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出李商隐撰书《太原王公墓志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原论文,墓志铭论文,王公论文,新出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商隐(812-858)无疑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富艺术创造力最具魅力的大诗人之一，清人吴乔曰：“夫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①诗歌之外，李商隐亦兼擅骈文与古文。其骈文得当世骈文大手笔令狐楚之真传，婉约雅饬，亦文亦诗，《樊南甲集》、《樊南乙集》皆四六。李商隐的散文成就也很高，如《郡斋读书志》称赞其文“辞旨恢诡”②，宋人谢采伯在《密斋笔记》中也说：“李义山作《李贺小传》、《白乐天墓碑》、《刘叉传》，文体奇逸，不应止取其诗。”③然因其散文作品存世不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对樊南文的研究。
近年陕西长安出土《唐故云麾将军右龙武将军知军事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太原县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太原王公夫人陇西李氏合袝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太原王公墓志铭》)，系“李商隐撰并书”。对于李商隐研究来说，这方新出墓志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李商隐文的认识和理解，也使我们千载之下得见李商隐书法真迹，确是难得的珍贵文献。
一、墓志考辨
原墓志现藏西安交大艺术博物馆，拓片尚未刊布，现仅据钟明善先生公布之碑文加以探讨④。先迻录碑文如下：
唐故云麾将军右龙武将军知军事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太原县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太原王公夫人陇西李氏合祔墓志铭并序
李商隐撰并书
公姓王氏，讳翊元，字子慎，年四十五，元和十五年闰月三日卒升平里第。从■先太师成公讳栖曜葬万年曹村。大中二年十二月一日，■夫人陇西李氏卒。明年，其孤琯卜开而祔，得兆曰：绝气废辰，祸害之原，法当一子，□又无孙，复坎而繂，不利旧新。琯惧而号，徙于鲍村，斩地八十亩，龙虎鸟龟，盘抱平行，用八月十五日祔，辰在丙申。■公，■成公第四子，善养，喜书知兵，终■父母世不肯以前太原参军选。元和初，镇州反，■天子命取之。贼牢未动，诸侯兵进退将望，立牙不定。■公曰：是可以有为。始起于潞。及卢从史有谋，■公因持奏入谒■上曰：潞有平原可战，有积谷可守。其土种马而原蚕，其人利斗而尚决，耐塞(按：当为“寒”)而廉食，真赵魏屏也。■陛下何至尽其地为卢氏□携□耶？■上曰：取之若何？■公密陈如此如此。■上悦，曰：汝之先以一箭射杀邢超然，后又射杀袁晁，蹙萧庭兰众，套(按：当为“夺”)取李灵曜信旗，佑韩滉修理职贡。故■孝文立龙武，使为将军。汝勉之！■公辞出，至潞，以乌重胤深重可付事，因出■上意。重胤曰：健兵皆不在牙下，奈何？■公曰：茅(按：当为“第”)无虑。承漼且至，有兵。既而承漼至，会从史。前五日博得枭，使不胜者出负酒，且大哥舞。■公掌樽居中，约承漼。食时伪醉。重胤自外入，立缚从史。事定，历左龙武、左羽林将军。恶窦中官以钱财交涉将吏，奏逐之。十年坐交游，遂为卫将军。明年复为左龙武，转右龙武，加御史中丞。十三年，哭其弟参元，得疾不医，至是闻■上崩，遂绝。当时文章人盛有诗诔，言■公忠孝。■夫人讳灵素，字内德，赠仆射夷肃女。年十九，归■公。琯有弟璥，为武宁尉，蚤死。三女嫁李氏，一女嫁郑氏。■父殁且久，■公之仲兄赠司徒公，长善，始有征伐，为大诸侯。■夫人多留京师，奉■宗庙，训理吉凶。族姻归师，恪恪愔情，以为本表。晚受道箓，通佛书，融冶真玄，诣绝至极，由沃云渕月，高旷舒爽，无一涓缕际于嚣邪。噫！古人称女师者何少也耶。琯既以名字为鄜御史，■夫人恒谓曰：■先舅姑时，我曾梦黄人引我于华岳，见天仙所乘辎軿，神光合开，欣响有得，汝其求为华阴令，以偿吾梦。琯求得之，罢三年，寿七十。铭曰：
