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淳熙、绍熙椠本《晦庵先生文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集论文,论宋淳熙论文,绍熙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淳熙、绍熙椠本《晦庵先生文集》前、后集，是现存最早的朱熹文集刊本，也是唯一流传至今的朱熹在世时刊刻流布之本。该集文字内容与通行本有很大不同，其价值无可估量。数十年来，一直珍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为天地间所仅存，故一般学者难以见到，甚至多有不知者，当然也就更谈不上系统研究了。笔者因校点整理《朱熹集》，得获一观。经反复揣摸，现将一些初步认识发表出来，以就正于方家。
《晦庵先生文集》前集十一卷、后集十八卷，宋椠本，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左右双栏，白口，双鱼尾，间有单鱼尾。上鱼尾上方时有本版字数，下方前集目录题“文目”，正文题“文几”，后集目录题“文后目”，正文题“朱文几”或“朱文后几”，下鱼尾上方或下方记页码。其中后集各卷于页码之下还取《论语·为政》首章之文，依次刻有“为、政、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又拱、定譬、众、星、拱、之”等字，以别卷次。除前、后集首目录之题下分别注明“前集”、“后集”外，其余各卷之大题及尾题均作“晦庵先生文集卷第几”。仅前集卷五尾题作“文集前卷第五”，后集卷十五大题及尾题作“晦庵先生文后集卷第十五”。前集首为总目，卷一为古诗，卷二为律诗，卷三赋、策问、铭、文、赞、词、歌，卷四解义，卷五表札，卷六书，卷七、八记，卷九题跋、序、杂著，卷十墓志铭，卷十一祭文。后集首为总目，卷一、二序，卷三至九辩论，十、十一问答，实则皆为书信。卷十二《易赞》、《易》图，卷十三《皇极辩》，卷十四记，卷十五、十六行状，卷十七碑铭，卷十八墓志。
该集为明末毛晋汲古阁旧藏，前集之首钤有“毛晋”、“汲古主人”方印，又有“宋本”椭圆印、“甲”字方印，为毛氏特有宋版书鉴藏印。毛氏以前该书流传情况，已不可详考。其后不知以何途径进入大内，至清乾隆间藏昭仁殿，钤有“乾隆御览之宝”、“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印。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七著录，称二函，十二册，前集十二卷（恐为“十一卷”之误），后集十八卷，“宋本中最工整者。常熟毛氏藏，后集二印不可辨”。查毛晋之子毛扆所作《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已无此书，疑其入内府之时当在明末清初。民国十一年八月十七日，溥仪将该本赏赐溥杰，因流传于外。其目今见于《赏溥杰书画目》。抗战初期，山阴沈仲涛于上海购得，珍藏数十年，临终将其捐赠台湾故宫博物院。
考论该集，首先要解决的自然是它的真伪问题。从上述流传过程中可知，该本已先后经版本学大家毛晋、彭元瑞审定，其后沈仲涛、昌彼得、蒋复璁诸学者亦无改评，本已不必赘言。但前人或无具体说明，或语焉未详，笔者偶有所见，似亦可备参考。以下围绕真伪问题，先论该集成书年代，次辨该本是原刊还是翻刻、复刻，再析该本是初印还是后印。
从各方面情况分析，知该本前、后集系先后两次编成，故宜分述。先述前集。该集无序跋、牌记、刻工姓名，昌彼得据其避孝宗“慎”字讳而未避光宗讳、所收最晚之文为淳熙十五年所出《西铭解义》、《太极图解义》，定其刊于淳熙十五年二月至淳熙十六年二月光宗即位之间，这一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曾对前集所收之诗文逐篇考定其写作年代，其中难明者莫过于书信和诗词。对前者，我们参考了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关于后者，有笔者三年前所作《朱熹新考》一书中《朱熹诗词编年考》作基础，结果证明前集所收之文凡可考者确无晚于淳熙十五年者。其中卷三《水调歌头·和袁机仲》一词，笔者原来考定为淳熙十六年春作。近反复再考，觉得尚有疑问，也可能作于淳熙十至十三年前后，今姑置之。故全集仍当以《西铭》、《太极图》二解义为最晚。
