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科学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现实问题，投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思想波动，无心科研，社会科学研究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尤其是文史哲传统学科倍遭冷遇，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不稳。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又面临着新形势下的最严峻的挑战，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面对现实，清理思路，以改革的精神正确处理以下六大关系。把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
一、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基础与应用互补，强化应用研究
从社会科学研究的阶段层次来看，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包括基础理论层次和实际应用层次。两者的关系孰轻孰重，两者的比例应当如何调整，这是困扰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难题。我们认为，基础和应用研究的价值与功能是互补的，片面强调一方忽视一方都是科学研究的短视行为。根据“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发展方针，我们应当重视扶持基础研究，采取有效的措施，激励科研人员潜心钻研，用新思想、大力气、大手笔，努力出精品、名品和珍品，同时，必须强化和突出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特别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仍处于重基础轻应用的畸形发展状况时，必须为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正名。这是因为，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应用价值与功能尚未明显地发挥出来，从观念、心态到体制等方面均存在若干制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不利因素，其主要表现有：为学术而学术，著书不立说，撰文不立论；理论脱离实际，大量研究处于经院式的自我封闭状态和低水平的重复研究状态中，成果的名品、精品意识不强，认为研究成果不是商品，只要被国家和同行重视和承认就行，无须进入市场；受“左”的思想影响，重社会科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而忽视其经济（生产力）功能，认为社会科学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因而国家的振兴，社会的发展，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不大。凡此种种，构成了阻碍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从事应用研究的思维定势。因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确立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崭新价值观，构建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新格局，树立社会科学应用性成果也是商品，也必须参与市场竞争的观念，让社会科学应用性成果不仅能“下海”，而且能“入关”，使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用性成果逐步实现产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
二、传统研究与现实研究的关系：传统与现实兼顾，注重现实问题研究
从历史性与共时性的关系来看，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可分为传统问题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两大层次。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去发掘、研究和利用。我国有一大批学术造诣很深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队伍，他们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卓著。这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复兴，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不仅受到国内同仁和海外华人的重视，而且也受到西方有识之士的青睐。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优势地位必须保持下去。然而，重视传统研究决非厚古簿今，研究历史不能回避现实。恰恰相反，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世界新旧格局的转换，东西文化的交融，中国改革实践的深入，许多涉及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科技进步、生态环境、人口、能源、食品、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亟待我们去研究。在传统与现实的矛盾运动和时代转换中，中国的现代化并没有按照理论所预设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去运作，实践中也没有重蹈西方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剥削农民、剥削工人、对外掠夺”的致富发展之路。中国以其特有的模式、特有的道路实践着其有特色的现代化目标。这就要求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告别那种先验假定的纯思辨的理论的建构模式，而且要放弃那种厚古簿今、甚至有意回避现实的研究方式，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理论热情，对上述生动的、新鲜的、变化着的客观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使我国的社会科学更具有时代感和现代特征，使其真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
三、“超前”研究与“滞后”研究的关系：“超前”与“滞后”统一，加强“超前”性研究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又可分为“超前”研究和“滞后”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的“超前”与“滞后”，是理论的双重品格决定的。一方面，理论依赖于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和动力。成熟的实践才可能产生成熟的理论。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实践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系统工程、中国人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理论永远是“滞后”的。因此过多地不加分析地指责理论的“滞后”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实践是理论的目的，任何成功的实践都是合目的合规律的活动。脱离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缺乏理论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人民群众全面而深入的社会实践催发出对理论的迫切需要，这又要求理论研究必须具有“超前”性从而发挥其预见功能。由此看来，理论研究的“超前”与“滞后”，从表象上看似乎是不可克服的“二律背反”，其实两者是辩证的统一。没有“滞后”就不可能“超前”，“超前”是基于“滞后”研究的基础上，是对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中的实践经验的反思，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实践走向的揭示和洞察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滞后”性有余，“超前”性不足。因之，当前应特别需要加强“超前”性研究，充分发挥社会科学对改革实践的认识、预测、决策、咨询和指导功能，从而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四、国际问题研究与本土问题研究的关系：国际化与本土化并举，注重本土化的研究
从研究的范围划分，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包括国际问题研究与本土问题研究。毫无疑问，我国社会科学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必须加强国际问题的研究，这是中国社会科学与国际社会科学接轨、从而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同时，还要通过“外参”、“内引”与“多国合作”等各种方式和渠道，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关系到全球性的生存、发展等世界性的课题。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科学的优势在中国，地方性、区域性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优势在本地。从研究队伍总体布局和人力配置来看，我们必须立足于本土，把大部队投入到本土问题的研究之中。通过那些既有本土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地方和全国性急需课题的研究，既可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也有益于形成自己的学科特色和优势，进而达到服务本地、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发散效应。
五、个体研究与群众研究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结合，注意发挥群体优势
从研究主体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系统可以分为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作为一项创造性、探索性的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研究者的个体艰辛劳动，尤其是作为学科的带头人的研究个体，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更为重要，他们是研究群体中“龙头”。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研究个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要特别注重发挥学科带头人的“龙头”作用，从而大面积地提高我国社会科学队伍的个体素质及其研究水平。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学科之间的渗透交叉成为当今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对于那些必须运用多学科知识，需要调动多学科力量去攻关研究的重大综合性课题，仅靠个体力量、各自为战是无法胜任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几乎渗透到社会领域的各个细枝末节，在许多重要领域的研究中，必须依赖群体力量去完成。在这样的形势下，西方国家涌现了大量诸如“思想库”、“智囊团”等跨学科的学术研究群体，他们因其人才密集、力量雄厚、研究成果的高效优质而日益受到本国乃至世界的瞩目。相比之下，我国社会科学科学研究“散兵作战”居多，手段方法落后，低效质差较多。所以，应特别强调组织群体队伍，加强对优秀研究群体的培育，组织一批老中青相结合，以中青年为主体的跨世纪的优秀科研群体，使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由传统的“个体小生产”走向“社会化大生产”，使社会科学研究在综合研究、现实研究、实证研究等领域能够快地上水平、出成果。
六、纵向投入与横向投入的关系：纵向投入与横向投入并重，建立多渠道科研投入机制
从投入机制和经费来源划分，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包括纵向研究课题与横向研究课题。迄今为止，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机制和经费来源仍然以纵向投入为主。从现状来看，由于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加之受重理轻文思想的影响，国家对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额无论从总量还是从单项资助强度来看，都大大低于国家对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这种杯水车薪的低投入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实际需要相比反差太大，它与社会科学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所占居的应有地位和实际发挥的社会功能极不相称。这不仅影响了广大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科研积极性，也直接制约了我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为了振兴中国社会科学，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社会科学的投入还必须以国家的纵向投入为主，并且应当随着国民收入总量的增长逐年增加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然而，在目前情况下，社会科学研究“僧多粥少”、经费短缺的困境不可能在短期内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尤其要提倡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面向全社会、面向经济组织和管理部门、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加强横向交往，由“书斋”走向社会，争取横向课题，向社会筹措资金、变单靠“吃皇粮”为“吃百家饭”，逐步形成多渠道的科研投入机制。惟有这样，社会科学研究的改革和发展才能奠定在坚实可靠的物质保障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