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科举壅滞与通俗小说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科举论文,明清论文,通俗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明清通俗小说创作的区域分布，相关论著不乏论及。如陈大康《明代小说史》指出，江浙一带“文人也较早地对通俗小说发生兴趣，并开始参与创作……万历后期时数量已逐渐超出福建，到了天启、崇祯朝时，已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正意味着通俗小说的创作中心转移到了江浙地区”①。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统计明代白话小说作者区域分布情况，揭出其排序为浙江、南直、福建、江西、山西、南京、陕西。②拙文曾论明清江南通俗小说中心圈，认为：明代万历二十年以前，通俗小说处在起步的阶段，很难说有“中心”存在；万历二十年以后的二十余年间，通俗小说飞速发展，江南与建阳可并谓之中心；天启、崇祯两朝，无论小说创作还是出版，江南都成为全国的绝对中心；清代江南作为全国通俗小说中心圈，则人所公认③。 明清江南，何以涌现出大批通俗小说作家，成为通俗小说创作的中心?在既往的研究成果中，论者更多地关注到繁荣的城市经济文化、出版印刷的发展、新人文思潮的崛起等因素。上引拙文中，则从庞大的图书文化消费市场、灵活便捷的销售手段、图书生产顺应市场需求、充足的小说创作人才储备诸方面，进行了初步的论析。本文拟就明清通俗小说与江南科举的关系入手，探讨通俗小说创作人才储备，兼论其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 明清江南科举鼎盛与壅滞 明清时期，科举是普世认同的人生正途，所谓“人都愿儿孙聪明，读书取科第富贵”④，在江南地区，甚至出现了“今则比屋为子营入学，崭崭然惟恐后时也”⑤的局面。归有光《送王汝康会试序》说，苏州“为人材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耻为他业，自髫龀以上，皆能诵习举子应主司之试。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已者”⑥。其分析甚是。 名门望族认识到“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⑦，高度重视科举教育，并结出累累硕果，如有“中国科举第一家族”⑧之誉的江南常州府武进县庄襗一宗考取进士34人；《宜兴南臧储氏分支谱》卷首“储氏纪胜十八条”所云“三凤家声”、“两门元望”、“五子四子并登科”、“三世四世联得第”、“奕叶甲科”、“一房十四进士”等等⑨，也昭示了其家族世代科第之显赫。 普通人家乃至寒门，也意识到“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⑩(黄秉石《海忠介公传》)，即刻可以改换门庭，所以也尽最大的可能，培植子孙读书。明清状元中不乏出身寒门，或年少时身处窘境者，如正统四年(1439)状元吴县施槃、弘治六年(1493)状元昆山毛澄、弘治十八年(1505)状元昆山顾鼎臣、康熙十二年(1673)状元长洲韩菼、乾隆二十五年(1760)状元太仓毕沅、乾隆三十一年(1766)状元吴县张书勋等。这还仅仅是苏州一地的情况。他如武进庄襗，“少贫，父将殁，与之诀，令择所业，泣对曰：‘儿非儒不可以立身。’父曰：‘吾瞑矣。’自是向学，虽祁寒盛暑不少懈，或终夜不辍，遂以文名于时”(11)，终于考取弘治丙辰科进士，开科举世家先声。 商贾之家有了积蓄，也栽培子孙，期望跻身于士绅阶层。如嘉靖年间官南京礼部侍郎的华亭人顾清，祖上开槽房发家；镇江陶氏、武进管氏、无锡荣氏等，俱在经商致富后由科举跻身地方望族(12)。正统四年状元施槃，乃父曾经商淮扬；成化十一年(1475)探花王鏊的伯父经商致富。更有为改换门庭，历数代人不懈追求者，如大阜潘氏，世代经商，自迁居苏州后，“从其二十五世祖潘景文至二十九世祖潘奕隽兄弟，整整五代人大约一百多年对于家族科举文化的艰苦‘积累’，终于到潘奕隽兄弟这一辈绽开出了灿烂的科举高第之花”(13)。潘奕隽考取乾隆三十四年进士，乃弟潘奕藻考取乾隆四十九年进士。 明清江南，正因为人们对于科举教育的高度重视，成为享誉天下的科举之乡。如王鳌《苏郡学志序》说苏州府：“科第往往取先天下，名臣硕儒亦多发迹于斯。”(14)耿桔《皇明常熟文献志》说：“今代科目之设，惟吴越为最盛。”(15)张大纯《吴中风俗论》说：“吴俗之称于天下者三：曰赋税甲天下也，科第冠海内也，服食器用兼四方之珍奇，而极一时之华侈也。”(16)清康熙末年江苏布政使杨朝麟感慨：“本朝科第，莫盛于江左，而平江一路，尤为鼎甲萃薮，冠裳文物，竞丽增华，海内称最。”