此外，我们还通过将前集与其他宋代文献比勘，获得有力旁证。其中该集与《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的关系尤其引起我们的注意。《文粹》宋本一百卷，叶棻编，魏齐贤校定。观其为柳字书写，行密字小，显为闽刻。书前载有南徐许开绍熙元年八月序，又卷九十九收有朱熹《书画像自警》一文，据考当作于绍熙元年正月，故此书当成于绍熙元年以后。又收有诸人所作高宗挽词，而未及孝宗，是编此书时孝宗尚未卒（孝宗卒于绍熙五年）。此外，全书避讳至“敦”字，为光宗讳。据此，《文粹》当作于光宗绍熙元年至五年之间。
将前集与《文粹》一一比勘之后发现，二书在篇目和文字上有惊人相似之处，必为抄袭无疑。如：前集卷六《答范直阁》以下十四书，宋本《文粹》卷五十九收入，篇题与篇目顺序全同。其中《答司户问程氏格物说》，题目与今通行本文集卷五十二《答吴伯丰》异，正文比今本少“引《易》象之数，又似太拘。所谓明理，亦曰明其所以然与其”二十二字，《文粹》亦然。《答崇安赵宰》，《文粹》题同，而今本文集卷六十四所载无“崇安”二字。《答建昌颜君子坚书》，题目较今本文集卷五十五所载多出“建昌”二字，正文较今本多出“七月九日，某顿首复书颜君足下”、“秋气向凉，余惟自爱”二十一字，《文粹》亦然。今本文集卷四十五有《答欧阳庆似》，前集误作《答欧庆似》，《文粹》亦然。前集《答许顺之》二段，系今本文集卷三十九答许第十九书之节引，《文粹》亦同。前集卷五《会庆节贺表》误称“某”而不称“臣”，《文粹》卷一所引亦误。卷三《谒夫子文》以下五篇，《文粹》卷七十三、七十四收入，顺序全同。其中《谒侍中陶威公文》较今本文集卷八十六所载少“故”“太尉长沙”“祠”六字，《谒元祐李尚书文》与今本文集卷八十六《谒李尚书刘屯田祠文》题异，《文粹》亦然。卷二《哭罗宗约二首》，“涪万”误作“陪万”，《文粹》卷九十四亦误。《胡原仲挽诗三首》，与今本文集卷二《挽籍溪胡先生三首》题异，《文粹》亦然。卷九《詹事王公梅溪集序》，与今本文集卷七十五《王梅溪文集序》题异，《文粹》卷九十七亦然。今本文集卷八十五有《敬斋箴》、《复卦赞》，前集卷三误作《敬斋铭》、《复斋铭》，且前篇无序，《文粹》卷九十八亦然。《六先生画像赞》，前集误将濂溪先生置于明道、伊川之后，《文粹》亦误。今本文集卷八十一有《书伊川先生易传板本后》、《跋陈简斋帖》，前集卷九分别题作《书易传大板本后》、《跋刘共父所藏简斋帖》，《文粹》卷一百亦然。其他二书正则皆正，误则皆误之处尚多，无须毛举，仅此已足证二书为先后抄袭而成。
那么谁抄谁呢？前集之文作年在前，《文粹》之文作年在后，显然只能是后者抄前者。再通观全书，《文粹》所有而前集未收者尚十余篇，如卷五十九与张敬夫、何叔京、石子重、游诚之、范直阁、余正甫、连嵩卿诸书及《书画像自警》一文，前集皆无。若前集为坊贾抄自他书以赢利，此十余篇为何不抄？固然前集有而《文粹》未收者亦多有之，但《文粹》有前集无者是因为前集成书在先而未见《文粹》，而前集有《文粹》无者则是受其体例限制而有所取舍。实际上，《文粹》所收朱熹之文，除少数来自其他途径外，主要是直接取自前集。这一事实表明，前集在淳熙末不但已成书，而且已刊行，因而为他书所采。
今本朱熹文集卷六十三《答胡伯量》一，于卷末《考异补遗》录有别本，胡泳问云：“续观麻沙所印先生《文集》中有复陆教授书，大概云‘吉凶之礼，其变有渐。先王制礼，盖本人情。卒哭而袝者，渐以神事之；复主于寝者，犹未忍尽以事死之礼事之也。’窃意《文集》所说固是深察乎仁人孝子之情，……《文集》以先王制礼为言者，但以朝夕哭为犹有事生之意……”综考今本文集卷六十九《君臣服议》、卷四十六《答黄商伯》二、《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五十三及《朱子语类》所载《语录姓氏》，以上《答胡伯量》书当作于庆元年间。所引《复陆教授书》，即前集卷六所载《答陆子寿问吉凶之礼》。结合其他情况分析，疑此前集很可能就是胡泳看到的麻沙版朱熹文集。
再述后集，此集也无序跋、牌记、刻工姓名，昌彼得据其避讳至“敦”字及所收之文以淳熙十六年二月所作《大学章句序》为最晚，而该年三月所作《中庸章句序》尚未收入，定该集编刻于淳熙十六年二、三月间，似有未妥。首先，后集与《播芳大全文粹》毫无关系就是一大疑点。经比勘，《文粹》所收朱熹之文均不见于后集，而后集所有之文《文粹》亦皆未收入。如果后集淳熙十六年已成书，《文粹》为何只收前集之文而不收后集之文？显然只能解释为后集成书晚于《文粹》，或在同时，因而后集之文未能采入《文粹》。此外，后集收文随意，并非按年代系统收录，《中庸章句序》未收入当属偶然，也就不足以作为证明该集刊刻时间下限的依据。但该集确成于前集之后不久，又是可以肯定的。如卷十三《皇极辩》与今本文集所载文字迥异，而与宋人所编《性理群书句解》卷八、《十先生奥论注后集》所载全同；卷十七《少傅刘公神道碑》与今本文集所载出入很大，却与宋刘学裘所编《刘氏传忠录》卷三所收一字不差。这有力地说明后集之文在嘉定初朱熹全集成书前曾为诸书所采而成为别本。若全集已流行，编者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专从众书中搜集朱熹之文别本编成后集的。
