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相[1]2002年在《发展财政论——转型期地方财政发展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第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过渡，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并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财政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财政政策的松紧、收支结构的调整转换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结构。建立稳固平衡的国家财政是我国财政经济工作重要的指导思想。坚持财政收支平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是衡量财政工作质量和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尺度之一。地方财政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与否直接关系和影响着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较以往更加重视通过发展来实现增收节支，实现收支平衡。但由于各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自然、历史、地理、管理等方面的差异，地方财政平衡状况和平衡的难度也差别很大。加之各地财政促发展、促改革、保稳定的任务日益加重，许多地方收支矛盾加剧，财政平衡问题困扰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财政经济的运行，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地方财政发展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地方财政问题，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又是一个理论问题。地方财政是地方政府行使职能的财政保证，也是地方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杠杆。财政收支规模是反映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综合指标，财政收支状况不仅反映地方政府职能发挥的程度，也是地方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我国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地区间生产力水平差距较大，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如果只有中央一级的宏观调控，很难切合地方实际，只有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调控职能，才有利于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地方的经济发展战略。地方财政作为地方政府调控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手段，为地方宏观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财力基础和调节杠杆支持，对地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各自的职能和职权，地方政府在组织本地区经济发展上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地方财政对本地区的经济综合平衡和稳<WP=3>定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世纪之交、两种体制过渡、两种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重要历史时期，新的时期，地方财政面临着新的思路，肩负着艰巨的任务，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第二部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规模迅速扩大。上述成就的取得，是在实施改革开放、确立以“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现的。进入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加快，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对此一定要有主动精神和忧患意识，只有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努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发展社会生产力更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头等大事。23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国家面貌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以坚决贯彻这一任务为前提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国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再次明确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把发展作为主体”。把发展作为主体，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在新的阶段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过程中的问题。一个立足发展、促进发展、加快发展、扩大发展的主题，已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市场机制不够成熟，在此条件下的公共财政也有一个成长过程。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对财政模式的一般要求，但是公共财政具有阶段性特征。所以，无论从横向还是从纵向看，公共财政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发达阶段，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既有着公共财政一般的共性，又有着不同的个性，其个性就是具有鲜明的“发展性”。据此，构筑地方公共财政体系要以发展为核心，以发展促进步、以发展求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说，所谓发展财政仍然是公共财政，因为公共财政也要求介入市场配置效率不高的领域，也要求纠正和克服市场失灵现象。但这里提出的发展财政观点仍然非常必要，因为更能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特点，“发展”更具有时代特色。<WP=4>第叁部分根据建立发展财政的总体要求，地方发展财政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地方财政运行机制，实现地方财政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包含了收入增长、支出优化、经营创新和管理改进等一系列内容，体现了改革与发展的统一要求。按照这一要求，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宏观经济理论分析，包括第１章和第２章。第1章是中央与地方经济、财政关系的分析。首先对国家职能的演变与定性分析作一阐述，然后介绍了中央、地方集权与分权的演变，接着分析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定性分析与差异
张俊[2]2010年在《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叁农”的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研究日益成为理论界的关注热点。然而,诸多理论解释缺乏经济思想的整体观照,其政策建议往往重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思路。因此,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经济思想变迁,既可以使我们理解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理论本土化的思想根源,又为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理论创新和政策选择提供思想资源。本文以经济思想成长为主线,分析了农村公共品供给理论基础、农村公共品供给均衡理论、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和供给责任、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改革等理论演变的经济思想脉络。论文认为,在要素禀赋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的演进是一个不断融入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是与计划经济相伴随,理论探索相对停滞,其指导理念既植根于传统文化基因以及近代经济思想背景,又深受马克思主义公共品分配观和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教条的影响,效果不好。