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产业结构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论依据
一般而言，先行国（先行加入经济增长过程的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顺序为：农业—轻工业—重基础工业—重加工业—现代服务业，这是产业结构的自然转换顺序。而后起国（后加入经济增长过程的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则具有超前性，其顺序为：重基础工业—农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重加工业，即通过倾斜的产业政策，优先发展重基础工业，在此基础上改良农业，并促进轻工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第三产业也开始发展，这是产业结构的超前转换。但无论其演变顺序如何，产业结构的演变来源于创新，即引入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从而提高社会潜在的生产能力。这种新的生产函数对产业结构的演变的具体影响表现为：
1.直接影响。首先，当创新导致某部门生产效率提高时，在一定的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情况下会增加产品数量。若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小，该部门的生产要素将向其他部门转移，从而使该部门规模收缩，其他部门的规模扩张。即使需求弹性较大，当生产效率足够高，增产的成品足够多时，需求弹性也将变小。其次，当创新带来的是新产品的开发或原成品的改良时，这些产品的需求弹性将较大，从而就能吸引生产要素的流入，导致该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且，这种创新的扩散效应也不容忽视，它会带来通常所说的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前向效应，形成以主导产业为中心的新旧产业群。
2.间接影响。霍克斯认为，创新会通过改变各种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和资本的相对边际生产率，而改变其收益率之间的平衡，从而产生某一生产要素，如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比另一生产要素（如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更快，从而刺激要素之间的替代，即资本替代劳动，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
但除了创新之外，要阐明产业结构的转换过程还需要引入“主导产业”这一概念。所谓主导产业，就是指由于最迅速、有效地吸收新成果，满足大幅度增长的需求而获得持续较高的增长率，并对其他部门的增长有广泛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部门。产业结构的转换过程从根本上讲是主导产业的更替过程，这种更替是以部门间的投资增长率的不平衡为前提，以创新为实现条件，而以各部门产值占GDP比例的差异为标志的。
二、中国范例
在我国，创新的决定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产业政策，而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部分是固定资产投资，所以分析创新及其所引致的产业结构的演变必须首先分析固定资产投资的历史变迁过程。为对这一过程进行明晰系统的描述，本文将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分析。首先，对基本建设投资（下文简称基建投资）进行分析。这一分析过程的第一步是以部门作为变量，对投资进行时序上的分析；第二步是在原数据库的基础上，对原数据进行标准化取Z分数，进行各阶段的均值分析。其次，对更新改造投资（下文简称更改投资）进行同样的分析。
由于分析方法的需要，本文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取Z分数，然后进行分析。同样出于这一需要，本文选取了一些相对次要部门的数据，如卫生体育部门、科研技术服务部门等参加这一分析过程。而且由于能源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显著地位，本文将它取为基建投资分析中的一个变量进行分析。另外，由于1980年以前，更改投资并未从基建投资中分离出来，所以更改投资的数据不包括1978—1980年的数据。由于同样的原因，本文在对更改投资进行分析时，去掉了能源业而加入了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本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
一、基本建设投资分析
1.时序分析
以1978—1994各年各部门的基建投资额为变量作聚类分析，可将这19个年份分为五类，即可将我国基建投资历程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第二阶段：1985—1990年；第三阶段：1991—1992年；第四阶段：1993年；第五阶段：1994年（见图1）。
图1
表1 各部门基建投资均值表
注：本表数据是由《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原始数据经过标准化取Z分数，然后计算均值所得。
出于分析主导产业部门的需要，在以下部门中选取农业、工业、优先发展产业部门（即交通通信业，下文简称优先部门）、重点产业部门（包括建筑业、商业，下文简称重点部门）进行分析。
由表1可以粗略地勾画出基建投资额的排列顺序：第一阶段：农、重、优、工；第二阶段：工、优、重、农；第三阶段：农、工、优、重；第四阶段：重、优、农、工；第五阶段：重、优、农、工。各部门在五个阶段中的情况可用图2粗略表示：（X轴表示阶段，Y轴表示各阶段的排序先后，Y=4表示该部门在某阶段排在第一位，Y=1表示该部门在某阶段排在最后）。
图2
以Y=2为轴将图2各图分为上下两部分，则可以明显地看出基建投资的分布情况：重点产业投资的累计相对投资额最大，在五个阶段中有四个阶段处于Y=2以上的较高位置上，其次为优先产业，再次为农业，工业居于最末位。
