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政治要求的调查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公有制经济论文,人士论文,政治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成份的构成，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崛起了一支日渐强壮的非公有制经济力量，特别是在市场发育较早的广东，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数量及其上缴的税收，均居全国前列。据初步统计，“八五”期间，广东个体、私营企业共有148万户，共创产值2080 亿元，向国家缴纳税金215亿元。 有些市县在税收方面出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甚至是“平分秋色”的状况，成为广东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因此，对广东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形成科学的结论，作出正确的决策，不但对广东，而且对全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决策和统战工作都有重大意义，现根据调查所掌握的资料（包括对300 份问卷的统计），就广东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政治要求的若干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一、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要求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政治所要处理的关系，包括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关系。其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政党、集团和社会势力的价值取向、在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主张、活动，及其建立的政治体制等。这里所讲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要求，指的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从自己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出发，对处理上述关系，对政治体制、国家政策和政治行为的主张。活跃于广东经济舞台的个体、私营经济队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个体、私营经济的日益壮大，为维护其自身利益的政治要求也日趋增强。
（一）对政制、政策的要求
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指导和鼓励下发展起来的。他们感谢共产党给予发家致富的机会，因而拥护党的领导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愿意跟党走。他们深有感触地说：“有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们的生意就好做”。因此，他们大都富了不忘国家、社会与人民，热心于公益事业和投身于“光彩”事业，但蕴藏于他们内心的又有深深的忧虑。他们归纳为“五怕”：一怕变、二怕刮、三怕卡、四怕妒、五怕塌”。我们认为：这“五怕”是与其对政策、法律的要求相一致。主要表现为：
——要求政策稳定，害怕政策多变。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政策为其后盾，政策的稳定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私营经济的进退和取舍。问卷表明有45%的人“担心政策会变”。政策稳定是稳定私营企业者思想的前提，也是增强他们投资意识的前提。一些私营企业主提出：对私营经济的发展，也应有个“九五”计划，十年规划，给个体、私营企业者服上“长效定心丸”，以消除疑虑，保证其经济有一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
——强烈要求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保证其合法权益。问卷统计：有68%的人“希望财产尽快受到法律的保护”。长期以来困扰私营企业的问题是无法可依，其财产及权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对其企业内雇员贪污挪用资金、业务人员携款潜逃或是窃取技术机密等，均投诉无门，不知状告何方。不少企业主提出：我国应尽快制定《私营企业法》。现有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只是政策管理部门行使职能的一个不尽完善的条例，希望进一步在法律上保障其地位，特别是在法律上明确私营企业的产权归属，使其有法可依，安心经营。此外，一些地方存在着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现象。正如一些企业主说：“收费越来越多，发展越来越难”。为维护其利益，他们强烈要求完善法律制度，依法管理。
——希望营造宽松环境，害怕受卡压被歧视。问卷表明有78.8%的人“希望经济政策更加宽松。”他们认为：既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一项长期的方针，因而建议国家在加强宏观调控前提下，也要统筹考虑私营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能源和资金，以利其发展。同时，希望不搞“唯成份论”，应将个体私营经济与国营集体经济一视同仁，使其置身于平等竞争之中，并予以合法平等的经济地位。他们还希望工商、税务、金融、公安、海关、环保等部门，在实施管理的同时，能为他们排忧解难，特别是贷款、经营场地及社会治安等，为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最后，他们希望有良好的舆论环境，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宣传他们的贡献，树立他们勤劳致富、守法经营的社会形象，不要笼统地将其财富归为“不义之财”；不要一谈到黄赌毒和社会腐败现象就扯上他们，甚至视其为“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
（二）在政治参与方面的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的参与意识明显增强。相当一部分人已不满足于一般地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提出对政策问题的看法和要求，而是试图通过政治参与直接影响决策甚至参加决策。
部分私营企业主希望加入政治组织。问卷表明：我省个体、私营企业者中想加入共产党的约占15.7%，有5.3%的想加入民主党派， 还有77%的希望加入工商联。