市场化转型以来,中央决策层打破了经典社会主义经济教条,农村政策型公共品供给向增进市场性方向转变,激发了农村经济微观基础的活力,但由于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改革的滞后,缺乏适应农村公共品需求日趋多样化的供给机制,农村公共品供给相对不足,农村基础社会服务型公共品供给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并存,导致了“叁农”问题的政治化。农村税费改革后,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导下,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的理论思考和政策试点有所推进,但同时还存在一些需要深化的难点,主要是防止传统计划体制思想的回潮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公共品供给理论的学理突破与创新。本文的论证表明,建立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赋予农民完整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释放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微观激励,这才是改进和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统筹城乡和谐发展的经济基础。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介绍了选题背景、问题的提出、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预期创新和不足,并对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简要述评。第二章主要分析了西方公共品供给思想的演变,探讨其蕴含的假定前提和文化基础。如古典时期亚当·斯密的整合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转换;同时从公共品供给模型演进的角度,论证了现代公共品供给理论是对古典经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公共品供给的理论基础上,界定了中国农村公共品的内涵和外延,分析了中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特质。第叁章论述了传统社会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内容及制度安排,分析了传统社会经济思想与实践“二元背离”的经济学机理;同时也探讨了1949年以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多重构想;在传统与近代经济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公共品分配观的影响下,探讨了中央决策层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认识,如毛泽东、陈云等人的探索,学术界的理论反思(如顾准的独立思考)以及民间对农村政策性公共品供给的诉求,并比较分析了台湾地区农村公共政策思想,最后验证了计划体制下农村公共品供给非均衡的结论。第四章主要探讨了市场化转型期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的发展。一是农村政策性公共品供给思想的历史性转变,如邓小平、万里等农村公共政策改革思想,学术界关于农村公共政策改革的理论创新;二是学术界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困境的解释;叁是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型公共品供给制度的相关理论;四是对“叁农”问题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相关评述。第五章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农村公共品最优供给的本土化思想;同时探讨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对经济发展的引致效应,分析了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针对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分析了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改进的逻辑与理论,提出了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优化的思路。第六章从和谐社会的经济学基础出发,分析了构建和谐社会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相关性思想;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新农村建设理论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改革思想,从而论证了只有市场化改革的整体推进,才能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深层问题的结论。第七章归纳本文的研究结论,并就如何把经济思想转化为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改革的动力资源,给出了历史启示。
崔潮[3]2011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文中提出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流。现代化的核心是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市场化是动力机制,工业化是外在表现；政治现代化表现为宪政化,通过民主与法治的成长建立有限与有效政府,保护个人的创造与基本人权。财政是政治与经济的枢纽,通过政治过程解决经济问题。财政制度变迁既反映了现代化的成果,又是推动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史。在列强割地赔款的勒索与潮涌般的工业品冲击下,中国传统经济解体衍生出极度的贫困与社会不公,帝国体制瓦解散落出残渣余孽般的军阀政治。外患内乱下的中国迫切地向外寻找富强之道,从军事救国到实业救国,从维新立宪到一次次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才走上了快速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但在经济现代化道路上一度重视工业化摒弃市场化,在政治现代化道路上曾经重视民主化摒弃法治化,结果无以为继。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大胆学习一切发达的文明成果,中华民族重新走上复兴之路。中国100多年来一直处于快速变化的过程中,风向多变,时好时坏,旧政权的腐朽成就了新政权的崛起,“大革命”、“大跨越”多次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强烈追求；几千年的老路是明白无误走不通了,极力要走新路却难摆脱对过去的路径依赖；时而醉心于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时而要自力更生废旧立新,却终究要走开放式的学习创新之路。在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崩溃100年之即,中国已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市场化、工业化、民主化、法治化……各个方面均可圈可点。在这一背景下,全面总结中国现代化进程与财政制度变迁的良性互动之道,正当其时。本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原理,从理论与历史角度分析了发达国家现代化与财政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检视在西方冲击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过程,梳理我国财政现代化的成长轨迹,努力从别人和我们自己走过的历史中发现继续前进的路标。本论文第一部分是缘起与准备(第一、二章),对选题原由、现代化理论、财政制度变迁理论等进行回顾性综述,为论文分析提供文献性基础。第二部分理论分析即第叁章,提出了财政主体结构理论、财政类型理论、财政过程产权转化假说、财政制度变迁过程理论,作为分析中外财政制度演进规律的理论基石。第叁部分是理论应用比较分析,由第四章至第八章组成,首先对曾经深刻影响我国历史进程的现代化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苏联)发展进程中财政制度变迁的历程、作用及得失进行剖析,为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提供一个历史比较的参照系,然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进行历史分析。第四部分是结论,即第九章,对中国现代化及财政制度变迁过程的特点与趋向进行概括,提出财政过程宪政化是中国财政现代化的正确方向。论文从财政主体、财政类型、财政过程产权转化假说、财政制度变迁过程四个方面对财政制度变迁理论进行阐述,为进行历史制度分析提供理论框架。财政主体分为不同层次,从本质层次看,财政的主体是公共权力中心,在国家存续期间表现为国家；从运行层次看,政府是财政主体的代表,不同的社会力量一起构成财政主体结构,对政府施加影响,左右着财政决策与执行的方向和效果。在不同时空下,由于社会力量结构存在差异,政府内部的组织结构不同,财政主体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成为不同国度和时期财政制度差异的决定性原因。“财政过程产权转化假说”,从产权转化视角对财政现象进行阐释,认为财政过程是一个产权转化的过程,财政制度是对财政过程产权转化秩序的确认,反映着不同财政主体间的竞争或合作关系的消长,进而对社会的长期发展产生激励或抑制作用。财政制度变迁是财政主体为释放财政压力,对财政程产权转化合约进行调整的集中体现。