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模式论文,未来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403(2009)01-0016-04
城市发展模式与资源利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城市发展巨型化就是建立在对生化资源利用的基础上,这种模式虽然从总体上推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随着生化资源利用成本的愈来愈大,这种模式的弊端也显现出来,主要包括巨大的生态赤字、文化和社会的断层、城乡之间严重的不协调,以及带来相应安全性和稳定性的问题等。为保证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未来城市发展模式应实现以下重要导向,即可再生能源导向、地区化导向、内生型导向、社会、经济、自然融合性导向等。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城市化已经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资源环境已成为其重要约束条件,因此,必须要高度重视城市集聚区的空间规划,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重视中小城市的发展,城市发展模式要实现外生型向内生型的转变。
一、对传统城市发展模式的质疑
1.生化城市巨型化趋势
“能源蕴藏和存在形式,始终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类的迁徙史和变迁。目前几乎所有有关空间居所问题的探讨都忽视了与能源的关系,甚至联合国发起的探讨居民生活方式前景的人居会议,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在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罗马大约拥有50万人口。工业革命后,能源的集中供应成为可能,加上运输能力的不断改良,创造了拓展聚居空间的基础,居住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1800年,全球拥有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一个;1900年有13个;到1990年已经拥有300个。工业城市的中心首先从大型煤炭产地向四周延伸,之后沿着集中能源供应的主线展开。在此基础上,它也成为能源最为集中的服务中心。生化资源的巨型城市成长越快,离有机世界也就越遥远。”[1]103-104德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舍尔这段话深刻地阐述了城市模与能源利用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说明在生化资源支撑下的城市发展朝着巨型化方向发展。在当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城市发展巨型化趋势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呈不断增强的趋势。城市发展已经突破国界,朝着跨国化方向发展,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已经成为全球化重要的组织和管理中心,使全球的区域格局更加不均衡化。这是因为全球化不是某一特定文化或社会的全球延伸,而是文化的不同部门的有选择跨国化。通过全球化,国家文化和社会的限制最终被超越了。尽管全球社会是跨国的,但是它并没有覆盖“全球空间”,而是发生在大城市或大都市的特定场所(Erhard Berner and Rudiger Korff,1995)。毫无疑问,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越发表现为一些全球城市和全球区域之间的竞争。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并不是全球空间的一体化,而是体现在特定空间作用的强化。这正如奈特和加伯特(Knight.R.V.and Gappert G.,1989)所说的,全球社会实际上是城市社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到来,城市作为全球社会的连接点,国家建筑越来越等同于城市建筑”[2]62。这样,文化和社会的国际化更强烈地表达在世界城市中。这也意味着全球化有利于那些处于优越区位的较大城市区域,不利于边缘化的中小城市。上述城市发展模式已经构成主流学者的观点,在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受接触效应的作用,城市规模并没有缩小反而更大,似乎这已经成为一种客观规律,但这种城市模式所带来的生态赤字,以及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得诸多学者对它的可持续性和平等性存在质疑。
2.巨大的生态赤字
现代城市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背负着巨大的生态赤字。正如著名学者里斯所说,这种巨型城市的可持续性是建立在更多地区,特别是广大落后地区的不可持续性的基础上。这种地区的生态赤字很大,主要通过贸易从其他落后地区和国家进口生态资源来维持自身生活方式的可持续上。李斯教授从生态足迹的角度对全球化的生态赤字与城市发展的脆弱性进行了分析,用具体的数字来说明现代城市发展不可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消费生态资源的不公平,以及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不公平。并提出一个困惑的问题。这种生态赤字可以通过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重新分配资源来减少,但这种方法在生态上是可行的,但在政治上却不可行。另外,为了实现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公平性,落后地区采取经济增长的方式,但这种方法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在生态上是不可行[3]。一些大城市发展背负着巨大的生态赤字,这种生态赤字将转移到更多的地区。当今全球化经济高度发展,构成了全球城市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全球化发展能否持续,需要资源与环境的支撑,人们往往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技术具有全球化的能力,但是原料供应却无法长久地维系下去。