車龙武之孝，始于门户，翦扫庖烹，以事■父母。■妣考之思，窆荐以时。由孝为忠，■成公之遗。恒阳不来，得罪■天子。帝怒曰师，往潴其垒。众曰■帝武，取彼暨此。附恃挟从，缩壳藏尾。■帝有韩西，堕于从史。呼哧其下，将麾以起。■公骇曰唉，走马来朝。■帝能其言，前属之筹。■公曰有谋，可使溃销。不俾众惊，一夫之趫。■帝曰繄汝，勿缓汝劳。■公复来归，不漏议语。得乌重胤，让告使取。赋(按：当为“贼”)在在轞，■公首其机。人曰师余，■公道以归。■帝嘉其来，曰书乃勋。往践而父，北门四军。■天子之毗，戎仪鲜鲜。自百而万， 
袍豹韀。■庚子国忧，病不果班。曰此下壤，吾弟是先。有医有巫，靡用告诉。乃诏家人，汝视丧具。讫孝讫忠，■君亲之故。■夫人之生，明德是经。配聿其才，守龟之灵。维琯无辜，不宁妇子。孝不得传，愈饬愈理。后三十年，冈紊绳纪。谁为彤管，赐尔箴史。维此新丘，其庆弥弥。■神合福孽，后世之紀。也矣章詩，忠孝是哀。
宜阳鱼元弼刻
墓志作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在许多方面，墓志可以与史相参或补史之阙。
根据墓志，可知志主王翊元是王栖曜的第四子。王栖曜，两《唐书》有传，以武功拜将。关于王栖曜的子嗣，本传只提到王茂元，即李商隐的岳父。而据墓志可知王栖曜至少有五子，其四子王翊元、五子王参元。而王茂元是王栖曜的次子，李商隐在王翊元的墓志中说“公之仲兄赠司徒公”即是指王茂元。
关于志主王翊元，传世文献记载比较简略。两《唐书》无王翊元传，只在《裴垍传》记载平卢从史之乱时提及过他。如《旧唐书·裴垍传》：“后从史遣其衙门将王翊元入奏，垍延与语，微动其心，且喻以为臣之节，翊元因吐诚言从史恶稔可图之状。垍遣再往，比复还，遂得其大将乌重胤等要领。”⑤似乎王翊元参与平乱乃是裴垍劝诱之结果，至于其如何得到乌重胤等人的支持，史书也缺载。根据墓志，知王翊元参与平乱态度非常积极，并在争取乌重胤支持以及“约承漼”、“缚从史”的行动中也立下大功。也许李商隐在墓志中有褒美之嫌，但大体应该与事实相符。因为李商隐在墓志中明确说王翊元死后，“当时文章人盛有诗诔言公忠孝”，虽文献缺载，但当非虚言。而且墓志记载擒拿卢从史之后，王翊元因功“历左龙武、左羽林将军”与《册府元龟》卷一二八《帝王部·明赏二》记载相符：
五年四月，以昭义军都知兵马使、潞州左司马兼御史中丞乌重裔为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河阳三城怀州节度等使，以节度使卢从史潜通镇州王承宗，重裔镇抚，军情无变，行赏典也。
以前昭义将王翊元起复左龙武军将军知军事，王献为右神武军将军知军事，以功次重胤也。⑥
正是本着“不虚美，不隐恶”之史家实录精神，李商隐在墓志中还记载了王翊元“十年坐交游，遂为卫将军”之事。这与《册府元龟》卷九二五载相合：
苏表，元和中以《讨淮西策》干宰相武元衡。元衡不见，以监察御史宇文籍旧从事，使召表而讯之。因与表狎。后捕驸马王承系，并穷按其门客，而表在焉。表被鞫，因言籍与往来。故籍坐贬江陵府士曹参军，又贬左卫骑曹参军杨敬之为吉州司户参军，右神武仓曹韦衍为温州司仓参军，秘书省正字薛庶回为郴州司兵参军，太子正字王参元为遂州司仓参军，乡贡进士杨处厚为卭州太邑尉，并坐与表交游故也。左羽林将军王翊元坐月给苏表钱三千，左授右领军卫将军。⑦
元和十年六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派人刺杀宰相武元衡，朝廷下诏谴责王承宗罪恶，绝其朝贡。十一月，宪宗诏发振武兵2000人，会同义武军征讨王承宗。十二月，王承宗纵兵四掠，幽、沧、定三镇深受其害，争相上表请讨承宗，故宪宗下诏进讨之。王承系是王承宗的弟弟，娶顺宗之女阳安公主，受王承宗牵连，被贬远方。据《册府元龟》记载，苏表为王承系之门客并受其连累，而王翊元也因给苏表月钱被贬官。
关于王翊元的夫人，李商隐在墓志中只提到了她“融冶真玄诣绝至极由”的佛道修养，以及“无一涓缕际于嚣邪”的高尚人品，为我们研究唐代女性的佛道信仰又提供了一份新的资料⑧。
此外，李商隐在墓志中也提到了王参元，这很有价值。文献记载，王参元与柳宗元、李贺等许多著名文学家交厚。柳宗元《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⑨，称赞参元“读古人书，为文章，善小学”，但因为“家有积货”而遭人畏忌，以致“不能出群士之上”。文章中，柳宗元特别称赏王参元的文章《醉赋》及《对问》，可见参元之文采。李商隐在《李长吉小传》中，也提到王参元与李贺、杨敬之等友善⑩。又，李商隐《代仆射濮阳公遗表》中，提到王茂元与季弟参元“俱以词场就贡”(11)；《墨薮》、《书史会要》、《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目録》等并载参元工翰墨。所以，王参元应该是一位多才多艺但又怀才不遇的失意文人。刘学锴、余恕诚先生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考证王参元生平仅据李商隐《代仆射濮阳公遗表》，认为王参元为王茂元的季弟，不确，当为其五弟。而且根据墓志，又可知王参元受苏表案牵连被贬遂州司仓参军，并于元和十三年因病而亡。
