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逻辑进程（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中国论文,逻辑论文,进程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69(2001)02-0020-09
一、预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丰硕与局限
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是立足于中国近百年的社会历史生活和文艺实际，以西方文化、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的传入和影响作为宏大的背景而萌生、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又离不开对我国古代文化传统、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的批判继承关系。所谓传统，首先是一种预制，对任何文化传统的选择及承诺都必然是否定与肯定、批判与认同、接受与超越的双重过程，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辉煌久远和丰富繁杂的传统相适应，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拥有自身独特的历史，同时也遗留下了许多亟待现在梳理和消化的遗产，对它们的正面和负面抱清醒态度成为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萌生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历史思维空间——对文学活动和文学理论批评的本质问题进行具有理论高度的经验总结。这样，一则很少学科理论成果的移植和运用，文学理论批评不能进入大科学体系；再则，在思、诗、史三者的关系上，由于强调三者自然的和谐、交融和统一，也缺乏新的思想、理论把诗和史在科学理论的层次上加以沟通和熔铸，因而不能从历史和逻辑的结合上写出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著作。这也妨碍了对文学活动和文学理论批评的进一步理论概括和反思。第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上述缺陷和局限性是与它本身构成的封闭性和自然化特征分不开的。由于它生长在一种先天缺少异域异质性文化、文艺思想交流冲撞的氛围之内，缺乏在文化、文艺思想冲突中自省自创的外部转换压力和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因而决定了这种文学理论批评自生自长的特点，加以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态的自我封闭性又使这种自生自长更易于积累成一种价值观念的惰性，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中老传统的更新和旧格局的充实的特点就是这样形成的。例如，从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观念的总体看，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重视人与自然统一、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把审美看作促进人的健全合理发展，达到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和谐统一的重要途径，这与古希腊一样，是一种看重均衡、和谐、自由的古典形态的美。这种中和之美的价值取向，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价值观念的全过程，延续了漫长的岁月。西方近代以来，特别是自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浪漫哲学、美学以后，以强调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的不和谐、不均衡、不稳定的崇高的范畴取代了古希腊的和谐自由的美的范畴。但是这种观念的大变革一直未能影响中国。这便使中国文化将中和之美视为最高审美原则的价值取向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较之西方迟了几个世纪。此外，批评的一系列具体概念、范畴乃至类型、方法也大多反复承袭沿用，虽然因为各个时期文艺美学意识的背景不同而存在着形同质异的内涵，其间富于新意的丰富发挥和实质性的渐变、突变均不可忽视，但因为少有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和震动，西方近代意义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和新的人文科学的成果尚不能对中国传统文论施加影响，因而不可能有冲决罗网的变革和天翻地覆的更迭之体。在长达2000年的发展中，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在总体发展上趋向狭隘、保守、泥古、僵化的趋势是无庸讳言的，清末时期，在海禁大开的新形势下，理论批评以道统文、以文载道的复古老调重弹，把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推到了几乎濒临绝境的地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思想文化界和文学理论批评界迎来了西学东渐冲决旧传统罗网的新时代。
二、过渡：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外交汇、古今杂糅的特征
中国近代历史的大门是因外来势力叩关，于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打开的。然而西学东渐步伐加速，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生剧变则从甲午战争后维新改良运动才开始。作为近代思想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批评也是如此。清中叶以后，学术风气发生了从崇尚玄虚的宋学，到推重实证的汉学，再到提倡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的转变。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之前龚自珍、魏源等人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今文经学进行改造，形成了宣扬变易、要求改革的理论，发出了思想启蒙、文艺启蒙的先声。这一时期，在求新、求变、求用的近代意识指引下，就连泥古的桐城派、宋诗派也欲求新变。但是，真正向传统的道统和文统发起冲击，引出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批评观念之巨大变化的时期则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中西文化汇合空前加剧，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经过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重大变化，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哲学、美学、文艺学说大量引进，才发生了维新变法时期的改良主义文学运动和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派文学运动，从而促使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变革进入到新的阶段。