(17) 明清江南科举的发达由此可见一斑。其发达繁盛，乃建立在地方科举教育高质量、居住人口高密度、读书人数量远多于其他地方的基础之上。 明清江南读书应科举者为数甚众。明清之际松江叶梦珠《阅世编》记载，明末上海县，“县试童子不下二三千人”，三年两试，每科录取者区区六七十人。(18)事实是，当时的江南，即便如童生进学亦非易事，成为秀才者已属少数。 由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统计，我们不难看出江南府县生员人数众多的特点来，如嘉靖二十九年绍兴府学700人，万历年间常州府学520人，长洲县学500人，万历末年松江府学1000人，上海县学650人，崇祯年间嘉兴府学800人，嘉兴县学800人，秀水县学800人，其他区域，如万历年间福州府学680人，万历年间闽县县学440人，万历年间侯官县学440人等，仅为个例，并不像江南普遍。(19)以生员人数论，明代江南要远远高于其他地方。 众多的生员与高质量的科举教育，录取名额却与其他区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据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20)，有明一朝乡试，除个别科次录取不拘额数，各省均有严格的名额限定，如洪熙元年：南直80名，北直50名，江西50名，浙江45名，福建45名，湖广40名，广东40名，河南35名，四川35名，陕西30名，山西30名，山东30名，广西20名，云南10名(包括贵州考生)，总550名(另外交趾10名)。至崇祯十五年，南直163名，北直170名，江西110名，浙江107名，福建105名，湖广105名，广东86名，河南93名，四川83名，陕西78名，山西78名，山东88名，广西60名，云南49名，贵州40名，总数达到1415名。科举教育发达的江南，其生员数量较之中州内地有十倍之差，其录取名额决定了大批读书人只能沉沦下层。 苏州文徵明在《三学上陆冢宰书》中对此有真实反映： 开国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学校廪增，正额之外，所谓附学者不啻数倍。此皆选自有司，非通经能文者不与。虽有一二倖进，然亦鲜矣。略以吾苏一郡八州县言之，大约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贡，不及二十；乡试所举，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众，历三年之久，合科贡两途，而所拔才五十人。夫以往时人材鲜少，隘额举之而有余，顾宽其额。祖宗之意，诚不欲以此塞进贤之路也。及今人材众多，宽额举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几何而不至于沉滞也?故有食廪三十年不得充贡、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补者。其人岂庸劣驽下，不堪教养者哉?……比闻侍从交章论列，而当道竟格不行。岂非以不材者或得缘此倖进，而重于变例乎?殊不知此例自是祖宗旧制，而拔十得五，亦古人有所不废，岂可以一人之故，并余人而弃之?(21) 这是正德年间文徵明写给新任吏部尚书陆完的信，讲的正是当时苏州地区生员出路问题：约1500名生员，三年一科，能够出贡、中举者只有寥寥50人，可见江南科举壅滞，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明清江南士人卖文为生与通俗小说创作 明清江南繁盛的科举教育与朝廷严格的配额限制发生了严重冲突。上引文徵明书札说“食廪三十年不得充贡、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补者”，非其人之庸劣驽下，不堪作育，关键在僧多粥少。如此，在当时江南社会，老童生、老秀才成为普遍存在。 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论述明代生员的治生，概括为六个方面：其一，训蒙处馆；其二，游幕；其三，从医；其四，为商为贾；其五，包揽词讼；其六，做山人清客。事实上，明清江南底层士人，大多数并没有稳定的维生职业，卖文也是他们治生的重要手段。如晚明鼎鼎大名的松江人陈继儒，表现出多方面的才华：一是书画鉴定，仅其《白石樵真稿》卷十六“题画”、卷十七“跋帖”，便收录近百篇书画题跋。二是坐馆授徒。据其子陈梦莲《眉公府君年谱》可知，他先后在王升之家、姚家、王锡爵家、娄巷、沈氏荒圃、杨家、徐家、南湖、王士骐家等多处设馆，坐馆时间前后有二十年。其三便是卖文。撰写墓志碑文、铭记行状、寿叙、传记、序文，可以收取润笔；编畅销书，同样收入不菲。再如清初兰溪人李渔，一位很有文化经营头脑的人，创作诗词文章、通俗小说等大众读物，经营芥子园书铺，精于园林设计，擅于戏剧编、导，手上有着一支家班。