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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电影正处于十分艰难的困境中，这就更加需要舆论的支持与推动。在许多国家的电影历史上，也常出现这样的挫折。以日本为例，就曾经从高峰一度跌入低谷。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更希望各方面创造条件，使其恢复生机。
近期以来，因为参与了上海影评人2000年度的“十佳影片”的评选工作，观看了各厂推荐的近30部影片（约占全年生产量的三分之一），使我确实感到我们艺术家对中国电影的那颗爱心，那种把生命扑在其中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因为严重缺少资金，无法创造宏伟的电影景观，但他们并不因此气馁，而是致力于电影艺术多方面的开掘，更加专注于由外向内，深入把握人们的生存境遇、心灵世界和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以我们评选出的“十佳影片”（《刘天华》、《无声的河》、《真心》、《英雄郑成功》、《詹天佑》、《朱拉的故事》、《蓝色的爱》、《永远十九岁》、《菊花茶》和《走过严冬》）为例，便可突出地看到这一点。
（一）
郑洞天导演的《刘天华》，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部代表作，他不事张扬，而沉入对艺术意境的感悟。影片叙述了民族艺术家刘天华短促的一生，他把整个生命献给了二胡艺术的钻研与创造。刘天华不似许多艺术家那样性格狂放，而是平静如镜，像一条清的溪水缓缓流去。为此，影片突破了我们通常运用的跌宕起伏的叙事结构和摹写方式，而真正探寻到了与其生命相呼应的艺术风格，尤其希望能从中贴近我们民族艺术的精魂，那悠悠然，苍苍然，而又昂昂然的音韵，那生活在山山水水和大街小巷之间我们普通百姓的心声。我们看到影片以单纯的三个前后为序的生活片段，写出了他拨动琴弦从民间走来，一步步走向他艺术的纯境；他的爱情生活，也如那不闻喧嚣的琴声，淡化在他的生命中。影片让我们从琴声中如见其人，又让我们从他的形影中如闻琴声。影片是形声相融，意境盈然，创造了一个独具我们民族风格的音乐家的艺术形象。他，犹如一株从国画中浮现的松柏，肃立在我们面前。
影片对白不多，主人公创造的琴韵，成了影片突出运用的电影语言。我们处处可以体会到艺术家对影片独特风格的追求。确实，我们艺术家虽处困境，面对浮躁的文化氛围，但却一刻没有背弃对艺术的真诚，而是更加执著、坚定。
宁敬武导演的《无声的河》又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是一部有关聋哑儿童的影片，他不仅不是一般地提出了对弱者关注的主题，而且在儿童片的创作上，又展现了一种探索、创造的精神。影片突破了我们过去描写残疾人故事的既定格局，不是专注于他们悲剧境遇的渲染，单线描写一个孩子的不幸命运，而是表现了这个群体对生命欢乐的追求和他们生机勃勃的创造。这里的老师，也不再表现为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救世主，而是一个与他们携手共乐的同行人。于是，这里不再是西风苦雨、残枝败叶，而是春风吹遍，阳光满地。
显然，这样的处理，并不是艺术家在回避残疾人的身体局限，掩盖生活本身存在的矛盾，而只是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人们拥有的广阔的生活天地，激发人们发挥多方面的生命潜力。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影片在电影语言的运用上，不仅努力发挥每个镜头的生活含量，并且特别注意镜头组合所形成的运动节奏。对于自然风光的处理，再不是把它置于一般背景的地位，仅仅限于衬托的作用，而是成为人物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看到他们也能画，也能演，也能舞，也能参与社会斗争的时候，那一幅幅青山绿水的画面似乎都在诉说：他们就是我的主人；他们美好的心灵，就是我的精魂。
《无声的河》，现在则是一曲欢乐的歌！影片在开掘有关题材的意蕴上，能够达到这样一种深远的艺术境界，我们不能不感佩艺术家的求索精神。
