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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代中非关系使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非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纪元。相互支援和共同发展是当代中非关系的基本特征。当代中非关系的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是建立时期；60年代上半期到70年代下半期是发展时期；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呈现崭新局面时期；80年代末到现在是经受国际形势和非洲形势剧变的严峻考验并保持顺利发展时期。1996年5月江泽民主席对非洲六国的访问，将当代中非关系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是中非关系史上又一座历史丰碑。
中国和非洲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中非关系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我国的汉代。此后历经唐、宋、元、明、清代，两个古老文明的交汇日益频繁。在中非相继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后，共同的苦难又把中非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一系列非洲国家的独立，中非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纪元——相互支援、共同发展的当代时期。
一 友好关系源远流长
40余年的当代中非关系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初期。这是当代中非关系的建立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非洲大部分国家还处在殖民统治之下，因此，在这个时期，中非关系的特点是以民间交往为主。当代中非关系就是以民间交往为开端的。
新中国宣告成立，非洲人民莫不欢欣鼓舞，纷纷表示祝贺。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分别致电毛泽东主席，认为中国人民的胜利对北非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中国人民对非洲蓬勃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也予以声援。1950年9月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人民复电南非杜邦城“南非印度人大会”书记梅尔，表示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
1955年4月由亚洲和非洲29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会议，为中国同非洲各国建立国家间的友好关系铺平了道路。万隆会议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肯定了中国提出的“求同存异”的方针，提出了处理亚非各国关系的“十项原则”[①]，促进了亚非各国之间的团结和合作，还在于它实现了中非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会晤，促进了中非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宴请并会见了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等国的代表，并同埃及领导人纳赛尔进行了多次会谈。会后中埃关系发展迅速。1956年5月30日，埃及终于成为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非洲国家。
自万隆会议后到1963年底，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在此期间，非洲发生了苏伊士运河战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和刚果事件三次斗争高潮。中国对于这三次革命斗争不仅从道义上、物质上和财力上给以支持，而且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提供军事援助，并接受阿尔及利亚军官来中国培训，这在中国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尚属首次。此外，中国对黄金海岸、几内亚、喀麦隆、葡属非洲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都给以积极的声援。与此同时，非洲国家和人民则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正义要求。1958年10月纳赛尔在接见天津歌舞团成员时说：“埃及人民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斗争就是支持公理、正义与和平事业”[②]。
中非人民的密切接触和相互支援，推动了中非的建交活动。到1963年底，中国先后同新独立的11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③]。1960年9月，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进行了中非关系史上第一位非洲国家元首对中国的友好访问。次年8月，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也来华访问。这说明当代中非友好关系已经坚实地建立起来了。
第二时期从60年代上半期到70年代下半期。这是当代中非关系的发展时期。
1963年12月至1965年6月，周恩来总理先后三次对非洲11国[④]进行了正式访问，将中非关系推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周总理三次访非都极为成功。一表现在周总理所到之处都涌现出一幕幕热烈欢迎的感人画面；二表现在周总理1963年12月访问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时，提出中国同非洲、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⑤]；1964年1月访问加纳时，又提出中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严格遵守的“八项原则”[⑥]。这些原则体现了中国60年代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创造性地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明了中国真心诚意愿同各国友好，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不谋求私利。同某些大国对非洲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三表现在周总理非常尊重非洲国家的意愿，坚持“平等待人”的外交风格。如访问加纳前加纳发生了未遂政变，局势紧张，周总理就建议主人打破礼仪常规，取消机场迎送仪式。又如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迫于美国的压力，把会谈地点安排在远离首都的阿斯马拉，周总理从大局考虑，欣然前往，并对埃塞俄比亚提出的碍于美国反对不能立即实现中国同埃塞俄比亚关系正常化表示谅解。这些都深深赢得了非洲人民的信任，使他们感到中国的确是他们的患难兄弟，可靠朋友。