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总的特点是，在文学观念、理论批评观念和批评的内容、方法上都呈现出过渡性特征。由于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现了资产阶级哲学人文观点和意识形态特征的美学文艺思想大量输入，维护封建道统、文统、义法、诗规的旧的文艺观念和文学理论批评观念、方法受到强烈冲击，因此，文学批评开始涌现新的观念和模式，这就在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终结之处，开始为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化历程开拓道路。但是，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新旧并存、东西杂糅的特点又十分明显，文学理论批评的新的观点和模式处于尚未定型的初生阶段。具体说来，本时期文学理论批评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开始冲决封建道统、文统文学观念的罗网，屏弃了为封建伦理道德服务的文学批评目的论，并在进化论思想指引下，主逆、求变、尚用，开始建立起新的文学理论批评价值观念。清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学观，其核心是由程朱上溯孔孟的道统和由唐宋八大家上溯秦汉经文的文统。这种以道统文、以文载道的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使文学理论批评充塞着陈腐的纲常名教的内涵，严重地压抑着个性意识的发展，而西方近代文化，从早期龚自珍、魏源等人贯穿于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变法图强观点，再到章太炎等人以反清为主旨的革命派诗文理论，都与新思想、新生活的实际结合着，与国家富强、民族解放的运动结合着。80年代以后，思想界已经突破了以家庭为本位，或围绕家庭本位而展开的家族伦理主义的传统观念，而直接以“国民”的撅念将个体与国家联系起来。这种国民群体意识已不是“家”与“国”重叠的封建总体主义，而是近代民主意识和科学意识的体现。这样，思想理论导向变化了，古代文论绵延了2000年的老传统的更新和旧方式的充实的周而复始的发展格局得到了重大突破，诸如“宗经”、“征圣”雅驯为文的规范，中和的审美原则，“温柔敦厚”的诗教等，都不再为文学家和文论家所完全遵循。而一些新的文论术语、概念、范畴也开始出现，从而使文学理论批评在质的飞跃中开拓了新的道路。
其次，古代注重和谐美的文艺美学观念和强调批评主体作用的表现论批评观念已不再是唯一的、主要的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以不和谐、反均衡，强调对抗和冲突为特征的悲剧和崇高的概念和范畴已经由西方引入中国，如王国维、鲁迅等人已开始介绍和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同时，由于自由平等思潮的涌入，民主意识、个体意识的昌炽，大大增强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矛盾和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批评观念亦由强调主观感悟和道德说教作用转向对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活动本身的关注，也就是说，比较重视从文学与社会生活、人生价值的关系，从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和规律来评价作家作品和其它文学现象了。
再次，在实证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想影响下，文学理论批评开始走向科学化、逻辑化，打破了印象批评、评点式批评等批评方法的旧格局，出现了从大处着眼进行科学分析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和运思方式。实证主义思潮注重科学，19世纪以来，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在实证论哲学中都得到反映，由此导致对注重经验、实证的科学方法论的传播。在此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近代实证主义，融合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精神，以它对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重视而瞩目于世。在文学理论上，实证主义开启了其他科学（包括自然科学）成果向文艺学领域移植的先声，理论内容重视对客观现实生活环境的慕仿与反映，方法上重视对批评对象的归纳与描述。以尼采、叔本华为代表的新人本主义哲学美学思潮也在近代传入中国。它重视主体精神、生命意志，传入我国后与我国宋学注重理、气、心性的精神思辨有相似之处，但决不是简单的回复。在文学批评上，它注重民族精神和超越个人与时代的人性内容的整体揭示，方法上倾向于综合把握。两种哲学人文思潮的交汇，文学理论批评科学化、精神化的增强，使理论视野和思维空间大为开阔，从传统的个人主观性批评模式以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仅囿于词章、句法、格律等具体评论的框套中解脱出来，出现了理论概括性较强的文学批评。如改良主义文学运动中的诗文理论，在“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吸彼欧美人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志”的开阔视界下，提出了创造主观与客观统一（情与景统一），理想与现实统一（造境与写境统一）和以“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的新的诗歌“境界”说；在冲决词章之网罗的变革意识中，提出创造“情深而文明”、“汪洋恣肆，畅所欲言”的散文新文体的要求；在小说理论上，以艺术境界为中心，从情感的交融、形象的创造、人物的塑造等方面提出了小说“艺术境界移情论”这一综合地探讨小说各种艺术规律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等更是典型的从大处着眼把握文学价值、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形式的长篇文论。它们的出现突出地说明了运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学术和文学所取得的成就。
第四，文体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小说被提到文学正宗地位。文体属文学形式的范畴，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的变革也体现在文学形式上。近代提出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改良等，虽然旨在调整文学本体与现实客体的关系，以发挥文学作品“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的社会功能，并未主要从文学形式着眼，而对文学形式的改造也未涉及到深层的文学整体结构形态问题，但毕竟认识到对旧文学“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的问题。这在文学改良时期的表现是“旧风格、新意境”观点的提出，在革命派文学时期则进一步以“须从旧锦翻新样”的观点来概括。诗歌方面，从前一个时期主张“我手写我口”，倡导“新意境”、“新语句”入诗，到后一个时期自由、舒展，适于容纳阔大、奔放情感的“歌行体”、“歌谣体”诗歌的提倡；散文方面，从“言文合一”、“情深而文明”、“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致力于创造“新文体”，到后一个时期雄奇壮美、晓畅明白，文学性与宣传性和谐统一的反清鼓动文字，都体现了文学形式变革的观念。而近代文体观念转变最为突出的成就，则是打破了旧有的重诗文而轻小说的文体观念，把小说提到“文学之最上乘”的正宗地位，在内容上又冲决了小说“意在教忠”、“意在教孝”、“意在教之以明礼与义”的道统罗网，把小说纳入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图强救国服务的群体国家观念中去。在小说批评上也改变了评点式批评专门讲究“草蛇灰线”、“起承转合”之类写作手法的俗套，而注重小说艺术形象的综合分析。这种文体观念变革的结果使中国文坛上出现了近代第一个小说创作的高潮。从此，小说创作盛兴不衰，以至于今，它的影响在大多数时候也远远地超过了诗文。
