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人》和《情海恩怨》比较论中西女性体验及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恩怨论文,中西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目前尽管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认识众说纷纭，但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女性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中的女性体验。从竹林代表作《女性——人》和芭芭拉·泰勒的名篇《情海恩怨》的比较，可以看出：中西女性文学中女性体验历程即女性对“压迫”的抗争经历；中西女性文学中女性体验形态呈两极趋势。
关键词 中西女性文学 体验 形态
在我看来，切莉·雷吉斯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内核在于：女性文学应该表达典型的女性体验，表现妇女为寻找自己真正的身分而奋斗，譬如提供坚强的、独立而温馨的女性人物，以展示女性真实现状，重塑人类生命核心中原本属于女性的完美、合理的自我；伊莱恩·肖瓦尔特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质在于：女性文学是为妇女的文学分析建构一个女性的框架，并发展一种建立在对女性体验的研究之上的新模式。因此，目前尽管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认识众说纷纭，但其倡导者们毕竟也能达成共识，那就是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女性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中的女性体验。基于此，本文通过竹林代表作《女性——人》和芭芭拉·泰勒的名篇《情海恩怨》比较，论析中西女性文学女性体验的形态表现，旨在为探讨中西女性文学的异同奠定个案基础。
一、中西女性文学中女性体验历程即女性对“压迫”的抗争经历
中西女性文学中女性体验，总是突出强调呈示女性作为人类“第二性”对“压迫”的共同经历。“压迫”一词，一般的释义是：用权力或势力强制别人服从自己。女性“压迫”当然也就指称长期以来妇女被迫服从庞大的男性中心文化这一特质。它体现了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成员所普遍享有的、通过学习得到的信念、价值观或行为”①，因而凸现出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现实文化模式的残缺与女性亚文化性质。从大文化意义上说，女性作为群体可以不拘于语言、地域等影响而形成集体无意识的女性文化传统，关于这，波娃在她的经典名著《第二性——女人》一书中进行了颇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的描述。女性成为今天社会中的“现实女人”，成为被动和次级客体，而是后天习得的，既然如此，恩伯的文化范畴论便自然促发了我们对文学中特别是女性文学中女性信念、价值观或行为的考察。有趣的是，《女性——人》、《情海恩怨》正是通过女性体验中女性行为的独特，完成了对女性现实人生或对现实文化模式的描述、批判。换言之，现实文化模式里，人类总难遂顺心意地合理发展。竹林和泰勒的女性小说就从此一角度揭晓了这一世界性难题。
1.《女性——人》和《情海恩怨》都真实地再现了女性在现实文化模式中的左冲右突的实际情景——中西女性行为具有一致性宿命。正如米歇尔·巴勒特在《当今妇女们所受的压迫》中所言：“美学的各个细节都具有高度的文化特殊性。”作为中西女作家，竹林和泰勒就都敏锐地抓住了女性体验的特殊的文化内涵，并从此一视角出发，反映了虽地域不同却因人类社会发展大文化趋势相近，故而女性体验走向也有近似的一面——女性行为具有全球性，具有惊人相似的一幕：妇女们总要努力地去摆脱现实文化模式的束缚。世界各国妇女们一代又一代的奋斗历史已告知：“人类的另一半”从未放弃过对男性中心文化的抗争，从未放弃过对人类理想文化模式的幻想。恰如《女性——人》探讨了中国女性如何做一个大写的人；《情海恩怨》重在揭示女性几经情的折腾仍不失自我，终于成为社会中自立而不乏温馨的人这一主题。显然，两篇小说中女性行为均可当然地纳入女性文化模式。至于女性文化模式，直接表现在对20世纪世界性女性解放运动的认可。虽不能说，女性文化模式便是人类理想的文化状态，不过，作为人类追求理想的一个过程来说，它至少比现实文化模式来得更富人性理想，更能促成真实、自然、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