但是，在这个时期中非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曲折。6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插手外事部门，外交工作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我国一度关闭了几乎全部驻非使馆，大使全被召回参加“文革”；在中国学习的非洲留学生被全部遣送回国。特别是1966年8月林彪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中鼓吹“理应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在一些非洲国家引起不安和恐惧。从1965至1967年，非洲先后有5个国家中断了同中国的外交关系[⑦]。1968年，毛主席、周总理及时发现并制止了外交战线上“左”的倾向，亲自向各国驻华使节做解释工作，才纠正了偏差，使受损的中非关系逐步得到修复。
在这个时期，中国继续支持非洲的反殖、反帝斗争。此时葡属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民族独立运动正方兴未艾，中国不遗余力地支持安哥拉的三个革命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向他们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安解阵领导人罗伯特自豪地宣布：“我们的士兵是由中国人训练的”[⑧]。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在反葡斗争中也得到了中国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该阵线在坦桑尼亚设立营地后，中国曾派去教官帮助训练他们的游击战士。
非洲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开始谋求经济独立，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坚决支持这一要求。在1974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发言指出：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应一律平等，国际事务应由各国共同管理，而不应由一两个超级大国垄断。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标志着发展中国家的胜利。
这个时期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所作的斗争上。早在50年代，一些非洲国家就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做舆论准备。进入60年代，随着非洲独立国家的日益增多，这个呼声也越来越高。到1971年第26届联大时，已有11个非洲国家联合其他国家提交了恢复中国席位的提案。该提案以压倒多数被通过。有26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⑨]。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非洲国家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
在这个时期，非洲有31个国家同中国建交[⑩]。连同过去已建交的12个国家，此时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43个。
第三时期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是当代中非关系呈现崭新局面的时期。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非关系也呈现出崭新的局面。这个时期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对非交往中大力发展经济技术合作。1983年初赵紫阳总理访非时提出了开展中非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使中非经济关系从中国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为主转变为中非开展互利合作为主。这一战略性的转变，使中非友好关系有了崭新的内容。
这个时期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双方高级领导人互访频繁。这是因为进入80年代后，中国加强了对非工作的力度。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采取的是“全方位开放”方针。拥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非洲，是中国执行开放政策的重点对象之一。非洲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除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还在进行反殖、反种族主义斗争外，各国基本上完成了民族独立的任务，转而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吸引着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前来参观学习。据统计，这个时期，中国先后有陈慕华、耿飚副总理和乌兰夫、姬鹏飞副委员长以及李先念副总理，访问非洲33个国家，赵紫阳总理访问非洲11个国家，李鹏、田纪云副总理和李先念主席访问非洲10个国家。非洲方面，从1977年至1980年，仅应邀访华的国家元首就有17位，平均每年4位以上。从1981至1989年，应邀访华的国家元首有55位，平均每年6位以上。非洲著名学者利库维·阿格博布利感慨地说：“中国使非洲领导人着了迷”（11）。
在对方遇到困难时，及时地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度过难关，是这个时期中非关系的又一突出表现。80年代初，非洲遭受特大旱灾。中国先后多次向受灾国捐赠救灾款和救灾粮。中国人民还开展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募捐活动。1985年非洲发生了自1930年以来最大的蝗灾。中国先后数次捐赠灭蝗药品，并派去专家进行灭蝗技术指导。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西方大国歪曲事实，混淆视听，企图乘机搞垮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此时许多非洲国家顶住了西方大国的压力，敢于站出来主持公道。毛里塔尼亚、加纳、埃及、肯尼亚和加蓬等国表示，中国发生的一切是中国的内政，反对外国干涉中国的事务，并希望中国保持稳定。当“六·四”事件后西方大国孤立、制裁中国时，第一个来华访问的外长和元首均来自非洲（12），中国外长出访的首批国家也是非洲（13）。
第四时期从80年代末到现在。这是当代中非关系经受了国际形势和非洲形势剧变的严峻考验、继续保持顺利发展的时期。
80年代末东欧剧变，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对非洲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两极对立的消失使非洲丧失了冷战时期的国际战略地位。冷战时期被掩盖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暴露并走向激化。更为严重的是西方大国在非洲强行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模式，使“多党民主制”这股浪潮席卷整个非洲，打破了原来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使持续30多年的一党政治体制瓦解，20多个国家实行了多党制。但是，非洲的具体情况同欧美迥然不同，多党制、民主化推行的结果是党派林立，部族主义情绪恶性膨胀。各政党出于本部族或本集团的利益，明争暗斗，导致政局动荡，甚至爆发内乱、内战，使国家经济更加困难。1991至1993年，非洲连续三年处于这种激烈的动荡之中。