弗里德曼提出了生活空间和经济空间的这对矛盾。他认为生活空间是具形的、有边界的、连续的、有历史的、有不同文化价值的空间。而经济空间则是抽象的、不连续的、和历史无关的、服从“统一价值观”(追求利润)的空间。这两个范畴共同构成了一个对立的统一体。我们正在经历着价值标准的混乱。原本从属于生活空间的生计问题,一跃成为生活的主宰,将生活简化为一种可以用经济法则运算的函数。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生活被等同于消费,因此,收入的增加(也就是指消费)被视为人们获得满意和幸福的原因(Scitovsky,1976)。这是功利主义思想的幸福计算方法。综观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政策正是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
只要我们认识到正在承受着价值混乱带来的麻烦,就有可能避免社会动荡、法西斯主义和流血冲突。基于这点,价值的重构将成为最重要的起始布置:生活必须跃居第一位,其次才是生计问题。实际上,这意味着经济空间对于国家政权的服从地位。它意味着保护城市、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生活空间免受资本盲目入侵。为了加大保护力度,国家必须在一定的领域内对的基本条件加以控制,在涉及民众基本利益的方面全面行使权力。
如果国家能够有效地回应这样的需求,那么人们就必须首先要求在其生活的地方新建政治团体的自主权力。也就是说,需要在实施自我管理和获得更大地方自治权方面进行制度重建。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形成一个地域集合体的结构,在每个地域集合体中个人的生活空间与经济空间紧密相连,人民代表制度取代传统的利益代表形式。
3.社会和文化及生态的断层
不同的资源必然产生不同的经济结构与文明的发展,对于这一点,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甚至很多专家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自从工业革命开始起步,就出现了经济过程与地理、社会、文化和生态基础的系统化脱钩现象——在货币和金融交易领域,甚至完全脱离了原有的企业基础。能源和原料的开采空间与其转化空间发生脱钩。生产岗位与市场脱钩,种子生产与农业经济脱钩。产生环境诱因的地区,与遭受破坏性后果的地区脱钩。此外,还有日益国际化的政治决策中心与实行民主机制的政治机构的脱钩;公司与股东的脱钩;当前决策与长期远景的脱钩。人类开始疏离文化,其人生价值观与真实的生存关系彼此脱钩。”[1]21-22这种以生化资源为基础的城市发展剥夺了许多中小城市和农村等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城市超前发展,使得保持区域经济结构的生命力,正变得越来越艰难。因此,这种发展模式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不公平,带来社会结构的分化,同时,也剥夺了许多地区发展权力,扼杀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现代城市发展已经从物质主义导向转变为商业主义导向,忽视了城市发展的文化与精神的重要性,这种商业化导向忽视了城市化过程中许多重大的问题,比如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平问题、生态问题。
4.城乡之间的不协调性
生化资源导向的经济是大规模、全球化的经济,大城市的经济。城市吸取了乡村的资源,带来的是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协调,它割断了城乡之间天然的联系,它带来了世界经济发展极大的不均衡性。虽从微观领域来看可能是比较均衡,但从宏观领域看,全球化越发展会导致不平等越严重,经济发展的空间愈加呈现出一种不均衡性,全球化经济与地方化经济是脱节的。人们现在提的比较多的词是全球化、全球城市等,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有更多的地方和城市被全球化所边缘化。而在这种考虑中我们很少把它与生化资源的利用方式联系起来,实际上生化资源特有的长链条必然导致了垄断的产生,正如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舍尔所说,资源是利用市场手段破坏市场,自由竞争是手段,但最终必然导致垄断。在空间上的表现就是空间出现极度的不均衡,相当多的农村和城市经济失去了发展的机会。
5.安全性和稳定性
克利福德·考布认为,生化能源的缺乏对地缘政治的稳定性,以及对城市的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廉价的石油和天然气给工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以及提供给我们能得到其他资源的方法。没有其他资源能像石油一样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技术的性质、地缘政治的均衡、人们生活的质量。没有什么因素能比石油使人口数量从1850年以来共增加8倍发挥更大的作用。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我们一旦在2010年全球石油生产达到顶峰,这将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独特的事件。因此,现代城市发展建立在脆弱的生化资源的基础上,随着生化资源的缺乏将给城市安全带来大的影响。同时,现代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性,也会带来地缘政治结构的不稳定性和恐怖主义的盛行,这反过来又会促使资源的供应不稳定性。因此,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在生化资源基础上的城市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二、未来城市发展模式的思考
1.可再生能源的导向
美国克莱蒙特大学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小约翰·柯布也说“经济学家总愿意把世界描绘为资源无限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他告诉你: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解决资源代用的问题,你不用愁;即便海水污染了也不要紧,鱼儿们会进化为抗污染的鱼类以适应已污染的海水,人也是如此,你不用急”。他批评了美国存在的“经济增长型发展模式”,然后真诚告诫中国人:“你们不能学美国的发展模式,否则,会有灾难性后果”。人类应该去理性地思考自身的发展道路,决不能只考虑单一的经济发展,不能寻找一种新的替代能源,构成一种新的稀缺性资源,又一次对生态环境、人类文化以及社会公平产生巨大的破坏。因此,要使城市发展模式得到质的改变,必须从不可再生的资源逐步迈向可再生的资源,这将促使人类的生态环境压力减轻。高新技术的发展为人们利用可再生资源奠定了基础。比如城市发展生态建筑对于人们利用太阳能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20世纪最著名的生态建筑学家、美国柯森基金会主席保罗·索列里认为,城市不要追求“肥胖”,而要追求“瘦弱”,要建设“节约型”的城市。他以大量的生态建筑为例,说明和强调他的主张的优越性和实现之可能。他还反复地强调:每个规划人员、设计人员在规划、设计之前都必须有明确的“生态”指导思想[4]。因此,我们要深刻地意识到城市利用生化能源也只是历史上的一个插曲而已,尽管可能决策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生化资源转向可再生资源是历史的必然。
