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视角下的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职能及其实现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应用技术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路径论文,职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095～1760(2015)03～0158～10 科学传播作为近年来出现的新兴交叉学科，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和丰硕的成果。由于科学技术与大学组织的密切关系，认识和应用科学传播理论必将对高教研究领域产生新的启发。特别是对应用技术大学这一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生事物，笔者认为从科学传播视角切入，能够推动大学管理者和高等教育研究者对大学发展逻辑和社会价值的理论思考和有益探索。 一、本文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背景 (一)科学传播理论框架引入的可能性和适用性 首先，应用技术大学历史性地继承了传统大学的基本社会职能，并与科学传播的研究对象辩证地统一。历史上，大学的社会职能是一个渐进被认识的过程。其实质是人类发现和发展科学技术、进而推动科学知识传播，并被社会逐渐认知认可。比如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学于教学关系的革命，19世纪的德国大学于获得知识功能的再定位，20世纪美国赠地学院于社会融合的功能创新等案例，代表了对大学职责和运行逻辑的不同认识阶段，也伴随着其身后科学发展、技术革命的脚步。而科学传播研究的对象是如何把科学共同体的“私人知识”转化为“社会共享知识”，实现科技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因此，首先从研究对象上看，认识大学的社会职能和解决大学科学传播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其次，应用技术大学不仅不会也不能脱离传统大学的基本职能，从功能性角度上来说反而是对传统大学功能的一种深化和发扬。这是科学界在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下对科学传播和高教规律的认知达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所以引入科学传播的框架为我们思考大学如何更好地实现新职能提供了理论参照纬度。 最后，引进科学传播的理论框架也是要站在科学传播的高度来看待大学的功能定位问题。如果站在各自学科角度研究教育管理问题，研究的方法和成果会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也造成很大程度的学科内卷性。科学传播是具备跨学科性质，兼具社会发展视角和公民价值取向的理论框架，有利于我们将研究的未来与在整个国家创新发展乃至人类社会联系起来，方便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性趋势。 (二)相关理论和研究背景 1.科学传播理论：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 目前，国内较为普遍认同的科学传播定义是：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1]科学传播是在对传统科学普及的立场理念进行了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更具包容力的理念。相比于科学普及或“让公众了解科学”等传统理念，科学传播认为科学的文化价值(如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等)，以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等更应该为公众所知；除了要认识到科学的正面价值外，还要认识到科学所具有的对自然和人文的破坏力量。 科学传播自引入中国之后，通过十余年来中国语境下的理论实践，又发展出了两个重要的研究路径。一是被称为“社会发展视角”或“创新范式”，主要面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宏观“科技传播”体制与机制、政策与能力研究。这个研究路径突出了大学实现科学传播、发挥社会功能的基本意义。另一研究路径则是“科学文化视角”或“普及范式”，主要是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层次，更加偏向于科学文化价值的传播和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对传播实现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意义进行了系统研究。 2.大学职能研究和应用技术大学的兴起 对大学组织逻辑与社会职能的思考和研究融会了古今中外的研究和高等教育的实践成果，如从古典时代大学对知识传承的贡献到“二战”后美国大学的公共智库建设，为大学功能的衍生进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样本。