为了在剧变的国际形势和非洲形势之下巩固和发展中非友好关系，中国适时地调整了对非政策。如果说在六七十年代依据当时的形势，中国对非政策是以支持非洲国家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为重点，那末，现在，根据非洲变化了的新的形势，中国对非政策则以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外国干涉非洲事务为重点。1992年7月杨尚昆主席在访非时提出的中国对非洲的六条方针，就是这一政策的体现。至于经贸领域，中国在援外八项原则和互利合作四项原则的基础上，主张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为中非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中非进一步加强了相互支持和帮助。中国在一切国际组织中和一切斗争场合，始终捍卫、支持非洲国家的合法权益和合理主张，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非洲内部事务横加干涉。同样，非洲国家也给予中国大量的支持和帮助。从1990年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国议会联盟、世界人权会议等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利用人权问题向中国发难，企图制裁中国，均未得逞。这主要是众多友好国家主持正义，坚决反对的结果，其中非洲国家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如1996年4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2届会议上，20多个国家联合挫败了美国等国的反华议案，其中就有14个非洲国家。
二 经贸合作蓬勃发展
中非经贸合作，40多年来，硕果累累。它既支持了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又配合了中国的外交工作，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它巩固和发展了中非之间的深厚友谊，成为整个中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非经贸合作完全平等和卓有成效，它已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南南合作的典范。中非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在中国找到广阔的市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以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技术很适合非洲的需要，使中非的经贸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和美好的前景。
中非经贸合作包括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中非之间的互利合作和中非贸易三个领域。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从1956年开始的，到1995年底，在40年的时间里共向52个国家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援助，援建项目达500多个，对于缓解非洲国家的困难，帮助他们发展民族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五六十年代，中国在自己的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仍尽力对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到1967年，中国先后同几内亚、马里、阿尔及利亚、索马里、刚果、阿联（埃及）、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等12个国家签订了援助协定。除提供一般物资（包括提供粮食援助）和现汇外，主要是承担成套项目。据统计，从1956至1966年，中国对上述12国总共提供了4.28亿美元的援助（14）。
进入70年代，中国对非援助进一步增强。中国又同新建交的31个国家签订了援助协定。加上60年代的12个国家，共有43个国家同中国签订了援助协定，占当时非洲国家的90%以上。据统计，从1970至1977年，中国对非援助总额为18.25亿美元（15），比1956至1966年提供的经援增长了4倍多。
根据签订的协定，中国援助的范围涉及工业、农业、能源、交通、文教、卫生等领域，援助的项目包括铁路、农场、工厂、水利、医院、学校、办公楼等。由于非洲基本上都是农业国家，长期的殖民统治和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农业十分落后，因此，农业援助一直据有重要地位，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中国援建的农业项目，如坦桑尼亚的水稻农场，马里的茶场，几内亚的甘蔗农场等。中国的援助提高了受援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和粮食单位产量，受到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
非洲大部分地区水资源贫乏，中国先后向20多个国家派出了打井队，钻井4000多眼，解决了人畜和生产用水奇缺的问题。非洲人不会养殖淡水鱼，中国帮助许多国家修建养鱼场，建立鱼苗繁殖中心，结束了非洲没有淡水鱼的历史。派遣医疗队是六七十年代对非援助的一项重要内容。自1963年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起到1990年，中国共向非洲40多个国家派出医疗队员7000人次，促进了非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在众多的援非项目中，最大的援建项目是坦赞铁路。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曾向世界银行、联合国组织和苏、英、加分别提出修路的请求，均被以“缺乏经济价值”为由拒绝。1965年坦总统尼雷尔、1967年赞总统卡翁达先后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请求，得到肯定的答复。中国为修建该路提供4亿多美元的无息贷款。坦赞铁路从1970年10月开工，到1976年7月竣工，历时5年零8个月。该路的建成有极明显的作用。它促进了坦赞两国的经济发展及整个东南部非洲的交通运输；它使外援可以顺利抵达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和反对南非种族主义者的斗争前线，极大地增强了革命力量；它使中国与坦赞两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卡翁达说：“后人将永远感谢坦赞铁路的缔造者。它永远是中非团结的一个里程碑。”
80年代，中国已向46个非洲国家提供了援助。援助的重点包括发展小型轻纺工业和与农业有关的水利灌溉工程，以及交通运输、文教卫生、公共设施等。如援助突尼斯的水渠工程使突尼斯实现了“西水东调”计划，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到1987年中国已为非洲建成了388个成套项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83年初赵紫阳总理提出中非经济技术合作四原则后，中国开始改革传统的援非方式，使对非援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非之间的互利合作