知名者如陈继儒、李渔尚且如此，默默无闻、如过江之鲫的江南普通书生，其治生之艰难可以想见。 具体来看明清江南文人卖文为生的例子。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记陈继儒曾“延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使之寻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琐言僻事，荟蕞成书，流传远迩。款启寡闻者，争购为枕中之秘”(22)，此为明代文人卖文营生之显例。钱希言《戏瑕》载：“(叶)昼，落魄不羁人也。家故贫，素嗜酒，时从人贷饮，醒即著书，辄为人持金鬻去，不责其值。”(23)一般认为，明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泰昌天启年间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明末刊《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实由叶昼评点。此为明代文人以文治生又一例。黄鹤山农序李渔传奇《玉搔头》说：“笠翁……家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久之中落，始挟策走吴越间，卖赋以糊其口，吮毫挥洒怡如也。”更明确提出“卖文糊口”概念。《樵史通俗演义》作者江左樵子自序云：“久而樵之以成野史，不樵草樵木，而樵书史，因负之以售与爨者。”吕留良《寄黄九烟》诗“闻道新修谐俗书，文章买卖价何如”句，注黄九烟“时在杭，为坊人著稗官书”(24)，皆文人卖文糊口例证。可见，在明清时期，卖文糊口(包括从事小说创作或评点)，是文人(特别是低层文人)群体谋生的重要手段之一。 有学人揭出，在明末清初的通俗小说作者中，以“西湖”为名号者甚众，如万历末年钱塘西湖渔隐撰《胡少保平倭记》，崇祯年间西湖逸史撰《天凑巧》，崇祯年间西湖义士述《皇明中兴圣烈传》，崇祯年间西湖野臣辑《皇明中兴圣烈传》，崇祯年间醉西湖心月主人撰《宜春香质》《弁而钗》《醋葫芦》，崇祯年间西湖渔隐主人撰《欢喜冤家》，崇祯年间西湖居士、西湖主人、湖隐居士王元寿创作《异梦记》，并曾刊刻《欢喜冤家》等小说戏曲，崇祯年间西湖髯眉子评阅《古今烈女传演义》，崇祯年间西子湖伏雌教主编《醋葫芦》，崇祯年间西湖浪子辑《三刻拍案惊奇》，顺治年间西湖钓史序《续金瓶梅》，顺治年间湖上钓叟评《续金瓶梅》，康熙前期西湖墨浪子偶拈《醉菩提全传》，康熙前期西湖香婴居士王梦吉重编《曲头陀传》，康熙年间西墅道人参评《曲头陀传》，康熙年间西泠狂者《载花船》，康熙年间湖上憨翁为《集咏楼》作序，康熙年间西湖塞子为《十七峰》作序，康熙年间鹫林山学者编《跨天虹》，康熙年间西湖寒士为《二刻醒世恒言》作序，康熙年间西湖鹏鷃居士评阅《浓情快史》，顺、康年间湖上笠翁李渔创作《无声戏》《十二楼》《肉蒲团》(25)。这其中，大部分真实姓名无考，基本上都是下层文人，皆因糊口而与小说发生着关系。由此可以知道，明末清初的杭州，存在着一个以小说创作或评点为职业的下层文人群体。 明清通俗小说家生平多难以详考，首先便与其举业未成，身份卑微有关。在江南通俗小说作家中，今能确知者，如编订“三言”的长洲人冯梦龙、创作“两拍”的湖州凌濛初为贡生，《西游补》作者湖州人董说、《海上花列传》作者松江人韩邦庆为廪生，《隋史遗文》作者吴县人袁于令、《无声戏》《十二楼》作者兰溪人李渔、《野叟曝言》作者江阴人夏敬渠、《儒林外史》作者全椒人(流寓南京)吴敬梓、《娱目醒心编》《北史演义》《南史演义》作者昆山人杜纲、《品花宝鉴》作者毗陵人陈森、《官场现形记》作者武进人李宝嘉为生员，举人则仅有晚清“小说界革命”发生以后创作《孽海花》的常熟人曾朴。此外，便是大批生平不详、本名都不知为谁、甚至连秀才也不曾考取的老童生，是处在社会底层的读书人。 由于小说家大多生平无考，其治生情况，我们也知之甚少。但作为下层士人，他们必须利用一技之长养家活口，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明清江南商业化出版相当繁荣的背景下，刻印或编辑创作畅销的通俗小说或其他大众读物，借以获取稿酬，成为一个难得的选择。如钱塘周楫《西湖二集·吴越王再世索江山》中云：“看官，你道一个文人才子，胸中有三千丈豪气，笔下有数百卷奇书，开口为今，阖口为古，提起这枝笔来，写得飕飕的响，真个烟云缭绕，五彩缤纷，有子建七步之才，王粲登楼之赋。这样的人，就该官居极品、位列三台，把他住在玉楼金屋之中，受用些百味珍馐，七宝床、青玉案、琉璃钟、琥珀浓，也不为过。尀耐造化小儿，苍天眼瞎，偏锻炼得他一贫如洗，衣不成衣，食不成食，有一顿，没一顿，终日拿了这几本破书，‘诗子云’、‘之乎者也’个不了，真个哭不得、笑不得、叫不得、跳不得，你道可怜也不可怜?