一直以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充分体现了历史的交织性和理论的交错性，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论界限，充分体现了历史形成过程。而应用技术大学的出现是一种近三四十年出现的制度创新。随着从20世纪中叶起西方发达国家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以工程教育为代表的应用型本科教育迅速崛起。法国有巴黎高科集团，美国有四年制工程教育，德国有应用科学大学，我国台湾地区有技职教育体系及科技大学系统。应用技术大学更加重视人才培养的适用性，更加重视科学研究对人才培养的实践性推动，更加重视大学与社会服务的关系。从国内外应用技术大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发展现状总结，有学者这样评价这类大学的本质特征，即“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与高等教育交互作用的产物”、“以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实际应用为办学导向”以及“与传统高校并行和等值的另一类高校”[2]。 二、应用技术大学人才培养职能的定位及实现路径 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一方面是科学共同体通过科学传播实现自身发展延续的基本途径，另一方面也是共同体与外界社会实现科学传播最重要的传播形式。传统大学人才培养的目的局限于第一方面，主要为理论研究进行人才的开发和储备，忽视了人才培养职能的重大社会意义。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科学传播的“创新路径”把大学与科学传播的关系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将科技人才培养作为国家创新的基石来审视和衡量。最近，有关国家部委又提出了国家创新要实现“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培养链”三链融合的构想[3]，不仅梳理清楚了大学人才培养功能的复合意义，也是站在国家科学传播的高度发出明确信号，即在国家由制造业大国向创新性国家突破发展瓶颈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明确应用技术大学的地位和职责。 从三链融合出发，当今的中国大学教育体系中，既需要培养瞄准前沿理论研究、主攻原发性创新的拔尖创新人才，更需要能够将前沿理论和技术应用结合、主攻转化吸收再创新的应用技术型创新人才。同时，还要认识到人才培养重要的科学“普及范式”的意义，不仅要学生掌握专业基本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维方法和逻辑思辨能力，以此为基础促进人们积极参与公共科技事务和改善个人生活质量，提升公众处理实际问题和参与公共决策的能力。 综上所述，应用技术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既能“顶天”又能“立地”。“顶天”是指高水平应用技术人才同样需要较为厚实的理论基础及科学理性，同时具备追踪技术变革视野和把握经济社会需求脉搏的能力。走在世界前列的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已经可以在与综合大学协作的前提下培养博士生，并通过项目方式将企业的生产实践、技术研发与科学研究、教育教学、课程开发结合起来。通过学研合作，培养学生的自主研发能力，增强对产业变革和技术更新的适应性。“立地”一方面要求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立足社会现实、树立平民意识，能够设身处地认识社会现象、思考社会困难、解决社会问题。据笔者了解，中国著名的应用技术高校黄淮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就业能称职、创业有能力、深造有基础、发展有后劲”尽管十分朴实，但也非常全面清晰地描绘了该校对应用技术人才培养的深刻理解。 知识体系方面，则是需要从人才未来需求端的职业要求出发，构架复合而务实的知识结构体系。例如，从创业人才的角度考虑，毕业生一般都要既会进行工艺技术研发，又懂得生产运营管理，像具有物联网基础的现代农牧业人才、有电子商务基础的信息系统开发人才。以当今高科技产业为代表的云计算产业为例，目前国内唯一以本科阶段教育为主的云计算学院，正在由宁夏大学中卫校区与美国亚马逊公司合作建设过程中。该学院依托于宁夏中卫市正在建设的亚洲最大的云数据中心，人才培养方案中的知识要求除了学生具备基本的计算机专业知识外，还特意要求能够具备制冷、水暖等技术知识，以及营销管理、项目管理等非常具体的管理学知识，以满足美国亚马逊公司新一代数据中心的运行维护和客户服务岗位的需求。这在传统的计算机本科教育中都是完全想象不到的内容。 培养途径方面，则要通过实习实训、企业家授课、就业辅导等制度，帮助学生了解和追踪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等专业前沿知识，增进学生对国家创新战略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认识，了解本地区本行业的发展现状和人才需求。