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春在东晋南朝的战略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晋论文,南朝论文,战略地位论文,寿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寿春故址在今安徽省中部的寿县，其地北滨长淮，东依淝水，南有巨泽芍陂。寿春之名初见于战国，为楚之县邑。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41)，因为受到秦国东侵的严重威胁，被迫自陈(今河南淮阳)迁都于寿春。在秦汉王朝的行政区划当中，寿春县或属九江郡，或属淮南国；东汉、曹魏、西晋时，又作为扬州刺史的治所。自永嘉之乱以始，中原胡骑纵横，烧杀劫掠，汉族士民纷纷避乱南渡。东晋定都建康、偏安江左之后，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再度演变为南北割据对抗，而双方争战的热点区域之一，就在淮南的寿春(后因避简文帝郑太后名讳而称寿阳)。东晋南朝的历代政权皆以其为要镇，屯驻重兵，修筑坚城，作为抗击北敌入侵的前哨阵地。而十六国及北朝的统治者南征时，也屡屡向这一地区用兵，力图控制该地，以便打开进军江南的大门。由于受到各方政治势力的激烈争夺，寿春的得失归属频频发生改变。 大致说来，东晋至南齐末年，寿春基本上为南方政权所掌握，北人占据该地的时间都不长，旋得旋失。南齐灭亡前夕，即东昏侯永元二年(500)，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阳归降北魏；此次事件之后，南朝对该地的控制逐渐削弱，萧梁为夺回寿阳多次用兵，皆以失败告终。直至普通七年(526)，梁武帝乘北魏内乱频仍，无暇顾及边镇，才出兵收复寿阳。但到太清二年(548)爆发侯景之乱，寿阳随即为东魏、北齐所据。陈朝太建五年(573)吴明彻北伐，再度攻占该城；至太建十一年(579)又为北周将领韦孝宽所克，随即成为北朝向江南用兵的前线基地，直到隋渡江灭陈，统一中国。就淮南地区而言，寿春是易手最为频繁的要镇，由此可见南北作战双方对它的重视，正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所言：“(寿)州控扼淮、颍，襟带江沱，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蔽。……自魏、晋用兵，与江东争雄长，未尝不先事寿春。及晋迁江左，而寿春之势益重。……南北朝时，寿春皆为重镇，隋欲并陈，亦先屯重兵于此。” 在东晋南朝时期，寿春地区为什么会有突出的战略地位和重要的军事价值？当地的城市防御部署措施如何？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希望得到同行师友的指正。 一、寿春战略地位之分析 寿春在东晋南朝时期受到作战双方青睐，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项，分述如下： (一)处于交通枢要的地理位置 笔者根据傅仲侠等执笔的《中国军事史·历代战争年表(上)》③所录战事进行统计，东晋南朝时北方政权大规模的南征行动为19次，主要进攻方向——行军路线有四，自东而西为： 甲、彭城——下邳——淮阴——广陵。由泗水顺流入淮，再经中渎水(古邗沟)至广陵入长江。 乙、浚仪——陈、项——寿春——合肥——濡须口。由蒗荡渠入颍水入淮，再自肥口沿淝水入巢湖，顺濡须水入长江。 丙、襄城——上蔡——义阳——江夏。自许昌、襄城一带集结，顺汝水而下，至上蔡悬瓠城(今河南汝南县)后分为二道，水道仍顺汝水入淮；陆路则南下越桐柏山至义阳(今河南信阳)，经随县、安陆南抵长江。 丁、南阳——襄阳——沔口或江陵。由南阳顺清水(今白河)而下，穿过襄邓走廊至襄阳后入汉水而下，至沔口(今汉口)入江。或由宜城南下陆行，经当阳至江陵抵达江滨。 在这四条路线的用兵当中，寿春方向的次数最多，共有12次。需要指出的是，北方政权几次规模最大的南征行动多经过寿春，如公元383年前秦的淝水之役，公元450年、479年、494年、500年北魏的数次大举南侵，公元579年北周攻占淮南之役以及公元588年的隋朝灭陈之役。其中隋朝进军江南是分兵八路，设淮南行省、即前敌指挥部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④由此反映出寿春军事地位之重要。 为什么这一历史阶段北方政权向南用兵多走寿春一路呢？