财政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兼有竞争与合作两种特征的机制,可以实现规模收益,为市场机制提供产权保障,减低交易成本。财政职能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财政制度变迁是实施财政职能调整的过程,一般要经历僵滞、创新、均衡叁个阶段。中国的现代化是从追求效率开始的,但局限于政府对军事技术效率的追求,财政资源运用效率的低下及对民间经济的过度管制,导致提高军事效率目标的落空。现代化的启动产生了更多的腐败机会,加上对外割地赔款与外来工业品冲击下传统产业的瓦解,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甚至生存权危机。于是对生存权与公平的追求成为后来财政制度变迁追求的重要目标。共产党的胜利依赖于重视社会公平的财政制度创新的支持,建国后工业化的推进也依赖财政制度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开展了大量的财政制度创新活动。中国19世纪进入现代化轨道后,在战争与贸易的作用下,开始了一个对传统经济社会解构的过程,自然经济解体,走向畸形工业化与市场化。在外敌(及外资)的侵略压榨与国内革命战争的冲撞下,帝国财政溃烂为军阀财政,在战争状态下论为战时财政。新中国建立后,以全能财政强力推动工业化,取得了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现代化成就与经济增长速度。但与发展更好的现代化国家或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相比,中国的现代化进步明显滞后,且自身无法持续,在此背景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之初的财政制度调整解构了苏联模式。随着时间的持续,财政制度创新中吸收西方现代化国家的成果越来越多。从税利分流、公平税负、财政联邦制、现代预算制度到提高财政透明度,中国的财政改革主动汇入到了财政现代化的洪流中。财政制度的主动创新,培育了市场主体、市场体系与市场制度,激发了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财政制度的变革本身就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部分,并促进政治现代化其他领域的进步,如私人产权与公共产权受同等保护,保护人权等,中国的政府权力运行越来越被限定在公共化的轨道里,朝着提高效率的方向前进。具体而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一是帝国财政崩溃阶段(1842-1911年)。在外来冲击下,这时的帝国财政依然建立在皇帝拥有一切财产最终所有权的基础上。虽然企图维系其财政收入制度的掠夺性、财政支出制度的消费性、财政管理制度的专权性,但却因应对的被动失措使财权“外移”与“下移”,财政收入制度的掠夺性恶性膨胀,财政支出制度的消费性更加无耻,财政管理制度的专权性逐渐散落,并共同导致帝国财政制度与清帝国一起走向灭亡。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化没有带来效率的提高,反倒引起公平危机与生存危机。二是战时财政(军阀财政)时期(1912-1949年)。战时财政与军阀财政从客观形态上说并无多少不同,但从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角度,却可以做出差异颇大的解读。军阀财政下,产权具有不确定性,财政收入制度表现为诛求无度性,财政支出制度具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性,财政管理制度体现为滥权性。具有合法性地位的财政主体,在战时财政下,产权制度体现为公共产权在先性,财政收入体现为需求无限性,财政支出制度表现为求生性,财政管理制度以专权性为主要特征。从演进路径中可以看出,军阀财政是比帝国财政更阴暗冷酷的残余；战时财政的军事专制性与帝国财政的专权性一脉相承。即便如此,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中,这一时期的财政制度也孕育着有利于现代化成长的种子。如工商税、所得税、现代预算与国库制度的建立、公债手段的运用、分级财政的尝试、关税保护制度的使用、工业化导向财政支出的安排、宪政及现代预算制度的引入等等,都具有现代化色彩,为日后的财政制度变迁打下了基础。叁是全能财政时期(1949-1978年)。新中国以对民生的关照和对公平价值理想的追求赢得政权,强制对产权制度、财政制度进行激进变迁,在公平的基础上追求经济效率的提升,选择了与旧政权相异的现代化道路,并以财政制度作为其重要支柱。全能财政以公共产权的垄断地位为基础,财政收入制度具有“自产性”,财政支出制度具有建设性,财政管理制度具有集权性与民粹性特征。由于国家替代了社会,财政制度统配社会资源,产权激励被权力及意识形态激励所替代,无法实现经济的持续高效率。集权性保证了财政制度的执行效率,却无法实现其决策效率。大民主的运动式财政监督有利于保证社会的相对公平,但却无法实现财政制度的法治化、规范化运行。四是财政宪政化时期(1979年以来)。我国现在处于走向公共财政的过程中,私人产权逐步获得与公共产权的平等地位。财政收入制度表现出更多的交易属性,财政支出制度表现出更多地面向公众的回应性,财政管理制度体现出宪政化的特征。中国财政现代化表现出与其他现代化国家趋同的方向,但转型仅取得初步的成就。财政制度与现代化的适应性、与其他制度的协同性、制度变迁路径的可预期性等,都需要持续的关注与维护。经济效率的提升伴生了资源环境承载力问题,公平状况恶化伴生社会稳定问题,中国目前现代化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建立适应现代化进程的财政制度和运行方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宪政化应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方向。
蒋励佳[4]2013年在《当下中国税负公平论衡》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结构转轨的历史进程,叁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在不断累积,贫富悬殊、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并由此日愈引发公众对社会公平问题的高度关注。2009年在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中国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多年位居榜首的法国。这一信息对国内正累积发酵的对社会不公的不满情绪不啻火上浇油,但学界却对此排行臧否不一。那么,究竟应如何评价福布斯税负痛苦排行榜对中国税负水平的判断?中国税负水平是否真正处于这样的高位?应如何衡量税负公平度?如何评价当下中国的税负公平状况?又应如何促进中国的税负公平?这些对理论与现实的追问不容回避。回应与破解这些问题,正是本研究的宗旨与价值所在。国内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税负公平概念、判断标准、原则等方面内容,且主要从经济学意义上论及税负公平,描述性研究较多,对现实关照不足,形成长于经济效率分析,短于权利义务的研究现状,限制了税负公平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因此,本文主要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系统地研究税负公平状况、实现条件与实现过程,不仅有利于税收征管的改善、提升政府合法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也可以丰富和发展税负公平和税收善治理论,为中国税收制度的改革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有益参考。本文首先从财政汲取和支出两方面讨论税负公平概念,将税负公平界定为纳税人承受的税收负担与其经济状况以及获得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水平相匹配。这个定义不是局限于从财政资源的汲取范围讨论税负公平,而是拓展至财政支出的数量与质量对税负公平进行考察,凸显国家税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应关系,以丰富税负公平的概念内涵。其次,在明晰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在规范性的善治理论范畴重新探讨税负公平的标准和原则,构建国家治理与善治视阈下体现税负公平导向、涵盖税负公平原则的税收合法性、公共性和可持续性叁维分析框架:(1)税收合法性维度,包括税收法定、税收民主和税收法治因素;(2)税收公共性维度,包括公共收入与支出的科学性与透明性、税收管理公共性因素;(3)税收可持续性维度,包括体现公平的税制结构、税权划分的规范性与绿色税收体系因素。这一分析框架试图融合税负公平研究中关注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经济公平、社会公平、代际公平等多重内涵,既强调税负在全体纳税人之间合理分配,又要求国家征收的税收总量与国家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的总体福利相对称,从而通过促进税负公平,推动经济、社会与国民福祉的同步协调增长。第叁,综合采用系统分析、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运用所构建的税负公平的叁维分析框架对当下中国税负公平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虽然中国宏观税负不高,但由于各种非税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比重较大,导致非税负担偏高,并且税负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地区间、产业间、所有制间、社会阶层间和代际间税负分配不均,再加上政府民生支出的缺位与滞后,造成中国税收负担严重不公,民众“税负痛苦指数”不断攀升。第二,税收合法性、公共性与可持续性不足是造成中国税负不公的主要原因。(1)由于税收法定与税收民主的缺失、税收制度供给不均衡、税收理念的滞后造成中国税收合法性不足;(2)由于公共服务投入与税收增长的不同步以及税收管理公共性的滞后,造成中国税收公共性不彰;(3)由于税制结构的失衡、税收竞争异化导致税收利维坦的快速扩张、忽视税收代际公平,造成中国税收可持续性不足。