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与中日关系——中日关系发展3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中国改革开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8)11-0016-05
［主持人语］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对后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前者为中日关系发展奠定了更加稳固的政治基础；后者则为中日关系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30年来，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发展路途上也遇到过一些支流或逆流，中日关系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的。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而立之年。值此时刻，《教学与研究》特邀请4位学者围绕“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与中日关系”撰写文章，以示纪念。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回顾了中日关系30年来所走过的历程，总结了发展两国关系的经验教训，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希望这组文章能够对读者观察中日关系有所启迪。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中日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遇到过波折。中日关系在经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蜜月期”、冷战后的“摩擦期”之后，正在步入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新阶段。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国改革开放同时步入而立之年的特殊时刻，回顾30年来中日关系所走过的历程，总结发展两国关系的经验教训，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中日关系的“蜜月期”
1972年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告恢复邦交，从而结束了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特别是《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关“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原则规定，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1978年8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历经整整六年时间，中日两国终于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经过两国最高立法机关的正式审议、表决、批准，最后完成了中日建交的正规手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生效，从政治上和法律上进一步肯定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为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
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为参加交换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仪式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国土。访日期间，邓小平除参加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还会见了日本裕仁天皇。邓小平与天皇的历史性握手，对于发展中日关系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在同福田赳夫首相的会谈中，邓小平明确表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中国的长期对日外交方针，而绝非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在会见日本经济界人士时，邓小平表达了中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坚定决心，并强调指出，中国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将努力学习和借鉴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先进经验，借助于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资金，以加快中国的建设步伐。[1](P406-415)邓小平访日，使中日政府间的来往大门更加敞开，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大道越走越宽广。中日关系的新时代开始了。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并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的对外政策开始从以政治、意识形态优先逐步转向以经济、现实利益优先。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中日关系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改革开放后，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对于现代化的近邻日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认同，将学习的对象首先集中于日本身上，积极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经验。同时，积极争取来自日本的官方援助、直接投资、技术转让等。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重大决策和对形势的估计，以及“小康（社会）”、“翻两番”、“中国式的现代化”等新概念，也是邓小平首先在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公开提出来的。由此，说“以日为师，助推中国改革”也不为过。此外还要看到，中国积极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关系，也有争取像日本这样的第二世界国家的支持，在对外交往中抵制美苏霸权主义的战略考虑。
另一方面，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日本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日本经济属于外向型经济，开拓海外市场、尤其是打开中国这个原料、能源和商品市场，对于其经济发展自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不管中日关系的发展遇到怎样的风浪，日本政府始终采取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当然，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也有“联华御苏”的战略考虑。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推动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日关系迎来了两国复交以来最好的发展阶段，即中日关系的“蜜月期”。
1979年12月，日本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时，表明对中国要求的6个大型项目进行资金合作，决定1979年度向中国提供550亿日元贷款。这样，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的国家。