二、墓志的文学价值
史学价值之外，李商隐的这篇《太原王公墓志铭》还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概括地说，这篇墓志的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墓志本身写得十分精彩，是一篇文采斐然的古文佳作；二是墓志对于我们探讨李商隐的古文成就，尤其是其古文渊源很有价值。
先看墓志的文学性。就体例而言，一般的墓志写法多是遵照讳、字、姓氏、乡邑、族出、行治、履历、卒日、寿年、诏赠、谥号(册封)、妻、葬日、葬地等这样的顺序依次写来，比较程式化。而李商隐的这篇墓志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打破了常规，它并不是简单地罗列志主一生的事件，而是依据表现人物的需要取舍事件，安排详略，用史传文学的手法来写人叙事。
作者先用“善养喜书知兵”对志主王翊元作了一个概括性描述，便重点描述其参与平乱这一人生中最重要也最为光彩的事件。元和初，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反，而朝廷讨伐并不顺利，一方面是“贼牢未动”，而“诸侯兵”也逡巡不前。此时身为卢从史牙将的王翊元审时度势，曰“是可以有为”，言辞干脆利落，显示其欲建功立业，报效朝廷的忠勇之心。而当领命讨贼的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有不轨之心时，王翊元便借“持奏入谒”之机极力游说宪宗除去卢从史，以绝后患。众所周知，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强大，朝廷对各节度使也颇为忌惮。墓志中，宪宗称潞为“真赵魏屏”，并以试探的语气说“取之若何”，便是这种忌惮的表现。当王翊元“密陈如此如此”之后，宪宗便下定了除去卢从史的决心。而成功擒拿卢从史，王翊元的作用尤为突出。史书记载王翊元从京师返回军中，“遂得其大将乌重胤等要领”，但细节不明。而墓志则详述王翊元如何依据自己的观察，选中乌重胤作为突破口，打消其疑虑，因此成功地策反了乌重胤。而抓捕卢从史也离不开王翊元“掌樽居中”的巧妙安排，其中“不胜者出负酒，且大哥舞”、“食时伪醉”都是精心设计的妙局，尤其能表现王翊元的沉着与智慧。擒拿卢从史之后，王翊元因功授官。墓志接着又记载了王翊元奏逐“以钱财交涉将吏”的窦中官，元和十年坐交游被贬事件，元和十三年哭其弟王参元事以及元和十五年“闻上崩，遂绝”等事，但这些都是一笔带过。
墓志在叙述王翊元一生事迹时，非常注意材料的取舍及详略的安排，写法也非常灵活。例如，献计擒拿卢从史是志主王翊元一生最为重要的事件，故李商隐便详细记述。在写到王翊元入谒与宪宗密谋时，李商隐采用了虚实相生的写法。说王翊元献计用虚笔，以“密陈如此如此”代替；述宪宗以王栖曜之事劝勉王翊元则用实笔，其详实如同王栖曜的传记。而宪宗之所以借其父王栖曜勉励王翊元实际上是对王翊元忠心及献计的嘉许，这反过来又填充了上文“密陈如此如此”这一虚笔留下的空白，可以看出商隐为文之匠心。而叙述诱捕卢从史的过程，李商隐的叙事颇能举重若轻。原本紧张激烈的场面，在李商隐的笔下却写得风轻云淡。不仅三言两语便说服了乌重胤，似乎捉拿卢从史也不费吹灰之力。而这也可从侧面烘托了王翊元的智谋，说明他安排巧妙，从而彰显了其平乱之功，故曰“公首其机”。
整篇墓志读起来颇富传奇色彩，这是因为李商隐在墓志中运用了类乎小说的笔法。墓志开篇便记载了王翊元之子琯卜兆之事，详述卜辞，且写琯之“惧而号”。就墓志写作而言，这一段内容并无太大意义。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增加这一段内容则增强了墓志的传奇色彩，很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在记述擒拿卢从史时，看似平静的叙述，实则紧张之极。所以李商隐在描述“不胜者出负酒”、“大哥(歌)舞”、“伪醉”等情节时，实际上是在叙述一段历史的传奇。墓志写王翊元的夫人李氏时，在结尾处特意加上“圆梦”一段：