第叁,民众实际缴纳的税收与所需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匹配是造成中国民众税负痛苦的最主要原因。民众的税负痛苦与税负公平感不仅仅指向政府收入口径的问题或者单纯衡量税负水平的高低,更大程度取决于纳税人的主观感受,即实际缴纳的税收与期望所得(所需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匹配程度。因而,衡量税负痛苦根本性问题不是税负的高低本身,而是责权利的一致性和成本与受益的对称性。第四,增强税收合法性、公共性和可持续性是促进中国税负公平的必由之路。在总结促进税负公平所应当共同遵循和恪守的共通性原理与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促进中国税负公平的理论构想与对策。(1)建立政府与公民间相互承认的税收,强调税收治理的理性、公平、有效等原初价值和基础性意义,在积极促进合作性税收信任合作关系与行为模式的基础上,形成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耦合,从而增强税收的合法性;(2)优化税收治理的运作场域,通过搭建税收善治的机制与平台,推动税收合作治理的发展,建立税收信用制度,并通过增强公共收入与开支的科学性与透明度,提升税收的公共性;(3)改善税制结构,保持适度张力的秩序建构,完善税收管理体制,合理划分税权,构建绿色税收体系,促进税负代际公平,以实现税收的可持续性。本文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研究视角上的创新,从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多角度审视税负公平问题,努力拓宽税负公平研究视野,强调从国家征税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来分析税负公平,尝试在更深层次系统探讨和解释中国税负不公的问题,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与方法上的借鉴。其次是内容上的创新,构建了中国税负公平的叁维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不仅拓展了税负公平研究的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深化国家税收治理的研究。第叁是若干新颖的研究发现与研究观点:认为税收理念滞后是造成征纳双方税收不遵从的深层原因;运用相互承认政治的理论对税收合法性进行分析,指出税收合法性蕴涵着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归纳了税收相互承认关系的完整性结构。税负公平的实现不能仅仅局限于税收负担的公平分配,还必须拓展至政府财政收入的公平支出,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国民福祉的增长结合起来。要促进税负公平,国家财税治理机制必须有效运行。只有在建立民生财政、预算国家、服务型政府基础上的财税善治才能使税负公平从理论走向现实。
王宾[5]2012年在《我国开发区财政的理论与政策初论》文中研究表明开发区作为我国第一轮改革开放实践中,在经济领域最为典型、最为成功的实体经济载体,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最迅速、技术进步最快捷、市场机制最活跃的增长极。但面对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压力,我国开发区的发展速度放缓,尤其是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受此影响更为明显。去年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科学发展之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开发区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二次创业”的关键时期。《“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转变开发区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开发区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财政的支持和引导,开发区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地方财政,已经为开发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充分发挥了其政策引领产业、资金支持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当前加快开发区发展与转型的新形势,对开发区财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1年12月,中国财政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开发区财政经济研究专业委员会,以期进一步强化开发区财政理论及其财政管理制度的创新研究,搭建开发区财政信息平台,更好服务业开发区建设。深入研究开发区财政的基础理论,分析探讨开发区发展对开发区财政体制的新要求,在当前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现有研究开发区财政的相关文献中,研究开发区财政基础理论的文献并不多见,研究某一个开发区财政的相关问题和管理体制的相对较多。在我国经济处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适应开发区发展和转型的开发区财政政策和管理体制的研究则不多见,尤其是从一般基层地方、从整体上做普适性研究的则更不多见。基于此,本文尝试着对我国经济转型期的开发区财政进行研究,分析财政在开发区这一特定范围内的、具体的、特殊的地方财政类型。研究开发区财政的概念、开发区财政管理类型及其管理的特殊性、开发区财政的职能特点,探讨开发区财政对开发区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将财政对开发区发展的支持与引导与开发区的发展实践进行对比分析。立足于促进开发区发展方式转变对开发区财政管理和体制创新的要求,分析现行开发区财政在体制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期为开发区财政在开发区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中系统地解决好内在问题、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借鉴。本文全部内容共分六章。大体上分为叁大部分——绪论部分、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绪论部分是论文的第一章,分析本文写作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第二部分理论部分是论文的第二、叁章,研究开发区财政的有关基础理论问题；第叁部分实践部分是论文的第四、五、六章,分析探讨开发区财政在我国建国后的实践过程,提出新形势下开发区财政的改革思路。本文内容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是引言,分析国内外设立开发区的必要性、开发区发展过程中发挥财政作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现有开发区及开发区财政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进而引申出本文选择对开发区的财政问题进行研究的价值所在；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总结本文研究的特色与创新。第二章是开发区设立和开发区财政的理论依据,对开发区的涵义、开发区的分类、表现形态等进行分析,并研究地方政府设立开发区的理论支撑,寻求开发区财政研究的理论基础。第叁章是开发区财政的基本理论部分,该章对我国开发区财政的定义、管理类型和管理特性、职能特点和作用等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全面分析开发区财政对开发区持续健康发展所起的积极效果,包括拉动地区经济发展,构筑区域经济特色,促进开发区产业集聚和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第四章是我国开发区财政的实践研究,对我国开发区以及开发区财政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并分析我国过往的开发区财政实践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指出开发区财政体制存在财政支出不合理、投融资体系不健全、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不完善和对开发区财政的监管不到位等问题。第五章是对国外开发区财政的经验借鉴。主要是通过对国外工业区、科学园等开发区的发展过程中,财政具体的对策和效果进行分析探讨,以期对我国开发区财政政策的完善提供借鉴。本章尽可能全面地对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设立开发区的情况及其财政政策措施等进行分析。第六章是我国开发区科学发展的财政政策改进分析。通过前文对我国建国后开发区发展和财政政策建议实际效果的分析,同时借鉴国外有关国家的经验,提出适应我国开发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需要的财政政策措施。包括加大开发区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加强开发区的财政支出结构和支出绩效管理、健全开发区财政监督机制和拓展开发区融资渠道和丰富融资手段等。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1.