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央权威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作用论文,中央论文,权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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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新独立的不发达国家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在它们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事实上只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一是扩大政治民主，提高大众的参与度，以期推进现代化；二是加强中央集权，通过政治强人强制性推进现代化。历史发展证明，前者无一例外遭到失败，而后一种模式在很多国家获得了成功。
二次大战以后面临现代化任务的国家，一般来说：(1)社会相对落后，社会资源量有限，而现代化需要巨大的社会资源来推动，同时，在其外部已存在非常现代化的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这就使得这些国家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并加以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也就是说必须把效能置于现代化发展的优先地位。这一点只有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才能做到。(2)市场发育不完备，各种法律、经济、政治、文化法规不健全，社会资源的配置不可能靠市场驱动来完成，也不可能靠体制驱动来实现，它只能靠政府权威性的政策来推动。这种权威性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显然得有权威性的中央政权才能实现。(3)后现代化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不仅要实现先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要实现的目标和任务，而且还必须同时关注并努力解决先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完成以后才着手注意的各项任务，如加强环境保护，扩大公民权利，转换体制，防止收入分配过分不平等，等等，用时下比较流行的话叫“一步到位”。这种形势和状况决定于后现代化国家中央政权的权威性和强大性。
历史同时表明，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追赶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当经济开始步入良性循环轨道后，通常都会有一个高速增长阶段。如日本的1955-1973年，韩国的1961-1979年，台湾的整个60年代，均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而这一阶段往往又是政府强有力主导的阶段。政府在这一阶段对推动经济加速发展的方式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如重点扶植国家迫切需要的战略骨干产业，控制劳工运动，增强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积极培植现代市场体系，等等。以产业政策为例，产业政策的要义是将本国有限的资源集中运用于对国家发展最为有利的产业，以强化本国的产业结构，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产业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反市场色彩，因为它不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而是靠政府引导，倾斜政策，把比较劣势的产业强制性扶植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达到不断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高级化的目标。
世界各国现代化经验已经证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树立中央的权威便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基本的任务。
关于权威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有过科学的论述。恩格斯的《论权威》就是其中非常有名的一篇。这篇论文是恩格斯为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而写的。在巴枯宁看来，任何权威（包括国家、法律、规章制度及服从）都是绝对的祸害，都应立即废除。恩格斯认为，所谓权威，是指把一部分人的意志强加给另一部分人，它是以服从为前提的；权威本身就意味着服从，没有服从就没有权威可言。权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以及其他领域都是存在的。权威不是按照任何人的主观愿望随意确立的，它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就社会经济领域来讲，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权威，恩格斯有一句名言：“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消灭大工业本身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2页）恩格斯这一关于权威的思想具有权威性，这不仅在于它出自恩格斯，更在于它本身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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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权威？这是在肯定了中央权威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后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批判、反对权威的观点如果出于否定权威本身，那就另当别论；如果担忧它可能退回到落后的保守的专制主义而加以反对，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权威是具体的，各个时代，各种社会条件下的权威性质极不相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宗教专制的权威，有家长式的专制权威，也有民主制的权威。显然，我们需要的是民主制的权威。具体地说，一方面，中央政权及其权威性必须体现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以人民的服从、拥护、支持为前提；另一方面，中央政权的权威必须是强有力的，它必须能引导并推进现代化建设，同时又必须有能力协调、解决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冲突以至混乱状态。我们说二战后一些后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有借鉴之处，正是在于其以中央权威来推进现代化进程这一思想；但我们也不能完全照搬照抄。战后不发达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其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政治形态，其权威的形式，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不尽相同，但都缺乏民主基础，这种权威靠其政治强人的个人魅力及其铁腕手段甚至借助军事力量加以维护；而在我国，中央的权威是建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支持和拥护的基础上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具有广泛的民主基础。因此，这种权威的维护也与前者迥然不同。在我国，中央的权威通过两个方面得到维护：一是科学真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追求和服从科学真理的党，党的每一项政策，决议都体现了其揭示事物本质，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特性，都是以服从真理为最高标准。真理是权威的。中央的权威就是这样通过其政策、决议的真理权威性而得到维护。二是组织制度。对真理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这就意味着中央的政策，决议难免不出差错，如果发现有不妥当之处，不合乎科学真理之处，终究还要加以纠正。而通过一定的组织制度，组织程序来纠正错误，则是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方面。这就是说，中央的政策、决议一旦形成、颁布，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即使错了，或者你认为它错了，也得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由党的组织作出新的决议，才能改变，否则不能随便加以更改。服从错误有时也是服从权威。这样，通过维护组织制度的权威性从而维护了中央的权威。真正的、最大的权威是来自科学真理权威和组织制度权威的有机结合统一。