后集之文经逐篇考证，凡可考者确无晚于淳熙十六年者。其中书信九卷，主要借助于《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这些书信大多为论学，提及人事者甚少，其作年的考证即使在今天也非易事。设想将若干作年未明的书信编集在一起而成后集，而这些书信恰巧都作于淳熙十六年以前，除了证明该集成于淳熙十六年以后不久，还能有什么解释呢？因此结合避光宗讳而不避宁宗讳及未为《文粹》所采等情况，应定后集成书于绍熙年间。
前集成书时并没有想到还要编后集，所以只题“晦庵先生文集”。前后二集文体互有交叉，也足以说明这一点。而前集卷首目录之题下注“前集”，目录第八、九两页书口题“文前目”，卷五尾题“文集前卷第五”，均系后来补刻，一望可知，不足为凭。大约前集编成后，又续收得朱熹文，因已无法按文体补入前集，遂另编为后集。后集只在书口标“后”字、“为、政”等字以示区别，而各卷大题、尾题仍只题“晦庵先生文集卷几”。卷首目录题下注“后集”，亦系后来补刻，不足深论；卷十五首尾题“晦庵先生文后集卷第十五”，则不入例，细审之又非补刻。为什么会这样，尚待进一步研究，或为体例不严所致。二集既先后刻成，其初当各自单行。将其合而为一，疑在元明之际，详见以下关于补刻部分的考论。
前、后集分别刊成于宋淳熙末、绍熙年间，已如上述。那么今传本是原刻还是后代翻刻、复刻？此亦非浅学所易窥测。但综观各方面情况，我们认为此前后二集应为原刻本，理由有三：
其一，朱熹生前虽已有诗文集刊行，但皆非熹手定，未经系统整理，所收诗文纯属就其所得，仓促成编，随意性很大，甚或有坊贾盗刊者。朱熹身后诗文全集的编集始于其季子朱在，其时约在宋宁宗嘉定之初。大约在宁宗末、理宗初，朱熹文集最后定型为一百卷。最早见于宋人著录者有嘉熙三年王野刻于建安书院的《晦庵先生文集》一百卷（见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百卷本在流传过程中，并有闽、浙本之分。二本今皆有残本传世，篇目无异而文字有不同。此前、后二集远非全帙，甚至也称不上选本，所收诗文除个别篇目外，皆在百卷本之中。故百卷本问世，自可取而代之，对书商而言，二集已无翻刻、复刻价值。
其二，此集为坊刻本，写刻皆不甚精。但细审之，其字体特点虽不突出，终然近柳（大字尤为明显），其版式行款到底类宋，而与元、明不符，故当为原刻。
其三，此集板藏已久，多有版面模糊、笔路变形之处，尤以前集为甚。且前、后集均经多次修补，其中至为明显者也已有五次之多。如：1.后集卷十八末二版界行较宽，为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而前页末行空八字，显系残缺太甚而径挖去，以与补版文字相连。此外所补版面亦已有模糊者，笔路变形，墨色深浅不匀，应为补刻之最早者。2.前集卷五第二版，版框高大，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末空一字，以与下页连属。此版也略呈模糊，墨色不匀，应为补刻之次早者。以上两处字体与全集无明显差别，疑补于宋末。3.前集卷三第九版前半页，界行匀称整齐，字体与上下页及全书迥异，横笔起落皆有回钩，系补刻者。此处版面清晰，故补刻时间较晚。4.前集目录第一版、八、九两版、十一版前半页五、六两行，卷三第一、二两版，卷五末版后半页，卷六第一、二、三版，卷八第九、十两版，后集目录共七版，卷四第三、四两版，字体独特，特征明显，一望可知为一手所补。此次补版，规模最大。观其字体端庄秀丽，运笔圆滑而稍嫌软弱，细审其文，多简体，无讳字（如“玄”、“敬”、“敦”字，皆未讳），而版面墨色均匀，刷印清朗，故疑其为元明之际所补。前面提到前集明标“前”字者凡三处，皆系此次一手补刻，足证将二集合而为一实自此次补版始。其中前集目录之题作“晦庵先生大全文集目录”，尤其值得注意。《晦庵集》四库提要以为，“朱子大全集”之名“殆起明中叶以后”，馆臣盖未深考；而《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七云“书中标‘晦庵先生文集’，而前集目录之首标‘晦庵朱先生大全文集’，是‘大全’之名不始于蔡方炳之刻也”，更以“大全”之称始自清初，皆非是。考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著录《朱文公帖》六卷，称“黄西坡所藏先生之帖，而郡守钱明德并项平庵跋语刻之于中，可以补《晦庵大全集》之缺者为多”，是宋代已有“大全集”之称矣。但宋元时此名究属罕见，至明始流行，则前集之题“大全”，或亦可为补刻于元明间之一证欤。5.前集卷八第十三版为白页，居《味道堂记》、《墨庄记》二文之间，旁注“原缺”。此版界行均匀整齐，墨色如新，应为上次大规模补刻后，因其版又有亡失漫灭而新补，故其时为最近。前后补版如此之多，恐不致施于一翻刻、复刻本吧！故此前后集实应为原刻。