大平首相访华后，两国首脑频繁互访。1980年5月，华国锋总理访日；1982年6月，赵紫阳总理访日；同年9月，铃木善幸首相访华；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访日；1984年3月，中曾根康弘首相访华；1988年8月，竹下登首相访华；1989年4月，李鹏总理访日。这些互访富于建设性，相隔半年左右进行一次，它表明中日高层政治对话渠道是相当通畅的。除双方领导人频繁互访外，两国政府还设置了事务级磋商会议和政府成员会议制度，成立了沟通官方和民间意见、进行坦率对话的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和中日民间人士会议。
中日之间良好的政治关系，将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日贸易从1978年的10.3亿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390亿美元。从1983年至1993年的10年间，中日贸易额每年平均以14，6%的速度递增，日本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截至1991年，双方人员往来达54万多人，为中日复交当年的55倍；双方的友好城市已结成127对。
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也体现在两国公众对彼此国家的认识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使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社会中喜欢中国的人首次超过了讨厌中国的人。此后，日本人的中国观进一步朝着良性的方向转化，到80年代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达到战后以来最好的状态。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数比率大体保持在七成以上。[2](P233-234)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公众逐渐产生了日本是一个富庶的、现代化的国家的认识，以往心目中对日本的一些负面认识趋于淡化。
当然，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并非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每当遇到问题或出现逆流，如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光华寮事件等，两国往往能以大局为重，尽量不使事态扩大，妥善加以解决或予以排除。
正是由于中日双方多年的共同努力，从而为两国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本海部俊树首相才能在中国1989年政治风波后，冲破各种阻力率先实现访华。海部访华后，西方国家逐步恢复了与中国的往来，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被打破。并且，通过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和日本明仁天皇访华，将中日友好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二、中日关系的“摩擦期”
1993年以后，随着影响中日关系的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日关系转入了一个曲折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日本在历史、台湾、领土和安全等问题上全面向中国发难，导致中日之间围绕这些敏感问题的政治摩擦频仍，中日关系呈现出了“政冷经热”的特征。摩擦与协调、竞争与合作成为中日关系的基调。
从90年代中期起，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出现一股翻案风。1993年至1995年的3年中，日本发生否定历史美化侵略的事件比过去20年还要多。1995年，当社会党提议以国会的形式通过“不战决议”承认侵略、向亚洲国家谢罪时，竟然遭到最大政党自民党多数议员的顽强抵抗，最后不得不通过了妥协性的冠以“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1996年，桥本龙太郎作为现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打破了1985年中曾根康弘以后现职首相不去参拜的承诺。本来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正是日本“结束战后”的绝好机会，但日本没有这样做，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否定侵略、美化战争。这不能不激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愤慨，伤害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
与此同时，日本不断提升日台关系，日台关系出现新趋势：由基本上局限于经济关系开始向政治关系发展；政治上的接触，由隐蔽转向公开、由低层转向高层。1994年，日本借广岛亚运会之机，不顾中方一再反对，允许台湾当局“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访日。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后，日本的亲台势力掀起访台热，欲以此推动李登辉访日。同年6月，日本建立超党派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加强日台往来。1996年，日本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导弹试射提出所谓抗议，并借机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
在日美同盟经历了短暂的“漂流”期后，日本通过同美国在1996年发表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和次年签署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最终完成了冷战后日美同盟体制的重新定位。与冷战时期相比，新同盟体制有明显针对中国的倾向，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日本还不时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起事端。日本右翼团体多次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设置灯塔，公然向中国挑衅，而日本政府又往往采取纵容的态度。
此外，日本在对华经济援助中不断加重政治色彩，试图通过“经援牌”向中国施压。1995年8月，日本政府以抗议中国核试验为由，决定冻结对华无偿资金援助，成为世界上唯一对中国核试验进行制裁的国家。
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领土和安全等领域的对华强硬态度和错误言行，不仅导致中日之间的政治摩擦不断，而且严重损害了中日友好关系。两国公众的友好感情也因此受到影响，逐渐趋于恶化。这样，在90年代中期，中日关系跌至低谷之中，处于曲折多变的“流动”状态。中日关系的“蜜月期”宣告结束。
中日关系在90年代中期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还有一些更为深层次上的原因。首先，从国际环境来看，冷战结束尤其是苏联解体，使得中日美三国“联手御苏”的合作基础消失，缺乏新战略基础的中日关系随之进入不稳定状态。而且，随着日本人安全观的变化，日本开始考虑“挟美制华”。其次，是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影响。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的“总体保守化”、“右倾化”，不仅使日本社会党、共产党等“革新势力”遭到削弱，并失去了在对华政策上对保守势力的制约能力，而且使日本国内推动日中民间友好运动的力量降到了中日复交以来的最低点。另一方面，我们更不能忽视日本政界新老交替现象对中日关系产生的影响。冷战结束以后，日本一大批新生代政治家陆续步入政坛。这些人与老一代政治家不同，他们对中日交往的历史没有切身感受，也缺乏应有的了解，对中国的赎罪意识淡薄。他们不愿再背“历史的包袱”，要求用现实的国家利益重新定位中日关系。他们对华态度比较强硬，在中日发生摩擦时不轻易做出让步和妥协。第三，中国崛起对中日关系的影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了二战后最为严重的萧条之中。