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年单身浪潮反思观念上的代际冲突——结合个案访谈对大城市未婚族的一项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浪潮论文,大城市论文,冲突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单身浪潮背后反映的是青年集体意识的一次转变
一个社会的巨大变迁首先作用到的社会群体就是青年，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过来认为青年群体起到的先锋作用激发了某种社会变迁。回溯单身浪潮的历史，可以发现这个现象几乎成了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社会发展规律。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说，率先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西方各国都在二战后经过一个短暂的人口迅速膨胀期之后，伴随着经济快速腾飞，出现人口增长极度放缓，甚至演变到今天，一些西欧发达国家面临了人口不足的巨大危机。撇开其背后深刻、复杂的分析，这些严肃的统计数字所反映的社会变迁背后的一种社会现象就是这些发达国家社会中青年群体不同于父辈的婚姻、家庭观念的巨大转变，可以说上个世纪的经验可以证实，凡是经历过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在某一历史阶段都会经历这样一个必然过程：婚龄大大延后，单身现象广泛出现。而中国最近二十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尤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经济发展最前沿的大城市中，统计数据研究也表明社会发展伴随单身浪潮是历史发展经验[1]，其背后反映的是青年集体意识的一次转变。纵然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在推动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高昂的婚姻成本，青年群体交往方式的巨大转变等等。
本文讨论的重心在于展示、讨论子辈与父辈在观念冲突上的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借以折射出整个社会观念在对待恋爱、婚姻、家庭观念上的巨大转变。不可否认，青年群体即便是同代人，也因某些天赋或者后天因素有各种各样的差别。一般说来不同的家庭背景、所接受的教育程度、继承的传统观念、选择从事的职业一定会使同代的青年群体在行为、意识、处世方式上分化出各种界限，然而同代人的分化最终以意识倾向分化最有意义，它赋予了青年群体以“同代感”、“同代意识”，使其成为了一种看似差异明显的集合体却聚合在一起的一种共同意识。[2] 这也就成为本文讨论具有价值的一个前提保证：因此本文在社会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用摘取具有“典例”特征的个案访谈或者媒体报道，从中选取具有社会学意义的部分以社会学的视角加以阐释。
青年单身中的代际冲突
作为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单身浪潮不是第一次出现，如果将其内涵扩大：只要是以未婚状态的趋势出现的集体行为都可以称之为单身浪潮。单身的表现形式具体可以是：第一，独身或未婚，不结婚或者暂时还没有结婚；第二，离婚；第三，丧偶。
传统婚姻的“和和美美”是以“夫唱妇随”为基础的，现在却不得不转向以交换、互动、妥协等陌生的行为方式为基础的二人互动关系。70后的独生子女一代也就是现在的青年一代要在工作、生活各个方面直面不可避免的代际冲突，在爱情与婚姻中，他们则要面对同样激烈的代内冲突，原因很简单——从小到大无意识形成的“自我中心”人格将使感情中的双方谁也难以轻易包容谁。少了上代人所具有的集体特质，70后在感情上的摩擦和伤害会比上一代严重得多。也许正是这样一种预期改变了青年群体对婚姻、家庭的预期，也客观上造成了很多尝试过不成功婚姻的青年男女亲身经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从而对传统的“长相厮守”式的婚姻产生怀疑。他们一方面大大削弱了父母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婚恋时间观念——走向“最后结局”可以被无时间表的推迟，直到最合适的时刻到来，在这之前的独身不是什么“羞耻”行为。另一方面笔者的研究表明透过代际冲突背后看到的却是青年一代和父辈们所共享的共识：幸福的家庭生活还是每个人的最终归宿，只是恰当的时机不到，真正的独身主义者在整个社会中还应该是少数群体。所以对青年群体来讲，单身带来的同辈群体的内部压力小，相对来说更多的是来自父母辈的代际压力，主要表现在择偶观、对待恋爱婚姻的观念、具体家庭生活观念差异、性别角色和社会性别认知、对待家庭内成员间关系冲突这五个方面。下面就这几个部分分别展开讨论：
