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民主主义论文,第三条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国内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十分热烈，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问题却不够重视。事实上，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考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问题，对第三条道路的研究必然流于空泛，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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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主义自诞生以来，一直处在不停的发展变化之中，总是在根据客观条件的变迁，不断调整自己的理论、纲领、政策和策略。其中能够称得上“转型”的重大变化，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上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转型以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为标志。
直到19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上是工人运动中一种马克思主义居主导地位的革命学说和流派。它对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持敌对立场，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与理论相反，社会民主党的日常实践却主要是从事议会活动和工会工作，致力于以社会立法和经济斗争的手段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特别是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摆脱了受镇压的非法工人政党的地位，迅速发展成为拥有一百多万选民的群众性政党，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主张通过议会道路以和平手段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倾向迅速抬头，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从1896年起，伯恩施坦以一系列文章及其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的修正。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社会民主党“决不热衷于一场反对整个非无产者的暴力革命”，它的目标是“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过渡到一个更高级的制度”。他断言，“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因此，“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从实际上已经过时的一套惯用语中解脱出来”，愿意表现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末它的影响将比今天更加大得多”。（注：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09、208、195、3、7、239页。）
修正主义实质上是当时已在实践中盛行的改良主义的最完备的理论表现形式。它从理论上提出了一种明确的改良替代方案，企图取代当时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正式理解，在此基础上使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一致起来。修正主义很快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各种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一面旗帜，对第二国际及其各成员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实践起着支配作用。各国社会民主党开始与从前的敌人和解，力图在现存国家的基础上通过议会制民主和社会改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修正主义思想逐渐占了上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交战国的社会党领袖纷纷支持甚至参加本国政府，从而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瓦解，并造成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发生分裂，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分道扬镳。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修正主义实际上成了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理论基础。为了与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相对抗，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及其各成员党此时逐渐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来取代“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虽然在实践中已全面转向合法主义——改良主义的立场，但在理论上和纲领上仍保留了不少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和革命口号，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来支持和粉饰改良主义实践的独特局面。
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二次转型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为标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社民党基本上完成了对资产阶级国家认同的过程。它们在“冷战”中站在西方阵营一边，在国内以执政党或“建设性的反对党”的身份推行改良路线，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共同建设社会福利国家。此时社会民主党已全盘接受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政治游戏规则，不再讳言自己是改良主义政党，因此也就不再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装点门面了。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民主社会主义”成了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对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的正式称谓。
1959年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从理论上概括了社会民主党在战后所遵循的各项原则：主张世界观的开放性，由工人党转变为人民党，信奉议会民主制，同共产主义划清界线，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坚持以改良手段争取社会公正和互助，等等。这个纲领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宣布民主社会主义“植根于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是“自由、公正、互助”，并宣称“社会主义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即争取、捍卫自由和公正，而且它本身在自由和公正中经受检验”。（注：转引自苏姗·米勒等著《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344页。 ）这就彻底切断了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界观和理论方面形式上仍保留着的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摈弃了对马克思主义所论证的社会主义“最终目标”及其“历史必然性”的信仰的残余。在经济政策方面，哥德斯堡纲领主张实行混合经济。它在重申公有制要求的同时，为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保留了位置：“自由竞争和企业主自由地发挥主动性是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社会民主党赞成在凡真正存在竞争的地方实行自由市场，但是凡市场受到个别的人或集团控制的地方则要采取各种措施来维护经济中的自由。”（注：转引自苏姗·米勒等著《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 页。）此后，其他西欧国家的社民党也纷纷以哥德斯堡纲领为样板，制定自己的纲领和政策。哥德斯堡纲领由此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第二次转型的标志。