根据上述对各部门基建投资所做的聚类分析，可为基建投资的变化画出一条有意思的轨迹：在第一阶段，农业投资额居第一位，工业居最末位；在第二阶段，工业投资额居第一位，农业居最末位；在第三阶段，工农业投资全面增长；而在第四、五阶段则是优先产业和重点产业基建投资的全面增长时期。而且优先产业和重点产业基建投资总额在前三个阶段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地位，处于中等水平，从整体上看这两类产业的投资水平未曾有过工农业的大起大落的现象。可见，在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至少在基建投资方面表现为一种“产业补课”现象，即当工业发展受到农业落后的制约时，就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当农业情况稍有好转时就忽略之，而对工业进行膨胀性投资，直到再次受到农业落后的制约，而回转来在农业方面增加投资。
二、更新改造投资分析
1.时序分析
以1981—1994年各年各部门的更改投资额的标准化Z分数值为变量作聚类分析，可将这14个年份分为五类，即可将我国更改投资历程分为五个阶段（见图3），第一阶段：1981年；第二阶段：1982—1985年；第三阶段：1986—1991年；第四阶段：1992年；第五阶段：1993—1994年。
图3
表2 各部门更改投资均值表
注：本表数据是由《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原始数据经过标准化取Z分数，然后计算均值所得。
遵循前文所做的部门划分，由表2可以略略地勾划出更改投资额的排列顺序：第一阶段：优、农、重、工；第二阶段：重、优、农、工；第三阶段：工、农、重、优；第四阶段：农、优、工、重；第五阶段：优、重、农、工。各部门在五个阶段中的情况可用下图粗略表示：（X轴表示阶段，Y轴表示各阶段的排序先后，Y=4表示该部门在某阶段排在第一位，Y=1表示该部门在某阶段排在最后）。以Y=2为轴将各图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则可以看出更改投资在各部门的分布情况：优先产业的累计相对投资总额最大，在五个阶段中有四个阶段处于轴Y=2以上的较高位置；其次是重点产业；再次是农业；工业投资起落最大，在五个阶段中，有三个阶段处于相对最低水平。
三、对创新出现与否的验证
在我国，创新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投资，故投资是创新的发源地。在投资过程中，对创新的影响和效果加以量化是很困难的，所以只能从将产业结构历史变迁过程和现状与投资结构的历史变迁过程和现状加以比较才能做出判断。我国产业结构的变迁过程及现状可用表3描述：
图4
表3 GDP产值部门结构表（%）
注：资料来源：《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本表表述上文所述四个部门占GDP的比例。
为便于分析，我们将基建投资与更改投资的阶段划分统一起来，把总投资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78—1984年、1985—1990年、1991—1992年、1993—1994年。由表3可以看出，第一阶段(1978—1984年)，农业产值比例开始回升，最高时占GDP的33.99%，其他部门则呈下降趋势，如前文所述，本阶段农业基建投资居第一位，而更改投资居第三位。从创新导致产业结构转换这一命题可以知道，在投资过程中产生了创新。众所周知，这一阶段出现了农业生产制度的创新，即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创新所引起的人力资源投入量的增加和基建投资增加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我国第一次产业结构的转变。在这一阶段过后，重点部门和优先部门开始了飞速发展，农业再也没有占居主导产业地位，其占GDP比值最低时为19.87%，与上述两部门的差距不断拉大。从1992年重点部门和优先部门占GDP比值的和(21.88%)超过农业部门的比值(21.77%)起，至1995年，农业再也没有恢复过它的地位（两部门占20.85%，农业占20.58%），以农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宣告结束。从第一阶段向以后阶段的过渡中，农业投资的起伏较大，但不论以后农业投资变化如何，如第三阶段其基建投资占第一位，更改投资占第二位，农业所占GDP的比值还是一如既往的下落。与此同时，重点部门和优先部门则蓬勃兴起。重点部门产值比最高时达到16.26%，最低时为12.28%，而在第一阶段中，这一比例经常在10%以下；优先部门也跨过了5%的门槛，最高时为6.52%。1985—1995年似乎这两个产业部门成为了主导部门，事实也的确如此。而且如前文所分析的，这两个产业部门在前三个阶段，其基建投资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步伐，而不似农业和工业那样大起大落；在更改投资中优先部门的增长最为显著，紧随的是重点部门，他们在工农业的争斗中获得了悄然的发展。但是否创新在这两个部门中出现了？当然出现了。在1984年以后的三个阶段中，这两个部分占GDP的比值持续上升。在二、三、四阶段中，以农业部门的创新为基础，从1985年开始出现了重点部门和优先部门的发展，及农业部门自身规模的缩小，形成了我国产业结构的第二次转变，即农业改良阶段进入重点部门和优先部门的发展阶段。但这两个有幸成为主导产业部门，却始终处于一种低水平的振荡中，而且几乎是同步逆向的。1985—1987年重点部门的比例从11.66%上升到16.26%，而优先部门则从4.61%下降到4.42%；1987—1990年前者从16.26%下降到12.28%，后者则从4.42%上升到6.52%；1991—1994年前者又从12.28%上升到15.57%，后者则从6.52%下降到5.55%。这两个部门在产业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中此消彼长，反反复复，使经济发展表现出了明显的结构逆转。所以产业结构并没有出现良性的成长，由“创新导致结构转换”可知前几阶段出现的创新并没有继续为产业结构的转换提供动力，第二次产业结构转换并没有完成。
之所以要将工业部门独立出来分析，是因为无论投资的增减起落，它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40%左右，很少大起大落。在第一阶段它的比重维持在平均41%左右，此时对它的投资位于投资顺序的最末位（见图2、4）；在第二阶段的大多数年份，其比重维持在平均38%以上，经过1990年和1991年由紧缩引起的短暂的萧条以后，重新回升到41.80%，而此时对它的投资位于投资顺序的第三和第四位。所以可以认为，投资并没有使它在GDP中的地位有所改变，进而可以认为投资的增加并没有在工业部门引起创新。在至今为止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部门似乎还没有占据过主导产业的位置，虽然它可能受到过优先部门和重点部门发展的影响。
