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马非马论文,公孙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孙龙（约公元前320年——公元前250年左右）公孙龙大力倡说“白马非马”论，从整体来看《白马论》的论证是诡辩式的，诡辩的成分大大超过逻辑的成分，但我们可以从反面学会运用正确的思维形式和逻辑规律，并汲取理论思维的经验与教训。下面谈谈我对公孙龙立“白马非马”论的一些肤浅的认识。
一、首先，公孙龙从他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出发，从三个方面极力论证“白马非马”论。
1、《白马论》原文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也就是说“马”的概念是用来指称形状、实体的，“白”的概念是用来指称颜色性质的，而指称颜色（性质）的概念，不是指称形状（实体）的概念。它的这种推理形式相当于从“p并且q”（白并且马）推出“非q”（非马）这违反联言推理分解式公式的规定。“白马”这一概念虽然可以分解为“白”和“马”这两个成分，但就所谈论的白马是不是马这一问题来说，“马”这一成分和“白”这一成分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马”是“白马”这一概念中表示形状、实体、实质、本质的部分，而“白”这一现象可暂时撇开。这样综合结果就应当是“白马是马”而不应该是“白马非马”在公孙龙的思维过程中，分析的路径没有走完，丝毫没有准备作正确的综合，分析排斥综合，这是公孙龙片面、固执的思法的特点。从思维规律（同一律、充足理由律）和论证规则（论据和论题应有必然维方联系）来说，是犯了“转移论题”和“推不出来”的逻辑错误，“命色者非命形也”这句话，只意味着白之名（命色者）非马之名（命形者），而白之名非马之名这个论据，怎么能推出“白马非马”这一论题呢？如果要从这个论据出发作合乎逻辑的推论的话，倒是应该推出“白马是马”才符合思维规律（同一律、充足理由律）的，才是顺理成章的。
2、《白马论》原文说：“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天色，有马如巳耳，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公孙龙在承认“马固有色”这一基本事实之后，立即就引申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说：“故白者非马也。”这里由“白马”概括到“白者”（白的东西），说“白马非马”即白的东西不是马。这从单个概念的确定内涵上说也对。因为“白者”主要是从颜色的属性上说的，而“马”是从形体、实体上来说的。但从处延上说，“白者”包括“白马”，而“白马”又是包括在“马”当中的。所以“白者非马”从内涵上说成立，从外延上如果把“非”理解为全异关系，则不正确。应该说“白者中白马乃马”。公孙龙就是以“白者非马”这一意义不确定的话作中介，进一步推出“白马非马”，这又是他玩弄的一个诡辩花招。
公孙龙提出他关键性的论据：“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即白马是马与白的结合，马与白的结合能说是马吗？这实际上是否认了人的抽象思维的作用。人的抽象思维作用正表现在从白马中舍去白这一性质（舍象），而把握马这一本质（抽象），公孙龙这一段论证意味着，人们只能停留在“马与白”的这一最初的综合，即感性直观的多样性统一，而不能进一步作出分析，从这多样性统一中舍弃白性，抽取马性，从而做出“白马是马”的正确综合。公孙龙从这一段论证中引出的结论仍然是：“故曰白马非马也。”这样，他也就否认了个别与一般的对立统一关系，否认了个别（白马）中有一般（马），一般（马）是个别（白马）中的一个部分、方面和本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资。”而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恰恰是割裂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我们不否认，公孙龙提出了辩证法的问题，思考了其中的某些方面，但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结论，则是形而上学的。
3、《白马论》原文说：“有白马不可谓无马者，离白之谓也。不离者，有白马不可谓有马也。故所以为有马者，独以马为有马耳，非以白马为有马。故其为有马也，不可以谓‘马马’也。以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公孙龙说的“有白马不可谓无马”即“白马乃马”（白马是马）的命题，是‘离白谓’。即把“白”撇开的说法。我们看到，在“白马是马”这个命题中，人们已经应用的分析和抽象的方法，把具体的活生生的“白马”加以分析，区分为现象（白）和本质（马）两方面，然后舍弃“白”的现象（舍象）抽取“马”的本资（抽象）而下一个断定，说白马的本质（类别）是马。这也就是人类特有的抽象思维活动。他说：“不离者，有白马不可谓有马也”。不离，就是不作分析和抽象：白马就是白色，不能舍白（离白）言马，而不许“离白”，也就是《迹府》所谓“守白”。公孙龙的特长就是“为守白之论”，“以守白辩。”由于“不离”，由于“守白”，人们只能死守“白马是白马”的僵硬公式，而不能说“白马是马”的辩证命题。