琯既以名字为鄜御史。夫人恒谓曰：先舅姑时，我曾梦黄人引我于华岳，见天仙所乘辎軿，神光合开，欣响有得。汝其求为华阴令，以偿吾梦。琯求得之。
王妻李氏虽兼通佛、道，但似乎更虔心于道，故李商隐称之为“沃云渕(渊)月，高旷舒爽，无一涓缕际于嚣邪”，完全是道家语。因为其虔心道教，所以才有“偿梦”之事。与琯卜葬类似，这样的内容出现在墓志中实际上并没有必要，甚至有点不伦不类。唯一的解释便只能是作者为了让墓志读起来更有趣，赋予了墓志更多的传奇色彩。
墓志的铭文部分纯用四言韵语，而且明显系模仿《诗经》的《雅》诗，如“公骇曰唉，走马来朝”，“帝曰繄汝，勿缓汝劳”等语，有《大雅·文王》、《绵》等诗的风神。而有些语句则又写得委婉传神，同样内容较志文更加传情。如王参元之死，王翊元非常伤心，但志文只写了“十三年哭其弟参元得疾不医”。在铭文中则曰“曰此下壤，吾弟是先。有医有巫，靡用告诉”，较志文更加委婉凄恻，更显兄弟情深。
其次，我们再看这篇墓志对于探讨李商隐古文的价值。《樊南甲集序》中，李商隐说：“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人或知之。”徐树谷笺：“樊南之诗，不师汉、魏，而师少陵；其文，不师班、马，而师昌黎；其四六，不师徐、庾，而师彭阳。平生述作，于数语见之。”(12)可见，李商隐认为自己的散文创作，受到了韩愈的影响。而对于韩愈的碑志创作，李商隐尤其瞩目。在李商隐的《齐鲁二生》中，刘叉称其得之于韩愈的钱财为韩愈谀墓所得。但我们认为，这里的“谀墓”并非是李商隐对韩愈墓志文的评价，甚至也不能看作是刘叉对韩愈墓志文的评价，更确切地说应该看作是当时人们对墓志的一般看法。在《韩碑》一诗中，李商隐则高度赞誉了韩愈《平淮西碑》。所以他的《韩碑》诗显然模仿了韩愈诗，文辞古茂典雅，笔力矫健，被人认为可继韩愈的《石鼓歌》(13)。考虑到李商隐对韩愈墓志铭创作的接受，我们有理由相信李商隐的墓志铭创作受到了韩愈的影响。
关于韩愈的墓志创作，清人章学诚说：“六朝骈丽，为人志铭，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柳诸公，力追《史》、《汉》叙事，开辟臻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世宗师。”(14)其说有理。盖初盛唐时期的碑志创作，主要还是因循六朝旧制而缺乏变化。内容多歌功颂德之泛泛语，无“质实”之内容，形式仍以骈偶为主。而到了韩愈、柳宗元时期，墓志创作之所以呈现出新风尚，或与古文运动之兴起同调。《旧唐书·韩愈传》载：“(愈)常以为自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15)此与上引章学诚之论大同小异。
因为把墓志当作人物传记来写，并要实践自己的古文创作主张，故韩愈的墓志铭创作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其墓志几乎都用散体而不用骈体，写人达到“一人一样”的“绝妙”效果，并在叙事中融入小说创作的笔法(16)。从这方面来看，李商隐的墓志创作与韩愈同调。在李商隐文集中，其所作私人墓志严格意义上只有为白居易所作的《太原白公墓碑铭》(17)。这篇墓志中，李商隐也是以传记文学的笔法写了白居易一生中的重要行事，其中记载白居易一生下来就能展书指“之”、“无”，且纵横不误。又记载了白景受问白居易“白氏何以无相”，白居易笑曰“汝少以待”，后白敏中果然为相等，皆奇而趣。在《太原王公墓志铭》中，李商隐同样用传记文学的笔法，记载了卜葬、平乱、圆梦等奇趣之事。尤其是作为骈文高手，李商隐的这两篇墓志都不用其最擅长的骈体，却用散体，反映出他对古文的态度。凡此皆可以看出李商隐墓志受到了韩愈很大的影响，其《樊南甲集序》所言不虚。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篇《太原王公墓志铭》为我们考察李商隐古文创作与韩愈的渊源承受关系，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证据。
三、墓志的书学价值
这方墓志的出土不仅有史学价值、文学价值，也有很高的书学价值，我们可以据以考察李商隐的书法成就。