中国的快速发展与日本的长期萧条，不仅使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也带来了两国公众心理上的变化。日本人自信心受挫，焦虑不安，一些人产生怨天尤人的情绪；中国人则自信心提高，自豪感增强，少数人出现盲目自大心理。中日两国公众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必然在两国关系上有所反映，从而对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日本对华政策所具有的两面性。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中的消极因素的确在增加，但其对华政策的基调还是要加强对话，谋求中日关系稳中有进的。这是由日本的经济利益、地缘战略以及政治大国目标追求等要素决定的，同时还受到大国关系调整的影响。毋庸讳言，发展中日关系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了抑制中日关系下滑的势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中日双方实现了首脑互访。1997年9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11月，中国前总理李鹏访问日本。199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是年底，江泽民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日本，中日发表了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1999年7月，小渊惠三首相访问中国。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访问日本。
经过双方领导人的互访，中日关系开始止跌回升，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好景不长。新世纪伊始，中日关系重现摩擦状态，并且这种摩擦比以往更为激烈，在短短的几年内，中日关系先后遇到了教科书问题、李登辉访日、日本限制中国农产品进口和沈阳领事馆事件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因素。特别是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不顾中方严正立场，顽固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陷入政治僵局，两国高层互访中断，国民感情明显下滑，中日关系面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三、中日构筑“战略互惠关系”新阶段
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任伊始，便进行了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中日关系实现转圜，开始走上正常发展轨道。作为安倍访华的最大成果之一，中日双方同意建立作为两国关系新的基本框架的“战略互惠关系”。安倍首相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无疑是显著提升对华关系档次的重要政治决断，表明日本方面已经认识到日益崛起的中国对日本所具有的重要性，发展中日关系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就中国而言，建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就是从战略的高度、长远的角度看待中日关系，就是要实现中日关系的“长治久安”。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政治社会的稳定，同时也对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合作、发展有很大影响。
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成功进行了“融冰之旅”。中日双方确定了新形势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框架及重点合作领域。主要内容是：(1)相互支持和平发展，增进政治互信。保持并加强两国高层往来。努力提高各自政策的透明度。扩大和深化两国政府、议会、政党的交流与对话。(2)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加强在能源、环保、金融、信息通信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充实和完善合作机制。(3)加强防务对话与交流，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4)加强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广泛开展两国青少年、媒体、友好城市、民间团体之间的交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5)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及全球性课题。[3]
2007年9月，新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其外交方针是“强化日美同盟并推进亚洲外交”，即所谓“共鸣外交”。可见，一向重视亚洲外交的福田康夫，充分认识到了“平衡”日本对美外交与亚洲（对华）外交的重要性。同年12月，福田康夫对中国进行的“迎春之旅”，不仅体现出了对中华文化以及亚洲价值观的认同，还进一步丰富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
中日两国高层的沟通与交往，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经过两国领导人的“破冰”“融冰”和“迎春”之旅，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中日关系不断得以改善，总体上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中日在经贸、议会、政党、防务、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取得新进展。
2008年5月，随着中日关系改善势头得到巩固和加强，胡锦涛主席对日本成功进行了“暖春之旅”。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十年再次访日，同时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十七大之后的首次出访。
访问期间，胡锦涛主席会见了明仁天皇，并同福田康夫首相举行会谈，就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广泛共识。两国发表了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声明还提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机遇。声明对历史问题采取了向前看的姿态，并且对战后日本的“和平国家”道路给予了明确的肯定。[4]
该声明是中日两国基于双方新的共同利益、在明确了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的基础上，形成的指导新时期两国关系的重要政治文件，为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中日政治、经济合作的大前提是平等、互利、双赢，中国与日本认清了“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的互惠合作关系”，并将其作为今后国家关系发展的基本准则，这是两国关系成熟发展的标志。[5]
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需要两国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把握中日关系的方向，需要中日双方共同为此付出努力。而事实上，还取决于日本能否妥善处理对美与对华关系。毫无疑问，未来日本的亚洲政策仍将以日美关系为基础。但必须指出，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以及东亚地区合作的进展，日本将在“入美”和“入亚”之间面临越来越大的战略选择压力。中日两国构筑“战略互惠关系”任重而道远。
［收稿日期］200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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