部分个体私营企业者要求直接参政议政。从问卷看，想成为当地政府领导人的约占12.7%，有的甚至在卷中表明“做梦都想”，其强烈程度可见一斑。鉴于我们党目前的政策不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以政治安排为主，私营企业主担任政府实职的极少（英德市调查时，发现两名企业主被选为副镇长，并转为国家干部），故希望被选为人大代表或安排为政协委员的人较多。问卷显示：有55.3%的个体、私营企业者表达了这种愿望。
众多的私有经济者则寻求各种政治联系渠道。伴随经济力量的增长，个体、私营企业者期望借助一定的途径以维护其经济利益、调整经济政策和各种经济关系。政治安排毕竟是少数，且人大、政协、党派、工商联对个人的问题也难以及时地、经常性地加以解决，特别是一些现行法律、政策和制度以外的问题更是如此。因此，他们希望建立起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渠道。第一，有78.7%的个体私营企业者希望统战部、工商联成为他们反映心声的“娘家”并加强联系。第二，希望参加由统战部或党政领导及有关部门召集的座谈会，以反映呼声，寻求解决经营发展中问题的途径。第三，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尽快了解新的政策。近两年，省人大会议听取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在78名旁听席上，有14名是私营企业家，有些甚至从珠江三角洲驱车而来。第四，力图与当地党政要员建立起“热线”联系。有些人认为，只有与“一哥”（党政第一把手）对话，方能解决问题。
（三）在政治地位方面的要求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及其队伍日趋壮大以后，不少个体、私营企业者对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满意，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使其政治地位与其经济实力具有同构性。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有自卑感，为了排除低人一等的感觉，不少人热衷于政治荣誉，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以便在人大、政协、工商联、私协、个协甚至党内，获取一席之地。对自己政治地位的不满意，是私营企业主各种政治要求的重要起点。问卷表明，在实际投资金额较多和学历较高的企业主中，对自己政治地位的不满意率较高。他们要求：首先，在执政党内取得一定的地位，除希望加入共产党外，一些原来是中共党员的企业主则要求在党代会召开时，应有个体私营经济的代表参加。其次，希望与其他阶层、群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他们普遍反映，现在“国营、集体、个体、私营不能一视同仁”。这实质包含着对政治地位平等的要求。
个体、私营企业者政治要求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原因。
第一，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私营企业主提出政治要求最深刻的根源。政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并为其经济基础服务。新兴的利益群体，随着经济地位的加强无不提出政治上的要求，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下，客观要求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份。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必然要求政治上适应这种变化，为其发展服务。同时，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等原则也必然反映到政治领域，从而要求有更多的民主和参与意识。从总体来说，私营经济实力愈强，其代表人士的政治要求也愈高涨。问卷表明，以实际使用资金100万元为界，希望被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人数， 100万元以上的为82人，100万元以下的71人，若以百分比计则更多。
第二，私营企业主政治意识的增强是他们提出政治要求的直接原因。经济活动的成功，使私营企业主的参与意识和自主意识逐步增强，他们亦期望在政治舞台上展示自身的价值，确立自身的社会地位。在中国，政治权力的大小、政治形象的好坏、政治地位的高低，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皆作为荣辱、尊卑的尺度。私营企业主也不例外。而能入党、参政议政，往往在经营上代表一种信誉，又具有使用价值。政治意识与文化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问卷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大学两组学历的私营企业主对自己地位的评价，满意与不满意之比为5∶1，而小学、初中的这个比例为14∶1，前一组大中专学历想成为当地领导人的达30 人，而后一组初中、小学的仅1人； 前者希望被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多达113人，而后者仅53人。此外， 政治意识的强烈也与私营企业主中一部分人长期受党的教育，曾经是国家干部，或是在其周围聚合了一些高素质的助手，而受其影响有关。这一批人起点较高，舍弃了那种单纯生产者的趋利行为，而是将追求最大限度利润和追求社会价值结合起来，从宏观视角提出较高层次的政治要求。
第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是私营企业主提出政治要求的政治根源。从客观上看，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政治体制改革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在加强。这从正负两个方面都促进他们产生不同的政治要求。从正面看，要完善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要加强法律建设，保障其健康发展，都需要给他们应有的政治地位、政治安排和反映他们政治要求的渠道。从负面看，由于我国目前国家机器运转过程中，党政部门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谓举足轻重，他们试图利用转轨过程的政治漏洞和腐败现象，获得并动用政治权力，或利用其与政界的关系，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渠道，为其经营活动服务。
二、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政治要求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一）私营企业主政治要求的特点
从现阶段看，私营企业主政治要求有如下特点：