中国对非援助步入新阶段，主要表现在将对非以提供经援为主转变为以发展互利合作为主。互利合作包括承包工程、劳务合作、管理合作和合资合作四种形式。由于这四种形式更能体现援助国和受援国双方的平等互利，所以发展极为迅速。到1995年底，同中国开展互利合作的非洲国家已达50多个。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是当今国际经济技术交往中普遍采用的合作形式。从1979年至1995年底，中国公司在非洲共签订承包劳务合同数千份，合同总金额达数十亿美元。承包工程从最初的房建、水利发展到机械、环保等领域；劳务合作则分布在建筑、纺织、钢铁和餐饮等行业。在中国政府的鼓励下，这两种合作形式在当前中非的经贸关系中已占有重要地位。
管理合作是互利合作的又一种形式。以往中国援建的项目都是采取“交钥匙”方式，即工程完成后就移交给受援国。由于非洲本身的种种原因，许多项目效益不佳，甚至频临倒闭。从1982年起，中国与许多非洲国家实行管理合作，即由中国派出专家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销售、经营、管理。这既有利于发挥中国援建项目的生产能力，又有利于培养非洲干部的管理水平，效果显著。如坦赞铁路中国于1976年移交后，到1983年累计亏损9.7亿坦桑先令，经营陷入困境。1983年中国专家参与管理，次年即扭亏为盈，1988年盈利额达14.5亿坦桑先令（16）。
从1992年起，中国开始同非洲国家开展合资合作，这是由中国政府和受援国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扶助，由中国企业与受援国企业直接进行合作，是一种援外与投资、贸易相结合的新的合作方式。其特点是双方共同管理，分担经营风险，分享企业利润。其优点是，对非洲来说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生产本国需要的产品，减少进口，变农、矿原料出口为制成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对中国来说可以有效地利用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开拓国际市场，增加外汇收入。这种形式已日益受到非洲各国的欢迎，仅在1992年，中国企业就在1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9家合资企业，中方投资222万美元，占总资金的51%。后又在8个国家建立了7家合资企业，中方投资174.61万美元，占总资金的44%（17）。目前，这种合作形式在非洲正逐步推广。
中非贸易
中非贸易始于建国之初，当时规模很小。1955年8月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到开罗，同埃及签订了购买埃及棉花4.6万包（1.5万吨）的合同，这是当代中非经贸史上第一宗大笔交易。随后，非洲第一个来华的埃及贸易代表团同中国签订了为期3年的贸易协定和第一个年度议定书，规定埃及从中国购买钢材6万吨，中国从埃及购买棉花4.5万包（1.47万吨）。1956年3月，中国向埃及派出第一个贸易访问团，同埃及达成400万英镑的贸易协定。4月，该团又到苏丹签订了贸易协定。50年代中国对非贸易还扩展到黄金海岸（今加纳）、南非联邦等地。
周恩来总理的非洲之行促进了中非贸易的迅速发展。自1964至1976年的13年间，中非互派的经贸代表团共107个，其中非洲各国的访华团76个（18），中国平均每年接待近6个。中非贸易额逐年增加，1960年为1亿美元，1975年增加到6.7亿美元。（19）
进入70年代特别是到70年代末，中非贸易明显扩大，商品结构也有较大变化。分析其原因，一是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局稳定，经济高速增长，可供出口的货源日益丰富。外贸体制深化改革，拥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公司增加，并重视对非洲市场的开拓。二是随着非洲各国过渡到发展民族经济的阶段，许多国家调整政策，经济有所发展，市场逐渐活跃，需求日益扩大。三是非洲都是发展中国家，消费水平和工业技术水平同中国大体相似，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对非洲人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据统计，1970年中非贸易额为1.77亿美元，同1960年相比，10年仅增加0.77亿美元，1980年中非贸易额9.6亿美元，同1970年相比，10年则增加了7.83亿美元（20）。1991年中国开始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采取一系列措施开拓非洲市场，使中非贸易状况有很大改观。1995年中非贸易额达39.21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21）。90年代中非贸易额迅速增长的另一个原因是，随着国际上取消对南非的制裁，中国开始同南非发展贸易，南非迅速成为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1995年双边贸易额达13亿美元，占中非贸易额的1／3。
目前我国已同58个非洲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在全世界同我国有贸易关系的221个国家和地区中占1／4强。尽管中非贸易已取得可喜成果，但总的看来，仍处于较低水平。中非贸易额，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非洲外贸总额中都只占1%，而法国占11.9%，美国占11.7%。可见，中非贸易事业还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三 传统友谊又立丰碑
应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马里、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六国的邀请，江泽民主席于1996年5月8日至22日相继对上述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1992年以来我国最高领导人对非洲的首次访问。是当代中非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这次访问的地区涉及非洲的东部、北部、西部和南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是一次面向整个非洲的访问。江主席的访问将中非关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中非友好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中非双方成为跨世纪的、彼此可以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中非友好合作史上又一座历史丰碑。
江主席对非洲的访问硕果累累。第一是加强了中非之间的团结与合作。访非期间，江主席分别同六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许多问题达成了共识，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协调了立场，特别对人权、政治模式、减免债务及多边贸易原则等敏感问题取得了认同，这就为今后进一步合作创造了条件。
江主席还在非洲统一组织总部发表了题为《为中非友好创立新的历史丰碑》的演讲。江主席在演讲中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同非洲各国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国际关系，提出了五点建议：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以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利互惠，谋求共同发展；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江主席的倡议得到非洲国家领导人的热烈赞同。他们表示一定要同中国一起，为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具有长期稳定与全面合作特点的中非关系而努力。