2.地区化导向
我们需要一个有机的世界,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城乡之间的发展是统一在一起的。赫尔曼·舍尔批评了传统的经济学很多理论,这些理论仅强调竞争的绝对性,而恰恰忽视了生态的重要性。比如斯密——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理论最伟大的理论家,以及大卫·理查多和他的比较费用理论——为了改善竞争力应该降低国民经济的生产费用——直到今天仍被广泛应用,以及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他著名的指导原则:“所有限制竞争的因素,都是有害的,所有促进竞争的因素,都是有益的”。同时,他强调了被人们忽视的重农学派。这一思想的核心是,经济过程与自然是一体的。农业经济是新财富的惟一源泉,因为在那里物质确实是增多而非减少了。作为产品只应计算物质增加的部分——而不是基于资源的转换而明确减少的部分。按照这一观点,如果产量的增多是以消耗资源为代价而获得的,那么经济增长事实上是“负增长”。重农主义者所提出的指导原则,就是今天所说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未来城市发展模式应该体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的三维思考。全球化导向的大城市发展模式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只有地区导向的城市发展才能实现这样综合的目标。经济的循环过程在越小的范围内,就越容易实现生态经济的循环,这样的链条比较短,可以避免市场关系的中间环节,就可以把自然中剥夺的东西归还给自然界。对可再生的能源利用具有强大的地区性效应,面向可再生能源分散型利用的形式的转轨进行得越彻底,自动引入的地区化效应就越高一直至最小的地区性经济空间。同时,对太阳能的利用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基础经济重新回复到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循环中来,具有重大的意义。可再生能源取代生化能源,使得这一发展更为必要。通过转向阳光型原料和生物技术的推广应用,这一发展趋势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农业将成为粮食、能源和原料的聚合经济,开始新的增长,而非萎缩。”
3.内生型导向
根据上述城市发展的地区化导向,城市发展未来趋势必然是一种内生型导向,这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约翰。弗里德曼把城市发展模式界定为两种[5]28:一种是城市营销的模式,一种是准城市国家的模式,第一种模式将发展的责任放在外部资金上,这代表当今很多城市发展导向。他认为城市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类似交际花的被动角色,盼望着诱使外部的投资者对她施以大量的物质恩惠。在这一模式中,城市将自己同周围地区割裂开来,即眼睛盯着别处。第二种发展模式的重点是一个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的政治联盟。与城市营销的模式相反,它的指导思想是由一个长期的得到大众强力支持的战略愿景所引导。这个模式的核心是包容和民主。在这种模式中的地方政府,是一个主动行动的政府,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保持和提升区域创造财富的资源领域的质量,鼓励创新思想和实践,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并且他认为,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在至少7个相关的资源领域或资本形式模式方面进行投资,这对于一个城市区域具有长期获得贸易收益的能力是非常必要的。这七个方面包括:(1)人力资源,包括所有有助于提高人类健康发展和生产创造能力的事物。(2)社会资源,即充满活力、自我组织、并且融入摄取日常生活的公民社会;(3)文化资源,即该地区的物质遗产、文化特性和文化生活的活力。(4)智力资源,即该地区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质量,以及艺术家、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构成的城市创造力。(5)环境资源,包括对维持当地生活至关重要的物质环境质量。(6)自然资源,或者说天赋的地区自然资源。(7)城市资源,通常是指城市基础设施,即交通、能源、供水、污水处理和固体废弃物处理等方面的配套设施;广义上可指城市的建成环境退化和区域财富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能够清楚地理解。正是将城市资源界定为7个方面,他将区域可持续发展界定在区域内部,最重要的是肯定了区域发展的资源除了基本的资本和自然资源以外,突出了区域内部的人力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智力资源、环境资源、城市资源等7个方面,而这些资源是无法从外部引进的,只有充分地挖掘区域内部资源,才能真正地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区域发展的两个循环—区域财富创造和城市间贸易也才能保持大致的平衡(Thomas等,2000)。因此,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牢固地基于他们自身的天赋资源。这种内与外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并没有普遍认识到。
4.社会、经济、生态的融合性
内生型导向的发展模式必然是社会、经济、生态融合性的发展模式。未来城市理想应该是一种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综合发展,就是要“把规划的城市和区域看成由各种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和自然物质要素组合而成的复杂开放的系统”[6]149。饶会林认为,生态城市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认为,生态城市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日益发展,它已经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的完整含义。它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城市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城市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对农村进行扬弃,也就是对自然生态和农村生态不断破坏的过程。可以说,迄今的城市发展建设的成果远不如破坏和失去的多,于是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强烈愿望。城市的可持续是人们久已追求的理想,但人们很少从资源能源利用的角度来分析城市的可持续性,现在城市发展是基于生化资源的基础,基于生化资源基础上的城市发展模式无法实现社会、经济及生态的融合性,因为生化资源特有的利用方式,使社会和文化、生态和经济之间出现了断层。我们是否可以从城市发展的趋向,尽快转向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尽快地转向一种地区化和内生型导向的发展模式,实现社会、经济及生态的融合性。