其一，一致性。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要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要求基本相一致。这表现为：第一，同现行政策的一致性。我们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基本的方针政策，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私营企业主的政策要求看，一般是在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前提下提出来的，即使对现行某些具体政策、措施提出意见，其中相当部分也是盼望有利于改革开放和政策法令的完善，以保护其经济的稳定和健康的发展。这归根到底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的。第二，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致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提出的参政议政的要求，寻求各种正常渠道倾诉心声、反映意见的方式，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求的。第三，同我国现行经济制度一致性。非公有制经济目前发展势头虽快，但从总的来说，由于其比重时至今日也并不算大，它的发展要求并不是要对公有制经济取而代之，而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共同发展。第四，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致性。私营经济与市场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跃因素，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具有积极意义。一般地说，私营企业主的公平、公开、公正竞争的要求，“在同一条线起跑”的呼声，是反映市场经济的要求，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之所以存在上述一定程度的一致性，除了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以外，还在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从原来的干部、工人、农民中分离出来，他们长期受党的培养和教育，其政治心理素质比较稳定；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党的统战工作适时地开拓了这一新领域，将这一群体中的代表人士纳入统一战线的工作领域，积极有效地对他们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从而使他们成为一支稳定的政治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这种一致性及其产生的原因可以看出，目前私营企业主并不是一个异已的力量，也不是处于与共产党相对抗的地位，更不是和平演变的阶级基础，而是我国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支特殊队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
其二，两面性。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要求，从总体上看，积极的一面占主导地位，同时，又不可忽略消极的一面。从对政府和政策提出的要求看，既有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基本相适应的一面，又有利用我国转型时期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提出不合理的政治要求的一面；既有要求反腐败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的一面，又有利用腐败现象谋求政治、经济利益的一面；既有通过谋求政治地位以便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建功立业、创造社会价值的一面，又有捞取政治资本以后为富不仁的一面。虽然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在政治上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从总体上并未构成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违背的阶级之间的对立，只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是我们在剖析非公有制经济队伍的政治要求时，所持的基本看法。
其三，多层次性。由于非公有制经济队伍组成的多层次状态，故其政治要求也呈多层次性。起初，非公有制经济队伍主要由农村剩余劳动力、待业青年、社会闲散人员和离退休人员组成，其政治要求多数处于中间状态，一般期望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摆脱“二等公民”的地位。还有少数人为寻求发展，而不择手段地拉关系、找靠山，建立钱权交易关系网，其政治要求表现为落后性。近几年，一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下海赶潮”，加入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军。他们受党的教育时间较长，对党的方针政策把握较好，有胆识、思维敏锐，并拥有一定的信誉；虽涉商时间不长，但能迅速崛起成为实力雄厚、素质较高的企业家。他们呼唤法制健全，以保证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他们试图影响或参与决策，以保障非公有制经济按市场经济规则正常运行；他们要求参与政治，以确立一代新型民营企业家在社会的精神风貌。这是较高层次的政治要求，代表着中国未来民营经济队伍政治发展的方向。因此，将这批代表人士视为骨干，在他们中间逐步培养一支拥护党的领导的积极分子队伍，以克服其它成员中政治要求的落后性，影响和带动整个队伍在政治上的健康成长，这正是我们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的必要性和落脚点。
（二）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政治要求的发展趋势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要求必然随之发展，从目前的状况及发展规律看，某些趋势尤其值得注意：
在分散性的基础上，产生更多统一性的政治要求。非公有制经济本身存在着分散性、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其代表人士的政治要求也不可能是统一的、群体性和集团性的。但是，其群体意识势必日渐增强，其共同利益也日趋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参与和影响决策的人物不仅会增加，而且在参政议政中将逐步形成一种类似压力集团的利益群体，甚至可能提出建立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反映其一致性的政治要求。
