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提出及其基本内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时期论文,理论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我党在1955年就对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任务、内容和方针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主要体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
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无疑是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纲领性文献，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认识和基本思想，在此之前就已基本形成。
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后头三年，我党根据《共同纲领》的要求，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着手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随着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展，党中央于1953年6月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翌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这条总路线载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和具体步骤。
对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探索，正是这一时期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这一成果的重要标志，一是195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二是同年下半年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以下简称《按语》）。在其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结合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征及其具有规律性、政策性和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初步探索，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重要地位，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阐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政策，成为指导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依据。
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
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明确地提出：政治工作是革命战争和军队工作的生命线，搞好思想政治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这一思想对实现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任务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的逐步深化，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革命的性质开始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自然成为我党顺利实现这一转变和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课题。早在1951年，刘少奇就曾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与当前任务的需要还很不相称的状况，明确指出，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以后，“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更加提高了，更加需要加强党的思想领导”（《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90页）。他告诫全党，如果埋头到繁杂的实际工作中去，不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就有危险性。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进一步提出：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没有党在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同年，毛泽东结合正在进行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论断，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基本原理论证了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变革的能动助推作用，从而为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指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521页）“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同上书，第497页）毛泽东还以具体事例说明，在激烈的社会变革及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较量中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自觉地运用已掌握的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力量，发挥政治优势，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巩固。此后，他在《正处》等一系列著作中，全面阐述和论证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地位。这些精辟的思想理论观点不仅为人们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
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和内容
1955年，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即将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形势，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并对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作了阐述，从而明确了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
这个指导思想的提出意味着党在思想政治教育任务上的转变。
我党在《共同纲领》中把肃清封建、买办和法西斯主义思想，对全国人民进行“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教育，作为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目标和基本任务，“目的在于保证和贯彻目前历史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并不是要求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91页）。为此，毛泽东、刘少奇等曾多次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左”的偏差予以批评和纠正，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不要四面出击，“把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把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同上书，第91页）。直到1952年9月，毛泽东还亲自复信黄炎培，要求在对资产阶级思想改造问题上不要性急，劝人们不要光读马列主义，而应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这反映了党和毛泽东在思想政治教育性质问题上所持的新民主主义观点。
但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得到确认后，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转变即被提到议事日程。1954年底，由毛泽东关于“红学”研究的信而引发的全国思想文化界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实际上宣告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结束。在《指示》中明确提出：“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必须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取得胜利”，为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思想……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的影响，大大提高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觉悟程度。”（同上书，第6册，第63～64页）这就确立并宣告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转变。
为适应思想政治教育任务转变的需要，向全国人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指示》和《按语》从基本理论、信念、道德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四个方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第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依据。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最主要的是使人们“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反映，懂得要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来进行党的工作，从而提高自己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同上书，第64页），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二，社会主义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政治信念和奋斗目标。在社会主义教育中，要向群众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即“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513页），而且为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广阔前景；教育群众懂得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第三，集体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核心是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必须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同上书，第497页）。后来，他又将这一思想发展为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要求在处理三者利益关系时坚持集体主义原则，首先从全国大局出发，反对只顾眼前的、局部的和个人利益，而不顾长远的、全国的和集体的利益。
第四，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艰苦奋斗是社会主义时代特征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势必面临种种预想不到的困难，为此，毛泽东要求把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作为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他指出：“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同上书，第524页）。这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也是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应长期坚持的精神风貌。
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政策
对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及规律的正确认识是我党制定思想政治教育方针政策的前提和依据。
《指示》认真分析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极为复杂的现实状况，指出了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艰巨性，认为这项工作将是一个“困难的、复杂的、巨大的任务，但又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70页），“没有这个思想战线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同上书，第63页）。毛泽东在《按语》中也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终确立。由于“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497页），这就决定了思想战线斗争的形势具有长期性和反复性，有时还会相当激烈。因此，思想战线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绝非权宜之计。
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战略性转变，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开展，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建立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方式、实施方式、实现方式以及方针政策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和阐述。
（一）加强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保证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健康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在《按语》中以较大篇幅和内容，或积极肯定、赞扬农村党组织有效领导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典型经验，或严厉批评由于忽视放松思想政治教育而导致合作社垮台的事例，一再反复重申加强党对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领导并改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真正把思想领导当做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通过党的理论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政治优势来实现党的领导职能。这既是对社会主义时期全面认识党的领导职能的有益探索，也是对新的历史时期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以思想政治教育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矛盾的原则性论述。
（二）开展长期的思想教育运动。充分发挥我党的政治优势，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形势，通过大规模的群众宣传和持之以恒的学术批评与讨论，在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清除学术文化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接受先进的意识形态，提高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实践证明，虽然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群众政治运动色彩的方式不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但应客观地看到，无产阶级政党自觉运用上层建筑力量，通过政治制度的中介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无可厚非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它对于当时全国人民认识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树立社会主义信念，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三）健全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为适应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在《按语》中要求推广陕西省杨河坝等乡党支部的经验，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内设立政治副职，在党支部领导下专职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从制度上保证党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指示》还有针对性的就全国500 万知识分子和干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制订了具体措施，其中包括：组织定期的宣传演讲活动；健全和发展各级各类党校、业余政治学校和文化补习学校，组织干部学习理论，用五年时间对全体党员进行轮训；加强各类学校马列主义课程建设；利用报刊、广播等大众传媒和舆论阵地进行宣传，开展学术论争，以保证全国范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四）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支具有一定数量和较高政治理论素养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队伍，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迫切需要和组织保证。进行理论队伍建设，尤其要重视培养选拔青年理论工作者。在“红学”研究批判中，毛泽东就对青年理论工作者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扶持。1955年3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又一次提出组建一支强大理论队伍的迫切性。《指示》也指出，只有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日益增加，才是我国学术界发展的希望，必须在学术批评和讨论过程中，有意识地发现、了解青年理论工作者，给他们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把他们之中的优秀人物放到适当的岗位上。
（五）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结合实际工作去做，解决实际问题。《指示》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力求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实际，联系党和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善于把思想政治教育同具体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使人们能够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毛泽东在《按语》中更明确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不能孤立去做；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工作精神和方法，通过耐心、生动形象、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解决农民群众的实际问题。
（六）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正确开展思想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开创的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全国范围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指示》要求认真贯彻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针。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享有特权，对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对错误思想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等表现，必须予以严厉批评；应注意贯彻实事求是和以理服人的方针，提倡在科学基础上展开学术论争，批评讨论应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简单粗暴；解决学术争论，应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反对行政命令。应当允许被批评者进行申辩或保留不同意见，反对压制批评、强制认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做法。这些规定反映了党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态度，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健康开展，为“双百”方针的提出作了理论准备。
（七）认真区分学术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界限，正确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时期正确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为达到既澄清思想认识，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指示》提出了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政策，认真区分学术思想和政治问题界限。首先，分清思想上的敌我友三方，对于思想上坚持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应对其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并肃清其思想影响；对于虽有错误，但倾向正确思想的知识分子，应当视为朋友，帮助其进步。其次，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对学术思想有严重错误，但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应当保障其有适当的工作岗位，继续从事对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发挥其学术专长。对于年老有病，在学术研究中有一定成绩以及在学术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的批评，《指示》也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些规定虽然在措辞上不免带有战争年代的痕迹，但从其意图上不难看出，这是我党尝试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角度探索学术文化领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政策的开端。
总之，在《指示》和《按语》中提出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原则，为毛泽东在《正处》中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正确的理论观点和规定未能在当时全部付诸实施，但毫无疑问，它奠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本框架，对于今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