以台湾技职大学所特有的学业精修模式为例，学生一进入学校就建立四年一贯制的职业生涯辅导机制，将学生的四年大学学习分成探索期、强化期、决定期、回馈期，分别进行职业生涯探索、企业参访/职场体验、校外实习/专题制作、就业辅导等课程或项目，并根据学生的个人情况，与企业联合开展“早鸟”(以生产实训为主)、“精英”(生产兼顾研发)、“学产一贯”(就业后边工作边继续深造)等不同时间长度的合作培养机制。该模式构建了开放、灵活、互动的实践教学和生产化实训模式，增加了综合性、设计性、研究探索性的实验项目，合理设计了复合型应用技术人才培养的技能交叉和综合应用。 三、应用技术大学科学研究职能的定位及实现路径 吉本斯等人在其《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中提出了著名的“知识生产模式II”。他们认为，在新的学术革命的背景下，科学研究必须强调跨学科性，大学通过需求、利益和所有相关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合作，围绕应用情境确定问题并解决问题，促进知识的生产和应用实践。在笔者看来，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是科学传播和知识生产的新宏观趋势背景，而应用技术大学的科研工作正是对应这种模式的新特征，以完全不同于传统研究型大学科研模式的差异性，获得社会职能的合理性和研究成果的实用性。正如有学者将应用技术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归纳为“实用主义”的工作，即“以进取精神为向导，以实际行动为手段，以工具效用为标准，以服务生活为旨归”[4]。在吉本斯等人看来，“知识生产模式II”具备五大特征，我们据此提出应用技术大学相应的职能定位和实现路径。 特征之一是跨学科性。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本质上源于科学技术应用和传播的情境，以及相关的认知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共识。跨学科所要求的理论发展性和理论实践并重的特点，要求不能仅仅依靠既有的知识框架解决实践应用问题(例如工程实现等理论成果转化问题、产业政策等研究前景和政策环境问题)和动态发展问题(例如技术伦理、社会接受能力等社会心理文化问题)。应用技术大学的科学共同体必须向社会相关领域的专家再学习、接受新知识，发展理论框架和实践能力，以促进新的知识生产。同时，跨学科性生产具有的传播流动性和生产动态性的特点，又决定了科学传播在其知识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实现，传播发生在新的问题情境转移之时，而不是发表研究成果之时。因此，应用技术大学的科研政策要注重应用导向，鼓励跨学科、跨专业的交叉研究，强调研究成果的可转化能力和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不为了科研而科研、不为了发表而发表，实现科研的真正目的，研究全过程都要注重传播的实效性。 特征之二是异质性和组织多样性。与传统科研机构及经验相异质，可进行知识创新的场所机构大大增加，已经很难找到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等传统科研的组织边界；同时，经由功能性的沟通网络，大学科研机构与各级各类行业企业“协同创新”的路径和机制应运而生；研究领域向越来越细分的专业变异，知识生产由传统的大学学科活动转移到社会情境之中。这种新的形式必然要求协同创新组织的生成和运作。应用技术大学的科研组织要注重灵活性和开放性，需要通过校企合办特色学院、共建校园实验室、互聘“双师型教师”等一系列与企业密切联系的制度设计，实现“校园建在企业、企业建在校园”的深度融合。 特征之三是社会问责和反思性。当前人们对于科技发展对公共利益造成的可能影响越来越重视，知识生产的社会责任感因此而日益增强，更加强调科研成果要能够经受社会问责，研究者也不能只关注研究本身而置其社会后果于不顾，强调科研工作的反思性。这种问责和反思“不仅反映在对于研究结果的诠释和传播中，还体现在对于问题的定义以及对于研究的优先次序的设定上”[5]。与异质性和多样性相关，新兴产业的开发者、新技术专利的所有者都有可能与科学共同体一样以科学传播的主体形象出现，也均有自己的独特立场，公众也因此而更易被忽视或误导乃至被伤害。因此，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作为科学传播的价值取向，要求在不同的科学传播主体进行利益的平衡和社会资源的合理优先分配，争取社会公平和正义，追求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和谐共赢。在这一过程中，应用技术大学的科研评价标准要重视社会问责的过程渗透，使得研究者对于研究结果的阐释和传播甚至对于研究问题的选择次序都表现高度的敏感性，具有充分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特征之四是质量控制。与模式I中根本上依靠同行评议进行质量控制的做法不同，模式II的质量控制由更宽泛的标准来决定，反映了评议体系更广泛的社会构成。同时，为了应对技术复杂性和市场波动性，需要设立新的正确的程序来进行质量控制，降低社会、经济和技术环境影响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因此，与社会问责相一致，应用技术大学的科研质量控制应注重评价体系的多元性和代表的广泛性，成立由相关领域技术专家、企业家乃至政府官员参加的学术委员会，树立以市场价值、应用前景、理论创新程度等指标多元共存的科研评价机制；同时，应设计一种基于动态平衡的评价调控制度，根据技术环境变化的情况调整科研成果评价的微指标，使科研成果能够动态适应，而不是长期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特征之五是社会知识的弥散性。