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次转型的标志是第三条道路。
二战后，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经历了20多年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蒸蒸日上，社会福利国家建设欣欣向荣。70年代中期，西欧爆发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汹涌而来的新科技革命和急剧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带动了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变化，造成了许多用凯恩斯主义的传统政策难以解决的问题。随着大规模失业和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范式的社会基础遭到了结构性的削弱，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谋求充分就业和全面福利保障的福利国家式的社会民主主义难以为继。
70年代末，新保守主义在许多国家得势。它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大力推进私有化，限制工会权利和削减社会福利。在新保守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社会民主主义因缺乏有效的对策而陷入了困境。特别是苏东剧变以后，西方政治和舆论的天平更是大幅度向右倾斜，各种媒体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社民党不得不以变革求生存，力图在变化了的条件下通过积极的理论革新和政策调整来摆脱困境，实现其重返执政舞台的目标。于是，第三条道路便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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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道路是社会民主主义对全球化、知识经济、后现代社会等当代世界重大变化的主动回应。它是与社会民主主义在新条件下的转型，特别是与英国工党向“新工党”的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80年代末开始，长期在野的英国工党就着手探索一条摆脱困境、重新崛起的新路。1987年大选后，党的领袖尼尔·金诺克发动了“政策反思运动”，开始对党的传统政策进行反思。1992年约翰·史密斯接任后，又进行了党的选举制度改革，实现了领袖选举“一人一票制”。1994年布莱尔任领袖后，在建设“新工党”的口号下，对工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即所谓“布莱尔革命”），使工党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实现了“现代化”，由一个重视意识形态的传统政党转变为以争取上台执政为主要奋斗目标的现代政党。
布莱尔领导下的工党转型过程，经历了以下三个重要步骤。
首先是对“社会主义”和对工党本身重新定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修改党章。工党的党章是1918年通过的，其中第四条第四款集中体现了工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即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此基础上实现最完善的公共管理和最公平的分配。它成为工党追求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也是工党推行国有化和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础。在1995年4 月召开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以布莱尔为首的工党现代派实现了对党章的修改，放弃了实现公有制社会的目标，把社会主义目标规定为社会公正、充满活力的混合经济、开放的民主社会和健康的环境等等。与此同时，布莱尔还对工党本身及其社会关系进行了大幅度的革新。他极力淡化工党的阶级性质，强化工党的“人民党”形象。他公开表示：“要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党，一个成员包括私营业主和无产者、小商人和他们的顾客、经营者和工人、有房产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高明的医生和教师的党。”（注：托尼·布莱尔《让我们面向未来》，载费边小册子第571期。）为此目的，他一方面使工党疏远与工会的关系， 向中产阶级靠拢并拉拢工商界；另一方面努力扩大个人党员队伍，大批招募新党员，以便削弱工会作为工党集体党员的作用和影响，同时加强领袖对党的控制力。通过这样的革新，工党终于彻底洗心革面，从传统的工人政党变成了一个“选民党”。
其次是向美国民主党学习，使工党迅速演变成一个面向后现代社会的“媒体政党”。在现代媒体社会中，信息传递的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讯技术、广播电视技术以及计算机和因特网的迅速发展，使信息传递的周期大大缩短，信息量大大增加。这种情况必然对政党政治和议会选举产生重大影响，使利用媒体塑造政治形象和进行政治“推销”成为一门专门技术。工党通过所谓的“克林顿化”，在利用媒体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布莱尔的智囊班子成功地制订和实施了适应现代媒体社会游戏规则的竞选方案，使工党以充满朝气的改革者形象投入竞选斗争。党的理论、纲领和政策被装潢一新，“新工党”、“现代性”、“新政治”、“新福利”等颇具诱惑力的动听口号通过各种媒体广为传播。布莱尔的个人魅力在媒体上得到充分展示，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明星。借助现代传媒，工党终于赢得了大选，重新走上执政舞台。
最后是确定一种新的政治思维框架和新的行动方针，使意识形态与政策取向重新实现统一。新工党宣布放弃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念中那些没有成效的因素，保留其积极的、富有生命力和创新潜能的因素。它在实践中将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重新结合起来，同时创造出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新词汇——“第三条道路”。用布莱尔的话说就是：“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但却是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它是以引导进步政治一个多世纪的价值观念——民主、自由、公正、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但它是一种第三条道路，因为它坚定地超越了那种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旧左派，和那种把公共投资以及常常把‘社会’和集体事业当作邪恶而要予以消除的新右派。”（注：参见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由此可见，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首先是英国工党革新和转型的结果。它是在工党通过革新和转型赢得大选后才出现的现象。