如上所述，19世纪90年代以来，从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上看，虽然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过渡性质特征，但它本身仍然是一个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阶段。在中外文化、文学思潮的冲撞、交汇中，文学理论批评的近代品格正在形成，现代化过程亦已展开，许多重大问题都预示着今后发展的方向。这个阶段文学理论批评存在的问题，最突出的，是过分强调文学直接为改良主义政治和反清民族革命政治服务的功利目的性，从而忽视了文学对平凡复杂的现实人生的反映，对民族灵魂的改造和对丰富的个体心灵的揭示；同时，对文学本身的独立价值也缺乏多方面的探讨。从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总体情况看，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尚未被思想家们广泛接受，个体生命价值和文学自由意识被融合在救亡图存的国民群体观念之中。因此，也影响到文学理论批评观念、类型和方法等的多元发展，如悲剧和崇高的文学范畴和审美观念就很少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也不可能成为大多数文学理论批评家阐释和评价文学现象的价值取向。这样，在中国近代，西方真正近代意义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很少影响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西方20世纪初现代主义的影响就更微乎其微了。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文体观念的变革，无论是散文、诗歌、小说、戏曲都还未能对传统文体实行深刻变革从而使文学文本一改旧观。例如文学改良时期倡导的所谓“新意境”并不是来自语象世界的新的构成方式，“新语句”也不是指新的文法，而以“旧风格入之”更是“旧瓶装新酒”。革命派文学时期提出的所谓“旧锦翻新样”也离“异质”的文本形式规范和结构原则相去甚远，那种激情洋溢、畅晓明白的宣传鼓动文体离复杂多变的个性世界的再现和抒发也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语象世界结构形态还有待西方文学多种文体结构形态的移植、活用，并且真正从词汇用语和语法文法两方面弃文言、用白话使之形成风气，这样方能出现根本性变化。
三、勃兴：“五四”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多元开放局面
“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包括1917年至1921年前后的“五四”文学革命酝酿、倡导时期和1921年至1925年前后的文学革命深入、发展时期）既承接了近代理论批评的进步传统，又是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中诞生的。而“五四”文学革命从整体上否定中国旧文学并创建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新文学的重大特征，又使它与近代改良派和革命派文学运动显出本质上的差别。“五四”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新的哲学人文思潮和审美意识指引下对新文学领域进行审视和评估，以批评观念、类型方法的新的体系的建立和对文学理论批评自身的反思而显示出现代性的总体特色，概括起来，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有如下几个特征：
首先，彻底地批判了封建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抨击了黑幕小说、礼拜六派的消遣文学观，建立起进步的、民主的、战斗的文学理论批评观念体系。“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在进化论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指引下，出于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的要求，以进取的现实战斗精神，高张“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两大旗帜，提出了“国民文学”、“平民文学”、“人的文学”、“写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遵命文学”、“自身独立之价值”等一系列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文学理论命题。与这种新的文学思潮相适应，文学理论批评也在彻底批判“以道衡文”、“温柔敦厚”等旧的文学理论批评观念的过程中，提出了新的价值论、表现论和认识论的批评观念。在它们的综合作用下，出现了追求个性解放、弘扬人道主义，或以革命民主主义为基础的思想标准，也出现了贯穿着近代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文学观念的真善美统一的艺术标准，并从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性来评价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从而将新文学与旧文学清晰地区分开来。这表现在，推倒了封建卫道的贵族文学，抛弃了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歌颂，转向鲜明的平民意识；对“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的人们持有深切的同情；抛弃了为君、为道、为父母而存在的封建观念，转向了强调个体意识、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并将它们与爱国救亡的思想、“世界民”的视界、“人类之爱”的渴求交融起来；摒弃了对现实人生的粉饰和对作家内心情感世界的掩盖，转向真实地揭露现实和强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摒弃了游戏人生、享乐主义、肉欲主义的文学观，转向为人生、为时代的崇尚务实的严肃的文学态度；排除了“道”对“文”的限制，将“文”从“道”的传统依属关系中解脱出来，转向尊重文学的独立品格，给文学以独立又非遗世的功能作用，将艺术性、真实性和思想倾向性统一起来，正是在批判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中，本时期出现了一批“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开拓者，他们在建构自己的理论观点或理论体系的同时，荐举出一批堪称新文学奠基者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戏剧家。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作品，也经过争论、讨论，或富有特色的评论而被荐举出来，从而显示出进步的、战斗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实绩。
