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成熟”与中国的政治成熟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熟论文,政治论文,之路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4)06-0094-06
“由一个经济上的没落阶级实行政治统治是危险的……但更危险的是，那些已经开始掌握经济权力从而跃跃欲试期待着接管政治统治权的阶级，却未达到足够的政治成熟以 掌握国家的航向”。(注：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编选，三联书店1997 年，第97页。)
——马克思·韦伯
一、思索的缘起
韦伯认为，现代经济发展必然促成社会的高度分殊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心力倾向，由此，落后民族经济崛起的背后所隐含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该民族的政治主导力量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韦伯的结论是，一个民族发达与否，不在其“外在强盛”，不在经济军事的发达程度，而在其“内在强盛”，在于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换言之，落后民族从根本上是一个“政治不成熟的民族”，亦即由于缺乏一套能够使全体国民都参与其中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大多数国民并不生活在本国政治之中，而是生活在本国政治之外。这样一种将大多数国民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政治机制，由于事实上无法解决将高度多元分化的社会利益纳入政治过程的问题，于是随着经济加速发展必将日益捉襟见肘。正是从 这一点出发，韦伯进一步提到，这种适应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成熟的政治机制就是以 “大众政党”和全民普选为基本机制的“大众民主”。大众政党致力于不同阶层、不同 集团、不同地区的局部利益，有利于社会达成随时调整的共识。大众民主则具有一种全 民政治教育的渗透力，促成国民们具有“责任共担的习惯”，最终使发达民族在本国内 部具有落后民族望尘莫及的高度政治凝聚力。这就是“政治成熟民族”与“非政治成熟 民族”的最根本差别。韦伯断言，现代民族的真正成熟和强盛必以“大众民主”为政治 基础。
自此，我们了解到韦伯所谓的“政治成熟”就是指，领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阶级，不但有能力把握本民族的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利”利益，而且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它考虑之上，也就是能把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普遍利益放在某一个阶级本身的利益之上，从而符合民族的长远利益。只有当“政治成熟”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国民才能通过政治参与形成对本民族整体长期利益的高度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向心力，进而形成一个现代“政治民族”。与“政治成熟”的发达民族相比，“政治不成熟” 的落后民族，即“非政治民族”，往往通过压抑民族“内在强盛”的生长为代价去片面 地去追求“外在强盛”，为了求得社会一时的“超稳定”而一再延误政治改革的时机。 韦伯认为这种掩耳盗铃式的“政治不成熟”无异于慢性政治自杀，因此他将这种现象称 之为“政治市侩主义”(注：韦伯对德意志民族政治不成熟的担心与忧虑，不幸为被后 来的德国社会发展所证明。因为正是德国资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排斥，最后直接 导致希特勒的上台，使其将德意志民族再次拖向世界大战的泥潭。)。(注：李小科：《 现代性与中国政治的现代化》，中国政治学网，http://www.cp.org.cn/。)
把韦伯先生在一个世纪前对自己的祖国深深忧虑移植到当下的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韦伯的思想与政治民族主义者的某些方面而不谋而合。中国主流政治民族主 义者把民族认同为以宪政民主为基础的政治认同，比如甘阳“以公民个体为政治社会之 本，以统一宪法为民族国家之纲”(注：甘阳：《走向“政治民族”》，“中国学术城 ”(www.mlcool.com)。)和王炎“成熟的民族主义必然要建立在政治认同的基础之上。 ……要有一种宪政民主制度，把每一个人都纳入到这个政治体系中来，成为现代意义上 的公民，形成强大的政治认同…这样…代表民族国家的整体意志就形成了。”(注：王 焱：《关于民族主义的发言》，“思想评论”网站(www.sinoliberal.net)。)，都充分 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开始具有初步的“政治成熟”意识。也就是可以这样来看，中华民族 的建构要周延，中国要从非政治成熟状态走向成熟的政治民族状态，终究要找出彼此都 接受的政治理念，包括民主，宪法爱国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或是共和主义等等。
二、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成熟分析
政治成熟在中国一直是一个被忽略的课题，其原因可以归为：一是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研究价值，这种忽视会导致人们面对复杂重大问题时盲目将其简单化。二是研究者在研究内容研究角度和研究重点的把握上有所偏颇，使得对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不具有普遍使用性和很强的说服力，导致理论上的空白点长期不能得以弥补。事实上，如果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成熟度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就很难真正认清当前不断涌现的政治问题，很容易极端地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病，而忽视了很多问题其实仅仅是政治不成熟时期必然出现的问题。或者更有甚者极端地认为中国的政治成熟就是一个西化的过程，而忽视了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成熟都应当是自身特色的政治成熟等。中国走向政治成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前述的错误或者偏激的观点都只会增加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的复杂性，于是关于中国政治成熟的理论研究呼之欲出。
