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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的著作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乐于挑战传统观点，但他现在却处于一个尴尬境地，即将成为新的传统观点的一份子。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在22个被调查国家中，有15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认为中国将取代或者已经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强国。即便美国人自己在看待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这个问题上，同样也产生了分歧。
莱恩是正确的，这样一些观点反映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的经济增长缓慢和财政问题，但我们应该区分长期趋势和短期循环。这样的心态在我们的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出现过。美国有错误评估自身力量的习惯。在原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后，我们把原苏联看作是“十尺巨人”；在80年代，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日本，现在又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中国。莱恩同样也是正确的，“单极时刻”热衷者在10年前非常错误地高估了美国力量，但质疑美国衰落的人也并非笃信美国的霸权。比如，我在《美国权力的悖论》(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中就指出，像两极化和霸权这些流行观点导致了令人困惑的分析及糟糕的政策制定。
当冷战时期的两极世界崩溃之后，在全球信息化的年代里，权力扩散的模式很像一局复杂的三维国际象棋游戏。在棋盘的最上端，军事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单级的，并且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保持优势。但在棋盘的中部，经济权力早在10多年前(正好在莱恩所提到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就多极化了，其中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已经成为主要力量，其他国家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在棋盘底部是超越政府控制的跨国关系，其中包括各种非政府行为体，像电子转账的银行家、转售武器的恐怖分子、威胁网络安全的黑客，以及像传染病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各种威胁等。在棋盘底部，权力是广泛分散的，在这个层面上谈单级、多极或霸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霸权(莱恩在此处并没有给出定义)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一些作者依据资源来定义它，而另一些作者依据行为结果来定义它。但以资源衡量权力很少能够与以行为结果衡量权力相抗衡。例如，许多分析家指出，目前美国无力控制像伊朗和阿富汗这些国家，但他们允许过去的光彩为他们霸权衰落的判断结论添加一些色彩。二战后，美国在经济力量和核武器资源方面处于绝对的优势或“霸主”地位，但这并不能阻止它“失去”中国，也不能阻止东欧共产主义的“回潮”，也不能阻止朝鲜战争陷入僵局，更不能阻止“失去”北越，或者推翻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霸权”常常是一种幻象，衰落论的反复出现告诉我们更多的是心理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真正的权力资源的转移。
目前，将美国的“霸权衰落”与英国或罗马帝国的衰落相提并论是很流行的。那种认为美国在权力资源分配上永远占据优势地位的想法基本上是一种不顾历史现实的臆想。不过，“衰落”这个词夹杂着两层不同的意思：衰败意义上的绝对衰落，以及因他国权力资源增长或得到更有效利用而造成的相对衰落。罗马是一个经济生产率低下、内讧不断的农业国家，它并没有屈服于某个新兴帝国，而是出现了一种绝对的衰败；与德国和美国这些新权力主体的崛起相比，英国体现出的则是相对衰落。莱恩试图挽救80年代的“衰落主义者”理论，同时发展出一个“帝国过度扩张”理论，该理论指出，作为GDP一部分的国防开支持续不断增长，最终导致“霸主”的衰落。这一理论可以帮助解释原苏联的崩溃，它的国防开支最终超过了GDP的20％，不过就美国而言，尽管在过去10多年中发动了两次轻率的战争，国防开支反而从冷战时期的10％降到了现在的6％。
就美国的衰落与英国的衰落进行类比也可能会出现误导。英国曾经是海上霸主，也是昔日的“日不落帝国”，但在1914年，英国的军队人数和GDP在强国中仅位居第四，军费开支位居第三。随着世界民族主义的兴起，保卫英帝国更多地成了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资本。在针对美帝国的各种观点中，认为它所受的束缚更少，比英国拥有更大的自由。英国要面对的是日益崛起的邻国：德国和俄罗斯，而美国得益于两大洋的庇护，以及势力微弱的邻国。
在财富由西方转移到东方这一点上，我与莱恩的观点相同。我在最近的著作《权力的未来》(The Future of Power)一书中指出，财富转移是本世纪两大权力转移之一(另一个权力转移是指权力由政府到非政府行为体的扩散，关于这一点莱恩并没有说明)。在国家间政治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将会是持续的“亚洲回归”。18世纪，亚洲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及产出，到了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工业革命之后，亚洲的产出锐减到了世界产量的1/5，不过到2040年，亚洲会重新恢复到其历史水平。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可能造成不稳定，但这一问题是有迹可循的，我们可以以史为鉴，制定战略，从而影响结果。
不过，一味地夸大中国的权力是错误的。就在10多年前，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最有可能作为竞争者来抗衡美国的权力，或者甚至超越美国。一些学者将它与上世纪初德意志帝国对大英帝国形成的挑战做了类比，尽管德国在19世纪超越了英国，但中国要赶上美国的权力资源，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即便中国的整体GDP超越了美国，两个经济实体在规模上大致相同，但在构成上并不能等量齐观。中国仍然拥有一个巨大的、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同时还要开始面对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延迟效应所造成的人口问题。正如一些中国人所说，他们担心中国在变得更加富有之前就过早地进入老龄化社会。居民的人均收入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准。直到本世纪中叶的某个时候，中国才可能在人均收入方面赶上美国。换句话讲，中国快速的增长率加上巨大的人口规模，可能会让中国在经济总规模上超过美国经济，但这两个经济实体并不是同等的。