从整体上来看，1978—1984年农业部门出现创新使它在这一阶段占据了主导产业的地位，1984年以后，重点部门、优先部门出现了创新，导致了这两个部门的飞速发展，但这一创新只开了个头，或者是因为创新的激励机制不足，或者是因为这两个部门根本无力充当主导产业部门这一角色，使1985年至今，产业结构的变动表现为这两个部门的逆转和低水平振荡。事实证明，对他们的投资，包括基建投资和更改投资，一直在持续稳定地增长，如果“创新使产业结构转变”这一命题的逆否命题成立，即“若产业结构转换没有出现，则创新没有出现”，则可以肯定地认为在1985年以后的三个阶段中，除了农业的地位在继续下落以外，没有进一步的创新出现，因为产业结构没有再次转变。
四、结论与建议
一般而言，超前发展战略会使产业结构转换先于就业结构转移，1978年以前，这是事实，之后，这一现象开始改变。
到现在为止，我国农业还处于传统耕作方式之下，即粗放经营阶段。前述第一次产业结构转换并不是由于技术创新所引起的，而是由缺席创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所引起的。在未经过农业改良，消费品工业体系和服务业尚未完善之前，第一次产业结构转换只能称为虚假产业结构转换，即尚未经过农业改良，农业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只是一种粗放的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整体水平还停留在小块田间作业水平。之后农业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使其他部门所占比重相对上升。本文拟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解释这一现象。从根本上讲，制度创新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变迁，而技术创新则是生产工艺的改善与突破。之所以称目前的产业结构转换为虚假转换，是因为这一转换对于处于体制转轨和过渡时期的国家来说，是迈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前提。制度创新的作用只是释放旧的、早已蓄积在僵化的旧体制里的能量，在这一创新过程中，旧体制被打破，已有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经济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哪一个部门的旧体制先被打破，该部门就得到较早的、较快的发展。改革最先在农村出现，所以农业在改革初期出现了飞速的发展，然后，城市也开始实施改革措施，所以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也开始发展。但制度创新所能提供的动力是有限的，一旦稳定的社会新制度建立起来，人们的价值取向开始确定，社会关系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开始淡化，制度创新的历史使命则已经完成，它为社会进步所能提供的动力便所剩无几，也即旧体制所抑制的能量已释放完毕，下一步的经济增长应依靠技术创新来完成。只有技术创新才能为一个社会的进步提供永恒的动力，生产工艺的提高与完善、新产品的开发、基础理论的突破，都会带动经济的迅速增长。人类社会的生产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发展，及至向信息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迈进，都是一步步地循着技术进步的脚步走过来的。
如前所述，对农业投资的增加并没有改变其继续下落的现状，而对工业投资的增加也并没有改变其不倒翁的现象，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即我国的制度创新过程还远未结束。在此之前，投资所产生的技术创新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还没有产生真正的产业结构转换效果，只能使产业结构表现为低水平的震荡。所以说目前我国正处于制度创新阶段，农村方面的创新并未结束，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我国的农业出现了飞跃，在农民与国家之间确定了新型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同时又留下了农田小块分割、小农经营的痼疾。目前在一些地方已开始出现农粮大户，这说明在已经形成的新型权利义务关系下，农村的制度变迁开始迈出了新的一步：规模生产的现代农业，这是农村继续改革的方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农村变革并没有终止，政府应继续推进上述方向的变革。城市改革已确定以股份制为方向，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这是继承包制这一创新之后的最新举措。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制度创新仍然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现在须做的是整理前行改革所遗留的问题，将缺席创新继续到底，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框架。与此同时，技术创新不能也不会终止，它将与改革并行。制度创新只是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虚假转换，并没有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但这一变迁过程为我国产业结构的真正转换提供了基础，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过程和关键环节。
在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很小或为负数的情况下，我们能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足够多的劳动力，而不至于引起农业减产，这是我国的机会，也是挑战。要想实现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变，必须选择工业部门为主导产业部门，促进工业内部创新机制的产生，使工业生产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通过已占有GDP比例40%的工业部门的发展，乃其发展所引起的扩散效应，包括辅助效应、溢出效应和前向效应，带动其他部门，包括农业部门的发展，本文的分析已证明，重点部门和优先部门的创新能力太弱，而且其创新活动的扩散效应也太小。所以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工业部门和对工业部门内部创新机制产生的激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