重新疏理韦伯关于政治成熟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到一般化的关于政治成熟的定义，即政治成熟描述的是政治发展到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社会能够理性且有目的地控制整个政治过程，引导社会变革，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者民族的社会普遍利 益永远是置于某一阶级利益或者个人利益之上。理论上，衡量政治是否成熟的标准可以 从以下几个层次来考虑：(1)社会生态的成熟：较好地实现了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2) 政治实体的成熟：利益集团的活跃，广泛的大众参与和适度的政治冷漠；(3)政治制度 的成熟：政治体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有效的政府；(4)政治思想 的成熟：普遍平等的政治精神和态度，公共理性的凸显，意识形态的淡化。把衡量标准 划分为这样几个层次，主要是考虑到政治成熟强调的是整体的成熟，整体的成熟首先从 外部来讲，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经济、文化、社会、国际环境等因素与政治的不可分性， 使得它们成为与政治发展和政治成熟密切相关的重要因素。社会自身的不断发展，改造 着政治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不断地为逐步解决或缓和这些矛盾和问题提供了基 础和条件，这也是逐渐推进政治走向成熟的社会生态背景。其次从内部来看，所谓的政 治实体主要是指在政治中的主体要素，是权力的载体，包含两个层次，一层是公民，另 一层是政党，政治性的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等。政治实体加上政治制度(包括行政制度 ，政党制度等)构成了政治体系的主干部分，此二者的成熟对政治的成熟发展产生主导 性作用。政治思想更是政治成熟的重要部分，也是促使诸如政治实体和政治制度走向成 熟的基础性要素。要强调地是，这些衡量标准不可能也不必同时达到。我们需要的是一 个政治成熟的国家，但不代表政治成熟的国家就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只要中国政治改 革和政治发展是在这些衡量标准的指导和框定的道路上前进和发展的，那么我们就可以 认为中国正在逐步走向政治成熟。
每个国家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政治成熟的状态和标准，笔者前面所列出的仅仅是一些一般化的较理想化的状态，不排斥一些实践中的变异。一个国家走向政治成熟的宗旨可以理解为是自主建立适应一个特定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稳定的政治秩序。比如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成熟，可以把中国人民熟知的“三个有利于”(注：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和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又提出的“三个代表”(注：一是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二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融合到一般标准中，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衡量政治成熟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政治发展到可以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且是寻着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这样的路径前进的，我们就认为中国政治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了。笔者强调，我们承认西方某些国家政治相较于自身来说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甚至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但是我们决不认为那些国家就是各政治共同体政治发展和政治成熟的唯一追求的理想状态。较之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建设和发展任务更为迫切和繁重，对本国政治走向成熟的探索也会更加曲折和艰难。很显然，当下中国要达到政治成熟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比如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历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中国的民主和法治才处于起步阶段；民众政治参与度较低；相较于西方活跃的利益集团，中国利益集团无论组织结构还是职能角色都还不成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中国政府还有待提高效率和效能；非典危机也再次证实了公共理性和公共意识的缺席，这些都凸现了国内学界加快对政治成熟的理论研究的紧迫性。
三、走向“政治成熟”
我们身处在一定的政治秩序之中，有必要了解政治是否和如何走向成熟。对政治成熟的探求是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过程，从理论上确定政治的成熟状态是一个艰难的思想探索过程，在不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中寻找它的实现路径则是一个更为艰难的实践过程。中国政治成熟之路应该是在现行政治制度的框架下对作为制度外在表现形式的政治体制以及体制内权力结构进行逐渐的、适度的调整的过程。这条路能走多远，政治能发展到怎样的成熟度，取决于三个基本变量(注：这三个变量的划分是从徐湘林：《以政治稳定为基础的——中国渐进政治改革》的文中得到启发的，《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第一个变量是现行的政治制度框架的容纳量和承受度。第二是政治体制自身的调整和完善的能力程度。第三是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首先来看第一个变量，中国政治制度的包容性和容纳量可以从中国宪政体制的规范中找到主要的制度性依据，也就是说，人大制度和党的领导体制都是中国政治制度规范性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较强的国家动员力的传统资源。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中国共产党积极带动的可管理的政治改革都为中国共产党保持持续稳定的地位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西方议会制和多党合作制在当前中国是无法获得支持性条件的。于是党内部的改革成为中国政治成熟最为关键和最重要的起点，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成熟的执政党来执政。