《女性——人》以莲莲为主人公，围绕她刻划了莲莲母亲、外婆、露露、女知青等女性群像。《情海恩怨》以奥黛莉为主人公，围绕她塑造了克丽丝、凯儿、葛雯等女性人物。倘若把本世纪女性作为一个大系统来看，那么，无论是祖母辈女性，还是母亲、女儿代女性，我们认为，这两篇小说对女性几代人物形象的把握都是十分精当的，都真实反映了在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大潮裹挟下，几代女性对“压迫”的认识、反抗。其中，外婆和奥黛莉——第一代女性；母亲和克丽丝——第二代女性；莲莲和凯儿——第三代女性；她们作为年代和思想倾向趋近的对比人物，尤其可以引发出一系列有趣的分析。诚然，两篇小说在组构女主人公时形式上有异，前者以孙女辈为叙述主体，后者以祖母辈为叙述主人公，但是，两篇小说在叙述艺术上又有相近，二者都是以主人公的倒叙形式结构全篇，亲切而令人回味。《女性——人》以莲莲获得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后，对自己经历的人生进行反思开始全篇，逐一引出外婆、母亲及农场的故事。《情海恩怨》以奥黛莉为解除克丽丝母女的择业矛盾为楔子，以她回忆往事起首全篇，并娓娓流出自己和女儿的故事。这些女性人生际遇故事，蕴藏着饱含沧桑韵味的女性体验，既有作家主体的，也有作品主人公行为的，二者难舍难分。
外婆和奥黛莉：都是性格倔强，颇具独特的判断力的女性。这两个祖母辈的女人，人生的风华岁月正值20世纪初叶，显然，她们能做自己的主人，无疑是20世纪早期世界性妇女解放运动思潮撩拨下先锋人物姿态。外婆的行为，在今天看来仍不乏勇气。她有一双漆黑如画却不安分的眼睛，17岁时便跟一个军官私奔，这是她那个时代不顾千金小姐身分规约的女性，在整体文化氛围黯然无色的情景下，冲出封建文化囚笼的惯用选择。自然，这一人生选择，有点饥不择食，最终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外婆的面前，路被畸形政治与病态文化的栅栏围封了，为了这一超前的女性行为，她付出了悲剧一生的代价。值得欣慰的是，当中国的外婆艰辛度日时，西方的奥黛莉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换来了命运的重大改变，既与她的丈夫文生白头偕老，感情弥深，又拥有了带有幸福象征意味的柯洛谷。
母亲和克丽丝：作为本世纪第二代女性，她们禀承了前代妇女的革命性，但又能青出于蓝。首先，在对待子女的态度上。妈妈没有像外婆那样将下一代当作自己的私有物。在女儿问题上，她尊重莲莲的选择，能够理解女儿离开自己的良苦用心。而外婆只是把儿子当作自己传宗接代的工具，外婆的行为虽有先锋的一面，但她也不得不折服于这一“历史遗产”。而克丽丝，尽管她在对待凯儿的事业选择上有过思想迂回，不过，总的来说，她能很快战胜自己的自私，能“对自己做深刻的检讨”，并认识到女儿“有权利依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未来的人生方向”。相反，奥黛莉对克丽丝选择服装设计生涯曾长期不能接受。其次，在对待爱情的问题上，第二代女性总能既忠于自己的感情，又会充分享受并升华自己的生命。外婆夫死后为子女活着；奥黛莉为了子女的幸福拼命工作，全然冷落了丈夫的情感，家庭生活几度濒于危机。可是，母亲代女性不再这样，妈妈不再人为地折磨自己，她很有尊严地活着，甚至沦为暗娼，也一半是为了生计，一半是为了享受。克丽丝则更懂得把握爱情。她处理自己的个人感情比奥黛莉明智得多。她真心实意地爱着迈尔斯，虽然她也热爱自己拥有的事业和工作，但她也喜欢与情人分享生活情趣、分享他的思想与感情。这与奥黛莉总是无视丈夫的感觉形成鲜明对照。特别是，当克丽丝得知自己无法与迈尔斯续缘时，她依然坚强并清醒于自己的需要，“她想要拥有的是一个正常的家庭、丈夫、孩子以及尊严”，迈尔斯有妻有子，显然不适宜。因此，克丽丝忍痛割爱，主动寻求自己新的情感寄寓。
莲莲与凯儿：作为第三代女性，在妇女解放的进程中，她们的姿态更新，更能自主地把握自我身分，莲莲从盲从、狂热到反思，最终新生，无不是她用实际的女性行为向自身和社会发出呼吁：中国女性应该做一个大写的人。凯儿则一开始就向父母摊牌，她将违拗父母的期望选择绘画作为终生职业，充分显示了新女性自主择业的勇气和魄力。
2.《女性——人》和《情海恩怨》还都真实描绘了男性在现实文化模式中的窘态，表明了女性体验的开放性及其对理想文化模式的向往。应该说，在现实文化模式中，无论中西，实际上，受到困扰和不适的不仅是女性，而且男性也有无奈。竹林和泰勒就用其小说撩开了现实文化场景中人类发展史上的这一面。这是十分需要满怀对人之为类而滋生的巨大悲悯胸襟的。“在研究作家作品的时候，似乎用不着煞有介事地旁征博引，因为，本文已为我们提供了一切。”②