所以只得逢场作戏，没紧没要做部小说，胡乱将来传流于世。”(26)逢场作戏或者说传流于世，对于一个“有一顿，没一顿”的人，当然不会是主要目的，而残酷的生计问题，以小说创作来换取润笔糊口，才是根本的追求。 江南小说家中，如长洲冯梦龙，曾经以编辑创作大众读物为其治生主业，与书种堂主人苏州袁无涯交往密迩，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记载，杨定见尝携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至吴中，吴士人袁无涯、冯犹龙等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见而爱之，相与校对再三，删削讹谬，附以余所示《杂志》《遗事》，精书钞刻，费凡不赀”(27)。参与编辑《水浒传》，袁无涯当然不会忘记付给其报酬。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吾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28)冯梦龙“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也正是出自一个编辑特有的敏锐，捕捉到了《金瓶梅》的市场潜力。其编订“三言”，则是应书贾邀请而为。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说：“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书坊天许斋《古今小说识语》云：“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分之一为初刻云。”衍庆堂《醒世恒言识语》云：“本坊重价购求古今通俗演义一百二十种，初刻为《喻世明言》，二刻为《警世通言》，海内均奉为邺架玩奇矣。兹三刻为《醒世恒言》，种种典实，事事奇观。总取木铎醒世之意，并前刻共成完璧云。”互相参证，可知冯梦龙卖文谋生之事实。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三载：“袁韫玉《西楼记》初成，就质冯犹龙。冯览毕，置案头不致可否。袁惘然而别。冯方绝粮，室人以告。冯曰：‘无忧，袁大令今夕馈我矣。’家人以为诞。袁归，踌躇至夜，忽呼灯持百金就冯。至门，门尚开；问其仆，曰：‘主方秉烛相待。’袁惊趋而入。冯曰：‘吾固料子必至也。词曲俱佳，尚少一出，今已为增入。’乃《错梦》也。袁不胜折服。”(29)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查证，其中透露出的冯梦龙生活拮据，靠编辑审稿获取报酬维生，在当时江南文人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湖州凌濛初是刻书家，刻书多种，其小说“两拍”，也是应书贾之邀而作。《拍案惊奇序》云：“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又其《二刻拍案惊奇小引》说：“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余笑谓：‘一之已甚。’顾逸事新语可佐谈谐者，乃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于墨，其为柏梁馀材，武昌剩竹，颇亦不少。意不能恝，聊复缀为四十则。”《拍案惊奇》尚友堂主人识语亦云：“本坊购求，不啻供璧。览者赏鉴，何异藏珠?”其小说创作的商品性质显然。 钱塘陆云龙，“弱龄腾李贺之声，手赋三都；绮岁入刘勰之室，目空二酉”(30)，高才博学，“客岁妄意一第可芥拾，遂悉置米盐不顾，乃枘凿之投，遭刖者三。迨至深秋，犹然一故吾，进退竟两无据”(31)，乡试竟连遭败北。曾经设馆授徒，又经营翠娱阁书坊，刻书卖书。崇祯元年，刻印其弟陆人龙著《峥霄馆评定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崇祯二年，刻印清溪道人编次《禅真后史》；崇祯三年，刻印其自著《新镌出像通俗演义辽海丹忠录》；崇祯五年，刻印乃弟陆人龙创作的《型世言》等小说作品。 清初兰溪人李渔，大约在顺治七、八年(1650～1651)间，从家乡兰溪迁居杭州，开始“卖赋以糊其口”的编辑、创作生涯。居杭州约十年，在戏曲、小说创作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顺治十三年，小说《无声戏》一集问世；十四年，《无声戏》小说二集问世；十五年，小说《无声戏合集》《十二楼》问世。其好友毛先舒点评其《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云：“卖赋多金者，相如以后如笠翁者原少。”