至于此帙是初印本或后印本，则不难辨。据其最后补刻之页皆版面完好，笔路清晰，墨色如新，当为修补后之初印无疑。若以上关于修版时间的推测不误，此帙当为明印本。
综上所述，此《晦庵先生文集》前、后集确为宋版无疑。宜将其定为宋淳熙、绍熙刊，宋元明递修，明印本。
该集无序跋，不知刻于何人、何地。但就本集细考之，也不难明。我们知道，官刻、坊刻、家刻是宋代版刻的三大系统，而质量的优劣，是判断刊本属于哪一系统所刻的主要依据。一般来讲，坊刻本出于速售牟利和节约成本的考虑，写、刻、印皆相对欠佳，内容错误较多，甚至有粗制滥造和随意删改者，质量最差。根据这一特点，我们认为《晦庵先生文集》前、后集乃坊间所刻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收文的任意性。像朱熹这样名满东南的大儒，不论生前身后，如官方或他本人、家人、门人要编刻文集，不经过一番系统的搜集整理是不可能的。而将前、后集所收之文与今本朱熹文集相较，数量上既可谓挂一漏万，内容上更说不上经过遴选。如今本文集收朱熹诗词762篇、1218首，前、后集仅收152篇、352首，今本文集收朱熹书信2300余篇，前、后集仅收120多篇。又如前集诗内容、意韵皆平平者，如《巢居之集》、《马上赠择之》、《五禽言》之类，入录者多，而许多好诗皆未收入；书信如《与郭冲晦五幅》，多为问候应酬之语，并无实际内容，也收入，而淳熙以前诸重要论学之书入录甚少；前集卷四《西铭》、《太极图》二解义本为单行，后集卷十二《河图》以下五图系取自《易学启蒙》，今本文集皆未收入，也不宜收入，等等。显然编刻者既没经过搜求，也未作过选择，完全是就其手边仅得之诗文草草成编，其非坊贾而何？可以肯定此书刊刻前既未经朱熹过目，更非其手定。
2.编排的任意性。前、后集非同时成书，其文体互有交叉，可以不论。而一集之中，编排上也多有不合理处。如前集卷三，即大杂烩，承卷二律诗之后，依次为赋、策问、铭、文、赞、词、歌；卷九《静江府虞帝庙碑》、《虞帝庙迎送神乐词》皆归入“杂著”类；后集同为书信者，卷三至九归“辩论”类，卷十、十一归“问答”类，而卷十三《皇极辩》又为“辩论”类，等等。以上编排实在不知何说，稍有常识者也不致如此，可见坊贾无知。此外，同一文体内的编排也杂乱无序。比较突出的是前、后集诸记、序、跋、行状、墓志等明标年月之文，完全未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也看不出有何其他体例。这也反映出编排上的随意性。
前、后集分卷极小，如前集除卷一、二外，每卷平均只有十几页，其中卷五仅五页半，不足三千字；后集每卷平均不足十页，其中卷九仅四页半，二千余字；卷十三仅五页半，三千字；卷十六仅四页，二千余字；卷十八仅五页，不足三千字；卷十三、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皆仅收文一篇。这种情况也反映出坊贾为了诱人购买，拼凑卷数，以掩盖其内容的不足。
3.行款的任意性。①前后题：前、后集每卷大题及尾题均题“晦庵先生文集卷第几”，但前集目录首题“晦庵先生大全文集目录”，后题“晦庵先生文集目录”；卷五尾题作“文集前卷第五”；后集卷五大题作“卷之几”，卷十五前后题均作“晦庵先生文后集”。以上皆与全书体例不合，细审之又非补刻。各卷后题位置颇不一致，有刻于本页者，有另面者，有与正文隔一行者，有隔两行者、三行者，有置本页末行者。②书口上方：有标本版字数者，有不标者。③上鱼尾：皆黑鱼尾，但有的上有一横线，有的则无横线，间也有缺上鱼尾者。④书名卷次：目录作“目”、“文目”、“文前目”、“王文目”、“文后目”或无字，正文作“几”、“文几”、“朱文几”、“王文几”、“朱文”、“朱文后几”、“文后几”、“后”、“朱后几”、“朱几”或无字。⑤页码：多为阳文，少数为阴文；多数置于下鱼尾之上，然置于其下者也不少。⑥下鱼尾：形状分加横线及不加两种；方向有与上鱼尾相同或相反两种；缺下鱼尾者亦多。⑦书口下方：前集无字，后集以《论语·为政》首章之语依次标为“为”、“政”、“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又拱”、“定譬”、“众”、“星”、“拱”、“之”。有每页皆标者，有非每页标者；一般刻于板框下线附近，也有刻在页码之上者。卷别为字，其例颇乱。如“为政以德”之“以”字为何不用？若曰虚字不用，恐无此说，兼以下也有“其”、“而”、“之”等字。又“又拱”“定譬”何意？卷十五为何独无题字？细审之皆非改刻，实在不得其说。总之，该二集行款、书、刻皆随意性极大，看不出规律性，似成于众手而又无统一体例者。是书无刻工姓名，唯上下鱼尾的形状组合变化稍有规律，约可归为若干类。疑刻工有意为之，以区别刻者。若如此，则小小篇幅用刻工十余人，其成之速当在数日之内矣！