1.择偶观冲突
父辈与子辈在择偶期望上的矛盾。在传统观念中，男女到了适婚年龄就该结婚生子，这似乎已经成为中国这种传统社会的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而种种大龄青年的表现却对这种中国传统形成强有力的挑战，故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各种媒体的大量报道可以看到，许多大城市的公园现下已成为大龄青年父母的“相亲”地：为解决儿女的婚姻大事，父母亲自披挂上阵，勇当媒人，卖力地推销着自己的孩子。然而，这种热心的结果往往被自己的子女冷嘲热讽为“皇帝不急大臣急”。尽管他们身处浩浩荡荡的单身大军中，更多的人依然在苦苦寻觅，追求由“单”变“双”的理想对象并不影响他们对爱情、婚姻、家庭充满这个时代所赋予的期望，但是“没有合适的绝对不勉强自己”。
择偶方式转变带来的矛盾。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进入新的社会阶段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类扼杀选择自由的传统模式早就成为历史，但所介绍对象的工作、交往圈子的规定基本由父母、单位等组织帮助安排，因此也只能算是一种相对的自由。而如今，青年可选择方式就比较的多元化：网络、婚介机构、偶然邂逅等等，相比父辈，如今的青年享受到了更加自由的恋爱。而自由和传统往往是难以相容的，笔者接触的一个个案就能够反映这样一种巨大的社会交往方式变迁带给上一代人难以接受的现实：
案主，男，刚三十出头，在某国有大型企业过着相对平稳的生活。在父母看来，在如此稳稳当当的生活条件下，夫妻双方只要再要个小孩并培养成人，也就算是对自己最大的交差了。但是案主在通过网络与女网友聊天之后，就闪电般的和妻子分手，一人南下深圳和未曾谋面的网友“为了爱情”打拼。父母因为儿子这种极端的行为大病一场，但是儿子没有丝毫的妥协，依然在深圳那边过着漂流但是自己认为幸福的生活。
从访谈中，笔者可以明显地感到这让其父母伤透了心，或许这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子女的反叛。尽管这个个案比较极端，而且考虑到现今父母辈对子女择偶的选择相比过去已经宽容很多，另外整体的社会观念也在随时代变化，但是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交流渠道的多元化越来越降低了父母们在决定自己子女婚姻大事上的影响力，由此产生的代际冲突在一个相对尊崇权威的社会中屡见不鲜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择偶标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青年一代的择偶标准相比过去多元化了，既能见到传统的、教科书式的“郎才女貌”的传统因子，也可以找到前卫到连青年同辈群体内部都存在极大争议的例子，与父辈们所经历的整齐划一的标准：“五十年代找干部，六十年代找解放军，七十年代找工人，八十年代找大学生”相比，如今已没有了口号式的通行标准。才能、见识、气质、风度、知识、修养、情感、意志等皆能够成为青年择偶的标准，当然各个要素优先级别因人而异，只是青年在传统角色期待中和父母辈出现了分歧。父母辈的女性角色期待往往是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一个值得依靠的男人；对男性的要求就是强烈的责任感，完成对家庭、伴侣负责者的使命感。此时，婚姻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是男人对女人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女人由于经济上的不独立而处于依附的地位。这样的传统婚姻，对女人而言是种保障，经济保障和养儿防老的保障。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她们有了自己的工作，有了独立的收入。伴随着的是青年在意识上从家本位向个人本位的转变。女人注重个性的发展和自我的尊重，而男人在对家庭的责任感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于是，在择偶标准上，双方更看重精神上的默契、共同的兴趣和追求，喜欢跟着感觉走。“不求天长地久，只要一时拥有”。一旦发现双方的不合拍，他们多不愿意迁就，好聚好散。而很多父母对自己子女保持稳定生活的期望往往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阻碍：对子女配偶的经济条件、工作岗位、职业发展前景这些方面的考虑往往和自己的子女不合拍。这种巨大的沟壑很难用言语向父辈们沟通什么是青年群体想要的“感觉”，而父辈们传统的权威式的说教多数情况下不仅没有任何效果，反而让自己的子女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