对《女性——人》这部小说，肖乾、胡秋原、耿华等人都更多的是从社会学批评层面作出中肯评价的，诸如它是文革那场浩劫的反思和批判，真实地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命运，是追求人生价值的壮丽诗篇等等。③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来看，该小说最精彩的恐怕还是它那极其深刻的而且别致的女性体验。如前已述，不论是来自权力肆虐方面的还是来自女性自身“第二性”集体无意识的被“压迫”，该小说都通过女性体验全面地批判了现实文化模式。而这“压迫”还进一步表现在小说对龚献、指导员等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在政治荒诞的年代，受侮辱和损害的人们总是难以摆脱悲剧命运。例如，在权力禽兽的魔爪下苟且偷生、毫无独立反叛思想的指导员，尽管他唯命是从，安分守纪，却最终也会失去圆满的爱情承诺；善于独立思考，主张“人类之爱”的龚献，也只能被信仰愚弄，倒在自己营垒的屠刀下，变成荒唐政治的自作多情的殉道者；莲莲父亲则在噤若寒蝉的文化背景下，以鸡蛋碰石头，早就夭折了理想——他的耿直反而让人认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总之，在畸形文化环境里，男男女女小人物的苦难厄运也便注定了。因为，现实病态文化的强制力量无孔不入，也无从抵御。
《情海恩怨》这部小说同样也内含有女性体验对女性人生之外的另一隅投以理性的一瞥。文生和迈尔斯处理情感上的两难：既要作为伟丈夫形象在人生的舞台上拼搏，又要为维护爱情的真纯本质作出牺牲，这同样透露出女性视线下男人的困惑与无奈。对此，若是男性作家来写，恐怕别有一番风景，不是夸大便是轻描淡写。夸大终究与男人伟形象殊途同归，显出男性的力度；轻描淡写则意味与传统的男子从来干大事、男儿有泪不轻弹合辙。可是，在女性主义视角下，《情海恩怨》让人领略了男性伟岸的风采下生命底蕴也有如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一面。小说用了几近1/5的篇幅，陈列了文生失业的苦楚、怪戾，军营生活的被动与无奈，对妻子成就的酸甜苦辣滋味。不健全文化导致不健全人格，沉重的心理压力，特别是事业挫败感，折磨着内心深处有男子中心思想的文生，他一方面沾沾自喜于妻子赚钱养家的种种好处，一方面耿耿于怀于妻子忘我工作冷淡了大丈夫的自己。这是一个传统爷爷的形象。而迈尔斯，作为政治人物，外表虽然俊逸、潇洒，事业也如日中天，然而，爱与事业难以两全，他终不能挽留下克丽丝。当克丽丝与他分手后，他那涌出的泪水使得视线变得一片模糊，若不是克丽丝的爱幻成了他生命中的阳光、空气，本应风光的他何以会有此沮丧呢？
从中西女性文学女性体验的这一面，我们可以说，实际上，在中西女性文学中，女性体验已凝成一个视界：男人们跟我们一样不适，受着同样的悲剧的折磨。可笑的是，男性集体无意识使他们长期充当了迫害女性的打手竟不自知。文生不允许妻子外出工作，“权力禽兽”兵团领导、小李等对露露的玩弄，殊不知，她们的不幸也是他们的不幸。女性文化模式中，女性体验正试图消弭两性关系中的这一盲点。
二、中西女性文学中女性体验形态呈两极趋势
毕竟，《女性——人》和《情海恩怨》是中西两个不同文化语境的产物，现实文化模式是有差异的。因此，尽管二者因女性文学姊妹情谊宿命地规约了女性体验相似乃尔的动机，如，代表妇女说话的声音，寻找女人角色等等，可是，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之行早已告诉人们，女性解放这个司芬克斯之谜，在各地的反应形态还是有别的。如果说，第一部分的论证表明在女性文学中妇女解放正昭示着妇女渴望自由的、大写的人的地位这一天性，而且，这一天性具有世界性意义，那么，中国女性文学中妇女解放的文本形态又有自由特殊的内涵。西方尤其重视将女性体验直指性别政治，中国则指向多元，既有性别政治，也有社会隐形诸因素，如权力、社会结构等。中西社会结构性差异导致了中西女性文学女性体验呈两极化形态。有人④曾对中国妇女解放的现实困惑作过详细的评析，诸如，(1)素质的不适感；(2)心理的孤独感；(3)角色的紧张感；(4)亚当的失衡感；(5)性别的迷惘感；等等。毋庸讳言，上述5个方面确实代表了新中国妇女解放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后，在“繁荣”的表象下出现不协调音。不过，从《女性——人》看来，中国女性与现实文化的冲突尤其体现在社会政治的失衡方面。“文革”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的确有许多待人深思的因素，回避并不能掩盖既在的历史罪恶。女性体验勇于揭开癞疮，无疑值得庆贺。《女性——人》作为女性小说，将绝大部分笔墨用于揭示全社会都因政治的异化，病态文化的桎梏而导致的人性极端行为，用于描写男男女女被扭曲、被戕害的人生际遇，似有回避专执于女性本体问题之嫌。如前所述，女性现实困惑表现的5个方面，《女性——人》显层的故事，很难找出与之相系的因素。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人类中的“两脚兽”总是以玩人为乐，玩人的快感促发了病态人格的膨胀。