，绒丝缆泛刺桐花。南都秘籍来三部，尽入长碕太守家。 七尺钢刀百炼成，双钩如月夜中行。空桥僻处逢人试，桥下惊波飒有声。 奸门利窦剧逶迤，画角声催晓色迟。白柄刀头惊赤血，馆中喊杀黑衣儿。 垣军五百出关多，步步旗亭簇网罗。借使传藏生羽翼，不教飞渡小滨河。(25) 根据其用韵特点，核之以《列朝诗集》所收汤显祖诗歌，以下四首当为成大中次韵的依据： 一疏春浮瘴海涯，五年山县寄莲花。已拚姓字无人识，检点封章得内家。(《漫书答唐观察》之四) 少年豪气几时成，断酒辞家向此行。夜半梅花春雪里，小窗灯火读书声。(《与李太虚》) 东南山色翠逶迤，日照西陵上酒迟。看罢秋千微有恨，不敲方响出红儿。(《饮青来阁即事》之二) 插汉窥关事欲多，辽阳当已失红罗。宁前直钞开原路，止隔三岔一渡河。(《寄谢饷部辽左》之一)(26) 李朝英祖三十九年(1763)派出通信使团出使日本，成大中是正使赵曮的随从。次年四月返程经过大坂(阪)时，发生了铃木传藏杀害朝鲜译官崔天宗(淙)的事件，使团为此滞留一个多月。《大坂杂咏》四首当作于这期间，其中第三、第四首就叙写崔天宗的遇害。这是当时朝日外交上一次突发事件，两国说法各异，后来的日本小说、歌舞伎、净琉璃更常常演绎、改造这么一个题材。(27)汤显祖的这四首诗作于不同的时间，并没有任何意义上或事实上的直接联系，虽早已出现于明天启刻本《玉茗堂全集》中，但所处卷次极为分散，然而，它们在《列朝诗集》中的位置则明显集中，第一、第四首甚至前后相连。显然，成大中从这四首诗中捕捉到了某些独特的艺术灵感，用以记叙他出使日本时的所见所闻。 联系十余年之后李德懋燕行时，依然视《玉茗堂集》为稀罕之书，我们可以推断，钱谦益《列朝诗集》才是成大中接受汤显祖诗歌的艺术影响，并从事再创作的依据。早已作古的明万历时期人汤显祖的这四首诗，却因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的编排，以及一百多年之后朝鲜文人成大中的次韵，勾连着18世纪后期东亚的一次重要外交事件。这种超越时空的“知识环流”和“文学生产”，无论是钱谦益还是汤显祖本人，都无法预知或预想。 那么，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经由燕行文人而发生的这次《牡丹亭》东传，是否激发了朝鲜文人对汤显祖其人、其作更丰富的兴趣?点检相关文献，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明显的表征是，《牡丹亭》故事及其相关传闻，成为了后人诗歌创作的用典。例如，李学逵(1770-1835)的《春星堂集》中有《红梅馆杂事同韩霁园作》六首，第一首云：“幼年三五最娉婷，惭愧人前赋小青。朱李半笼桃一盒，此生魂断《牡丹亭》。”(28)此诗据系年，作于甲寅(正祖十八年，1794)。又如，申纬(1769-1845)的《覆瓿集》中有《新收明无名氏古画二帧各系一绝句》，其第一首《仕女读书图》云：“金钗斜坠凤凰翎，是李香君是小青?非绪非情苔石畔，抛书一卷《牡丹亭》。”(29)《覆瓿集》诗歌大抵按时序排列，《仕女读书图》约作于宪宗五年(1839)五月至七月。这两首诗的作年相距四十余年，但都涉及众说纷纭的“小青故事”。 自明末以来，与《牡丹亭》传播、接受密切相关的“小青故事”就被不断地加以记载或演绎，而有据可查的是，记录该故事的某些早期文献，如冯梦龙《情史类略》、郑元勋《媚幽阁文娱》、钱谦益《列朝诗集》，都曾流入朝鲜王朝。我们从这两首诗约略可感觉到，自《牡丹亭》被带入朝鲜之后，某些文人不但已经没有了李德懋、朴齐家等人初读《牡丹亭》时的新奇感，而且能较娴熟地运用“小青故事”、《牡丹亭》作为典故。申纬甚至还将《牡丹亭》联系到孔尚任的《桃花扇》，这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清嘉庆十七年(李朝纯祖十二年，1812)，申纬以奏请使书状官的身份燕行，曾应蒙古喀喇沁部扎萨克贝勒丹巴多尔济之邀，观看了《桃花扇》。其《贝勒丹巴多尔济求余扇诗》诗小注有云：“宴罢，邀过海淀别墅，引至后堂，前有歌舞之楼，榜曰‘镜天花海’，为余演剧，至《桃花扇》，音调悲艳动人。”(30)“是李香君是小青”的诗句看似平常，但其背后，隐藏着申纬相比于他的前辈们更为直接的观剧体验和更为丰富的阅读经验。 朝鲜燕行文人还留下了大量在中国的观剧记录，然以笔者目力所及，并未见到他们观看《牡丹亭》的记载(31)，因此很遗憾，尚不知晓燕行文人对这部戏曲经典是否曾有某些独特的观剧体验。而且事实上，相比于元杂剧《西厢记》，作为文学文本的《牡丹亭》在朝鲜的传播与接受，大抵而言也呈现出一种“被忽视”的基本情形。 综合《朝鲜时代书目丛刊》《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中国戏曲(弹词鼓词)的流入与受容》《〈西厢记〉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32)等著述、论文可知，韩国现藏《西厢记》的版本数量要远多于《牡丹亭》，汉文本大多可归入金圣叹“第六才子书”系统，还有韩文的改写本或谚解本，甚至有韩汉合本或满汉合本。此外，《西厢记》不但影响到古代朝鲜的民族文学经典《春香传》，还出现了若干仿作的小说、戏剧。与《西厢记》东传之后广受欢迎，乃至被改写、仿作这一“经典的再生产”约略相似的，还有另外两部中国古典戏曲名作，即《荆钗记》和《五伦全备记》(33)。从这个角度看，《牡丹亭》东传朝鲜王朝，既非古典戏曲“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例证，也并非其“经典化”历史进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然而另一方面，近代社会变革之前的《牡丹亭》东传，又依托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人物往来”与“书籍流转”这两种最基本的文化交流形式，因此，从文化史、书籍史与阅读史的角度看，则有可能隐藏着丰富的象征意义。