与传统科研机构对科学知识的垄断相比，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是一种弥散性的知识生产体系，其知识由全社会的团体或个人提供，并分配给这些团体和个人。对应于潜在的知识生产者数量的扩张，应用技术大学必须把企业经营管理者、工程师、高级技术工人等应用技术精英吸纳到大学中来，与现有专业教师队伍配合，通过交叉学习、合堂授课、协作研究等方式，将最前沿的理论应用于工程技术实践和管理创新前沿。同时，弥散性知识的开发利用者往往要求参与到知识的生产中来，形成一种新的科研参与组织方式。在正视企业作为社会创新主体的基础上，应用技术大学要欢迎企业以复合型的方式加入到科研开发和知识生产过程中，高度重视横向项目，以引导整个学校的科研导向。例如在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实践中，就有很多企业主动为大学提供研究经费，提出生产实践和企业技术研发中的相关问题作为研究项目，而大学则为企业解决技术升级问题，缩短科研成果转化周期。 四、应用技术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定位及实现路径 社会服务职能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涉及大学与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从大学职能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讲，科学研究是知识生产的直接体现，人才培养是传播、传承科学研究成果的实践活动，社会服务则是学术成果的应用化和人才培养的实用化行为，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具体来看，社会服务是面向大学所在的社区、城市或区域的实现其社会价值的概括性解读，是一个涵盖面广泛且内容丰富的概念。正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在其著名的“威斯康星理念”中所言：“教育全州男女公民是州立大学的任务，州立大学还应促成对本州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知识的迅速成长。州立大学教师应用其学识专长为州做出贡献，并把知识普及于全州人民。”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高等教育界对社会服务功能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打开传统象牙塔的大门迎接社会服务的过程又迅速出现了教育功利化、学术浮躁、忽视基础研究等新的问题。抛开现存的一些体制机制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大学是有不同的目标定位和价值取向的，对于其与社会结合程度应该分类进行管理，引导其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如果研究型大学瞄准的就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金字塔尖，为整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进行基础研究和拔尖人才培养，那么和应用技术大学相比应该更加强调与本地社会需求的紧密结合。其实，德里克·博克在其《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责任》的精辟分析依然适用。他认为，“如今，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因而“大学在考虑社会需求时没有理由感到不安”，“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出何种反应才是合理的”。他通过分析推断出“一条普遍性原则”，即“大学凭常规的学术功能，通过教学项目、科学研究和技术援助等手段承担着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职责”[6]。从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的角度来说，积聚人才、经费、知识等资源和多方力量以达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研究，让应用技术大学实际上能够实现一种更高层次的社会服务功能、一种更深度的融合。科学传播的路径打通之后，高校与企业和社会公众一起来合作开展教育，即所谓“产教融合”，以社会的需求而非学科的需求来引导高等教育服务社会，这也是应用技术大学的应有之义。 套用科学传播的框架则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大学的社会服务应该是一种以科教价值和知识生产为导向的社区构建过程。在讨论科学传播在“科学文化视角”上与科学普及的差别时，有学者这样强调认为，“(科学传播)应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构成和人的生活质量及生存状态改变的要素加以提倡和建设”[7]。