尝试性地界定了开发区财政的概念及其相关范畴基于网络搜寻和相应的文献查阅,开发区财政概念尚处于空白的状况,本文尝试性地认为,开发区财政的涵义可以界定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为了建设经济高地和经济增长极,促进开发区这一特定范围内的产业聚集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凭借政治权力、财产权力、信贷权力等,参与该特定范围内的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所开展的具有鲜明基础性和生产性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开发区财政是财政在开发区这一特定范围内的具体化,因而具有财政的一般特征。同时,开发区财政又属于地方财政范畴,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地方财政。并由上述概念总结了开发区财政的主体、客体、目的等涵义。2.开拓性地凝练了提出了开发区财政的职能特点开发区财政的职能和一般地方财政职能或城市财政职能一样,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发展经济职能,但职能范围及其实现形式等有其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具有不同的职能特点。开发区财政的职能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条件下财政的职能,又不同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的地方财政职能。本文通过对开发区财政与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职能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一般职能进行对比研究,进而提出了开发区财政职能具有基础性、生产性和社会性等叁大特点。开发区财政职能的基础性特点是指开发区财政为了服从服务于开发区的发展需要,因而较之于一般省、市、县(区)的政府财政,开发区的财政投入更加注重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区财政职能的生产性特点是指开发区财政为实现产业集聚和拉动开发区乃至整个地方经济的发展壮大,财政在政策侧重和政策力度上更加注重强化对开发区的生产性投入,以期对开发区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深化,使开发区各项产业能够健康快速发展,获得尽可能高的经济效益；开发区财政职能的社会性特点是指开发区财政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财政,同样具有一般财政的共有职能,为开发区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满足社会需要。即通过对开发区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调节区内的收入分配,提供区内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实现开发区内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3.整体性地概括了开发区财政管理的特性本文认为,开发区财政作为开发区这一地域范围内的特殊的地方财政,它具有与一般意义上财政管理的一般特质,但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主要包括：地域的特定性、发展的阶段性和收支的非平衡性。开发区财政管理的地域性是指开发区总是政府划定的一个特定的区域,在该特定区域内实行优先鼓励工业建设的特殊政策优惠；开发区财政管理的阶段性是指财政管理伴随着开发区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在财政支出上体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性,开发区建立初期侧重于基础设施投入,开发区成长时期侧重于生产建设性投入,开发区成熟阶段侧重于提供公共产品投入等几个阶段；开发区财政管理的收支非均衡性是指开发区财政管理伴随着开发区的建立、成长和成熟而在财政管理上体现出相应的收不抵支、收支持平和收大于支等比较明显的特性。开发区财政因而具有区别于一般财政的的鲜明的收支非均衡性。4.探索性地提出了适应开发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财政政策本文认为,我国开发区的财政政策必须着眼于促进开发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发展的新要求,同时借鉴国内外开发区的成功经验,提出了适应我国开发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需要的财政政策。包括加大开发区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加强开发区的财政支出结构和支出绩效管理、健全开发区财政监督机制和拓展开发区融资渠道和丰富融资手段等等。当然,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开发区财政研究,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课题,尽管本文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收获,但由于研究条件、研究手段和笔者能力限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比如,本选题探讨开发区财政的涵义、职能和特点等问题,理论性相对较强。因而本文的研究主要选择了定性的分析方法,定量的研究相对不足；同时,鉴于数据和资料的保密性和可获得性,各开发区的数据收集不够全面,国内外专门针对开发区财政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文献搜集难度很大,所涉及开发区的数量和范围非常有限,导致分析不够系统,缺少众多有代表性的开发区类型的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不足的、尚未涉及到的相关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鄢圣鹏[6]2012年在《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基础理论的发展》文中研究指明文章舍象了其他方面有关思想的引进和深化成果,重点关注本土学说的进展,并按研究主题梳理了30多年来财政基础理论研究的脉络。转型期财政学基础理论的发展直接源自体制转型的压力。在转型期,学界先是重新思考财政本质、财政职能等问题,继而在财政模式上展开学术论战。在不断的争论、辨析、再争论中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产生了丰硕的成果。
柯学民[7]2015年在《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主要实行省——地级市——县——乡四级制,地方层级过多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的“市管县”体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逐渐显现出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引发出现了诸如行政效率降低、市县争利严重、财政负担加重等诸多问题,制约了县域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初加入WTO之后,我国不同区域之间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大量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悖的地方本位主义、行政区经济等现象愈发突出严重。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社会迫切期待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体制改革出现重大突破。2008年以来,随着以“大部制”改革为代表的政府横向方面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从“市管县”到“省直管县”的地方政府纵向层级体制改革逐步成为社会关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视线焦点。以“省直管县”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通过对不同层级政府间行政权力运行关系进行优化调整,理顺省与市、县、乡(镇)各自的职责分工,使政府横向方面的改革与纵向方面的改革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成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关键着力点,对整个行政体制改革成败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国最早探索县制改革的省份浙江从1992年起连续5次推行“强县扩权”、“扩权强县”改革,逐步扩大县级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权限。之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在我国多个省份陆续展开。在此基础上,中央逐渐加快了在全国推行省直管县改革的步伐,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省直管理县(市)的体制”。各地在中央文件的指引下,纷纷结合自身实际进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取得了很多带有鲜明特色的鲜活经验,产生了浙江模式、海南模式、湖北模式等“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成功范例。当然,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各地也遇到了不少的难题,影响了改革的持续推进。