大军出征，将士和战马驮畜消耗的粮草给养消耗甚巨，从后方往前线的运输保证是战役行动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投送方式而言，古代舟船航运要比陆地车畜人力转运效率高得多，而且能够大大节省费用，因此六朝时期北方政权挥师南征，往往要利用江淮之间的水道和汉水，即上述甲、乙、丁三条路线；而义阳一途(即丙道)，由于过桐柏山前后皆为陆行，道路多有险阻，不通舟船，故很少被采用。 上述这三条水路，对于北方政权的用兵来说，汉水距离南朝的都城建康(今南京)及经济重心三吴地区过于遥远，由此道南下，对敌人难以构成致命威胁。中渎水虽然接近建康与苏湖平原，但是南方政权也清楚这一战略方向对其威胁最大，所以对这条航道非常关注，在当地部署了较强的守备力量；而且由于后方很近，兵员和粮草供应方便，有利于进行防御作战。另外，即使沿着这条水道抵达江畔，广陵一带江面宽阔，常有风涛，会对航行造成影响；若要实行强渡，必须和南朝水师作殊死搏斗，亦难有胜算。所以北方政权由此进军也有很大的阻力，如黄初五年(224)九月，魏文帝亲率舟师至广陵，“(孙吴)大浮舟舰于江。时江水盛长，帝临望，叹曰：‘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帝御龙舟，会暴风漂荡，几至覆没”。⑤次年十月，曹丕再度统水军南征，“如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有渡江之志。吴人严兵固守。时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归。”⑥ 相形之下，沿颍水、淝水、濡须水一线南征具有多种优势。首先，这条道路的位置居中，如果北方军队的主力由此道南征，则便于东西两线作战的策应。寿春作为这一路线中途的转运枢纽，有四通五达之利。如伏滔《正淮论》所言：“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⑦此外，它距离南朝都城建康也并非很远，如源怀所言：“寿春之去建康才七百里”，可以“乘舟藉水，倏忽而至”。⑧其次，这条航道的起点在北方王朝的统治中心区域——号称天下之中的河洛平原，当地水陆辐辏，便于人马粮草的征调聚集。再次，寿春总绾涡、颍、淮、淝几条水道，如果掌握了这一战略冲要，进则能攻，可以南经淝水而越巢湖，顺濡须水过东关而师临江滨；又能够沿淮水上下，西迫义阳三关，东逼钟离、淮阴。若占据两地，即打开了江南政权的东西大门。退则利守，能够有效地威胁或封锁寿春东西两条水旱通道的出口，使南军无法顺利北上。北方政权若是不能占领寿春，则无法有效地控制淮南，即使陷城再多，略地再广，也不得在当地久驻。如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统大军南征，攻钟离、寿阳不克，“欲筑城置戍于淮南，以抚新附之民”。相州刺史高闾上书劝阻，言曰： 寿阳、盱眙、淮阴，淮南之本原也；三镇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敌之大镇逼其外，长淮隔其内；少置兵则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则粮运难通。大军既还，士心孤怯；夏水盛涨，救援甚难。以新击旧，以劳御逸，若果如此，必为敌擒，虽忠勇奋发，终何益哉！⑨ 结果说服了孝文帝，放弃屯兵淮南的计划，班师回到洛阳。近人徐益棠曾对此分析，认为沿淮诸镇当中，“寿春最为适中，百川归淮，自中原入江南者，亦以寿春最为便捷。故北人窥南，南人窥北，必先据此城为根基。握南北之咽喉，掣东西之肘腋，其兵要地理上的价值，自有不可磨灭的价值”。⑩ 六朝立国于江南，皆以三吴、即苏湖平原为根本，都城设在建康(业)。在这个历史阶段，南方政权不占天时，由于国力较弱，总的来说处于下风和守势；(11)而长江绵延数千里，其间港汊湾口可渡之处甚多，南军兵力有限，只能集中部署在几处要枢，无法沿江处处设防，阻止敌人的强渡。所以六朝的基本防守战略，是尽量将防线北移，利用黄河或者淮河作为天然的水利工事以及长江的外围屏障来阻挡北敌。万不得已才退守江左；如果与北方之敌划江而守，那么对南方政权来说，形势是极为不利的。如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一所言：“吴之备魏，东晋之备五胡，宋、齐、梁之备元魏，陈之备高齐、周、隋，力不足者守江，进图中原者守淮，得中原而防北寇者守河。”而东晋南朝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因为处于弱势，多是奉行守淮的战略。“陈之国势已弱，不能进取，故其所守止于江。自晋迄梁，惟宋武帝守河，其余皆保淮为固”。 淮河上下千余里，地域辽阔，而寿春由于位置居中，水旱道路交汇，是南方政权防守淮南的重心所在。如李焘所言：“两淮之地，南北余千里，分兵而守则力不足，发兵而守则内可忧，故欲守两淮，莫若守其本。淮北之本在彭城，淮南之本在寿阳。若顾二镇，聚兵甲，蓄财货，大佃积谷，守以良将，以势临敌，敌人则终不敢越彭城以谋淮南，越寿春以惊江扬。