我之所以强调举出这两部影片在艺术风格上的独特追求，不是意指他们希望形成一种变革，优如80年代兴起的一股思潮，而是主要说明他们虽然身处喧嚣浮躁的文化环境，却能坚持艺术的尊严，守住这片清净地；他们希望播下种，长成树，明天是一片森林。
他们当然不会去提出什么口号，但是你确实可以感受到，他们不再简单地理解文学是电影的基础这个固定的结论，而是希望对电影艺术有不断的探寻。我们应该鼓励这种探寻。
（二）
这一年度，传记片的创作比较多，历史的现实的，涉及到方方面面。除了上面列举的《刘天华》，还有《英雄郑成功》、《詹天佑》和《真心》。它们的主题内涵都比较单纯，旨在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但它们在艺术处理上，却力求创造各自的表现风格。
广春兰导演的《真心》，在这一点上更有着它积极的表现。影片叙述的是有关一位医生支援边疆的事迹，类似这样的题材，已经有过很多演述，如果不能深入把握人物的独特个性，则势必陷入我们通常表现好人好事的故事格局，而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艺术家有深刻考虑。
那么医生吴登云是怎样一个人物呢？艺术家又是怎样理解他的呢？可以说，他在灵魂深处，就有着热爱生命的精神，这似乎是他的天赋，因此一切善行，对于他来说就成为一种平常的行为。他对病人的关注、奉献，他再次地把自己的血液输送给病人，不断地跋涉长途去救治远方的病人……这一切也就成为他生命的自然流露。艺术家正是这样把握着主人公的性格底蕴，因此在整体处理上，在细节的描写上，都追求一个单纯，不事渲染，使吴登云的性格得到真实、贴切而又丰富的体现。使人们也真正从心灵深处获得了一种精神共鸣。
当然，我说单纯，绝不意味着艺术上的单一，艺术家正是多侧面、多角度来体现人物的性格。列举有关人物活动背景的描写，就提供我们一番想像。我们看到了那江南水乡的美丽风光，我们又看到了帕米尔高原的峭拔景象，在那强烈的对比中，我们是真正体会到主人公的生命选择：他是毅然离开了春风扑面的故乡，去迎接凌厉风暴的吹打，他是在那温和的性格中挺立着坚强。当我们看到他在失去了妻子，牺牲了女儿以后，面对巨大的痛苦，依然迈步前行，我们是真正地理解了他，贴近了他，他才是我们心中的吴登云。
我们要说，影片在创造正面形象的课题上确是有自己的艺术追求。
吴子牛导演的《英雄郑成功》，相比《真心》来说，其艺术上的开拓则难度更大。因为有关历史题材的故事，已被多次演述，而在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又很容易成为一种观念的载体。何况，在当前的文化氛围下，编造、戏说历史又成为一种时尚；面对这一切，艺术家必须坚持自己的艺术原则。《英雄郑成功》正是在这些方面有见解，有突破，努力把握历史真实。
首先，影片重点展示了郑成功的历史处境的复杂性。那是一个风云变幻、朝代更替的年代，而郑成功更面临着自己家族内部的矛盾，影片正是据此切入人物的性格核心，强调了他与投降清室的父亲之间的激烈斗争，从而为他的英雄性格奠定了基石，表现了他的生命轨迹。当我们看到他挥师收复台湾的顶天立地的气概，我们也就完全理解，这是他性格的必然发展。那在银幕上破浪前进的舰队，我们的兴趣再不会停留在海战的场面上，而是深深感验着他的精神的腾飞。
应该说，艺术家创造的郑成功的英雄形象，再没有落入俗套，而是有新意，有建树，在有关历史题材的创作上，有贡献。
孙道临导演的《詹天佑》，比较《英雄郑成功》，则更有自己的创作难点，因为它不是集中叙述一个事件，而是面对漫长的人生过程，因此如何把握他生活的一个个关节，步步深入，步步积累，从而突出他的丰富个性，也就成了关键。这里，绝不是简单的叙述过程所能完成。同时，采取怎样的叙述方式，总体结构，尤其是对于在漫长过程中众多关系人物的创造，一个个问题都需要深入考虑，这样，才能别有一番气象的托现人物的艺术形象。也正因为难点很多，我们对艺术家也就需要更多一分理解。
詹天佑被誉为中国的“铁路之父”，他的一生，表现了我们民族艰苦开创的精神。他是生当内忧外患的年代，而又要在久经封闭的社会中引进新事物，这就无法避免处处遭受折磨、打击，他的在全国建立铁路网络的理想，必然以失败告终。影片正是抓住了他性格的悲剧精神，创造了使人感慨万千的银幕形象。在影片结尾之处，描写他以虚弱之躯，再登长城，诉说他的内心痛苦，表示“生命有长短，命运有浮沉，初建路网的梦想破灭令我抱恨终天，所幸我的生命能化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铁轨……”，这虽然是虚构的一笔，却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孙道临已是70多岁的高龄，承担这需要爬山涉水的工作，很不容易。似乎在这一点上，更使他与人物发生着精神共鸣。