甚至在中西部地区越来越多省份竞相模仿和移植的“浙江模式”,在它的本土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08年爆发一直延续至今的国际金融危机,几乎把“浙江模式”逼入了绝境。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大量行业龙头“老大”纷纷“跑路”,浙江的区域经济遭遇了一场深刻的发展危机。以“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为例,探讨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中存在的难题,探索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的路径,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本论文拟按照文献梳理——理论分析——实践探讨——历史追踪——现实发展—环境比较——难题分析——对策探讨的研究思路,以“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为例,将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置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背景下进行研究,并从地方治理的视角探寻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的根本路径。论文共八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引言部分：作为引言,首先从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的背景入手,提出论文选题的缘由；其次,概括和梳理国内外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的研究状况,并对涉及到的相关概念进行分析,指出论文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最后,总结论文研究的主题思想、研究框架、重点难点、创新之处和研究方法等等。第一章：主要介绍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以此说明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理论构建上,论文引用“地方治理”理论相关观点形成理论框架,作为分析政府层级体制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在实践分析上,以东部、中部、西部24个不同省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模式与成效为例,总结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第二章：考察国外行政区划改革实践,总结国外行政区划改革主要经验及政府层级变化主要规律,分析其对中国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第叁章：系统梳理我国地方行政区划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发展,总结我国历史上地方政府层级体制的变化特征及演变规律,分析当前我国地方行政区划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第四章：主要对影响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分析。一方面,“市管县”体制的设立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管县体制面临困境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发展则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市场经济是“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浙江与云南“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环境条件的对比差异对改革绩效的影响是最好印证。第五章：主要分析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存在的难题。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面临着很多难题：包括改革方案总体性设计与持续性推进难题、行政系统内部政府职能转变难题、不同层级政府间职能划分难题、条块关系理顺难题、行政区划调整难题,更为关键的是,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能否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相配套,也是极大难题。第六章：主要从地方治理的视角分析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的根本路径。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不仅需要中央政府顶层设计,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相关配套措施为改革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条件。为此,需要理顺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理顺外部环境关系,即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政党的关系；二是理顺内部环境关系,即理顺不同层级政府间关系、理顺政府“条条”与“块块”关系、理顺不同区域政府间关系。无论是理顺外部关系,还是理顺内部关系,其中的核心与关键在于以地方治理的整体性思维为指导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实现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结论部分：对论文研究的主要着力点和主要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前景进行展望。
汪传艳[8]2014年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政府财政责任不明确、农民义务教育负担过重等问题是长期困扰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难题。2005年,我国颁布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从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教科书费、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提高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建立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及巩固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等几方面入手,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此次改革对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以城镇化发展为背景,立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发展的现实需要,通过大规模问卷调研和访谈,探讨了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改革工作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剖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新机制改革工作的建议。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理顺了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投入责任关系,保证了农村中小学校日常运转、减轻了农村家庭经济负担、确保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然而,此项改革还存在诸多问题,这其中既有改革过程中操作不规范的问题,也有机制设计不合理的问题。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新机制改革保障范围不全。新机制改革保障范围主要包括四项内容,许多需要正常开支的项目如代课教师工资、后勤人员工资、中心校运转资金、配套设施建设资金、债务偿还及学校维稳费用等项目都未被考虑在政策范围内,导致农村中小学校公用经费不足或造成违规列支行为。(2)公用经费拨付方式不合理。我国按照学生生均人数单一的拨款方式对学校规模、学校类型、地域类型及教育政策、教育目标等影响学校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外在因素考虑不够,客观上造成部分地区、部分学校公用经费不足。其中,农村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及高寒地区学校最为严重。(3)公用经费拨付总额不足。总体上看,公用经费拨付额度仅能维持最基本的运转需要。公用经费不足的具体体现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高寒地区主要体现为取暖费不足；中部地区主要体现为日常运转资金不足；东部地区主要体现为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资金不足。(4)贫困寄宿生补助政策的实施存在地区差异,补助比例、受惠群体范围及补助方式均存在不合理之处：补助比例过大或过小,不能适应实际需求；部分群体因政策因素被排除在外；一次性发放现金的方式造成资金利用低效。