两淮安，则建康可以奠居。”(12) 一旦北方发生变乱，有机可乘，南方政权出兵中原，往往也是经过上述三条路线。即东由广陵、淮阴、彭城而入三齐，西自江陵、襄樊而趋南阳，中则由合肥、寿春而赴河洛。笔者根据傅仲侠等执笔的《中国军事史·历代战争年表(上)》所录战事进行统计，东晋南朝时期南方政权大规模的北伐行动为19次，其中东路由于漕运通畅，多所应用，为12次。但是寿春一路用兵为8次(有分兵北进之举)，也很重要；这是由于它可以呼应东西，震动南北，故亦为北伐之要途。正因如此，东晋南朝统治者恒以寿春所在的淮南西部为要镇，开设军府，驻以重兵，以为京师西北之藩篱。以都督、将军、豫州或南豫州刺史镇寿春者，先后有戴逵、殷浩、谢尚、刘裕、檀道济、刘粹、刘义欣、刘义康、刘义庆、刘休祐、刘铄、沈文季、萧遥昌、裴叔业、萧衍、萧渊明、吴明彻、黄法氍等，或为宗室，或为名将重臣，甚至包括南朝宋、梁两代开国的皇帝。 综上所述，因地理位置和交通枢纽的作用，寿春地区及淝水、濡须水航道极受交战双方重视，尤其对南方政权来说，更是必争必守之地。如《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引吕祉言：“淮西建康之屏蔽，寿春又淮西之本源也。寿春失，则出合肥扰历阳，建康不得安枕矣。故李延寿以为建业之肩髀，萧子显以为淮南之都会，良有以也。”有鉴于此，六朝有远见的统治者都充分了解寿春的战略地位。如东晋应詹曾建言：“昔高祖使萧何镇关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内，魏武委钟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荡，区内缉宁。今中州萧条，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寿春一方之会，去此不远，宜选都督有文武经略者，远以振河洛之形势，近以为徐豫之藩镇，绥集流散，使人有攸依，专委农功，令事有所局。”(13)南齐高帝即位后任命垣崇祖为使持节、监豫司二州诸军事、豫州刺史，曰：“我新有天下，夷虏不识运命，必当动其蚁众，以送刘昶为辞。贼之所冲，必在寿春。能制此寇，非卿莫可。”(14)陈朝太建五年(572)，吴明彻克寿阳，宣帝下诏褒奖曰：“寿春者古之都会，襟带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称要害。”(15)以上论述，都表明了古代有识之士对寿春军事作用的充分了解。 (二)利于防御的地形和水文条件 在东晋南朝时的战争中，寿春能够发挥重要影响，除地理位置和交通因素外，周边利于防守的自然地理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寿春地处淮河干流南岸的平原，周围多有山水环绕，在地理形势上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寿春之北，临近淮河有八公山、紫金山、硖石山等低山丘陵，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可依凭险要设立城戍，抵抗来犯之敌。特别是西北的硖石山，为淮河中游的著名峡口，雄峙于水流两岸。《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曰：“硖石山，州西北二十五里，夹淮为险，自古戍守要地，上有硖石城。”硖石、下蔡的东西戍所能够树栅阻舟，封锁沿淮上下的交通。如梁天监十五年(516)，萧衍遣赵祖悦率众偷据峡石，昌义之、王神念等率水军溯淮来援，逼攻寿春。北魏都督崔亮令崔延伯守下蔡，与别将伊瓮生挟淮为营，树立木障、浮桥。“既断祖悦等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军不能赴救，祖悦合军咸见俘虏”。(16)山陵地带之外的淮水，也是寿春北境的巨防。“长淮南北大小群川，无不附淮以达海者”。(17)每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长六七尺”。(18)直至秋季八月，仍会出现“淮水暴长，堰悉坏决，奔流于海”(19)的情景。滔滔洪流对北方入侵之敌来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寿春西境，是大别山北麓平缓坡地向淮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有决(史河)、灌、沘(淠)河、泄(汲)诸水，北经六安、蓼县(今霍邱、固始)一带，流注于淮水。其地水网密布，对步兵、骑兵的行进会产生不利影响，守方还能采取人工决水的方法来淹没道路，断绝陆上交通。寿春以东的淝水，以南的黎浆水、芍陂以及西境诸川，都可以利用陂塘堤堰，平时蓄水以防涝救旱，战时决水以阻滞敌军。