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与创新的20世纪中国史学——《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编纂者说——编纂体例的精心设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体例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名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6/7；Z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3)04-0146-1 3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遴选了一百年里中国史学不同研究领域中的著名史学家的 最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然而，对于其中的某一位史家而言，他的学术成就往往并非 是一部专著所能够全部代表的；对于在20世纪不同时期的史家而言，也不是今天的读者 都耳熟能详的；对于不同风格、不同特点、不同研究领域的史家而言，他们的研究成果 也是各具特点、形式殊异的。选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不仅要考虑到这些具体 情况，还要尽量解决好诸如怎样既突出了入选名著的学术价值、又全面反映出一位史家 的学术成就，既体现出某部名著在相应研究领域里的史学研究成就、又联系到它对于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等相关问题。因此，《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必须 要制定严谨的体例。重视体例，一直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几曾说：“夫史之有 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史通·序例》)中国史家一向认为，体例不仅是形式问题，对于史书体例、结构的选择和处置与史家对撰 述内容的取舍及思想观点密切相关，是“是”与“非”的大问题。他们把史书体例看成 是撰写史书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一部史书高下的重要标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是一套包含了不同史家撰述的不同内容、不同体例的各种史书的丛书，有一个统一的 、规范的体例尤其重要；同时，面对不同史家的不同著述，还应当随时根据各种不同的 情况对体例作灵活处理，而不可拘泥于体例。丛书的“编校凡例”规定了《二十世纪中 国史学名著》的基本体例是：“书首有总序，继之为目录、前言、正文，正文后或有附 录，书末以作者著述要目为殿”，“每卷冠有作者照片、小传、书影、手迹等”。对于 学术著述而言，这应当是一个比较全面和比较完善的编纂体例，但是在实际的运作完成 过程中，不仅需要选编者、整理者、“总序”与“前言”的撰写者、出版者等多方面的 共同努力，而且还要处理好关于体例方面的各种不同的问题。
(一)总序和前言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由当代著名史学家戴逸撰写了一篇长达万余言的“总序” ，概括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进化史观的引进、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 、理性精神的张扬与觉醒等三个主要特点；将一百年的中国史学划分为四个阶段，并相 应区分出四代史学家，即史学转型时期的史学家、史学创新时期的史学家、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还就20 世纪史学中所存在的如何对待传统、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他指出，百年史学“经历了曲折崎岖的路程，也取得了伟大丰厚的成绩”，“这一百年 内产生了不少杰出的历史学家，像王国维、梁启超、陈垣、陈寅恪、胡适、顾颉刚、钱 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等，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情况” 。这篇“总序”总结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历程和特征，有助于读者从总体上了 解20世纪中国史学，也说明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意义，因此被置于丛书中每一部著作之 首。
“总序”之后是“前言”。每一位史家的著作前都有一篇“前言”，作者都是由当今 对该部著作及著作者有专门研究的专家、或对该部著作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有专门研究的 专家、或是名著作者的弟子来撰写。“前言”主要是对相应“名著”的成书背景、主要 内容、价值、意义及其著作者的生平经历作介绍与评述，许多“前言”其实就是一篇对 这部“名著”及著作者本人的专门的研究论文。譬如，年逾九旬的何兹全对乃师傅斯年 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所撰写的“前言”，先交代了《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撰 写过程，又对傅斯年“创始性、突破性的史识”、“对学术事业的贡献”、“家世和才 性”作了论述，并对傅斯年的一些学术思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篇“前言”还被刊登 (或转载)于其他学术杂志上，产生了很大反响。刘乃和撰写了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 》(外宗教史论著八种)的“前言”。刘乃和是陈垣的弟子，曾长期担任陈垣的学术秘书 及助手，她本人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这篇“前言”写成于1997年底，次年5月她便 因病去世，这篇前言也成为她生前撰写的研究陈垣学术的最后的文章之一。邵循正的《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是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著名之作，但在30年代完成后仅由清华大 学研究院印为单行本内部发行，此后一直未得公开出版。原印本因年代相隔已远需重新 整理，而书中涉及大量法文、英文等资料，非精通此数种外文且对中国近代史及中外关 系史有深入研究的人实难承担重任。《中法越南关系始末》被列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 名著》后，邵循正的学生张寄谦欣然允诺作为这部著作的整理者并为之撰写前言。期间 ，张寄谦突患重病住院治疗，但是她仍然抱病做完了整理工作，并在病榻上写成了“前 言”。看到数十万字的原稿上几乎每一页都有张寄谦用几种外文标就的整理文字，不禁 令人对她深厚的学识和顽强的治学精神肃然起敬。总起来看，《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的“前言”对“名著”的评价，虽不能说是定论，但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或者 说，在三十余部“名著”之外，这些“前言”也是这套丛书的另一个重要收获。