其次，我们来思考政治体制自身的调整和完善的能力程度。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来包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所产生的政治需求。政治体制也依然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在吸纳非党内政治力量方面仍然有很大的余地。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反映民意、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方面仍然有很多的发展的空间。十六大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化进程上的努力。农村中先行一步的村民自治为起点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实践更是充分证明了政治体制自身较好的调整能力。“依法治国”以及第四次修宪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建立制度合法性的决心和治理国家方式上的灵活性。
最后来看第三个变量，如果说第一个变量阐述的是中国通往政治成熟之路的限定条件；第二个变量表明的是中国通往政治成熟之路的可能的制度空间和灵活度；那么第三个变量则最终揭示的是我们需要走一条怎样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成熟之路。很显然，中国已经从“全能体制走向了后全能体制”(注：当代中国非政治领域的有限多元化与私域自由空间的扩大，意识形态的世俗化，以及一党体制为基础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命令机制的存在，这三个特点构成中国大陆后全能体制的最重要特征。)(注：萧功秦：《中国转型期的体制和政治改革》，《大公报》2001年3月。)，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有：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大量的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化和都市化进程加快；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基本完成；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中国已经通过市场经济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政治结构所发生的变化有：政治决策日益重视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尽管这些程序和形式还不完善；正统的意识形态在淡化，意识形态对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方面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弱化；政府的职能在转变，工作单位元的政治控制功能和社会福利的功能都在减弱，国家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和控制的能力弱化。市场经济和政治社会的变迁都在逐步推进中国政治步入成熟的轨道：
(1)市场经济的建立是走向政治成熟的前提。市场经济培育出的中国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通过讨价还价而体现的妥协机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观念、新型的宽容的政治文化，都是走向政治成熟的必要条件。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随着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多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分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种与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经济与社会现实条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更具多元化性质的较为成熟的政治模式将有可能出现。
(2)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利益的分化，这是促成政治成熟的必要条件之一，然而走向政治成熟的途中我们需要适当约束日益活跃的利益集团，必须警惕的是以垄断排他性为特征的“分利集团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软政权”(注：软政权其实就是所谓无效的政府 或者说弱能力的政府。)的衍生。2003年7月31日，国务院公布了《法律援助条例》，这 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法律援助的全国性立法，体现了中央立法机关保护弱势群体和公民权 利的意愿及努力。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的生效将制约官僚利益集团。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更长远来看，政治成熟需要政府一方面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公开、透明、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决策参与机制，将利益集团行为纳入制度化轨道；另一方面实现利益调控制度化、制度建设民主化、民主制度程序化、民主程序法治化，同时要提高政府在利益集团政治中的自主性，防止软政权化。