(5)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呈现出“中部塌陷”格局。较之其他地区,中部地区的县级财政在各项目的责任分担上均承担了更多的投入责任,但经济发展水平及中央政府资助力度均赶不上其他地区,从而使得中部地区的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落后。(6)政府间的财政责任划分不合理。对具体项目而言,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对“分项目”的责任划分存在错位现象,将占义务教育经费大头的教师工资交由县级财政负担；而将不易核定、需要因校制宜的校舍维修改造资金交由省级财政负担。这种责任划分方式导致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及校舍维修改造机制成为新机制改革成效最低的两项内容。(7)“问题导向型”改革方式对社会时代背景考虑不够。“问题导向型”改革方式拘泥于解决过去体制下存在的问题,缺少对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及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的考虑。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学校布局及农村学生上学方式、就学地点都有了较大变化,新机制改革执行“城市”、“农村”两种不同的标准,使得部分农村学校、部分农村学生无法分享改革利益。通过上述研究,研究者认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改革应立足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发展的实际需要、立足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建立科学、合理的拨款方式,进一步理顺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维持运转的正常开支项目全部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内。
叶文辉[9]2003年在《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需要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调整，政府的经济职能就是为民众和企业提供公共产品。论文在系统总结和借鉴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基础上，对中国城市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西部开发中的公共产品供给实践进行了分析，探讨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改革路径。 公共产品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消费的非竞争性两个基本特征。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搭便车的可能性，导致价格机制在公共产品配置上的失灵，这就需要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的一般判别标准是每个人对公共产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之和正好等于公共产品生产的客观机会成本，这样政府对某种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原则是，该产品在边际产量上能收到的边际税收之和等于其边际生产成本。投票就是通过政治市场提供公共产品的主要形式，也是民主社会显示个人对公共产品偏好的主要形式。公共选择理论采用自我利益法来分析公共选择者(选民、政治家、官僚等)的行为。从公共选择理论对各种公共选择问题进行的实证研究中可以发现，现实中存在的任何一种公共选择方式，都难以实现公共产品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这样在通过政治制度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出现了“政府失灵”。西方的分权理论都立足资源配置即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论证了财政地方分权的必要性(或优势)、合理性、形成最优规模的地方政府(或地方社区)的可能性。 新中国的财政体制经历了长期的制度变迁。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推动了政府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制度的变革。中国的公共财政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公共性与平等性；弥补市场失灵；透明性和法治性。为社会大众和厂商有效供给公共产品是政府的经济职能。当今财政体制的缺陷表现为财政职能的错位和越位，导致了许多严重的后果，所以应立足于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经济职能进行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和改革，构建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格局。 城市社会中单位供给公共产品的体制必须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行改革。针对城市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的供求矛盾导致的“择校”问题，可通过价格机制和教育券等市场手段调节教育资源的供求。根据城市公共产品的不同性质，城市政府应探索多元化的供给形式，区分公共产品供给与生产，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城市公用事业的市场化和政府公共服务生产方式的创新。 “叁农”问题实质上是个庞大的涉及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的系统工程。农村税费问题的解决必然涉及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根本变革，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形成、变迁与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今的“费改税”与历史上几次重要农村税费的改革有许多相似性，也就有着许多的局限性。“费改税”只是在现有城乡二元格局下农民与基层政府间的利益调整和税费的规范，并非关于农民负担问题的治本之策。当前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是现行的财政制度安排。围绕农村税费和农民负担各相关利益主体在进行长期的博弈。农村税费体制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化解城乡二元财政结构，最后过渡到取消农业税和实行城乡统一税制。同时应对基层政府事权进行合理调整和推动县乡级政府再造。 新中国成立以前很长的历史时期，乡村公共产品一直沿袭与乡绅治理制度相应的供给体制。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政府对农民进行了高度的组织动员，用劳动力对资金最大限度的替代方式，利用农民自身力量实现了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提高。改革后，农村大多数公共产品仍沿袭制度外供给体制，由农民筹资来提供。农村在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二元格局下，基层政府承担的事权与可用税收收入极不对称，收入相对低下的农民要承担大量的公共设施的建设费用、支付乡村义务教育的公共开支，形成了严重的农村税费问题，也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城市反差极大。在农村税费体制向城乡统一税制变迁的同时，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应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事权进行调整，更多承担义务教育和基础设施的供给责任，统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在上级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财力支持增加的同时，应推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创新，形成多元化的有效供给格局。 西部的相当一部分地区是中国的生态保护区，西部的生态保护是全国性公共产品，在西部开展的生态保护工程应建立激励相容的经济机制。西部社会经济存在许多的特殊性，出现了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严重不均衡，也导致了许多社会经济后果，所以应适应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和现实要求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安排进行调整。