4.写刻错误较多，任意删改，避讳不严。前者如前集卷二《寄云谷瑞泉庵主》后目录脱《题吴公济风泉亭》一篇，为有文无目；《次晦叔寄弟韵二首》仅一首为该篇，其第二首误录《和陆子寿鹅湖寺》，而中脱《次晦叔寄弟韵》之二、《次择之表兄韵》、《寄林择之》、《同安梵天寺同赋》、《送林择之还乡赴选》等七首，为有目无文；卷二正文《胡原仲挽诗三首》在《哭罗宗约二首》之前，与目录正好相反；卷九第十一、十二两页页码错误，书口只好合二而一，刻作“一至十二”；卷三《学古斋铭》缺篇题；后集卷三《答张钦夫》四、五书皆重刻为第四，而以第六书为第五；《武夷精舍杂咏并序》，诗在前集卷一，而序置后集卷二，等等。至于内容文字上的错误则更不在少数，如前面所举《答吴司户问程氏格物说》脱二十余字，贺表不称臣而称“某”之类；又如前集卷三《白鹿洞赋》，“诒孙”误为“诏孙”，“友又”误为“友人”，“敦事”误为“敦百”，“实觊”误为“曾不顗”，“道体”下脱“之”字，“彼藏”误为“伋藏”；《白鹿书堂策问》“七十子”下脱“丧”字而不辞；《六先生画像赞》“言堙”误为“言理”；卷八《复斋记》“不在仲本而安归”误为“不本仲尼而安归”，等等。这类错误可以说俯拾皆是，难以枚举，皆手民无知之误。而经写、刻、校等各道工序，错误依然，真是难以想象！其质量的粗劣，恐怕在官刻、家刻中是难以见到的。关于第二方面，任意删改注文，几为全书通例。经核对，诗文中的小注大部分都被删掉了。没删去的，也多改原来较详的注文为撮述大意。以《白鹿洞赋》为例，原注“地名李家山”，今删去；原注“陈舜俞《庐山记》云，唐李渤，字濬之，与兄涉偕隐白鹿洞。后为江州刺史，乃即洞创台榭，环以流水，杂植花木，为一时之胜”，今删改为“《庐山记》：唐李渤与兄涉偕隐白鹿洞，后为江州刺史”；下条删去“乃以国子监九经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授”一句；次条原注“谨按《国朝会要》，太平兴国二年，知江州周述乞以九经赐白鹿洞，诏从其请，仍驿送之。六年，以洞主明起为蔡州褒信主簿，旌儒学、荣乡校也”，今全删去；次条原注“《庐山记》又云，咸平五年，敕重修，又塑宣圣十哲之像”，今全删；次条删“郭祥正《书院记》云”、“比部郎中琛”等字，以下原注尚有“《庐山记》熙宁中作，已云鞠为茂草矣”、“寻访之初，得樵者指告其处，客杨方子直遂赞兴作之谋。既而刘清之子澄亦裒集故实来寄”、“事具吕祖谦伯恭所作《书院记》”
数段，今皆删去。以上被删、改的部分多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疑这样做的目的或是书商为了压缩篇幅，节约成本，或者干脆就是写、刻工求速成、怕麻烦而随意改之。这类例子到处可见。至于避讳不严，也一览便知。该集改字讳、缺笔讳皆有之，一般来说，该避的字都避了，但并非字字皆讳，而是有时避有时不避，比较随意。
以上四个方面，都是坊刻本的典型特征，足证前、后集为坊间所刻。至于为何地书坊所刻，前面已有涉及，现再从三个方面略作论述。
1.从版刻特点看。字体方面，由于书手造诣不深，刻工刀法马虎，二集写、刻皆不甚佳，字体特点不明显。然细察其笔法，尤其是大字的笔法，还是可以说勉强近柳，而与颜、欧相去甚远。行款方面，行密、字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一字，与宋闽本《播芳大全文粹》同。这些都是闽刻本的特征。
2.从与其他闽刻本的关系看。前面提到，前、后二集在内容上与几种宋代文献有密切的关系，而这几种文献都是闽刻本或闽人所著。如《播芳大全文粹》为绍熙间闽中所刻；《十先生奥论注》，四库馆臣考其为“建阳麻沙坊本”；《刘氏传忠录》作者刘学裘为刘珙子，崇安县五夫里人；《性理群书句解》撰注人熊节、熊刚大，皆为建阳人。二集与上述各书的联系绝不是偶然的：同一地域所刻的书才最便于在短时间内互相借鉴乃至传抄。
3.从内容方面看。二集篇题与今本文集有较大的不同，其中有的可能确实出于别本，有的则疑为编刻者所改拟。经仔细比较观察，我们发现篇题反映出编刻者对闽中人、事比较熟悉。如今本仅题作“卜居”，前集知其为“武夷卜居”；今本作“刘圭父诸兄”，前集详题为“圭父充父平父季通”；今本只作“江默”，后集明标其籍贯“建阳”；今本仅题“致政少傅相公”，前集知题为“陈福公”；今本仅称“胡先生”，前集题其字为“胡原仲”；今本仅作“跋陈简斋帖”，前集知其为“刘共父所藏”；今本仅作“赵宰”，前集知其为“崇安赵宰”，等等。尤其是建阳诗人刘韫，今本文集中仅有“秀野”、“刘郎”“刘丈”“刘知郡”等称谓，对其人知之甚少，而据前集诸诗标题，除以上称谓外，还可知韫之字“仲固”，号“秀野”，排行“六四”等，可见对其人是相当熟悉的。
根据以上分析，将前、后二集定为闽中坊刻本，应该是站得住脚的。