在分析和综合的关系上，公孙龙死守着最初的感性直观的综合（多种规定的统一）——“白马”，而排斥进一步的理性分析——“离白”和综合——“是马”。即在“综合——分析——综合”的思维运动公式中，只要第一段，而吹掉了后面两段。这是对理论思维即辩证思维的否定和阉割。
在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上，公孙龙只看到了个别和一般的对立，而完全割裂了二者的联系。他的公式是：个别是个别、一般是一般，个别不是一般。他认为，在具体的白马、黄马、黑马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马。这就是公孙龙说的：“故所以为有马者，独以马为有马耳，非以白马为有马。”在公孙龙那里，白马不是马，在白马等等之外，还独立存在着没有任何颜色等具体规定的赤裸裸的概念的“马”。个别中没有中没有一般，一般可以脱离个别而存在。这正是唯心主义产生的方法论的根源。
二、其次，公孙龙主要是从概念的属种关系在外延上的差异来立“白马非马”论的，从正确的论据推出错误的论题。
1、《白马论》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寻找“马”，黄、黑马都可以来，但寻找“白马”，黄、黑马不能来。这里指出马与白马在外延上有广狭的区别。黄、黑马与马是种属关系（包含于关系），白马与黄、黑马是种与种的关系，是排斥关系、对立关系，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但公孙龙是由白马与马不是等同的（外延不是同一的）为论据，从而推出“白马非马”的论题。这在逻辑上是荒谬的，不成立的（“推不出”）。客观事物及其概念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不能只是简单地用不异则同，不同则异的公式来说明白马同马的关系，公孙龙“不等同即全异”的逻辑显然是错误的，“p乃q”可以解释为“p等于q”和“p真包含于q”这两种情况，“白马乃马”是属于后一种情况，即“白马真包含于马”并非“白马等于马”。
2、《白马论》原文说，以有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异黄马于是以黄马非马。以黄马为非马，而以白马为有马，此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此天下之悖言乱辞也”。意思是说，你认为有白马是有马，那么有白马说是有黄马可以吗？当然不可以，那么好了，你是把“有马”和“有黄马”区别开来了。也就是把“黄马”和“马”区别开来了。既然你把“黄马”和“马”区别开来，那你就等于说“黄马非马”（这是利用“非”字的一个含义是“异”来进行诡辩）。既然你认为“黄马非马”就应该认为“白马非马”。如果你认为“黄马非马”又认为“白马乃马”那你就陷入自相矛盾。公孙龙所谓“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指的就是自相矛盾。“悖言”即包含自相矛盾的悖谬之言。“乱辞”即包含逻辑混乱的言辞。公孙龙他把“白马”与“马”的有“异”这一局部加以无天限夸大，而否定“白马”与“马”的有“同”这一局部从而否定“异”为同中之异，“异”并不排斥“同”的全面性道理。
3、《白马论》原文说：“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天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意思是说“马”在颜色方面没有肯定（“取”和否定“去”）的规定，所以黄马、黑马都可以算数。而说“白马”在颜色方面有肯定（是白色）和否定（不是黄色、黑色等非白色）的规定，所以黄马、黑马都因其所具有的特殊颜色而被排斥，马有白马才可以算数。而“无去取于色”的（即没有颜色规定的“马”）不同于“有去取于色”（即有颜色规定的“白马”），所以说“白马非马”这一段论证也是由白马与马的不同而推出“白马非马”这里也暗含着将“不同”偷换为“不是”的诡辩手法。
《白马论》以及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的整个辩论，在逻辑上是有很大贡献的，如：第一自觉地以概念为研究对象，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质和量两方面进行分析，还研究了属种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关系。内涵有繁简之不同，外延有广狭之区分。这是中国古代逻辑理论研究的一个述展。第二，揭示了肯定判断中主、谓项的矛盾和对象中个别与一般的差异、对立。这也是公孙龙对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理论的贡献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夸大个别和一般的差异，否认个别和一般的同一，夸大个别和一般对立的绝对性，抹煞个别和一般对立的相对性，这是公孙龙的谬误和失足之处，总之，我们对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和批判，采取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观点，都不能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