那么，如何才能使两者很好地结合统一呢？我们认为民主集中制是使科学真理权威和组织制度权威达到有机结合统一的一种有效的制度。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就是人民的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这种广泛的民主性保证了中央政策的科学性，从而维护了中央的权威性。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这种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性又保证了组织制度的权威性从而维护了中央的权威性。因此，全部的问题就归结为：民主集中制是维护中央权威的保证。所以，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够都不利于维护中央的权威，都有损于中央的权威性。正因如此，进一步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一系列制度便成为我们维护中央权威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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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权威的基本思想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明确提出在当前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央要有权威，……中央就是党中央，国务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278页）这一思想内涵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但更重要的，我们认为是当代中国及战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实践经验的结晶。
都是二次大战后新独立的不发达国家，都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尽管中国与这些国家（如南朝鲜、新加坡、巴西等）的社会制度不同，但相同或相似的起点及目标使得一些成功的经验具有很强的示范性。邓小平多次以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香港、台湾、南朝鲜）作为我国尤其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发展追赶的目标及方向，不仅仅是“四小龙”目前的现代化程度，也应包括其现代化过程中的成功的经验及做法，而这就不能排除权威问题。这符合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是不可能的。”（同上，第117页）“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同上，第378-379页）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无论多么成功，对于另一个国家来说只能是借鉴而不能照搬照抄。邓小平“中央要有权威”的思想首先是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伟大实践的产物。邓小平认为：1.“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同上，第277页）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在当前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中央的权威不能削弱，只能加强。这是由于改革的性质及其任务的艰巨性决定的。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同上，第113页）正因为此，为使改革成功，就必须在中央领导下增强团结与统一；保持思想、政治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既要小心谨慎，又要大胆探索，保证改革始终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只有这样才能聚集起强大的改革力量从事艰巨的改革事业。特别是当改革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同上，第319页）否则，不要中央的权威，地方各自为政，对中央的决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甚至彼此相互拆台，就会造成社会局势的大震荡，大混乱，最终导致改革的夭折。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不吸取。
2.中央权威是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我们在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对其弊端也不容忽视。由于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等弊端，容易造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如一些现代化发展所必需的基础产业由于投资大，利润少而遭冷落，这势必影响整个现代化进程。要改变这一状况，靠市场本身不可能解决，尤其在现代化发展的初期。只有依靠中央政权强制性地重点扶植、引导。这一点前面已有阐述。邓小平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明确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应当是有权威的，有能力的，没有权威不行啊。”要依靠中央权威的力量“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同上，第312页）对基础性产业进行重点扶植，这是现代化顺利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中央没有权威，就很难做好这一点。
3.中央权威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当前，“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谁能统一？中央！中央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同上，第277-278页）在这一大段论述中，邓小平明确地阐述了中央权威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4.中央权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抓住机遇，争取时间，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从现代化发展理论来看，我们属于“追赶型”现代化这一类。在追赶型现代化中，时间就是生命。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抓住机遇，争取时间，发展自己。“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同上，第374页）要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问题，“不能拖，当断不断，要误事。看准了的，积极方面的，有利于发展事业的，抓着就可以干。”（同上，第312页）邓小平这些论断是针对一些地区部门存在的把过多的时间花在无谓的讨论、开会中，对中央的指示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结果错失发展的良机这一现象而言的。解决的办法还在于发挥中央权威的作用，“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同上，第319页）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中央政权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来看邓小平“中央要有权威”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从实践出发而不从本本出发，从事实出发而不从逻辑出发，是邓小平思想乃至其整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而这也正是其理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