总体来说，现代青年在恋爱婚姻上，能够具有自主性、开放性、实际性，恋爱方式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标准来选择婚姻对象。个人选择自愿结合成为恋爱结婚的主要方式。恋爱方式更加开放，求婚方式社会化（如网络交友，报纸、广播征婚，各种PARTY、CLUB之类的社会交往组织内结识等），恋爱活动越来越公开化（主动披露对象情况，公开场合出入时不再极力躲闪，而是坦然大方），然而这些却是父辈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2.恋爱与婚姻关系观念上的冲突
在过去“谈朋友”就等同于为婚配做铺垫，而这个观念在现在的青年中已被颠覆。在父辈那一代确立关系就是一件关系终身大事的契约，而在当今的青年群体内并没有强烈的预期要异常严肃认真对待恋爱关系最终发展到婚姻阶段。对现代青年来说恋爱不是为了婚姻，而仅仅是结成满足某种情感、生理需求的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并不指向最终的婚姻殿堂。在许多传统观念浓厚的父辈看来，没有结果的恋爱，是对感情不负责任的表现，是不道德的表现。青年一代的反驳是，“为什么要结婚？”他们享受爱情带来的甜蜜、浪漫，却不愿意为婚姻埋单。婚姻中的围城现象让青年群体对婚姻的期望值大大降低，“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是上世纪80年代后的流行言论。他们不会动辄上纲上线，更不会给婚姻贴上道德的标签。
笔者一学长，男，某跨国外企项目主管，33岁。收入颇丰。与现任女友恋爱3年，却迟迟没有步入婚姻的殿堂。其中原因并不是现实条件所迫。他来自一个比较大的家族，是长房长孙。父母均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家境宽裕。这样的家庭氛围，传统观念浓厚，“男大当婚”，祖父母及父母一直催促他们早日完婚，每次见到他都会念叨婚姻大事，甚至逼迫过他，但最终依旧是他占得了主动，父母拿他无可奈何。如今，他对长辈基本采取回避做法。平常独居，家庭聚会上，他通常最早离开，以免成为众人闲话的焦点。他说，跟女友相处三年，但彼此都有自己的事业，相互也有相对独立的空间和时间。他觉得这样的相处方式很好，既可以享受二人世界的甜蜜，又可以品味单身生活的自由。他认为“恋爱的结果未必是婚姻。结婚是把自己放进一个麻烦，然后不断地去解决其中碰到的问题。太辛苦，太琐碎。”他们两个人都比较有个性，不愿为对方做更多的改变。所以，现在的生活方式比较适合于他们。
“自己子女年龄大了，但是还没有找到伴，觉得面子挂不住。”“我结婚又不是他们结，到底是谁跟谁过啊，他们觉得合适他们自己嫁（或娶）人家”，又是一个典型的冲突。未婚单身不代表他们没有或者缺少感情生活，恰恰相反这种生活方式正好满足了青年的感情需要，符合他们心中期望的恋爱感觉。进一步来说，这种对所谓纯粹感情的追求让他们对未来的婚姻生活有了更高的预期也有了更多的忧虑，相比他们的父母，在整个时代成为一个单身贵族并不是一个很差的选择。
3.家庭生活观念的冲突
在传统父母辈之间的观念中，难以见到直白的，热烈的情感表达，这在他们看来是难以启齿表达的内在情感。他们追求一种夫妻之间的真诚与稳定，尤其是在平常生活中朴实的相互照应、相互适应，而这种传统观念在现代社会青年中要么被当成是不现实的、过时的理想乌托邦，要不也是很长远以外的计划，对他们而言，取而代之的是浪漫、富有诗意的体验与感觉。这不仅仅降低了由恋爱走入婚姻家庭的可能性，最终往往会导致相当多的对未来婚姻生活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引发了潜在的矛盾。
刘××，高中教师，32岁。一个喜欢自由、爱幻想、追求浪漫和激情的优雅女人。生长于传统家庭的她，见惯了父母长辈那群人柴、米、油、盐的琐碎的婚姻生活，觉得无趣和乏味。她决定过一种与父辈不同的生活。所以，在她目前的人生规划中没有给婚姻和家庭留下任何位置。在大学和毕业后的几年，她也轰轰烈烈地爱过，却至今没有一个男朋友成为她的丈夫。虽然是单身，但她的生活丰富多彩，经常和朋友们健身、聚会、旅游。她说自己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比较满意，“喜欢单身的自由生活”。令她无奈的是，她的父母不理解她的做法，多次托人帮她找对象，她却从不领情，认为这是在干涉自己的自由，弄得父母很尴尬。父母认为她对感情不负责任，她说，“我在感情上不想对任何人负责，也不需要任何人对我负责。我只尊重自己的感觉”。因为这事，她跟父母关系闹得比较僵，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执，她索性很少回家。