传记片的创作，是银幕上的重要闪光点，人物的活动，深深刻印着民族的历史轨迹。它让人们认识历史，感悟民族精神，吸取实现理想的力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也就更加需要创作者具有高远的历史视点、丰富的文化修养和热爱生活的宽广情怀。我们热烈渴望，在这方面的创作，有新的突破，有新的发展。
（三）
爱情的题材，是我们探索不尽的人性课题。我们很多经典影片，都是关系着这方面的生活内容。但是目前，这类题材的影片，却覆盖着浓重的世俗雾罩，很少能够获得一点美感。现在这两位青年导演的影片《蓝色的爱》和《菊花茶》，则希望表达一点不同的声音。
霍建起是一位有个性的导演，他要求自己，虽是点点滴滴，也能有所创造。这部《蓝色的爱》写的是一个刑警的爱情故事，而过去涉及刑警的题材，大多立足于他们坚守岗位，为社会立功的表现，现在他却要写他们的爱情，通过他在事业与爱情、理智与欲望的冲突中体现他人格力量。同时，他又不是一般地写，而是自始至终在影片中渗透着浪漫的色彩，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具有一种新鲜感。
虽然影片根据小说改编，设置着一个扑朔迷离的案件与人物悲欢离合命运之间复杂关系的故事架构，但其兴趣，并不是集中于制造悬念，而是意在表达他对这个感情世界的一种向往。他之所以把影片题名为《蓝色的爱》，其中含意，我们完全可以体会；他对艺术的真诚，我们更不会怀疑。
金琛导演的《菊花茶》，又表现了年轻人对爱情的一种美丽想像。显然他是有感于这个感情世界遭受百般践踏而发出了热烈呼唤，虽然我们会说这仅仅是乌托邦的幻想，但是听一听他的声音，总会引起你对美的期待。
影片叙述了一个纯洁的爱情故事，他们虽然因为身体缺陷，造成了感情障碍，但是他们却超越了这一切，依然贴心相爱。影片特意将社会虚化，将情爱世界提纯，把故事的背景设置在4000米的高原之上，从而达到了心灵与自然相融的纯净的爱情境界。影片表现的清新淡雅的散文风格更使之有一种飘逸感。
当然，正如导演自己所说：“也许生活中这样的故事太少，或者根本没有，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更应该拥有这样的故事，让观众看完电影，从黑暗中走出，满溢笑容迎着希望而去……”这就是他对理想生活的渴望、期待。而有这样一种心境，总是值得珍贵的。
相较《菊花茶》，朝鲁导演的《朱拉的故事》便较能贴近现实。过去，我们描写少数民族的影片，大多偏重于展示他们的历史风云、民情风俗和独特的地域风光。而这部有关蒙族生活的故事片，却更贴近他们普通人民日常生活和感情世界。这里再没有我们习见的万马奔腾的热烈场面，那蒙古草原更显得一派宁静的气象。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影片演述了一个丈夫出走、母子相依为命的家庭与一个也遭家庭不幸的帮工之间的感情故事。它平凡，但又不平凡，那人生中的纠葛、痛苦，终于被普通人心中的善良、真诚洗刷了，荡平了。我们常常听到的在蒙古草原上的响亮情歌，现在，我们又有了另一番感受，使我们更加感到心灵呼应。原来，美丽的爱情，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生活中。
当然，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多侧面去开掘爱情的主题，但更重要的是走进现实，尤其要写出那勇于排除罪恶，矗立而起的爱情之魂。因为它更会给我们力量，树立我们的生活信念。
（四）
除了上述不同题材的影片，还有张郁强导演的《永远十九岁》和王为导演的《走过严冬》，又各自表现了不同的艺术内涵。
《永远十九岁》描写了一个年轻解放军战士的故事，但它突破了我们常见的树立标兵的形式、格局，没有结构一个情节起伏的故事，也没有浓墨重彩渲染他的模范事件，而是很平常的写他乘上了一辆普通的长途客车，发生了他与旅客之间的日常交往。也正是通过这点点滴滴的交往，他对他们潜移默化的感情滋润，影片一步一步深入体现了他一心关注别人的性格。当他最后为了车辆的险情，奋不顾身抢救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也就丝毫不会感到突扼，而会感到这是从他生命中自然发出的一片光芒。