淳熙、绍熙所刊前、后二集，虽较粗劣，但它毕竟是迄今已知刊刻年代最早的朱熹文集，也是现存唯一的朱熹在世时所刊之集，因而仍然具有无可估量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
1.可补今本文集之缺。如前集卷六《与郭冲晦》书五幅，其中四幅为今本文集所无。此四书记载朱熹与郭雍交往情况，十分重要。后集卷三《答张钦夫》第二书比今本多出“按《遗书》或问中之道”以下三段，共五百余字，皆论学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后集卷七《答陈同甫》第一书较今本多出“九月十五日，某顿首再拜同甫上舍老兄”、“武夷诸诗能为下一语否？韩记陆诗纳呈。韩丈又有《棹歌》，今并录去”、“丘宗卿颇款否？更曾与谁相见？项平父未受代否”、“来人不欲久留，草草布此，不能尽所欲言。无物可伴书，古龙涎三两，钟乳四两，藤枕一枚幸视入。更有《近思录》两册，并以唐突，勿怪勿怪。尊嫂郎娘均庆！徐子才今在何处？或见，幸为致意。向寒，珍重为祷。有人之城，谩作数字寄叔度处，恐有便来此也。引领晤对，临风怅然。不宣。熹顿首再拜”等数段，二百余字；第二书较今本多出“熹顿首再拜同父上舍老兄：自顷人还，不得再附问，日以驰情”、“所需恶札一一纳去，但《抱膝诗》以数日修整破屋，扶倾补败，丛冗细碎，不胜其劳，无长者台池之胜而有其扰，以此不暇致思。留此人等候数日，竟不能成。且令空回，俟旦夕有意思却为作，附便以往也”、“令外舅何丈何时物故？今乃葬邪？墓额亦已写去，似却胜六字。然回首向来道间相见，如昨日事，而便有幽明之隔。人世营营，欲何为邪”、“此已觉昏涩，不能尽所欲言。惟冀以时自爱，临纸不胜驰情。二月十四日，熹顿首再拜上状”、“熹拜问：眷集伏惟佳庆，令郎为学胜茂！从学诸君必有秀彦可与言者，恨未得见也。子才今得甚处差遣？欲作书，以未知此，写不得。为学甚笃，尤慰所怀，但未知所学何学耳。惠贶柑栗，尤荷厚意。村落潇然，无以伴书，金丝脍材十饼、紫菜少许，共作一小
，幸视至。天民到官可喜，因见幸为致意。旦夕有便，自拜书也。熹再拜”等数段，共三百余字，弥足珍贵。又如今本文集卷三十九《答柯国材》第二书，诸本皆脱“次爻即一变而阴阳交（小注：左下十六卦之阳，右下十六卦之阴，上交于右上之阴，下交于左上之阳。）又”一段，致文意不通，今据后集卷七《回柯国材》，乃得以补入；后集卷三《答许顺之三》较今本多出“熹顿首：祝弟归，承书，知来尤川日有讲习之乐，甚慰。信后暄暖，伏惟德履佳胜。熹此如昨”、“同安想时得书，贱累一一承问，感感。儿辈拜问意。余惟以时自爱，不宣。熹再拜上状”两段，七十余字；《答许顺之一》比今本多出“熹顿首：便中承书，粗慰向往。比日已复秋风，
不审所履如何？伏想佳胜”、“冬间或欲一到尤溪省舅母，不知彼时能来彼相聚否”两段，二十余字；《答许顺之六》比今本多出“熹顿首：久不闻问，承书，甚慰。信后冬温，远惟德履佳胜，閤中令郎均安。熹此粗安，无足言者也”、“国材在甚处？久不得书，甚念之。因书烦致意也”、“天台近得书，《易》说不知如何理会，亦未闻其详也。向来游山之兴屡谋屡失，今且杜门静坐矣。未由会见，千万珍重，不宣。十月十日熹再拜”三段，一百余字；前集卷六《与程允夫答所问语孟诸说》比今本多出“久不闻问，方以为怀，人来，并得两书，备审比来侍奉之余，进学不倦”一段，三十余字；后集卷十《答廖子晦问本说》，比今本多出“人惟习而不察，故不知有贵于己者为何物。君子知夫此，复加修治之功，庶几于本欤”一段，三十余字；后集卷八《答王子合一》比今本多出“熹顿首再拜子合教授奉议贤友：久不闻问，方此向往，奉告，欣审比日尊履多福。喜杜门如昨，夏初伯恭见访，因同入城。见候吏报丈丈府判经由，意可以一见。已而闻不入城，甚以为恨。不知乃留居归第也”、“昨来所附子晦书竟未之领，近至城中，问得下落，方托人督取也。未由晤见，惟以时珍重为祷。不宣。熹顿首再拜”两段，一百余字，等等。其他似此类多出今本数十字、十数字者尚多，据全书所补今本文集之缺总计不下数千字，其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2.可刊正今本文集之误。略举数例：今本文集卷六《小诗奉送择之仁友赴漕台》诗“圣处应无数”，不通，据前集改“数”为“斁”；卷四十一《答程允夫》九“张子所论物”，不妥，据后集改“论”为“谓”；卷五十《答潘恭叔》三“非为不知性之不能动而然也”，文意全倒，据后集改“动”为“不动”；卷七十五《送陈宗之序》“然而弗能暴白以传于后”，不妥，据后集改“然”为“知”；卷七十七《存斋记》“升之之来也”，误，据前集删一“之”字；同卷《建宁府游御史祠记》“谓其资可与适道”，与程朱思想不合，据前集改“资”为“贤”；同卷《建宁府崇安县学二公祠记》“盖亦望其容貌而起肃敬之心”，文意不属，据前集改“盖”为“盍”；卷七十九《邵武军学丞相陇西李公祠记》“则虽其中心之所以固有”、“以其爱君忧国之志终有不可得而夺者”，不通，据后集删前句“以”字，改后句“以”为“而”；卷八十一《跋古今家祭礼》“所以致其精神”，不通，据前集改“神”为“诚”；同卷《跋陈简斋帖》“不得去手”不通，据前集改“得”为“能”；同卷《跋赵侯彦远行实》题注“字直之父也”，误，据前集改为“字彦远，子直之父也”；卷九十七《刘珙行状》“余益走，多溺死”，不通，据后集改“益”为“盗”。此类订正今本文集之误者不在少数，多有诸本皆误，唯此集为正者，尤足珍贵。