跟上面案主处在类似情况的青年人不在少数。他们注重生活享受，婚姻的束缚往往构成他们结婚的顾虑。他们比起父母辈眼界开阔很多，选择面大了，面临的诱惑也多了。正如一个案主的如实相告，“婚姻意味着厮守与责任，我自认为对诱惑的抗拒力不强，责任感也不那么强。与其将来面对离婚带来的创伤，不如现在就不选择婚姻。”这在上一代人看来是离经叛道的行为却在青年群体中被许多人接受。“这显然是一种进步，总比以前糊里糊涂的好。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以前单身、离婚都是受歧视的，现在压力小得多。不少有经济基础的女性，她们独立了，不再愿意受着婚姻的约束，追求精神独立、自由的生活状态。”在持类似观点的人看来，女性无论是否结婚，只要能提高自己、真实的面对自己，在精神上有所追求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婚姻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西蒙·德·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说“没有人想否认婚姻生活的悲剧性及不堪回首的缺陷”。这种“悲剧性”及“缺陷”在当今表现为：长期共同生活导致的情感厌倦；因为经济收入支出、人际交往、家务劳作等各种繁杂琐碎的原因而引起的双方不和；因为嫉妒而引起的情感纠纷；双方在文化教养、家庭出身、生活习惯、性格等各方面的差异和冲突。无论父辈所代表的传统婚姻还是现代的情况，似乎很多共同的家庭冲突都存在，父辈们所接受的社会化使他们可以磕磕碰碰相守到老，但是青年们对这种“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感情生活充满恐惧而极力抗拒这样一种未来可能的生活。“结婚是为了比单身更幸福。如果不幸福，还要婚姻干什么？”在自由至上、个人主义之风盛行的城市，只要爱情而不要婚姻、甚至是为了自由而放弃爱情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向往自由是许多青年心底的渴望。“游刃有余地过着理想中的生活，爱情随缘，生活滋润，足矣”是笔者访谈过程中最多听到的感言。
另外，在过去婚姻是人们获取性生活的合理途径。而随着社会宽容度的提高，性未必需要通过婚姻才能满足（这里撇开性交易不谈），比如未婚同居、一夜情等等。总之，交往异性的选择前所未有的多样化了。在父母辈的传统观念中，这些行为都是要受到社会舆论敌视性地关注的，而不可避免地也造成了代际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或许父母辈可以对社会开放带来的类似后果表示宽容，但有多少父母能接受自己的子女在现实生活中上演这样一出感情戏呢。
4.性别角色与社会性别差异的矛盾
按照传统的中国家长的理解，整个社会都认为“男主外，女主内”是必然的选择，在为子女选择发展道路，制定人生计划时就加入了性别角色和社会性别的考虑：“男儿要走四方为事业奋斗，女儿迟早要嫁人，一个稳定工作的预期就足够”。究竟有多少的子女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或者不知不觉地受到了类似的来于外界的社会化影响很难定量地评估。但是在选择配偶上，很多青年特别是女性青年会面临更多的困惑和与父母的冲突。以下是笔者访谈的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个案：
案主，女，在整个读书阶段都拒绝与父母谈论感情问题。本科在读，学习非常优秀，免试保送推荐就读某名牌大学的生化学博士。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她就和父母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父母一直期望自己的女儿可以本科毕业到一个科研单位，有一份压力小、有稳定的收入的工作，然后认真的考虑终身大事；而女儿希望自己会在大城市谋得更好的机遇，虽然生活更辛苦、压力更大。“等你博士毕业都多大岁数，什么都晚了”，这是其父母经常唠叨的劝告，“我一个人活着挺好的，不想做那种天天看家的小女人”，女儿每次都这样将父母的建议撂置不理。
现代大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和社会分工的进化极大地弱化的了传统的性别角色与社会性别对职业需求的影响：虽然在很多领域男性依然占主导位置，但是又有相当多的工作岗位性别差异在消失，因此这个社会可以理所当然地要求女性在某些方面表现的像男性一样，这又反过来影响了青年一代对自己人生的预期，很多女性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形成了与父母迥然不同的婚恋观念。这在女性未婚群体与父母的冲突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她们往往是现代社会的成功群体，不仅文化程度高，经济能力强，而且相貌也绝对不差。甚至有部分人因为太优秀反而使婚姻问题变得困难，只是在父母看来她们为了自己职业发展所牺牲的“传统幸福生活”是否值得，可能只有留给当事人去评估了。
5.对待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冲突