那么今天我国的应用技术大学以社会服务为导向，并不是肤浅或是短视的。大学虽然不可能如政府部门或企业一样直接投身于“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但是除了产学研结合获得经济支持外，还可以为所在社区提供公益性服务、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为重大社会问题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一所大学对所在地区的社会文化的繁荣和公民素质的提升，这种效益是无法用简单的经济利益来衡量的(当然也包含了很大的经济拉动作用)，科学传播强调的就是科学理性的传播和普及。众所周知，传统的研究型大学一般都是中国文化高地上的高峰，本身就是国内文化中心城市之中的中心。但是笔者却更看重应用技术大学的作用，因为它们一般都新建在文化相对贫瘠的二三线、四五线城市，可谓是建立在文化洼地上的明灯。这类伴随着城市工业化、信息化进程诞生的新兴文化组织，能够积极平衡中国基层社会高速发展、城乡结构巨变、收入分配不均、环境日益恶化等带来的不平衡状态，带给社会更多的理性思考能力，普及公民意识和公益精神的重大历史责任。这种作用不是一般的社会组织或是新的社会媒介能够实现的，甚至让人联想到美国赠地学院孕育大学社会服务功能时发挥的奠基作用。在美国由农业国向工业革命的关键迈进阶段，正是以上述威斯康星大学为代表的一批赠地学院，通过完全开放形式的继续教育、图书共享、知识普及等形式，提升了当时美国社会的整体居民素质，更新了社会知识结构，并成为所在地的文化中心。 因此，如果要从科学传播角度提出决策的话，笔者建议让社会各界通过董事会、特色学院、企业支持项目等制度成为应用技术大学办学主体的核心组成部分，进而采用订单式培养、联合制定培养方案、合编应用型教材等手段，实现企业、社会与科学共同体对教育、科研和发展的真正融合。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公共图书馆、大学生志愿服务、科普公益讲座等形式，向大学周边社区传递科学知识、公益精神，培育精神文明。上文提到的以应用技术教育为特色的宁夏大学中卫校区，建校短短两年时间来，已经全面带动了周边创新企业的集聚，促使自治区、中卫市两级政府及大学本部合作，共建科教创新园区；通过大学生志愿者环保宣传队、公益服务队和与市民共同举办的体育比赛、面向社会公开的系列学术讲座等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新城区的市民社会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让这个从来没有大学的年轻城市感受到文明的力量和知识的洗礼。 五、小结：作为创新扩散的高等教育应用逻辑 基于上述对应用技术大学社会职能的讨论，笔者希望能够归纳出一种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动力的应用逻辑，以及这种逻辑即将在大学与社会互动中生成和扩散的可能性。在研究型大学传统的科学共同体内部，学科逻辑发挥了基本的学术研究导向和组织制度设计功能，而应用技术大学所具备的种种新型社会职能恰恰脱胎于一种应用学术逻辑。 研究创新扩散问题的传播学家罗杰斯[8]认为，创新是一种被个人或其他采用单位视为新颖的观念、实践或事物；创新扩散是指一种基本社会过程，通过社会构建过程，某种创新的意义逐渐显现。首先，与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相对应，在国家层面，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宏观把握和发展规划，促使教育行政部门对高等教育如何融入国家创新系统、建设创新型国家有了新的认识和价值取向，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定位和分类指导有了更为清晰的指导意见。其次，在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高校管理者和主要来自市场与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将创新发展的逻辑应用于管理实践，从外部促使高校固有的科学共同体反思和互动。接着，通过制度创新，如上面提到的双师型教师、订单式培养等制度，在高等教育管理层和科学共同体之间的中间过渡层架设起制度创新的桥梁。最后，通过人才培养的迭代、应用型科研的深度合作，包括面向社区的教师社会服务的理念提升，等等，这种应用逻辑真正自然融入到科学共同体的运作行为之中，应用技术大学的社会功能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因此，应用逻辑的传播学创新路径是一种由外而内的实践逻辑，也只有得到了科学共同体的价值认知和实践支撑，将整个社会化扩散的过程真正内化到共同体运作的机制内部，应用技术大学才能获得市场和政府的肯定以及创新产品，即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经得起市场和社会检验的科研成果的产出。这一逻辑的传播扩散和内化机制，未来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标签：大学论文; 科学论文; 人才培养方案论文; 培养理论论文; 人才培养机制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逻辑能力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