以旅途写人生，是我们在电影中常见的表达方式，但《永远十九岁》却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它没有去强调旅途中的偶然机遇，形成一种戏剧性的效果，而是更让它日常化、生活化，从而创造了这个真实可亲的解放军战士的艺术形象。
当然影片还存在可以琢磨之处，应该使其风格更加完整。
《走过严冬》在这10部影片中，它所触及的戒毒题材，更具现实性。他虽然不是去直接揭露那弥漫于社会的罪恶现象，但从这个受害者身上，也可体察到它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这部影片从人物心理上去深入揭示吸毒者的生命挣扎，达到了惊心动魄的地步，可以说在我们的电影创作中，如此深入的刻划人物的内心状态的还不多见。虽然说，这是题材本身的决定，但是，没有艺术家的识见和才能，也难于达到现在这样的深刻状态。
影片的又一突出处，是把戒毒者的命运与家庭的关怀相结合，写出了一个充满深情厚意的妻子的爱心。它不是一般地加以渲染，而是笔笔真切，达到人物的心灵深处，使人物的精神内涵，提升到热爱生命的高度。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物存在，势必削弱影片的内在意蕴。
应该说，《走过严冬》虽然写的是一个戒毒者的故事，但同时使人获得更为开阔的人生感悟，激起人们拓展生活的力量。
影片在艺术处理上，确是做到了结构严谨而又气势舒畅，整体和谐而又闪光流彩。
（五）
根据以上对年度“十佳影片”的扼要评价，总体看来，它们是题材不单一，风格有变化，艺术家的个性也突出。从中我们一方面感受到了艺术家对泛滥于生活中的负面现象的一种精神对立，另一方面，我们也理解到：影片是艺术家面对世俗文化的压抑的一种独立不羁的性格表现。我们不能不感佩艺术家在困境中那份对艺术的执著精神。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感到一份遗憾，那就是它们缺少了一点切入生活的批判锋芒。
也因此，也就使我们更加理解影片《生死抉择》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它是一次重大的思想突破，也是一次深刻的艺术突破。
我们一贯反对艺术成为政治工具，但是我们绝不可割断艺术与生活、艺术与人民命运的血肉关系，《生死抉择》是一次有力证明。
同时，我曾经说过《生死抉择》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而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力作，因为它所创造的主人公的艺术形象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我们过去创造的正面人物的形象，常常是回避矛盾、掩盖矛盾的人物，虽然他们曾经是生活中存在的现象，但是他们已经属于过去，现在的主人公则是一个勇于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的人，他也就真正体现了我们今天共产党开创生活的伟大精神，从而进一步建立起对党的信念。影片的内含也就不仅仅限于反腐倡廉这个具体题材。
尤其今天，我们身处改革开放这个伟大历史关键时刻，为了除旧布新，必然会不断涌现各种复杂矛盾；我们每走一步，也就必会面对矛盾，必须积极解决矛盾，这个形象也就昭示我们应该选择的前行道路。对于艺术家来说，也就更加有力地启迪他们深入把握时代脉搏，积极创造真正具有时代精神的艺术形象。
应该说，这个年度，因为创作了《生死抉择》，也就大大开阔了我们的艺术视野，增强了我们的艺术信念。相比过去，我们真正前进了一步。
现在我们已进入新的世纪，我们也就更应该富有开创精神，绝不可以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社会发展的规律如此，艺术发展的规律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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