3.可提供丰富的异文，以资研究参考。如《远游篇》，今本作“世路百险艰，出门始忧伤。东征忧旸谷，西游畏羊肠。南辕犯疠毒，北驾风裂裳”，前集作“南辕触瘴雾，北驾风裂裳。东征忧旸谷，西逝畏羊肠。世路百险艰，出门始悲伤”。细加比较，似后者语脉更为紧凑浑然。又如《题周氏溪园》之三，今本作“景晏春红浅，雨余寒翠潸”，前集作“翠袖经寒薄，红妆带雨潸”，一写景，一写人，皆耐人咀嚼，不知孰为优劣也。又如《武夷棹歌》之七曲，今本作“七曲移船上碧滩，隐屏仙掌更回看。人言此处无佳景，只有石堂空翠寒”，前集后二句作“却怜昨夜风（峰）头雨，添得飞泉几道寒”，其语势意境，显以后者为佳，一望可知。前者所言太实，语意平平无文彩，与全篇不合，且与次首“莫言此处无佳景”全句重复，显然不好。又如《水口行舟二首》之一，今本作“昨夜扁舟雨一簑，满江风浪夜如何？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前集作“系缆江边舫一艘，满川烟雨夜如何？朝来卷起孤篷望，但觉青山绿树多”，又别是一番韵味。论全诗，前者为动而切题，后者为静而不切题。逐句而较，前者首句与二句“夜”字重，且“昨夜”与三句“今朝”对得太死，后者则无此病。二句“满江风浪”、“满川烟雨”俱佳，各是一番景象情调。三句“今朝”不如“朝来”之虚，“试卷”、“看”不如“卷起”、“望”情意之迫。四句“依旧”写实了，意味不好，远不如“但觉”之空灵。又如前集卷五载《太极图解义》，据朱熹自序，此文于淳熙十五年二月始出以示学者。前集收入，应为最早付梓者之一，其异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解“阳变阴合”一段，与今本比较，前集无“至其所以为阴阳者，则又无适而非太极之本然也，夫岂有所亏欠间隔哉”数语；“五行一阴阳”、“无极之真”今本分为二段，各自为解，而前集合而为一，其首作“此据五行而推之，明无极二五混融无间之妙，所以生成万物之功也”，与今本“五行具，则造化发育之具无不备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浑然一体，莫非无极之妙，而无极之妙，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异；解“按曰立天之道”一段，前集较今本少“此天地之间，纲纪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圣人作《易》，其大意盖不出此，故引之以证其说”数语；《解》后所附之《辨》，今本作“然继之者善，自其阴阳变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禀受而言也。阴阳变化流行而未始有穷，阳之动也。人物禀受一定而不可易，阴之静也。以此辨之，
则安得无二者之分哉”，前集仅作“然性之善犹水之下也，则亦不能无体用之分焉，此其所以为阴阳之辨也”。观此异文之演变，也可窥朱熹思想的发展。又如前集卷九《丞相陇西公奏议后序》“是以天下不能常治”以下作“然后不得已而降殃咎焉。然是气之屈于此也，则必有所信于彼；其消于今也，必有所息于后。是以天将降非常之祸于此世，则必为之预出非常之人以拟之，使夫国家犹有所依以立而生民之类不至于糜烂泯灭而无余。是则理势之必然，而天之所以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呜呼！若故丞相陇西公者，其天之所出以拟宣和、靖康之祸而开建炎、绍兴之业者欤！公以史臣入侍于宣和之初，睹都城暴水之灾，而知其必有夷狄兵革之祸，极谏不用”，与今本文集大异。又如后集卷十二所载《明筮占》首云“揲蓍之法，四十九茎。合而为一，以意取平。分置两手，左取一蓍，挂小指间，四数所持。最末之余，或四或奇，归于挂间，右亦如之。两手所余，通挂之算，不五则九，是谓一变。挂余之外，复合为一。中分不挂，四数如式。余扐左手，无名指间，不四则八，再变成焉。三亦如之，扐左中指。三变既备，数斯可纪”，与今本迥异。至如《皇极辨》、《克斋记》、《南剑州尤溪县学记》、《黄中墓志铭》、《刘子羽神道碑》等，全篇文字出入颇大，较点《朱熹集》时不得不作为附录。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其于研究参考之助，实非浅浅！