此外，线性的预测也会产生误导，当经济达到一个很高的发展程度时，增长率肯定会放缓。中国的政治体制迄今已经展现出了巨大的执政能力。中国政府能否发展出一套模式来管理日益扩大的城市中产阶级、缓解地区发展的不平等以及少数民族问题，这一点仍需拭目以待。
相对于中国而言，美国的权力更多地取决于未来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常被低估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高企的经济增长率会使中国在权力资源方面愈来愈接近美国，与中国相比，这可以看作是美国权力的相对衰落，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即使中国不会经历国内政治的大倒退，但目前对中国的预测也主要是基于GDP的增长。这种预测忽视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和软权力优势以及中国的地缘政治劣势。像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国家都试图制衡中国的权力，这些国家欢迎美国在这一地区出现，正如墨西哥和加拿大试图和中国结成联盟来制衡美国在北美的权力一样。
中国的权力在亚洲遭到印度和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挑战，这为美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权力优势。美日联盟以及美印关系的提升意味着中国不能轻易地将美国从这一地区赶走。从实力地位看，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都能使中国参与进来，鼓励它在该地区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同时阻止随着中国权力增长可能出现的激进行为。换句话讲，这将可能是利用美国的权力来塑造这样的环境：随着权力的增长，中国自己来确定它的国家利益。这比制度性的“锁定”谈判更加复杂，莱恩对“锁定”谈判持讥讽态度，并且会提出“中国可以从中得到什么”的问题。
莱恩将美国目前的经济形势看作是美国衰落的证据——即便标普认定，2011年美国信用等级下降，但美国经济并没有减弱，反而是增强了持券人购买美国国债的欲望。同样，莱恩也提及“中国并不看好美元的未来”，但中国政府的声明和实际政策之间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声明，中国政府还是持续持有美元，并且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美国有许多实际问题，并且的确需要解决它的债务和赤字问题，但美国经济的生产力仍然很强。美国的总研发费用位列世界第一，大学排名世界第一，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世界第一，创业精神指标世界第一，按照世界经济论坛的评估，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名列世界第五(中国排名26位)。此外，美国依然处于诸如生物科技、纳米技术等先进科技的前端。它并不是像古罗马帝国那样，呈现给人一幅经济绝对衰败的景象。
一些观察家担心美国会变得僵化，停止发展，就像英国在一个世纪前处于权力巅峰时那样。但美国文化不同于英国文化，在英国伦敦，企业家的儿子寻求的是贵族头衔与荣耀，而美国文化更具有企业精神和去中心化特质。尽管有人担心历史会重演，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会使美国更富有灵活性。在2005年之前的10年中，每4家技术公司的创建就会有外国出生的移民参与其中一家。正如李光耀曾经告诉我的，中国可以从13亿人口中汲取英才，而美国不仅可以从全球70亿人口中汲取英才，还可以在一种提高创新性的多元文化中将他们重新聚合起来，而这一点中国却无法做到。
许多评论人士担心美国政治体制效率低下。的确，美国的国父们创造了一个制衡体制，以牺牲效率的方式来保证自由。此外，美国的政治也变得越来越两极化，不过肮脏的政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可以一直追溯到美国开国元勋们。美国的政府和政治一直都有问题——尽管目前闹剧频频上演，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美国过去的问题可能比今天还要严重。
考虑到债务、中等教育以及政治僵局，美国确实是面临许多严重问题，但我们应该记住这只是美国全部问题中的一部分而已。从原则上讲，经过稍长的时间，美国会有办法解决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当然，这样的解决办法也可能永远遥不可及。但是，将那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同那些在理论上可以解决的问题区分开来是很有必要的。
我怀疑莱恩的地方以及我可能同意的是，在这样一个以“他国崛起”为标志的世界中，美国需要一种新的美国战略。美国应该学习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审慎态度。处于世界第一的国家并不一定需要操控每一片领土，处处都要强大无比。这样做就会破坏艾氏审慎信条，他反对1954年法国对越南的直接干预。艾氏审慎的信条与美国今天还仍有关联的是，必须维持美国经济的实力，以增强美国的军事实力。如果将与艾森豪威尔相似的战略运用到当今社会，那就是美国即便没有财政赤字，也应该避免卷入亚洲大陆的主要地面战争之中。
平叛作为一种军事准则十分引人注目，它密切关注硬权力和软权力的战术平衡，但从战略角度讲，平叛不应该成为对弱国的帝国式占领，以及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国家重建”。当然，不要在亚洲或其他贫困国家卷入大范围的地面战争，这并不意味着从日本和韩国这些地方撤出美国的前沿驻军，或者结束对巴基斯坦或埃及这些国家的军援，一些分析人士将这种策略称之为“离岸制衡”，但这一术语绝不仅仅是指海军和空军的行动。受盟国欢迎和支持的美国地面部队的出现，不应该因为这样一个口号而取消。
依据美国国内体制及公众态度，艾森豪威尔同样了解可能出现的制约因素。热衷于帝国研究的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伊拉克战争时期曾感叹，美国缺少成为帝国的能力，因为它缺乏三种内部条件：人力(没有足够的地面部队)；关注(公众对长期占领并没有给予足够支持)；以及财政(没有足够的储蓄以及与公共开支相关的税收)。弗格森是正确的。有没有想要成为帝国或进行殖民占领的欲望，是美国政治文化与英帝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不管是值得喝彩还是感叹，这终究是美国的内部限制。同时，普世价值也是美国政治文化的特质，诚如里根所说“阳光照耀下的山巅之城”是推广这些价值观的最好方式。21世纪的全球信息时代不同于上世纪，与过去十几年所用的战略相比，它需要美国制定出更好的战略来，21世纪将不会是一个“后美国世界”。
（选自美国《国际研究季刊》2012年第1期）
原文标题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ll Not Be a “Post-American”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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