(二)小传和图片
为了使读者对这些为20世纪中国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有一个更 为直观与感性的认识，同时也是为了借出版他们著作的机会来保存和反映有关他们的更 多的资料，《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在每部著作中都加入了著作者的照片、手迹及著 作书影，并在著作者的照片下附上300字左右的小传。此外，在每部书的最后，还附有 著作者的著述要目，按照时间先后列出该位史家一生中完成的主要研究成果的篇目、发 表时间及首次发表的出处。由于时代的原因，一些史家的照片很难觅得，编者想尽各种 办法搜寻。如金毓黼、陈梦家两位史家的个人照片查无所获，仅发现了他们与他人的一 张合影，于是就在这张合影上翻拍了他们的头像用于书中。全套丛书除了夏曾佑的照片 因实在无法找到而空缺外，其他史家均有照片，少数史家还附有工作照。书影和手迹也 是编者经多方努力而得到的，其中的一些手迹和书影堪属十分珍贵的历史材料。丛书中 所有的史家小传均由一人撰写，并对内容进行反复核对，以求达到内容上的准确无误和 文字上的统一。
在编纂体例上增加了上述内容后，大大丰富了这套丛书的学术价值。读者一书在手， 不仅拥有了一部“名著”，而且还可以一定程度地了解这位史家的学术生平、著述经历 ，可以一睹这些史学大师的形象及手迹，更可以在“总序”、“前言”中了解到整个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概貌及每一部著作的基本特点和其著作者的基本情况，有助于读者 进一步深入研究与体味著作本身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
(三)关于版本与整理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收入的著述所依据的底本，是以那些审校较精、内容较全 、时间较早的为主。如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依据的是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修 订版，但该书的初版(1944年)有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和《结论》两部分，商务印 书馆的修订版未收，本次出版该书，将这两部分作为附录收入，恢复了其原貌，使其更 为完整。又如陈垣的有关宗教史的论著，作者在出版后又进行过手批与手校，本次陈垣 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宗教史论著八种)收入丛书出版，即加入了陈垣校改的内容。 陈梦家的《尚书通论》(外二种)也是同样情况，整理者王世民悉心搜集到了陈梦家生前 校订这些著作的原书，并将这些内容充实到了该丛书中。再如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 ，最初用的底本是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印一册本，排出校样后，才知道有香港大学出版 社1956年的增订两册本，为了保证这部著作的内容质量，即改为以此增订两册本为底本 。这些做法，无疑使这些“名著”的学术价值反映得更为全面和精审。
由于一些著作出版时间较早，原文或竖排繁体，或没有标点，或仅有断句，或讹误较 多，或印刷不清，而《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在体例上要求横排简体、新式标点，文 字内容务求精准无误。因此，必须要对某些著作进行全面整理。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 》、孟森的《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王国维的《观堂集林》、金毓黼的《中国史学 史》、邵循正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等书都请学有专长者做了全面的整理。这项工作 看似简单，其实有着很高的学术含量，整理者必须对原书有专门研究，而且具备相当文 字功底。《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出版的这些经过专门整理的著作，实为嘉惠后人的 有益之举。
(四)附录与书名
在编辑《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是，限于丛 书的体例要求，对于每一位史学家按理说应当只收入他的一部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但实 际情况却是各种各样的。某一位史家不一定只有一部代表作，或者某一位史家除了他的 代表作之外，可能还有一些产生有很大影响的论文，等等。对此，在篇帙允许的情况下 ，丛书尽可能全面地收入反映史家的学术成就的著述与论文。
丛书主要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以“附录”的形式收入著者的重要论文，一是采取“ 外X种”的方式同时收入著者的其他重要著作。
在已出版的史学名著中，约有7种加上了“附录”，即除了“名著”本身外，还在附录 中收入了著作者的相关论文，所收文章全部注明原出处。其中，以李守常《史学要论》 的附录所收文章最多，有32篇。这主要是由于《史学要论》本身篇幅较短，不足4万字 ，为了体例上的统一，需要补充内容；但更重要的是，附录所收的论文大多同历史学有 密切关系，一些文章还是思想史或革命史上的名篇，其重要性并不在《史学要论》之下 。李济的《安阳》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分别在附录中收入了18篇和15篇文章。 《安阳》一书原是著者用英文写成，1990年出版了中译本，但存在一些翻译上的错误， 李光谟组织了对这部书的重新校订，收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出版；附录中的 18篇文章，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李济在考古学上的建树。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的附 录由张传玺选定，所收的15篇文章，除两篇写于抗日战争时期外，其余13篇都是在五六 十年AI写作成的。翦伯赞为了反对当时出现在史学领域的极“左”思潮，在1961年和1962 年先后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出现的几个问题 》等文章，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是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另有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附录收入了著者关于古史 、史学方法研究方面的文章6篇，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附录收入了著者的考证与 论学文章4篇，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的附录收入了著者关于民族史、中外关系 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论文7篇，吴晗《朱元璋传》的附录收入了著者关于明史研究的 论文5篇，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附录收入了著者关于宋史研究的论文13 篇。