有权者不顾一切地从玩弄芸芸众生获得满足、开心，如有权势的兵团头头等；地位低贱但毕竟属于主流文化一脉的男人则从践踏女人中获得乐趣，如年轻工人、麻疯病人等。对人性之恶来说，玩人是极有残酷的快感的。但事实上，并非人人都有“玩”的条件，女性的可悲在于她们只是充当了永世的玩偶。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年代，中国妇女享有先进的社会制度带来的种种好处，然而，整体看来，纵因权力文化的强制手段，女性中暂有几个冲锋陷阵进入了权力中心，无奈，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长期的缺席地位以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冥顽不化，这幸运者中许多又蜕变为张牙舞爪的雄性换装，成为新型的、失语的一群。如新时期文学中众所周知的马列主义老太大，大大小小权力等级中颐指气使的女“官”们。当然，就《女性——人》而言，多数只能像“挑灯夜战的女知青”，充当了政治口号的祭品，或如龚献少年时代的女友，变成狭隘的复仇女神。总之，该小说女性体验深深地烙上了社会政治的印记。这种与社会政治搅和的女性体验，也就此铸着了中国特色。
而《情海恩怨》落脚点总停在女性自我身分的确证上。为了生计，奥黛莉冲破重重阻力，用自己瘦弱的双肩支撑家庭大厦，义无反顾。这重重阻力不像《女性——人》突出地表现在畸形政治文化的束缚上，而主要来自丈夫及家人的不理解、欧战时势的影响、自身的不适应。在当时，她的女性身分外出挣钱养家糊口，是不合常规的。然而，她不惜忍受同丈夫的低潮关系，不顾婆婆“女人应该——服从男人，不能有自己的意见”这样的劝阻，为自己挣得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女儿良好的教养，医护工作的成就感，无不验证了她的胜利；克丽丝则也同她母亲一样战胜了自己：“永远不要画地为牢”；她同样赢得了生活的回报：“享用了努力换来的成果，过得很满足”。与莲莲不同的是，奥黛莉、克丽丝的困难不在于社会政治的干预，而在于自我掣肘。看来，西方女性体验尤注重女性自我反思以及男性批判。
从两个文本中暴露的女性文化模式表明：女性受压迫的经历，既有共通的宿命——有阶级社会以来，女性逐渐被男性主流文化湮没，中西女性文学便是要力求摆脱这一历史沉垢，寻找被埋没的女性——人精神，重塑完美的女性形象；又有异质的一面，中国女性体验强调社会政治批判锋芒，使控诉社会的激情跃然纸上。西方女性体验的核心直指男性批判，强调女性的自我反思，尤渲染爱情亲情友情的温馨氛围，浓情蜜，但在内心深处，她们具有强烈的姊妹情谊，都是独立而不失优柔的女人呼之欲出。奥黛莉、克丽丝、凯儿三代女性，三个不同年纪的人。奥黛莉对文生在工作问题上的反叛，克丽丝对迈尔斯挚情的割舍，无不是针对病态的男性文化与政治的。对女性身分的确证，使这三个不同年纪的女人都执着于对女性自我的反思，最终，她们都有滋有味地享受了人生。《女性——人》表象地看，也是将矛头对准男性主流文化中丑陋的一面，如被轮奸的露露悲剧，莲莲生活的绝境等，可实质上，该小说全篇回荡着浓郁的社会思辨色彩。它揭开不健全社会的癞疮，旨在揭示这样一条真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必须随时注意充实自己的脑袋。
“艺术活动总是多少源于对文化方面的追求，包括共同享有的和习得的行为模式、信念和感情”⑤。面对西方女性体验内倾化的形态，中国女性体验外向化形态，我们感到中西文化的变异趋势，这是因20世纪中西历史、政治等等因素制衡的结果。中国的“女性寻找”总是淹没在社会其它的“寻找”之中，我们难以勾画一个清晰的轨迹。诚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因新中国的胜利诞生，前景辉煌，同时使中国妇女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妇女梦寐以求的外在身分，可是，在具体的操作中，中西女性文学女性体验形态又不能不出现两极差异。这是中国妇女越过男性批判过程直接进入由社会革命到自我反思阶段必然伴随的跛足，相信克服这一先天缺陷已为期不远，现代社会特别是又一个世纪之交的来临，给人类文化发展带来了跨时空的变异契机。
收稿日期：1995-04-26
注释：
①⑤（美）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孟繁华《叙事的艺术》，198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③竹林《女性——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④申平华邓微《女性的世界》，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