看来李渔的稿酬收入相当可观。 晚清无锡小说家邹弢创作有白话小说《海上尘天影》、文言小说集《浇愁集》《三借庐赘谭》《瓮牖馀谈》等，此亦其谋生重要手段。《三借庐赘谭·芥航》载：“余于丁丑岁作《浇愁集》，稿甫脱，即为坊贾携去，其中大半点勘未精。书出重阅，颇不满意，至今悔之。”(32)何以“稿甫脱，即为坊贾携去?”自然是书商急于射利，作者生计所迫。 上述举证，足以证成明清江南文人以小说创作谋生的实际存在，也因此有了更多处在社会底层、穷愁潦倒的文人投身其中，促成了江南小说创作云蒸霞蔚景观的出现。 举业坎壈及治生需要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 英国作家笛福说：“写作——变成了英国商业的一个相当大的分支。书商是总制造商或雇主。若干文学家、作家、撰稿人、业余作家和其他所有以笔墨为生的人，都是所谓的总制造商雇用的劳动者。”(33) 在大量古代小说序跋等文献中，详略不等地提及作家们举业不遂、落魄潦倒的人生窘境，及其或成为书商，或为书坊邀请充当写手，而成为通俗小说创作者的事实。概观明清江南小说家的人生，其举业失败者的特征甚为突出。 其一，高才不遇。如冯梦龙少年考取秀才，至崇祯三年(1630)57岁方补贡生；凌濛初“生而颖异，十二游泮宫，十八补廪饩”，然“试于浙，再中副车；改试南雍，又中副车；改试北雍，复中副车，乃作《绝交举子书》”(34)；陆云龙应童子试，“数奇，屡扼于学使者”(陆敏树《陆蜕庵先生家传》)，以生员终。李渔崇祯八年(1635)25岁考取秀才，崇祯十二年(1639)乡试铩羽而归，入清不复应科举；杨尔曾“高才硕抱……颠毛种种，仕路犹赊”(雉衡山人《东西晋演义序》)；周楫“其人旷世逸才，胸怀慷慨，朗朗如百间屋……怀材不遇，蹭蹬厄穷”(湖海士《西湖二集序》)；杜纲“读书识道理，老不得志”(自怡轩主人《娱目醒心编序》)；鸳湖烟水散人“二毛种种，犹局促作辕下驹”(烟水散人《女才子自叙》)；艾衲居士“当今之韵人，在古曰狂士……卖不去一肚诗云子曰”(天空啸鹤《豆棚闲话叙》)；夏敬渠“抱奇负异，郁郁不得志”(知不足斋主人《野叟曝言序》)；吴门佩蘅子“幼抱夙志……天实弃之”(顾石城《吴江雪序》)；荑荻散人“求乘时显达刮一目之青，邈先进名流垂片言之誉，此必不达之数也”(天花藏主人《合刻七才子书序》)；天花藏主人“青云未附，彩笔并白头低垂”(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序》)；李春荣“屡试未售，遂弃之远游”(李春荣《水石缘后序》)；陈森“本江南名宿，半生潦倒，一第蹉跎”(幻中了幻居士《品花宝鉴序》)；俞达“穷年偃蹇，湮没以终……此抑塞磊落之奇士，所以悲歌慷慨而不能自已欤”(金湖花隐《青楼梦序》)。 其二，穷愁潦倒。如周楫，“乃谓余曰：‘予贫，不能供客。客至，恐斫柱剉荐之不免。用是匿影寒庐，不敢与长者交游。败壁颓垣，星月穿漏，雪霰纷飞，几案为湿……’”(湖海士《西湖二集序》)；鸳湖烟水散人，“天之窘我，坎壈何极!夫以长卿之贫，犹有四壁；而予云庑烟瘴，曾无鹪鹩之一枝。以伯鸾之困，犹有举案如光；而予一自外入，室人交遍谪我”(烟水散人《女才子自叙》)；艾衲居士，“狼狈生涯”(天空啸鹤《豆棚闲话叙》)；天花藏主人，“贫而在下”(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序》)；西泠野樵，“贫居无聊”(竹秋氏《绘芳录序》)。 其三，声名不振。如杨尔曾，“主人曰：‘昔弇州氏以高才硕抱，不得入史馆秉史笔，故著述几亿万言。今君颠毛种种……宁不疾没世而名不称乎?’”(雉衡山人《东西晋演义序》)；周楫“不得已而……以小说见”(湖海士《西湖二集序》)；烟水散人，“其有知我者，唯松顶之清飔，山间之明月耳”(烟水散人《女才子自叙》)；天花藏主人，“时命不伦，即间掷金声，时裁五色，而过者若罔闻罔见”(天花藏主人《合刻七才子书序》)；江左樵子“日存山中，量晴较雨，或亦负薪行歌”(樵子《樵史自序》)；吴门佩蘅子，“天实弃之，人亦不得而知之，佩蘅子亦不得而求知于人也”(顾石城《吴江雪序》)。 这样的人生遭际和处境，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小说创作。从其创作类型来看，大体表现为三大种： 其一，孤愤型。 此类创作，如凌濛初创作《二刻拍案惊奇》，以“丁卯之秋事，附肤落毛，失诸正鹄，迟回白门。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二刻拍案惊奇·小引》)；周楫创作《西湖二集》，乃“间气所忠，才情浩汗，博物洽闻，举世无两，不得已而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湖海士《西湖二集序》)；圣水艾衲居士创作《豆棚闲话》，因其“卖不去一肚诗云子曰……化嘻笑怒骂为文章”(天空啸鹤《豆棚闲话叙》)；吴门佩蘅子创作《吴江雪》，乃“知诗文词赋之未能出世也，乃佯狂落魄，戏作小说一部”(顾石城《吴江雪序》)；李春荣创作《水石缘》，乃“回忆昔时功苦，废置难安。