胡燕京[10]2004年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从探析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政策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入手，结合相关财政理论，对我国财政政策的演变和发展进行回顾，并总结我国现行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的效果和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障碍。在运用计量工具对我国目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存在财政风险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进行评价和探讨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西方国家对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对我国近期财政政策的基本走向和风险控制策略的选择提出建议。 论文的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如下： 一、理论研究 第一章首先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的根源进行了追溯，介绍了古典经济学的资源稀缺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利用论，主要是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和成果。其次，介绍了近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最后，从不同角度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作了界定，并引出可持续发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运行的基本要点与要求。第二章对我国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总结了我国对该领域的研究特点，即注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应用。同时，这一章还对经济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及现阶段实施积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特征进行了论述。第叁章首先通过阐述财政政策和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突出了财政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得出了财政投入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性的结论。其次是进行了财政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的效应分析。第四章主要回顾了当代西方财政政策理论发展，定义了财政政策的概念，阐述了财政政策与财政措施，与宏观调控的关系。这四章是论文主要的理论研究部分，综合运用了经济发展论、人口论、生态论、市场论和相关财政理论，从多个角度对有关理论进行了归纳和评述。 二、中国财政政策的历史和现实研究 对中国财政政策的演变和发展，主要是通过叁个阶段的划分进行了定性分析，对各阶段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实施效果和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对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的实践，主要通过这几部分阐述：(1)从国内外两个方面总结了启动积极财政政策的七个背景因素，即物价的持续大幅走低;消费和投资需求收缩:货币供给量下降:经济增长减速:货币政策效果不佳;基础建设扩张:应对亚州金融危机的冲击。(2)划分四个阶段，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和各阶段的主要内容及特点作了综述与总结。(3)政策实施的效应分析。主要是政策实际经济效果的规范分析，以及挤出效应和乘数效应的实证分析。论文认为，积极财政政策通过这七年的实施，促进了经济增长，加强了基础设施，支持了国企改革，推动了社会保障事业，加快了产业升级，巩固了农业地位，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4)政策实施中面临的问题和障碍，论文认为，过多的国债投资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政策本身存在着递减效应，以及长期实施会导致通货膨胀。(5)通过量比指标重点分析了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得出了我国目前已经呈现财政风险苗头的结论，并提出了缓解建议，即加大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的力度;完善转移支付;尝试地方举债;优化支出结构;降低名义税率，促进投资良性增长。(6)引入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一代理模型，通过分析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博弈过程，从信息经济学这个角度从信息经济学这个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出了有效解决方案，即要规范政府行为，明确界定政府职能，注意综合债务水平的变化，要尽快统一国家预算，建立完整的预算体系。这部分是论文的重点，第五、六章重点讨论了这一问题。叁、运用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比较分析 论文第七章对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运用情况进行的比较研究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各国政府进行反经济周期调节、刺激经济增长的普遍而重要的政策选择。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各国财政支出结构主要侧重于以推动经济发展为出发点而安排了大量的基础建设性支出和社会福利保障等社会事业性支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功需要各种政策调控手段的有效协同和合理搭配，并且要求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同时，论文研究还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操作不当会导致赤字和债务的膨胀，当这种膨胀超越一国经济和社会承受力时，将演变成财政危机，并由此引发一国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和社会动荡。通过比较分析，论文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长期性和高强度必然引发相应的财政风险，而财力不足、财政风险加剧反过来又会制约一国财政投资的全面扩张，因此，在目前我国财政收入结构优化仍没有根本改观的背景下，过量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会加大财政运行风险，进而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程度的内部约束。所以说，我们必须正确处理财政风险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系。四、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分析 论文的第八章从多个角度分析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在诊释财政稳定和则政风险的基础上，指出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是指假定维持当前的扩张性则政政策不变，即维持当前的赤字率水平不变，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是否能够保持财政稳定，而不会导致财政风险。列举了考察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评价指标，通过国债稳态性
参考文献：
[1]. 发展财政论——转型期地方财政发展模式研究[D]. 孙国相. 东北财经大学. 2002
[2]. 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研究[D]. 张俊.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0
[3].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D]. 崔潮.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1
[4]. 当下中国税负公平论衡[D]. 蒋励佳. 南京大学. 2013
[5]. 我国开发区财政的理论与政策初论[D]. 王宾.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6].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基础理论的发展[J]. 鄢圣鹏.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
[7]. 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研究[D]. 柯学民. 武汉大学. 2015
[8].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研究[D]. 汪传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9]. 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研究[D]. 叶文辉. 四川大学. 2003
[10].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财政政策研究[D]. 胡燕京. 中国海洋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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