关于李商隐的书法作品，文献有零星记载。如王禹偁《商於驿记后序》载：“会昌中，刺史吕公领是郡，新是驿，请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韦琮文其记，太子宾客柳公权书其石，秘书郎李商隐篆其额，皆一时之名士也。”(18)又，李商隐《谢书》：“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冯浩注引：“宋高似孙《砚笺》：杜季阳端石蟾蜍砚篆‘玉溪生山房’，李商隐砚也。《春渚纪闻》：紫蟾蜍，端溪石也。无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溪生山房’五字，藏于吴兴陶定安世家，云是李义山遗砚。其腹疵垢，直数百年物也。后以易向叔坚拱璧，即以进御，世人不复见也。”(19)又《宣和书谱》卷三载：
观其四六藁草，方其刻意致思，排比声律，笔画虽真，亦本非用意。然字体妍媚，意气飞动，亦可尚也。今御府所藏二：正书《月赋》、行书《四六本稿草》。(20)
成书于南宋淳熙十二年的《淳熙秘阁法帖》卷七也收有李商隐的书法作品。清人王澍考证曰：
石刻铺叙云：淳熙秘阁法帖十卷，淳熙十二年三月被旨模勒入石，皆南渡后续得晋唐遗墨。卷首则钟繇、王羲之帖；次则羲、献书《内黄庭》小楷，后有“臣褚随良临”五字；三卷则欧阳询、萧瑀、褚廷诲、孙思邈、狄仁杰、张旭、颜真卿七贤书；四卷则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状；五卷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帖；六则张九龄《三相》暨李绅《告身》；七则李阳冰篆，李德裕、毕諴、李商隐书……(21)
凡此种种，皆可以证明李商隐的书法水平应该很高。然而宋代以后，大概李商隐的书法作品皆已失传，故不见著录。
然地不爱宝，这方新出墓志使我们得见李商隐书法真迹。从拓片看，李商隐的书法端庄儒雅，秀整而雄劲。方笔坚劲峻峭，但转折处又圆润含蓄，有藏锋之美。颜筋柳骨，形瘦实腴，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宣和书谱》评其行书“字体妍媚，意气飞动”，用以评价这篇用正体书写的墓志也同样合适。整个墓志穿插避让合理，“直可与裴休《圭峰定慧禅师碑》相媲美”(22)。李商隐书法于晚唐书家中卓然独立，也可自成一家。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柳公权书《商於驿记》也虚额以待商隐。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李商隐大量使用异体字。根据钟明善先生论文提供的资料，在这篇一千多字的墓志中共有五十六个异体字。钟明善先生认为李商隐在墓志中大量使用异体字是为了避开“一字万同”之弊以求得活泼多姿的韵致。但另一不可忽视的事实，墓志中的异体字几乎都来自唐以前的碑刻，尤其是魏碑。试举几例：
“因”作“囙”，见于《魏孝文帝吊比干文》
“嚣”作“嚻”，见于《魏元演墓志》
“射”作“
”，见于《魏崔隆墓志》
“渊”作“渕”，同于《隋唐世荣墓志》
“栖”作“栖”，同于《隋董美人墓志》
图1 《太原王公墓志铭》局部
由此我们不难推断，李商隐非常熟悉前代碑刻。这又是为什么呢？或者说这又可以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认为至少有两点。首先，这可以说明李商隐是墓志撰写的高手。尽管李商隐传世的文集中墓志之作相对较少，但并不能说明李商隐不善此道(23)。今存之李商隐文主要为骈文或是限于其文集编撰体例，因为李商隐生前自编的《樊南甲集》、《樊南乙集》都只收骈文。而《新唐书·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著录之李商隐散文作品集均佚，故不能根据李商隐文集中少碑志作品便断言其非碑志方面的“作家”。
其次，李商隐著有《字略》一书(24)。《字略》原书已佚，部分散见于《汗简》和《古文四声韵》。李商隐《字略》一书主要收录古文，而且其中一部分古文来自六朝碑刻。与之相类，这篇墓志中的异体字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古文。如“嚣”，金文作“
”见中山王鼎，楚简与之同，如包山简。“射”写作“”，与《说文》所引古文同。由此可见李商隐精通文字之学，而传世文献如郑樵《通志·艺文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等记载李商隐还有《蜀尔雅》一书，亦可为一佐证。由此我们推断李商隐应该精通小学，其当年任教太学或与此有关。所以，李商隐不惟是成就卓著的文学家、书法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