其次，文学理论批评进一步科学化、个性化，并形成理论批评内容、类型、方法、形式等的多元互补的局面。在近代，西方科学主义、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已传入中国，“五四”文学革命提倡科学与民主以及“科玄之战”的论争更促进了这两大思潮的深入传播和运用。不过当时的科学主义思潮主要是西方近代的实证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则多为个性主义、生命哲学、精神分析学等。稍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和运用，更为文学理论批评在科学化、个性化的综合融会上奠下了新的理论基础。除上述哲学思想上的原因以外，文学思潮和文学观念的变革、更新，特别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理论批评观念、内容的变化，都促进了批评类型、方法、形式、流派的多元发展。从批评类型看，有着重考察文学活动与社会文化的对话关系，揭示文学现象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文化根源的环境还原批评，有着重阐发作家主体精神、将作家的自我表现、创造意识放在首要地位的作家批评；有着眼于文学本身、阐明文学作品及其体裁、类型的一般特征，揭示其内部构成规律的结构批评等。在批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基础上，由于一些批评倾向相近的批评家自觉或不自觉的结合，已经形成了某些批评流派的雏形。同时，各不相同的批评类型又明显地呈现出互补融通的发展态势。
文学理论批评的多样化也表现为批评方法和形式的多样化。批评方法中最突出的是注重审美特征的社会学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输入后又派生出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方法。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沈雁冰都是运用这种批评方法的代表。但对应于文学活动各方面的特性，本时期的批评也试用了许多具体的科学方法，如胡适着力于语言、文类、文体的实证分析方法，周作人运用地域文化学的观点剖析乡土文学，郭沫若、郁达夫从心理学的角度运用精神分析法解剖古今作品，沈雁冰运用数量化手段综合分析某一文体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特征等都是突出的例证。
再次，加强了对文学理论批评本身的反思，出现了关于批评的批评，更富理论色彩的文学批评学开始萌生。由于理论批评的进一步科学化、逻辑化，各种文学理论批评观念本身也成为批评的对象，因而，批评主体的反思能力和反思活动日益加强，这就使得批评观念不只是被看作文学观念的简单延伸，不只是批评实践活动的经验描述，更主要的是以大量的批评实践作反思对象从而使文学批评由自在走向自为成为一种自觉的理论活动。与近代相比较，“五四”时期对于文学批评本身的反思是大大加强了，这正是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到进一步加强的一个明显的标志。这个时期许多作家、批评家都发表了一系列以文学批评作为反思、论述对象的文章，这些文学批评论在如下几点上有着较为一致的内容：一是大多针对文艺批评现状指出应该有怎样的批评，其中便包含着自己关于文学批评的见解。二是围绕什么是文学批评的问题，对文学批评的性质、特点、职能、范围、作用、标准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实际上阐明了自己的文学批评观。三是对文学批评者主体也从各自的批评观出发提出了各自的要求，并大多对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四是不少批评家对中外文学批评史进行了回顾和反思，虽然本时期尚未见到关于中外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专著出现，但已出现了将新的理论规范、对文学现象的新评价与对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新描述相互结合、融合的趋势。正是通过回顾和反思，在一些虽然简略然则有史有论的叙述中，形成了不少关于批评的精辟见解。这更表明了本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已经发展到较高的自觉程度。五是“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对批评本身进行反思时，大多都提倡理论批评的宽容、自由争鸣和多样化，这种批评观念的自觉性决非过去时代所能有，而这一点对于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繁荣又是极其重要的。
第四，白话文学和文体变革理论的重大发展。“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就是从破除古代书面语言僵死的语言体式和文学形式入手的。在提出思想革命后，又把传统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当成一个整体来对待，冲破了数千年凝结着我国传统文化深层价值观念的文言文符号系统，改造了文言文所负载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文论等传统的结构形式。可以认为，“五四”文学语言变革是在平民主义思潮和思想解放运动发展的形势下，从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文学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出发而兴起的新型的白话文学运动。这一运动的重大意义不仅是语言形式的变革，而且涉及到拓展和改变广大作家和读者的思维方式、思维格局和思维能力的重大问题。与“五四”语言变革紧密联系的是文体的变革。“五四”文体变革已经深入到语言体式和语象世界的深层结构之中。这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方面都是如此。在文学理论批评本身的文体方面，出现了重事实、重演绎，强调理性分析和逻辑结构的特征，在概念范畴上则力求内涵和外延的明确限定，加强了批评文体在表达上的周严性和明确性。
由于“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处于破除旧观念和旧规范，树立新观念、新规范的革命性变革时期，因此，中国传统文论如何批判继承，西方文论如何借鉴择取，符合中国特定社会思想和文学要求的理论批评如何创建实现，在“五四”时期尚处于探索、争鸣和分化、融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论批评中的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解决，如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因其杂芜而显得相当薄弱、浮浅，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和环境还原批评在当时既与自然主义文学观念和方法分不清界限，本身又缺乏历史的阶级的分析观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文学观念和看重文学批评主体“悟性”及读者审美愉悦的理论批评，则往往堕于抽象的人性及新与美的虚玄境地中。因此，这些批评观念和类型在揭示文学的本质和规律上尚有诸多缺陷，另外文学功利价值观和文学的独立品格二者在文论家那里大多趋于两个相反的极端而未达到辩证的统一，文学理论批评民族化和现代化双向运动的规律尚未得到自觉的探讨和揭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文艺现象在本时期已露端倪，但这种解释本身也还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同时，以美学的历史的理论批评为基本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论著在本时期尚未普遍地译介到中国来，也使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文学理论批评未能得到发展。