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第三条道路不同，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既不是针对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的历史分野，也不是针对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冲突和对抗，而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传统的左／右政治意识及其政治运作模式。它要在日益衰落的福利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努力寻找一条中间路线。在“超越左右”的口号下，新工党试图在抛弃传统左翼的国家干预主义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模式的弊端的同时，将两者的积极方面结合起来，在坚持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吸收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积极成分，既让经济充满活力，又维持社会的团结和稳定。
毫无疑问，新工党以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理念和行动纲领，充当了当前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与纲领创新的典型代表。正如当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很快成为一种国际现象一样，第三条道路现在也成了国际现象。特别是自布莱尔与施罗德于1999年6 月发表题为《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的共同声明以来，第三条道路声威大振，俨然成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新主流。共同声明指出：“在保留传统价值观念的同时，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开始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更新其主张，并使纲领现代化……它不仅主张社会公正，也支持建立有活力的经济、发挥创造力和创新能力。这一立场的标志就是德国的‘新中间派’和英国的‘第三条道路’。其他社民党人选择的是适合其本国文化的称谓。尽管词汇和机制可能不同，但他们的动机相同。”（注：参见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这就意味着，第三条道路被看作是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中心参考点。从现在起，社会民主主义的每一项更新或改革都将在第三条道路的背景下进行，或者以它作为参照系。于是便有了关于所谓“多种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在1999年9 月出版的《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社会民主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改革政策特点》一书中，首次引入了“多种第三条道路”的概念，并具体区分出四种不同的第三条道路：英国新工党的面向市场之路；荷兰工党的面向市场和寻求共识之路；法国社会党的国家主义之路；瑞典的经过改革的福利国家之路。书中强调，各国社民党的改革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国面临问题的不同、制度机制的各异以及政治文化的差别的影响”，因此，“指导社会民主主义走向下一世纪的不是惟一一种‘第三条道路’”。（注：参见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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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最简明扼要的方式来概述社会民主主义的三次转型，那么我们可以说：100年前的那次转型的主要特征是修正马克思主义；50 年前的那次转型的主要特征是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本世纪末的这次转型的主要特征则是告别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是告别作为替代制度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一向被设定为建立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历史上的改良主义者，包括修正主义者，都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他们只是强调这种制度替代的和平性质和渐进性质。哥德斯堡纲领虽然抛弃了对社会主义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论证，但并未放弃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它宣布：“人类只有建立一种新的和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才能为自己开辟通向自由的道路。民主社会主义努力建设这种新的和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 ”（注：转引自苏姗·米勒等著《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第343页。）直到1989年，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柏林通过的基本纲领仍然认定，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在于，认识到对资本主义进行修补是不够的，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因此“我们谋求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特权的团结互助的社会”。（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中文版第3页，29页。）
然而苏东剧变后，不仅制度替代的设想逐渐淡出了舞台，甚至连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都成了问题。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由于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已大大丧失信誉，不如弃置不用。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原东德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90年2 月通过的基本纲领中宣布：为了同“现实社会主义”和统一社会党的继承者所使用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划清界限，“我们宁愿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此后不久，奥地利社会党领导人也以类似的理由提出了更改党名的倡议，经过近一年的讨论，终于把党的名称改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从1991年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展开了一场关于是否应当放弃“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大辩论。以党的重要理论家托马斯·迈尔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一社民党的主导概念，不仅“已由于失败了的‘现实社会主义’而丧失信誉”，而且“它在20世纪末年也已不再如实反映它自己的纲领目标设想。因为它作为政治的和思想体系的关键词……会使人想到一种全盘替代方案”，而“在目前的高度复杂的社会里，在大多数领域，引向替代方案的通道是狭窄的，而对整个社会来说，主张全盘结构替代方案的想法已不再是明智的。因此在我们自己的纲领里也不再提出这一要求了”。他们断言，“‘民主社会主义’今天所描述的不是一种模式，也不是我们力求实现的一种社会经济结构，而是一种由基本价值加以界定的规范性政治和理论思想”，而且“这一思想只能在以下的基础上获得实现：受到社会限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承认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具有重要的协同调控职能以及承认社会制度的各个部分具有仅仅是有限的民主化能力”。因此他们主张抛弃“社会主义”这个“大的、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词”，而代之以比较中性化的“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注：参见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234页。）值得注意的是，迈尔等人所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Soziale Demokratie）， 在用词上不同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传统上使用的社会民主主义（Sozialdemokratie）。他把本来联成一体的复合词断开，使“社会”变成形容词，用来作“民主主义”的定语。如果撇开文字游戏，他实际上是主张用“社会的民主主义”来取代“民主的社会主义”。