70年代后的独生子女一代多数囿于优越的成长环境，在依靠自立能力离开父母而独立生活上很难和上代人相提并论。虽然一般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也日益从联合与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化。从生活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家庭的共同生产功能日减、大家庭的人际关系不易协调、住房逐渐增加、社会流动扩大等原因，我国也出现了核心家庭化的趋势。但转型社会中的特有问题也时常抵消甚至扭转这一趋势。[3] 例如，城市里的双职工夫妻日益依靠有退休金的父母来带孩子或补贴家计或解决住房，因此住婆家或娘家的反有增多。在笔者所访谈的个案中可以感觉到很多青年群体的传统家庭观念都比较淡漠，一方面期望家庭关系越简单越好——这是与父母辈想要的传统家庭讲究人丁兴旺，几世同堂的理想状态格格不入的——尤其是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都是年轻人不愿意去面对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与父母的家庭观念的冲突：既不想也不容易脱离父母，但是要如何面对自己家庭和大家庭的融合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子女对传统家庭观念的质疑。
而且可以预测，就算这些大龄未婚青年以后进入了婚姻家庭阶段，其婚姻家庭观念的重心也会由过去父辈注重子嗣的纵向关系转向注重夫妻感情的横向关系。也就是说在核心家庭内部对夫妻双方扮演角色的期待也和父辈大大的不同，在对待其他家属，特别是自己下一代抚养问题出现的矛盾也被众多的研究与报道所提及。
总结
单身并不是一个人生活，从人类合群性的特征来说，孤独是任何社会成员难以忍受的，所以要有相应的替代型的社会交往与互动模式随之出现。于70年代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一代在对待“是否结婚以及对待离婚”的态度上，没有了过去所需要承受的那么多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他们对婚姻的态度不是像父辈一样“过日子”就可以了，而是追求“好玩与感觉”，将“婚姻娱乐化”。在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接受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化，其代际差异之大完全可以想像。
中国传统式的婚姻是以稳定而著称的，当然这样一种外在“看似的和谐”掩盖了众多的实际问题。在青年一代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婚恋价值取向的“反叛”正是对这种表面和谐的质疑，很多类似的代际冲突都被代沟这样一个词所概括。代沟的本质是代际差异，它必然会以代际关系的紧张乃至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代际关系的更替是自然规律形成的，代际关系调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即使青年们对上一代的观念和行为极其不认同，也没有出现完全割断继承关系的例子，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青年一代对美满婚姻生活的向往是一如既往的，虽然对其前景持有不同的看法。而其中的“代沟”也绝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父母在子女婚姻大事上进行了干涉就理所当然地产生了冲突，背后有巨大的社会性因素在起作用。
无论如何，一个成熟社会的标志是尊重个性，每个人只要对他人、对社会不构成危害，不犯法，就完全可以按自己喜爱的方式生活。更何况现实是男性单身群体面临的是婚姻市场中巨大的竞争压力，而女性们面临严酷的时间窗口限制，一生最辉煌的时候一旦错过就很难再回来。若有父母辈在背后支持、理解，可能问题就容易获得更好的解决办法。可以按照米德的说法，这一阶段最理想的代际关系就是对话和交流，虽然对话双方生长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当中、说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因而沟通起来并不容易。但是“只有年轻人和老年人真正认识到有一条深深的、新的、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的代沟存在的事实，交流才能够重新建立。只有成年人像父母和老教师那样认为自己需要内省，需要用自己青年时代的所作所为来理解眼前的年轻人，交流才是可能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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