四、定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兴起和发展
这一部分将对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至7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作一个鸟瞰，并对其特征进行介绍和阐释。概括起来说，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主要有以下特点：
首先，以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为突出特点，以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为基本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建立，并逐渐居于主导地位，这构成本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一条主要线索。经过近代的过渡，“五四”现代化的勃兴，到这段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巩固而获得定位。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体系的建立和形成，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现代化、民族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成果。自20年代以来，进步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们一方面将西方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特别是俄国的别、车、杜的文学思想）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作为主要参照系；另一方面，又以难以割断的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作为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前结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和文艺实践的基础上，从独特的角度，融合中外，承接古今，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体系作出了卓有成就的探索。
“五四”时期，特别是20年代后半期，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便在文学的阶级性、战斗性，作家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等问题上坚持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但是他们往往忽略甚至抹煞了文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以及文学内容的复杂性、多样性，简单地看待文学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的辩证内涵。30年代，通过鲁迅、瞿秋白、周扬、冯雪峰等人的译介活动大量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先是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艺术理论著作，接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的论文和见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也被介绍到中国来。但是，一则译介活动中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搀杂在一起的也有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派，乃至日本福本和夫左倾路线影响下的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的文艺规点；再则，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从其诞生的文化场横向移到我国文化场，是一个跨越不同文化时空的接受和重构过程，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既可能因此而在中国得到新的丰富和发展，又可能因误解或曲解而导致不同程度的“变形”和“失真”。因此，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社会实际、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除了得到丰富和发展以外，出现某些简单化、庸俗化和教条化的倾向也是难免的。同时，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又必然引起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同它们的较量和斗争。也就是在二三十年之交，一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抵制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就随着革命形势和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而出现（如人性论、文艺自由论、性灵论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在中国的每一步发展都既须批判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又须同外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展开论辩和斗争。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或是在社会主义时期，正是在反对上述两种倾向的斗争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才得以逐步建立与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便是一个明显的标志。
其次，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能动反映论的总体框架中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与文学理论批评关系密切，因而，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推动和影响着近半个世纪文学理论批评主流的发展。