(3)走向政治成熟也就是走向广泛的公民参与，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认同的标准。中国的现状正是印证了前述韦伯对政治不成熟的界定：“缺乏一套能够使全体国民都参与其中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大多数国民并不生活在本国政治之中，而是生活在本国政治之外。”于是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原则上我们需要保证让所有受决策影响的人，具有有效的机会来参与政治过程，且有平等的权利来选择议题并控制议程的民主的程序和制度设置，一是充分发展政党、利益集团、大众传媒等社会中介组织，它们使分散的、潜在的公民意愿转化为明确的政策要求；二是政府主动行动，通过民意测验，社会对话等一系列手段和方法，调查了解民意，对政策实施情况进行及时跟踪；三是提高政府决策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公民投票必须与鼓励民主对话的制度相互结合，才能强化具有公共精神的公共参与。成熟的民主对话需要社会 组织的自主动员为基础，并非能够由上往下一手创造。但在“批判性公众力量”仍待培 育的阶段，政府应以公共资源来促成公共讨论。
(4)村民自治是中国在通往政治成熟的道路上迈出的特殊的一步。村民自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长点”(注：朱光磊、程同顺：《在更大的背景下认识村民自治》，《中国书评》1998年5月。)，使中国的国家民主化有了一个开端，它确实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成熟。但问题是，村名自治能否向上扩展并成为国家民主化的强大动力，取决于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推动，光靠基层民主化过程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渗透是远远不够的。没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动力的结合，中国的国家民主化和政治成熟仍然会困难重重。
(5)政府能力将继续成为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一个核心变量。有效的政府(注：王绍光等认为任何现代国家都应该具备以下八项基本职能：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的能力(强制能力)；动员与调度社会资源的能力(汲取能力)；培育与巩固国家认同和社会核心价值的能力(濡化能力)；维护经济与社会生活秩序的能力(监管能力)；确保国家机构内部的控制、监督与协调的能力(统领能力)；维护社会分配正义的能力(再分配能力)；将民众参与需求纳入制度化管道的能力(吸纳能力)；协调不同利益、形成公共政策的能力(整合能力)。)对于持续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注：毛寿龙：《有效政府的基本逻辑》，选自博客中国(Blogchina.com)。)。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新世纪的发展挑战：2020年的中国》(注：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98页。)说 ，在2020年，中国可能有两个前景，一是“中国僵化症”发作；二是持续发展的前景。 中国究竟会走向哪个极端呢?显然这取决于进一步变革的努力。着眼于多维度的效率标 准，持续地进行政府的治道变革，建设现代政府的制度平台，在长期意义上投资于制度 效率的提高，势将有利于中国走向政治成熟。
(6)潘维先生认为以法治为导向、以吏治为核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比较适合中国的具体特点，他建议中国建立一种“咨询型法治”(注：这种咨询型法治有五大支柱：(1)中立的文官系统。(2)自主的司法系统。(3)独立的反贪机构。(4)以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5)受法律充分保护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潘维：《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笔者以为，以法治为切入点，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构想，关键有两点：一个是宪法至上的问题，另一个是独立的司法体系的建立问题。
(7)培育成熟的政治文化是走向政治成熟关键。以政治文化中的公民文化为例，制度、程序以及组织面的条件，只代表了政治成熟的必要条件，它们并不必然保证一国的成熟公民社会将会自然地形成。熟练的选民，并不必然带来成熟的公民文化(比如台湾(注：台湾民众可以说在选举开放几年的经验积累下已然分化成为不同党派属性的选民，台湾的选民文化，很快地学会带着一把党派性的标尺，用它来衡量所有出现在公共领域中的言论，台湾的选举文化已然过头。))。一个成熟健康的公民社会需要在“浪漫的情感投入”和“带着距离感的理性怀疑”(注：范云：《从选民文化到公民文化》，www.chinatimes.org.tw。)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政治文化中求取平衡。李月军对于近20年中国政治文化变迁(注：李月军：《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分析》，《书屋》2003年第3期。)做了详尽的分析(注：政治文化发展视角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由情绪化逐步向理性化转变；政治人格由盲目依附型向独立自主型转变；政治思维从二元对立向务实中和式转变；政治价值取向在个体与集体之间调适。)。然而我们依然必须承认，中国人的政治文化的变化其实不大。从今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重建才刚刚开始，循着现代化取向的家庭生活、学校教育、媒体引导及制度训练的方向(注：马庆钰：《告别西西弗斯——中国政治文化分析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的政治成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包括了主体、制度、文化、条件等各方面的成熟过程。我们必须寻找到适应于中国国情的通往政治成熟之路，反对饥不择食的简单模仿西方政治模式。近年来中国不断地遭遇到各种危机，迫切地需要较为成熟的具有较好调整能力的政治体系以及较强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德性的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绝对不可能自发地导致政治走向成熟，相反却孕育著国家与社会分离以及政治离心化的极端危险。中华民族能否克服这个危险，她在未来可能的危机时刻能否体现出伟大的政治凝聚力和高贵的政治情怀，取决于她的人民能否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积累政治智慧、培养政治德性，能否最终塑造出强有力的公意和政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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