如东晋祖约守寿阳，朝议欲作涂塘以遏胡寇。(20)北魏郁豆眷、刘昶等寇寿春，垣崇祖“堰肥水却淹为三面之险”，(21)成功地打退了优势之敌。所以伏滔称其地，“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22) 寿春南过芍陂，沿淝水而下，是大别山余脉构成的低山地带，即江淮丘陵。它向东延伸二百余公里，是长江与淮河间的分水岭。在江淮丘陵中部的将军岭附近，有一处狭窄的蜂腰地段，即古代施水、肥水(今东肥河、南肥河)的分流处。《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六引邑志曰：“肥水旧经(合肥)城北分二流，一支东南入巢湖，一支西北注于淮。”这两条河流原不相通，只是在夏水暴涨时才汇合到一起。后经人工开凿疏浚，使肥水与施水、巢湖及濡须水连起来，形成邗沟之外的另一条南北水道，能够贯通江淮。(23)在这条狭窄通道之上，设有六朝的军事重镇合肥，它依托江淮丘陵为道路要冲，是寿春南境的门户。因地势险要，城垒坚固，曾有力保护了寿春地区的安全，被誉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顾祖禹曾云：“三国时吴人尝力争之，魏主睿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盖终吴之世曾不能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24) 四周有利的地形、水文条件，也是寿春具有较高军事地位价值的原因之一。所以，西晋永嘉四年(310)，中原局势混乱危急，镇东将军周馥与长史吴思、司马殷识等上书，请求迁都于寿春，认为其地形势完备，利于帝居。其文曰：“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萧条，崤函险涩，宛都屡败，江汉多虞，于今平夷，东南为愈。淮扬之地，北阻涂山，南抗灵岳，名川四带，有重险之固。是以楚人东迁，遂宅寿春，徐、邳、东海，亦足戍御。且运漕四通，无患空乏。”(25) (三)物产丰饶的自然环境 《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曰：“寿春，淮南一都之会，地方千余里，有陂田之饶，汉、魏以来扬州刺史所治。”其西边的豫南信阳地区冈峦起伏，常年干旱缺水；东边的苏北里下河平原地势低洼，湖泽密布，多有泛滥之灾。如石珩问袁甫曰：“卿名能辩，岂知寿阳已西何以恒旱？寿阳已东何以恒水？”(26)相形之下，寿春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它位处淮河干流南岸的平原和丘陵地带，土质肥沃，地面平缓，比较适宜于大规模的农垦建设。当地的气候温暖，降雨量充沛，加上河流众多，陂塘星列，具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对发展农业极为有利。寿春南境边缘是大别山北麓的平缓坡地，多有川溪发源于此，蜿蜒北注，汇聚入淮。例如有淝(肥)、决(史河)、灌、沘(淠)河、泄(汲)及黎浆诸水，有名的芍陂，就在沘、泄与淝水之间，与诸水相注，灌溉其南境的沃野。芍陂曾是我国古代淮河流域最大的水利工程，《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九《淮南道七·寿州》亦云： 芍陂，在县(安丰)东一百步，《淮南子》云楚相作期思之陂，灌雩娄之野。又《舆地志》：“崔实《月令》云孙叔敖作期思陂，即此。故汉王景为庐江太守，重修起之，境内丰给。齐梁之代，多屯田于此。”又按芍陂上承渒水，南自霍山县北界驺虞石入，号曰豪水，北流注陂中，凡经百里，灌田万顷。 寿春地区由于拥有优裕的自然条件，便于农业垦殖，以故物产颇丰。东晋伏滔曾称誉寿春，“龙泉之陂，良畴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薮泽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产草滋之实，荒年之所取给。此则系乎地利者也”。(27)所以，为了保证前线作战的物资需要，魏晋南北朝历代统治者皆于此招募流民，广开屯田，积聚粮草，作为固守淮南的经济基础。如《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南直三·凤阳府·寿州》“芍陂”条载：“建安五年，刘馥为扬州刺史，镇合肥，广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堰以溉稻田，公私有积，历代为利。后邓艾重修此陂，堰山谷之水，旁为小陂五十余所，沿淮诸镇并仰给于此。”