思唐人不发作小说以抒怀”(李春荣《水石缘后序》)；陈森创作《品花宝鉴》，乃“秋试下第，境益穷，志益悲，块然磈礌于胸中而无以自消”(石函氏《品花宝鉴序》)，如幻中了幻居士序云：“若夫形声兼绘者，余于诸才子书并《聊斋》《红楼梦》外，则首推石函氏之《品花宝鉴》矣。传闻石函氏本江南名宿，半生潦倒，一第蹉跎，足迹半天下，所历名山大川，聚为胸中丘壑，发为文章，故邪邪正正，悉能如见其人，真说部中之另具一格者。”(《品花宝鉴序》)上述作家，其抒写孤愤，摹写世相，批评社会之意显然。最为典型的则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毕现尺幅；而复以数贤人砥柱中流，振兴世教”(惺园退士《儒林外史序》)，成为中国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 其二，意淫型。 此类创作，以才子佳人小说最为典型，如天花藏主人《合刻七才子书序》云：“独是天地既生是人矣，而是人又笃志诗书，精心翰墨，不负天地所生矣。则吐词宜为世惜，下笔当使人怜；纵福薄时屯，不能羽仪廊庙，为凤为麟，亦可诗酒江湖，为花为柳。奈何青云未附，彩笔并白头低垂；狗监不逢，《上林》与《长杨》高阁。即万言倚马，止可覆瓿；《道德》五千，惟堪糊壁。……若夫两眼浮六合之间，一心在千秋之上，落笔时惊风雨，开口秀夺山川，每当春花秋月之时，不仅淋漓感慨，此其才为何如?徒一贫而在下，无一人知己之怜；不幸憔悴以死，抱九原埋没之痛，岂不悲哉!……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又如才学小说创作，夏敬渠、李汝珍辈，均存在这样的创作动机。夏敬渠创作《野叟曝言》，即以其“抱负不凡，未得黼黻皇朝，至老经猷莫展，故成此一百五十余回洋洋洒洒文字”，书中“叙事说理，谈经论文，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描春态，纵谐谑，无一不臻顶壁一层”(光绪七年刊本《野叟曝言·凡例》)，借书中叙写，尽逞其才学；借主人公的功业荣显，尽展其臆想。“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现实人生中不为人认可的才学、无由实现的幻想，在其创作中发泄无余。 其三，媚俗型。 清刊《功过格》有载：“江南有书贾稽留者，积本三十金，每刻小说，及春宫图像，人多劝止之，不听，以为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35)因为小说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存在，便不乏唯利是图的书贾与有着“商贾之心”的作者，放弃了传统文人铁肩担道义的社会使命与责任，一味迎合市场，低级媚俗，以色情肉欲的文字，射利谋财，道光十八年江苏按察使裕谦告谕中说：“访闻苏城坊肆，每将各种淫书翻刻市买，并与外来书贾私行兑换销售，及钞传出赁，希图射利，炫人心目，亵及闺房，长恶导淫，莫此为甚。”(36)又如清陆文衡《鉴戒》中说：“吴门有惯造小说者，无影之事，平空构撰，务极淫秽，无非迷惑狂徒，争先购买，为取利计，而实伤风败化之尤也。”虽未必尽然，也并非尽属无根，一批色情小说蜂拥出世，大抵皆媚俗之作。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在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科举教育十分繁荣。然而，在辉煌璀璨的科举成就背后，掩盖着因为高密度人口、发达的科举教育和录取名额限制所造成的大量读书人沉沦社会底层的事实；谋生艰难，又生活在商业出版繁荣地区，使得这批文人很自然地或者成为书商，或为书坊主雇佣，替他们做编辑写手，相较其他区域，江南的通俗小说创作，也因此有了更加充分的人才储备，这也是江南成为通俗小说创作、出版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科举挫折，人生坎壈，在一部分人，穷而后工，成为精神财富，成就了小说创作的辉煌；在另一部分人，则“人贫志短”，沦落为书贾的枪手、金钱的奴隶。这对于当今商业时代的文化建设，可为殷鉴。 注释： ①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64页。 ②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1～255页。 ③冯保善：《论明清江南通俗小说中心圈的形成》，《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4期。 ④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己丑馆选》，明天启二年刻本。 ⑤吴恪：《陈存斋墓碣》，《明文海》卷四五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⑦王士性：《广志绎》卷四，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6页。 ⑧(12)(13)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100、147页。 ⑨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⑩海瑞：《海瑞集》(卷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60页。 (11)庄怡孙纂修：《毗陵庄氏增修族谱》卷二八，清光绪元年刊本。 (14)钱榖：《吴都文粹续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管一德：《苏州掌故丛书》，苏州古旧书店1986年复印本。 (16)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7)杨朝麟：《紫阳书院碑记》，载杨镜如主编《紫阳书院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0页。 (18)叶梦珠：《阅世编》卷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9页。 (19)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6～520页。 (20)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95～399页。 (21)文徵明：《文徵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84～585页。 (2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37页。 (23)钱希言：《戏瑕》卷三，丛书集成新编本。 (24)俞国林：《吕留良诗笺释》，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68页。 (25)程国赋、胡海义：《论明末清初杭州地区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刊刻特征》，《暨南学报》2006年第3期。 (26)周楫纂，陈美林校点：《西湖二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27)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明万历刻本。 (2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词曲·金瓶梅》，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2页。 (29)杨恩寿：《词余丛话》，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9)，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69页。 (30)丁允和：《翠娱阁评选行笈必携》序，崇祯年间峥霄馆刻本。 (31)陆云龙：《答朱懋三书》，载《翠娱阁近言》文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32)邹弢：《三借庐赘谭》卷一二《芥航》，光绪刊《申报管丛书余集》本。 (33)[英]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2页。 (34)周绍良：《曲目丛拾》，载《学林漫录》(第五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1页。 (35)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页。 (36)余治：《得一录》卷一一之一，光绪乙酉宝善堂重刻本。标签：明朝论文; 崇祯论文; 明清论文; 江南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论文; 康熙论文; 品花宝鉴论文; 无声戏论文; 西湖论文; 李渔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