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理解和实践现实主义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严重分歧：一种是把现实主义作为“自外而内”，从“外面”加于文学的原则规范，如用各种抽象的“精神”“世界观”“公式”“规矩”等去约束文学；一种是将现实主义作为“自内而外”，从“内部”艺术特征和艺术创作实践出发去表现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从而通过陶冶人的心灵达到文学的社会政治功利目的。30年代初，瞿秋白、鲁迅、茅盾、周扬、胡风等人在批判部分革命文学倡导者以及苏联“拉普”等的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的观点的过程中，继承了“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在吸收西方近代的现实主义理论基础上，进而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现实主义的经典性论述。当时他们对“新现实主义”的介绍和阐述，虽然注重作家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文艺的政治倾向性，但仍将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放在现实主义理论的极为重要的位置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被引入中国后，由于其定义明确地提出要将“社会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的一般特征“结合”起来，因而将现实主义“内部”和“外部”矛盾问题摆到了更加尖锐的位置上。40年代，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作家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他强调文艺的思想性、倾向性，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强调作家世界观和立场“移”向无产阶级方面，但获得这些的前题是作家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火热的斗争生活，研究一切人，学习社会，开掘群众生活这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也是将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的。从40年代开始，尤其是解放以后，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渐由一种创作方法、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演变成为关于文学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理论规范和创作原则，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引出了一系列分歧和论争。1958年，为了反对学习苏联的教条主义态度而又要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免像苏联“解冻”文艺那样走向“修正主义”，毛泽东与中国文艺领导人又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以之取代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这一口号突出地提出了革命浪漫主义，将它放在与革命现实主义同等重要的地位上，这是符合中外文艺传统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它的提出改变了左翼文学运动以来否定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独立地位的状况。但是一则这里所提出的革命浪漫主义是在大跃进浮夸风盛行时期提出的，具有着空想的浪漫精神；再则它又是以压抑个性、反对个人的独特感受和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为特征的，因此，作为“两结合”一个组成部分的革命浪漫主义，从其负面价值看，既是以空想的浪漫精神反对“单纯的现实主义”，又是以集体的浪漫精神反对“个性的浪漫主义”，因此“两结合”在实践上往往是既损伤了现实主义，又损伤了浪漫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放后17年的文学中，无论是“社会主义实现主义”还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和理论规范都不断地受到一些批评家的质疑。尽管多次的质疑都按压抑下去了，但却留下了中国当代阐释和发展现实主义理论的弥足珍贵的遗产。这里有胡风等人的“写真实”的观点，秦兆阳等人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观点，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的观点，陈涌的“不加粉饰”地反映现实，并注入浪漫主义激情和方法的观点，邵荃麟等人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的主张等，这些观点都力图从“内部”，即从艺术特征、艺术创作实践出发，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本身的特征出发，阐发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理论原则。这些观点的提出和论争，同样构成了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环节。
再次，除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起着主导作用以外，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仍然从观念、类型、方法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如巴金、老舍、曹禺等人的创作经验谈，林语堂、戴望舒等人的文论，朱光潜、刘西渭（李建吾）、梁宗岱、钱谷融、巴人等人的理论译著和文艺论评，“九叶”诗人的诗论等等。这些作家和理论批评家虽然没有自觉地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但都从各自独有的生活遭遇受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实的推动和影响。在外来文化和文学的关系上，他们所接触的大多是欧美哲学人文思潮和文学思潮。西方的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都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理论批评。这种多元发展的理论批评局面在解放后曾受到很大的抑制和阻碍，直到新时期才转变过来。
综上所述，本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文学理论批评的主流比较充分地显示了中国20世纪文论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成果。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在长期运用和探索中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向前进，而其他文学理论批评观念、类型和方法的存在则丰富着文学理论批评的面貌。同时，在这近半个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过程中，又暴露出若干尚待克服的问题。