在低层次性的基础上，产生更多的高层次的政治要求。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要求可分为基础性层次、中等层次和高层次。从基础性层次看，是间接地影响政治决策的政治要求，诸如加入工商联等中介组织等。中等层次是直接影响政治决策的政治要求，诸如希望当政协委员，与党政部门或领导人保持密切的联系等。高层次是参与决策的政治要求，诸如要求加入执政党和参政党，在党代会上有自己的代表，当选为人大代表或在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政治要求的多层次性将始终存在。目前广东总体来说是处于基础性层次和中等层次并存的状况，但他们从寻求政治保护到自己运用权力，掌握自己命运，参与影响政策，制定法律的趋向也不可忽略。
在广泛性的基础上，产生一批反映其政治要求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骨干。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其队伍不断扩大，队伍的结构也日趋优化。特别是大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的介入，提高了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批善管理、有才干、有实力、有影响的能人将脱颖而出，他们的政治意识浓厚，参政议政能力强，经济影响力大，很可能成为这支为数众多而又参差不齐队伍的领头雁，作为其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的代言人。这是统战工作特别需要把握的政治动向，适时地做好其化解、疏导工作。
在两面性的基础上，产生一些相互对立性的政治要求。从整体上看，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要求具有一定程度的两面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状况不会发生根本变化。非公有制经济置身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中，与这一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一方面，由于这支队伍是接受党领导的，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力量。随着统战工作的加强，其正面的、积极的政治要求将更加明确和突出。但另一方面，由于私营经济的私有属性，其发展终究要受到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制约，其经济利益或多或少地与现行政治、经济体制发生某些摩擦或碰撞，其负面的、消极的政治要求也难免会产生。所以统一战线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工作将更为突出。
三、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政治要求的对策的建议
（一）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要求应采取不压抑、不助长、顺其自然，纳入正轨的方针。压抑不利于民主，也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助长容易造成脱离实际可行性而出轨，带来社会不稳定。事实上，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状态，不需要助长其过高的政治参与热情，而且这一群体是以经济活动为主体，其政治参与意识过强，易于影响或偏离经济行为；顺其自然才符合规律，但不是任其自流，而是因势利导，抓住时机，把它纳入正常的社会主义民主逐步发展的轨道。
（二）对于他们合理合法的政治要求给予必要的包容和满足。为使其政治要求纳入正常的社会主义民主轨道，有必要扩大其政治安排面。在人大、政协中增加一定的比例。目前在政协的界别中，工商联、经济界虽有他们的代表，但作为所有制结构的一个方面军，为使其参政议政有更宽广的渠道和舞台，使这一群体的意志能够得到更好的反映，能否考虑在工商联界别中，其代表性以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为主；在政协内，设立非公有制经济委员会。事实上，广东近几年已安排1562人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执委；1361人担任了青联、妇联、个协理事、私协理事等社会职务。全省工商联吸收了非公有制经济会员共21109人，占会员总数的38.48%。实践证明，适当加大政治安排的力度，有助于我们更好开展这一群体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
（三）建立与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联系的统一领导组织。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力量的增强，一些部门视其为“唐僧肉”，都想伸手抓一把。广东不少地方的党委、政府也意识到对非公有制经济应加强管理，成立了“个体、私营经济领导小组”。但从行政管理角度考虑较多，而对其思想政治工作重视不够，个别政府部门将赋有开展这一群体思想工作任务的统战部、工商联搁置一边，从而使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要求失去可依托的阵地和畅通的渠道。为了建立健全有效的政治联系渠道，关心、反映和保护个体私营企业者的合法权益并指导其健康发展，应考虑建立一个有统战部、工商联参加的统一机构，从而有效地对这一群体开展工作。
（四）发展同业公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使其成为疏通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政治要求的渠道。同业公会、行业协会作为沟通政府与企业联系的桥梁，在代表和维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利益，反映其呼声，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的加入，有利于各种经济成份在此间相互影响、交流和竞争，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建议赋予这些中介组织以更多的职能，如制定行业发展的规划，协调行业之间的关系，疏通企业与政府的联系等等，改变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通过政治渠道来达到经济目的这种状况，使其在经济领域解决他们为经济利益而产生的政治要求。
（原载《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据新疆1996年第12期、1997年第1期《教研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