事实上，尽管材料有限，我们还是发现，《牡丹亭》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古代朝鲜文学观念的表达或建构，甚至影响到该国汉诗的写作；此外，它的东传，也并非全然的单向度的流出，既有流出之后的信息反馈，也还牵连清代中叶中朝文人对于传统音律、社会风尚等问题的关切。考虑到近代之前东亚诸国之间并不对等的政治、文化地位，以使团出行为主的“人物往来”及其伴随的“书籍流转”也有畸轻畸重的差异，那么，汤显祖作品在朝鲜王朝的传播、接受尽管以“单向度”为主，却也不妨视为古代东亚“知识环流”的一个有饶有意味的例证。(34) 尽管“东传”几乎没有彰显《牡丹亭》作为中国文学经典或戏剧经典独特的内在体性(所谓“经典性”)，然而，清乾隆四十三年(李朝正祖二年，1778)的这次“东传”，其本身却又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学史事件”。从这个角度看，《牡丹亭》的东传和《西厢记》一样，也具有重要的“样本分析”价值，可以借此管窥古代东亚文学交流的某些特征。中外文学关系史上类似的“偶然”事件还有很多，借用当代文化人类学的描述性解释(“深描”)这种研究方式，这些偶然发生的文学史事件，将有可能超越个案的局限，而折射出某些“普遍性”的意义。 如此一来，我们又不能不面对另外一个凸显出来的问题：同样是“才子佳人”题材戏曲，同样受制于“中华朝贡体系”这一基本的政治—文化格局，无论就传播的广泛、普及，还是就影响古代朝鲜民族文学、文化心理的深度而言，《牡丹亭》都无法和《西厢记》相提并论，作为原创者的汤显祖也不能与作为批评家的金圣叹比肩，其原因何在，值得进一步深入研讨。 [附记]本文写作曾得到郑志良博士的指点，发表前又参考了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①黄仕忠《江户时期东渡的中国戏曲文献考》，《文化遗产》2009年第2期。 ②葛兆光《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序，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1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③李正臣《栎翁遗稿》，《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5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8年版，第175页。按，古代朝鲜汉文文献中常有一些讹字或异字，本文随文订正。 ④李德懋《青庄馆全书》上册，(韩国)首尔大学古典刊行会1966年版，第267-268页。 ⑤《青庄馆全书》上册，第268页。 ⑥中日韩三国已出版了多种规模不一的“燕行录”，本文所引李德懋《入燕记》据《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不另注。 ⑦清代中叶《韩客巾衍集》是否曾在中国刊行，学界有争议，参见金柄珉《〈韩客巾衍集〉与清代文人李调元、潘廷筠的文学批评》，《外国文学》2001年第6期；朴现圭《韩国的〈四家诗〉与清朝李调元的〈雨村诗话〉》，《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⑧嘉庆《四川通志》卷一五四唐乐宇小传称其“著有《奇门纪要》，并《东络山房诗文集》行世”，然检阅晚近以来的多种书目，仅知唐乐宇今存《南笼遗稿》，传存有限，仅藏于四川图书馆。 ⑨柳得恭《并世集》，《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⑩柳得恭《泠斋诗集》卷二，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抄本。 (11)李德懋《雅亭遗稿》卷七，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李朝正祖二十年芸阁活字本。 (12)朴长馣纂辑《缟苎集》卷一，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抄本。 (13)朴趾源《热河日记》，《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23册，第39页。 (14)尹德熙(1685-1766)的《字学岁月》提到的“四梦记”，是否为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尚待证实。参见陈文新、闵宽东《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9页。 (15)《热河日记》，《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22册，第410-411页。 (16)日本拓殖大学宫原(民本)文库藏有一种玉振堂刊刻的《绣像牡丹亭还魂记》，六册，不知与此本的关系。参见黄仕忠《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126页。 (17)郭英德《〈牡丹亭〉传奇现存明清版本叙录》，《戏曲研究》第71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18)有研究者指出：“著名文人安鼎福(1712-1791)在《杂同散记》中，特意提到汤显祖的《还魂记》(《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以及《邯郸记》等‘临川四梦’已传播朝鲜的事实。”参见李岩、俞成云《朝鲜文学通史》(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3页。笔者未读到原书，不详具体情况，未敢采信。又，闵宽东《在韩国中国古典小说的传入与研究》(《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12期)据《杂同散异》只著录了《邯郸梦记》，则传入的或是小说，而非汤显祖戏曲?事实上，中韩学者提及安鼎福、《杂同散异》时，颇有差异，或又作安应昌《考同考异》、安兴福《散同杂异》，不知何故。参见杨雨蕾《朝鲜燕行使臣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考述》，《世界历史》2005年第6期。 (19)张伯伟《奎章总目》解题，《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1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页。按，朝鲜王朝时期的奎章阁藏书现归韩国首尔大学，检索台湾“国家图书馆”古籍联合目录，知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有康熙甲戌年汤秀琦序刻本《玉茗堂全集》，此本当即《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著录的汤秀琦序刻本《玉茗堂集》，然其来源注明“清官旧藏”，当非李朝王室旧物。 (20)《正祖实录第一》，《李朝实录》第四十七册，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66年版，第480页。 (21)张伯伟《内阁访书录》解题，《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1册，第450页。 (22)相关研究，参见孙卫国《清修〈明史〉与朝鲜之反映》，《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 (23)吴书荫《汤显祖佚文三篇》，《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4期。 (24)王国彪《朝鲜诗家对〈列朝诗集〉的接受与批评》，《齐鲁学刊》2013年第1期。 (25)成大中《青城先生文集》卷一，《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733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年版，第91-92页。 (26)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一二，《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4册，第84-85页。 (27)日本学者池内敏的《唐人杀しの世界——近世民众の朝鲜认识》(日本临川书店1999年版)有专门研究，参见葛兆光《隔岸观澜——读东洋书札记选录之一》，《东方早报》2010年1月17日T03版；《揽镜自鉴：从域外汉文史料看中国》，《光明日报》2008年1月24日第10版。 (28)李学逵《洛下生全集》上册，(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5年版，第5-6页。 (29)申纬《覆缻集》，《申纬全集》第四集，(首尔)太学社1983年版，第1821-1822页。 (30)申纬《奏请行卷》，《燕行录全编》第3辑第7册，第93页。 (31)笔者曾辑录中、韩、日三国影印出版的各种“燕行文献”中的戏曲史料，并对其学术价值作了初步探讨。参见《“燕行录”戏曲史料的学术价值初探》，《戏曲艺术》2013年第2期。 (32)高奈延《〈西厢记〉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南开学报》2005年第3期。 (33)相关研究，参见吴秀卿《中国戏曲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戏曲研究》第79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 (34)这几个论域的相关研究，参见张伯伟《书籍环流与东亚诗学——以〈清脾录〉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编《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十六世纪以后的东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陈捷《人物往来与书籍流转》，中华书局2012年版。与学者通常的理解不同，张伯伟教授特别强调“环流”的“多向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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