三、对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思考
1.高度重视城市集聚区的整体空间规划
主流学者认为,21世纪是全球城市间竞争的世纪。大城市,特别是拥有深水港的大城市圈和大城市群由于拥有庞大的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是参与全球城市间竞争的真正主角[7]47-48。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将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地区城市群的形成得益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所带来世界的产业梯度转移,未来这些城市的集聚作用将更加突出,进入高密度化的社会,必然会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要有科学整体空间规划,特别是要把生态规划纳入其中,只有兼顾全球化和区域化两种导向,才能实现这些城市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实现城市对能源的自给
从长远的角度,人类必将转向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我们要深入地理解能源的利用方式与城市化模式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中国幅员辽阔,可再生能源利用前景光明,要加强对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技术研究。中国要因地制宜,多方开发一些新的产业。比如要大力开发太阳能产业,生物能的利用,小水电代替柴草,风力发电,中水产业,绿色食品,海水淡化,新型建材等新产业的发展[8]160-161。这对中国未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中国发展给世界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现在存在着“威胁论”,未来中国利用世界的资源将会面临着更大的外部压力,因此,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为了维护中国的经济安全,必须要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这是未来中国整个国家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点。
3.重视中小城市的发展和城乡协调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作为城镇化的基层单元、新农村建设组织中心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空间载体的小城镇必将进入国家决策者的视野,因此,要高度重视中小城市的发展。要将对可再生能源利用与中小城市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城市能源供给的自给性。同时,要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之间融合性,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模式。鉴于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巨大、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矛盾突出,城镇人口就业压力巨大,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接近饱和的基本国情,城镇化率的目标不一定非要像发达国家一样达到70%、80%或更高,而可能在达到60%后城镇化率的增长曲线就会逐渐进入平稳阶段。那时,城镇化率的增长曲线就会逐渐进入平稳的阶段。那时农村人口仍有5亿人之巨,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因此,必须统筹城乡发展,一方面是通过提高城市化水平,使更多的农村人口享受城市文明;另一方面,是要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来缩小城乡差异。走健康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道路是我国最现实的选择。
4.转向内生型发展模式,实现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
目前,我国城市发展基本走的是粗放式的道路,城市发展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高投入低产出的基础上的,这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比如大中城市周围的土地开发严重失控。由于广泛出现的城市“大”规划和建成区蔓延式大扩张,使建设用地规模扩大过快,特别是经济发达区域优质耕地大量流失。空间失控和各种资源的浪费引起了所谓“建设性破坏”。从1996年年底到2003年,中国耕地减少了一亿亩;部分省区市已低于0.8亩/人的警戒线。已经对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危害。在对水资源的利用上,以万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用水量来衡量,我国是世界水平的4倍,是美国的8倍,是日本的25倍。我国粗放式的城镇化模式根本原因在于体制和制度,政府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决定资源的配置,还没有从根本上转移到依靠市场对资源配置,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如上所说的空间失控的问题。基于这样认识,笔者认为,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城市发展要根据自身的国情,尽快转向内生型发展道路,这里内生型模式的本质正如约翰·弗里德曼所言,其核心为包容和民主,其要旨是让广大市民等多元力量参与到城市的管理中来,真正实现城市的内生型管理模式,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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