以上我们从史学、文学、书学等方面对新出的李商隐撰书的《太原王公墓志铭》作了简单地考证。当然，这方新出墓志的价值或远不止于此。比如李商隐在墓志中对志主王翊元参与平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或许可以有利于我们讨论李商隐对待朝廷平叛的态度，及其与牛李党争关系的问题。但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再展开了。
注释：
①吴乔：《西昆发微序》，转引自刘学锴等编《李商隐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1年，第265页。
②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10页。
③引自刘学锴等编《李商隐资料汇编》，第83页。
④钟明善：《李商隐〈王翊元夫妇墓志铭〉》，载《第八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92-299页。但其断句有不可解之处，则于文中以按语形式加以校改，不再另行出注。
⑤《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3991页。
⑥《册府元龟》(校订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401页。
⑦《册府元龟》(校订本)，第10733页。
⑧有学者专门利用墓志讨论唐代女性的宗教信仰，如焦杰《从唐墓志看唐代妇女与佛教的关系》，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⑨柳宗元：《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见《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862-864页。
⑩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2265页。
(11)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696页。
(12)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1716页。
(13)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1987年，第1247页。
(14)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6页。
(15)《旧唐书》，第4203～4204页。
(16)蒋凡：《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小说”观》，载《学术月刊》1993年第12期。
(17)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1807-1810页。
(18)引自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编《李商隐资料汇编》，第11页。
(19)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39页。
(20)《宣和书谱》，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813册，第224～225页。
(21)王澎：《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十一，《四部丛刊》三编《史部》。
(22)钟明善：《李商隐〈王翊元夫妇墓志铭〉》。
(23)谢思炜《李商隐与白居易》(《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根据李商隐文集中私人碑文不多，而且非高位者，推断他撰碑之事罕见。
(24)曹建国、张玖青：《李商隐〈字略〉真伪考辨》，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