第二是开辟了中非经贸合作的新途径。江主席在访非期间，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非洲国家发展经济，继续谋求与非洲国家互利互惠，共同发展。鉴于中国与非洲各国经济体制都发生了变化，中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金融机构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非洲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普遍实行私有化，发展市场经济，大力吸引外资参与经济建设，因此中非经济合作的方式势必要进行改革。江主席宣布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推行两种新方式，一是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政府贴息优惠货款方式；二是援外项目中推行合资合作方式。这一改革的优点是使中非合作的主体从双方政府转为双方企业，从而可以扩大援助资金来源，提高援助效益，使援助符合受援国的实际需要，更好地帮助受援国发展经济。
第三是遏制了台湾当局在非洲“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近几年来，台湾当局利用非洲国家面临的困难，大肆开展“银弹外交”，推行“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特别是利用同南非的外交和经贸关系，将南非变成其向南部非洲乃至整个非洲进行渗透、推行“银弹外交”的重要据点。因此，粉碎台湾当局的“银弹外交”，遏制其在非洲的活动，是江主席此次访非的重要目的之一。这一目的也完全达到了：非洲六国的领导人都郑重重申：坚持只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决不动摇；决不被台湾当局的金钱所收买；决不同台湾当局发展任何官方关系；坚决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做中国可以信赖的“全天候朋友”。
注释：
①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是：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一切种族和大小国家的平等；不干预和干涉他国内政；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②转引自《人民日报》1958年9月6日。
③这11个国家是：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几内亚、加纳、马里、索马里、扎伊尔、坦噶尼喀和乌干达。
④这11个国家是：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坦桑尼亚。
⑤这五项原则是：1.支持非洲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2.支持非洲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3.支持非洲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4.支持非洲阿拉伯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5.主张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应得到一切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
⑥这八项原则是：1.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2.中国政府在对外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3.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4.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5.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6.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仪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7.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时，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8.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特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⑦这5个国家是：布隆迪、达荷美（今贝宁）、加纳、突尼斯和肯尼亚。
⑧Peter calvoc ressi《lndependent Africa and the world》,longman.P.130.
⑨它们是：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肯尼亚、利比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刚果、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赞比亚。
⑩它们是：突尼斯、刚果、坦桑尼亚、中非、赞比亚、贝宁、毛里塔尼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喀麦隆、塞拉利昂、卢旺达、塞内加尔、毛里求斯、多哥、马达加斯加、乍得、布基纳法索、几内亚比绍、加蓬、尼日尔、冈比亚、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科摩罗、佛得角、塞舌尔、利比里亚和利比亚。
（11）《青年非洲》杂志，巴黎，1987年5月13日。
（12）他们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外长卡洛斯·达格拉萨（1989年6月底7月初）。布基拉法索国家元首莱斯·孔波雷（1989年9月）。
（13）外交部部长助理杨福昌应邀访问了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冈比亚、塞拉利昂和加纳等5国（1989年7月22日—8月8日）。外交部长钱其琛应邀访问了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安哥拉、赞比亚、莫桑比克和莱索托等6国（1989年7月26日—8月12日）。
（14）David E Alaright《Communism in Africa》,Condon,1986,P.170—171.
（15）《非洲问题参考资料》1979年第1期，第84页。
（16）《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0年，第684页。
（17）《中国对外贸易年鉴》，1992年，第378页。
（18）根据中国社科院编《中国非洲关系大事记》统计。其中有的代表团为经贸文化代表团。
（19） （20）1984、1985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21）参见《西亚·非洲》，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