对于某些有着多部标志其学术水准的重要著作的史学家，丛书在篇幅允许的条件下， 在原著之外以“外一种”或“外X种”的方式予以收录。数量最多者为陈垣的《明季滇 黔佛教考》，附以“外宗教史论著八种”，亦即丛书的陈垣卷一共收入了他的9种宗教 史论著。此外，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外二种”，分别是《中国历史研究法 补编》和《清代学术概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附“外二种”，分别是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外二 种”，分别是《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陈梦家的《尚书通论》附“外二种”，分 别是《西周年代考》和《六国纪年》。附“外一种”的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附《章实斋先生年谱》)、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附《刘向歆父子年谱》)、吕振羽 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夏鼐的《考古学论文集》( 附《考古学和科技史》)、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附《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
这些附录的论文或著作，相对于“名著”和著作者而言，极大地丰富了其学术含量， 在一定的篇幅里最大限度地反映出了史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为读者更为全面地了解和 研究“名著”及相应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便利条件。
由于体例与编排上的原因，一些著述的内容(主要是以论文集的形式结集成书的)是经 过选编后收入丛书的；还有某些有建树的著名史家，尽管成果丰硕，但是却没有一部十 分适合于丛书体例要求的著作可供收入，需要编者重新筹划编排。遇到上述情况时，著 作的具体内容篇目可以根据其学术价值而选编收入，但是书名却成了问题。《二十世纪 中国史学名著》丛书是以“名著”为基本标志的，不可能重新为这部著述命名，否则“ 名著”之称就不能成立了。这些问题在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经过与有关学者的反复斟 酌讨论，基本上得到了比较妥帖的解决。
具体言之，孟森是著名的明清史研究专家，他关于明清史研究的重要论文多收入《明 清史论著集刊》和《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但两书加在一起篇幅过长，需要择其最重 要的论文集为一书。选编工作是由孟森的学生、著名的清史学者王钟翰来做的。涉及书 名的问题，王钟翰提议为《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这个书名既涵括了《明清史论著 集刊》和《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两部书的名称，也反映了新编就的书与这两部书的区 别。编委会采纳了这个建议，并深感该书名合情合理地体现了实际情况。谭其骧的《长 水粹编》一书也与前书类似。谭其骧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他主持完成的《中国 历史地图集》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大项目，也是他本人杰出的研究成果。但 丛书不可能将《中国历史地图集》收入。他的论文集《长水集》收入了他的大部分论文 ，但同样篇幅过长，无法全部收入丛书。谭其骧的弟子葛剑雄丛书中选出有代表性的历 史地理学论文，集为一书，取名《长水粹编》。
顾颉刚因怀疑古史、提出疑古学说而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他一生勤于著 述，在历史学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究竟以何种著作入围《二十世纪中 国史学名著》，反而难以取舍决断。既然顾颉刚以“古史辨”最有影响，还是入选了他 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探讨古史系统的几篇论文，书名最终决定用他那篇 脍炙人口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即《古史辨自序》。相信以顾颉刚的这篇详细 阐述自己治学经历、疑古思想的形成过程、疑古思想的主要观点，并导出7厚册《古史 辨》的“自序”来命名丛书的顾颉刚卷，应当是名实相符的。
傅斯年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是他的未完成之作。傅斯年本人生前多次言及正在撰 写这部著作，因尚未完稿，书名也就未曾敲定，他本人或称之为“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或称之为“古代中国与民族”。据何兹全推测并证实，《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确为傅 斯年所属之书名，故丛书以此命名。何兹全将已经写定的五个篇章收入该书，并选了四 类共八篇文章作为附录。这样，傅斯年在生前一直没有完成的这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得以面世。
对体例上的要求是体现一部学术著述的学术价值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而对于《二十 世纪中国史学名著》这样一套意在反映一个世纪的历史学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的丛书，体 例上的严谨、完备和统一就显得尤为重要。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编纂体例在这套丛 书中已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还直接影响到了对“名著”及著述者的介绍与研究 、充实“名著”之外的其他重要学术成果、某些“名著”的书名与内容的重新编定，等 等。这些都使《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更具价值。
收稿日期：2003-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