4.可助考版本源流。如就该集本身流传而言，可知其为迄今为止编刻最早的朱熹文集。大约系坊贾为牟利而盗刻，收文未备，写刻不精，因而流传不广。至嘉定以后百卷本出，该集被取代，逐渐亡佚。其幸免者经历代修补重印，今遂为仅存者。就整个朱熹文集版刻源流来讲，该集作为实物，证明朱熹身前确有文集刊行，但绝非手定。朱熹诗文全集的编刻，实滥觞于坊间零星的诗文结集。这些都是叙述朱熹文集版本源流所必不可少的。
5.可助考诗文作年及其他史实。朱熹诗文的作年，经历代学者研究，大部分已经考明。但其中总有一定数量的诗文，由于缺乏力证，其作年尚只能推测而知。通过对前、后集的通盘研究，已确知其成书的时间下限分别为淳熙十六年二月以前和绍熙年间，反过来又可确定凡收入二集之诗文其作年皆不得晚于此时间下限。有的诗文虽不能明指其作于何年，但有此下限，比起漫无边际的猜测，毕竟大大进了一步。如《题中峰杉径》、《和人游西岩》、《题延平天庆观》、《入唐石作》、《过盖竹作》、《山寺逢僧谈命》等无任何时间线索；《游密庵得还字》、《次韵宿密庵》，朱熹平生至密庵不计其数，其作年难明；《送谢周辅入广》、《长溪林一鹗秀才有落发之愿》、《次彦集木犀韵三首》，谢周辅、林一鹗无考，刘子翔彦集卒年不明，故诸诗作年难定。今皆收入前集，可知均作于淳熙末以前。又如《次季通韵赠范康侯》，拙著《朱熹新考》原考云：“诗云‘朝霜逼凋梅，夕露忽团菊。百年风雨过，宜笑不宜哭。口川失自防，心兵几回触。年来身老大，甘此跨下辱。永谢五鼎烹，聊寄一瓢足。虽惭龙蟠泥，肯羡莺出谷？’、‘苍苍有心柏，落落无瑕玉。年纪尚无闻，头颅岂须卜！’悲恼交集，牢骚满腹，言辞激烈，必为官场失意，取辱而归后作无疑。考朱熹淳熙九年因弹劾唐仲友不效，淳熙十五年入对遭林栗劾章，皆尝失意而归。但前者毕竟也罢仲友新任，而一再予朱熹进职改除，后者也出栗外任，仍授熹职名、新任，俄而收召，上至皇帝，下至政府，仍为多方抚慰调护，‘甘此跨下辱’、‘永谢五鼎烹’似非所宜言。而其悲恨之深，则无如庆元党禁之时”，因定此篇为庆元初作。今据前集，则误矣，仍当作于淳熙九年或十五年失意而归之后。又如《斋居感兴二十首》，《新考》据岳珂《桯史》卷十三云：“朱晦翁既以道学倡天下，涵造义理，言无虚文。少喜作诗，晚年居建安，乃作《斋居感兴》二十篇，以反其习”，又云“余从吾乡蔡元思念成诵得之”，将其定为朱熹晚年所作（绍熙五年迁居建阳以后）。今据前集，则岳珂之记不可信，当为淳熙十六年以前作也。
前、后集在其他问题的考证上，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如今本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第十七书，宋原刊闽、浙百卷本文集题下均注云：“自此至知觉言仁共五段，一云与王子合。”今从后集卷十一得到了证实，该集所载正为五段，题作《答王子合言仁诸说》。所谓五段，即今本文集第十七、十八两书。不仅如此，第二十书后集也作《答王子合问诗诸说》，共分四段。又如今本卷七十九《建宁府崇安县学田记》“赵侯名某”，据前集明载“赵侯名彦绳”；卷九十一《何叔京墓碣铭》“子男琰为长，次某”，前集则详载为“子男三人，琰为长，次燮、瑀”，等等。就连二集与今本不同之篇题，在史实的考证上也极有价值。如《谒元祐礼部尚书李公文》，“元祐礼部”四字颇为重要；《书易传大版本后》，一“大”字指明其为官本（今本卷三十三《答吕伯恭》二十七云：“小本《易传》尚多误字，已令儿子具禀。大本校雠不为不精，尚亦有阙误。”据下文“如此间程集，似亦可作小本流布。盖版在官中，终是不能广也”，知大本即指官本。）；《梓溪听子规三首寄诸友》，今本只作“崇寿客舍听子规”，“梓溪”即“紫溪”，据此可知客舍在铅山县南；《次韵择之新喻道中跨马奉怀南轩》，“新喻道中”明言其地，从而可知其时日；《答南康李叔文埜》，始知叔文名埜，南康人；《答永康邵浩叔义》，知浩为永康人；《答建阳江默德言》，默诸本作字德功，此作德言，与其名如合符契，岂原名耶？《答建昌颜君子坚书》，知子坚乃建昌人；《答司户》，知淳熙八年吴伯丰官司户参军；《答崇安赵宰》，始知赵宰者为崇安县令。又如《次山行佳句呈秀野丈三首》之三，各本皆缺数字。今前集仅录第一、第二首，知淳熙末此诗已有残缺，故不为入集。前集卷一之《春江》，系今本《宿石岊馆》二首之一；卷二之《自警》，系今本《宿梅溪胡氏客馆观壁间题诗自警二绝》之一，宋代笔记亦多只录此一首者；《海棠亭》系今本《题周氏溪园三首》之三；《池中小亭》系今本和刘秀野闲居十五咏之《月波台》。以上诸篇单出，可见淳熙以前流传情况。此类例子尚多，不能一一枚举。
前、后集的价值当然不仅体现在以上五个方面。作为天壤间仅存的、刊刻最早的朱熹文集，它提供给我们的帮助是多方面的，其间值得研究、参考的资料是取之不尽的。
（本文承蒙沈锦灿先生提供帮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