反对的一方虽然认为，社民党需要一种能表明自己特色的政治象征和能激励自己前进的社会理想，因此主张坚持“社会主义”概念。但是与其争论对手一样，他们也不再强调甚至反对用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来全盘替代资本主义。这一派的重要理论家霍·海曼甚至断言：“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设计并实际建立一个替代的经济制度的尝试，应该被看作是最终失败了。按纯经济的标准衡量，虽然存在着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各种替代选择，但是只有比它更差的，却没有比它更好的。鉴于替代的经济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上述最终失败，只有在经济制度和整个社会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才能挽救社会主义的概念。”（注：参见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德国社民党内的讨论对社会党国际和其他国家的社民党也产生了影响。传统“社会主义”概念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在多数场合，人们往往更乐于使用“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的民主主义”和其他一些自造的新词。如布莱尔在提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时，就经常用“社会——主义”（Social-ism）来代替。他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不是阶级、工会或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它是一种人们为了把事情办好而工作在一起的学说。”（注：转引自王学东、陈林等著《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看到以上种种变化，我们就不难理解，安·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一书中，为什么要用“社会主义之后”作为第一章的篇名。显而易见，他是把第三条道路视为一种告别传统社会主义之后出现的现象。他认定，“现在社会主义——至少，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他在概述了社会主义的衰落之后自问：“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上，它的取向又应当是什么呢？……既然共产主义在西方已经土崩瓦解、而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已经衰落，那么，继续固守左派立场还有什么意义呢？”根据上述考虑他宣称：“‘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27页。）
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家们并不讳言第三条道路是一种新的修正主义。安·吉登斯宣称：“只有在社会民主党人愿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修正他们的既有观念的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才可能存在并发展下去。他们需要找到第三条道路。”（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英国学者唐纳德·萨松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社会民主主义历史上的第三次修正主义浪潮中。”德国社民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也指出，第三条道路是一种新的修正主义，是起源于早期伯恩施坦主义的一个永恒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一进程中，社会民主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转变成了以价值为指导的实用主义。“如果社会民主主义拒绝用实用主义观点指导自己的行动纲领，并拒绝不断对那些指导它解释现实世界、选择政治工具和方式的理论和假设进行修正，那么它就无法在一个极其复杂、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生存下去。”因此他主张将第三条道路理解为试图将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重新融合在一起的一种不断的努力。（注：托马斯·迈尔《第三条道路：处于紧要关头》，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学者论坛报告稿1999年5月。）
但是，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重新融合，不应简单化地说成是社会民主主义被新自由主义化了。从发展趋势上看，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趋同”现象，但这种“趋同”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它们在变化了的条件下都在改变自己的面貌以求适应，都在吸收对方的长处以弥补自己的短处，根本不存在谁被谁“征服”或“同化”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趋同是有其深刻渊源的。恩格斯曾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19页。 ）托马斯·迈尔也曾直言不讳地写道：“现代社会主义是近代自由主义的自由运动的彻底的继续发展。它克服了由资产阶级的财产利益决定的对近代自由主义概念的限制和歪曲。……它作为自由主义的自由运动的继承者和完成者建立在这一运动的基础之上，并且在自己的纲领中保持了这一运动的真正成就。”（注：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在社会民主主义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 它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一直是既有相互对立、激烈斗争的一面，又有相互合作、取长补短的一面。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西欧的社会福利国家，可以说都是社会民主党与新自由主义政党共同设计和建设的。在此过程中，它们既向对方学习了一些东西，同时又未改变自己的根本立场。尽管许多新自由主义政党早已把与社会民主主义大致相同的基本价值引入了党的纲领，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政坛角逐中坚持中右立场。同样，社会民主党现在虽然自称是“人民党”，并且已经放弃了用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的目标，但它主要代表的仍旧是社会中下层居民的利益，在政治分野中仍然属于中左政党。
总而言之，社会民主主义此次以“第三条道路”为标志的转型，是一个以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为开端的历史进程的延续。这次转型的实质是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重新结合，以便对全球化和社会条件的重大变化作出回应。但是这种重新结合并不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被新自由主义化。至少到目前为止，社会民主主义仍继续坚持其民主、自由、公正、互助和国际主义等基本价值，仍然首先关注公正、相互责任、社会团结等中左政治目标。只是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它主张进行改革和创新，提出了“新经济”、“新福利”、“新治理”、“新政治”等口号。迄今为止，这次转型的过程仍在继续，所谓“第三条道路”仍然是个未定型的东西。它最终将导向何方？我们现在还难以得出定论，只能冷静观察、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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