其一，对文学意识形态性质的庸俗化、简单化的理解，导致了文学理论批评若干理论内容和批评观念的教条化、单一化。在本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上，都程度不等地出现过这样的倾向，即把文学与政治、与阶级、与作家世界观的联系绝对化，变成脱离现实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脱离艺术审美特性的机械关系。在这一倾向的影响下，导致了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许多非人本化和非艺术化的观点。前者如用政治性的单一用语来代替由个性、阶级性、民族性、人性所组成的“人”的复杂用语，用文学依附、从属于政治的狭隘目的代替文学的人学内容和人道价值；后者如用文学的思想性排斥文学的艺术性，用文学所属的一般意识形态本质代替和抹煞文学的特殊本质。这些理论削弱以至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科学性，在实践上，成为革命文艺创作经常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的重要原因。
其二，由于独尊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革命现实主义，促使文学理论批评出现愈益严重的一体化倾向。首先是排斥受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批评。从20年代末起，尊重人的真情实感、自觉意识和作家创作个性的浪漫主义随着个性主义思潮的衰落一同受到批判，在新现实主义等同于“无产阶级文艺”的同时，浪漫主义则被视为与“革命文学”不能两立的“反革命文学”，成为唯心主义与主观论的体现。以后长时期内，虽然也有人提倡以革命的浪漫主义作为革命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的补充，但由于在批判个性主义的同时，连同人的自由表现、真情实感、作家创作个性都一同受到批判，因此便未能从精神实质上恢复高扬个性精神的浪漫主义的本来面目。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批评更远在大多数革命文艺家的视野之外，除了把它们当作腐朽没落颓废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的同义语给以猛烈抨击和全盘否定而外，基本上不曾对革命文艺发生重要影响。建国后，余息尚存的现代主义理论遗迹（如在“九叶”派诗论中）也最终遭到了彻底的屏弃。与文学观念相应，从文学批评观念和类型来看，政治功利至上的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受到高度重视，而表现论的文学观念、重视批评家主体情感的文学理论批评很少发展。同时对生活有独特发现强调“写真实”的现实主义，或者注重作家主观精神、强调主观精神与客观生活相“搏斗”的现实主义也加以排斥。20年代末，茅盾的注重客观写实的现实主义观点和鲁迅注重深切“表现”、注重作家“真诚”、“大胆”、“深入”的主观态度的现实主义创作便受到“革命文学”倡导者们的批判。以后，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等口号的提倡和阐释中都在“世界观决定论”或“社会主义精神决定论”的旗号下出现过否定上述两种现实主义的倾向，上述两种现实主义不是被视为非现实主义，就是被目为主观唯心论，于是，就连现实主义本身也走向单一化。在革命现实主义定于一奠的情况下，文学理论批评大多是强调政治功利的价值论批评，缺乏从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美学等多种学科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来从事理论批评，这便妨碍了对文学实行整体的把握。
其三，在现代化与民族化双向选择上所出现的问题。首先是对外国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借鉴上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如果说“五四”时期面向世界新潮还有着向包括欧美、苏联、日本等国全方位开放的胸怀，那么在这个时期，特别是解放后17年，所谓走向世界，主要是向苏联“一边倒”，诞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艺美学理论正是经过苏联文化场的“中转”而移到中国这个特定的文化场来的。50年代中期，开始意识到要摆脱苏联的影响，但因为仍然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对西方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所以反对苏联文艺思潮的“解冻”，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乃至其后提出的带有自己特色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都在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上仍然基本上是苏联的那一套固定化、程式化的东西。其次，在民族化问题上，与“五四”时期自觉地学习西方，潜移默化地消化本土传统不同，从30年代开始，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化的口号。关于大众化、旧形式的利用以及民族形式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都属于文学民族化的内容。文学民族化的提出和讨论既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文学进行思想启蒙、宣传救亡图存等社会作用，也是为了更好地收纳新潮、融合中外，促使文学自身进一步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但40年代以后，往往只注意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而偏重于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的结果，则使民族化问题大都归结为大众化、旧形式的利用，而忽略了向西方、向“五四”文学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的借鉴和承接，从而也就无法创造出新的民族形式来。从文学理论批评本身来说，继50年代中期反对向苏联一边倒的教条主义态度以后，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曾提出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体系的问题。这种民族化的要求是正确的，然而却恰恰忽略了除苏联以外的国外更广阔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视野，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文学理论批评在观念、思维方式、类型、方法和流派等方面都被拘囚于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其结果不仅迟滞了民族化基础上现代化进程，也迟滞了现代化指导下的民族化进程。
收稿日期：2001-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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