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载曹魏时邓艾曾建议朝廷在两淮大兴屯田，“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敌，无不克矣。”司马懿执政时批准实行，“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28) 西晋刘颂任淮南相，“在官严整，甚有政绩。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戮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29)永嘉南渡之后，由于寿春为兵家所必争，战事频繁，民众多受烧杀劫掠之苦，往往逃亡流散，致使田地荒芜。而当地的水利设施也屡屡毁废，造成农业的巨大损失。但是因为自然环境相当优越，每当战事沉寂之时，驻守寿春地区的长官、将领又经常要修复堤堰，招集流亡，屯田积粮，以供军用，借此减轻后方运送给养的沉重负担。例如东晋应詹曾上表曰：“寿春一方之会，去此不远，宜选都督有文武经略者，远以振河洛之形势，近以为徐豫之藩镇，绥集流散，使人有攸依，专委农功，令事有所局。”(30)后毛修之曾“复芍陂，起田数千顷”。(31)刘宋刘义欣任豫州刺史，“芍陂良田万余顷，堤堨久坏，秋夏常苦旱。义欣遣谘议参军殷肃循行修理。有旧沟引渒水入陂，不治积久，树木榛塞。肃伐木开榛，水得通注，旱患由是得除”。(32)此后，南齐垣崇祖、萧梁裴邃等人亦治理过芍陂，发展当地的农业。 综上所述，因寿春地处交通枢纽，在南北战争的边界地带位置居中；周围山水环绕，便于守备；丰饶的自然环境，又能为当地驻军提供物资；所以它在东晋南北朝时备受作战双方的重视，必欲取之以控制全局，掌握战争的主动。如李焘所云：“寿春在当时，江淮之堂奥也，南引汝、颍之利，东连三江之富，北接梁、宋，西通陈、许，五湖之阻可以捍外，淮淝之固可以蔽内。壤土富饶，兵甲坚利，寿阳安、则淮北有收复之望，河南有平荡之期。寿阳一去，画江为守，使敌在吾耳目之前，伺吾转盻之隙，则江扬、荆襄其势孤矣。故寿阳在敌则吾忧，在我则敌惧，我得亦利，彼得亦利，此两家之所必争。”(33) 二、寿春的城防体系 寿春作为东晋南北朝战争中的一方重镇，据守此地者往往凭借坚固的城垒来挫败敌人的进攻，这尤其是南方军队擅长的防御战术。由于北方游牧居民自幼从事骑射训练，军队多为骑兵，行动迅速，具有很强的冲击力。但是“习于野战，未可攻城”。(34)如果南军在平原地带与之对阵厮杀，会使敌人的骑兵得以发挥优势；不如依托城池防守来迫使对方下马强攻，这样可以扬长避短，增大敌人的伤亡，拖延时间以待来援，或者使攻方负担不起人员和物资消耗，因而被迫撤兵。事实上若有可能，双方都会尽量选择适宜于自己的作战方式来进行交锋。如元嘉二十八年(450)北魏拓跋焘攻彭城，遣使李孝伯谓城中曰：“此城守君之所习，野战我之所长；我之恃马，犹如君之恃城耳。”(35) 另一方面，作为南北两方激烈争夺的焦点地区，无论是谁占据了寿春，出于防守的需要都会把修筑城垒当做要务。寿春的城防体系包括寿春城及其近郊的若干小城，这是寿春城市筑垒的主体部分。寿春城依山傍水而建，充分利用了周围的地形和水文条件。《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九言寿州，“其城临淝水，北有八公山，山北即灌水，自东晋至今，皆为要害之地”。《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曰：“淝水在城北二里，旧引淝水交络城中，故昔人每恃淝水为攻守之资。齐东昏侯永元二年，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帝数诛大臣，心不自安，乃登寿阳城望淝水。陈太建五年，吴明彻攻寿阳，引淝水灌城。” 寿春城有两重，即外城(郭)，或曰罗城；内城，或曰子城。《通典》卷一八一《州郡十一·古扬州上》曰：“寿州，战国时楚地。秦兵击楚，楚考烈王东徙都寿春，命曰郢，即此地也。”杜佑自注：“今郡罗城，即考烈王所筑。今郡子城，即宋武帝所筑。”此说有可疑之处，按春秋战国时诸侯筑城，即普遍采取内外两层的形制，即孟子所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尤其是各国的都城基本上都采用外郭围绕宫城的建筑布局，考古发掘多有验证。另外，寿春在西汉前期曾作为淮南国的都城，也应有宫城和外郭两重。因此，其大小城垒内外相套的设防制度理应出现较早，不会如《通典》所言，迟至南朝才进行内城的建筑。据《水经注》卷三二《肥水》所言，寿春城内原来就有小城，曰中城或金城，刘裕在东晋末年移镇寿春时，又在郭内筑了另一座内城，曰相国城。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洪水、暴雨的冲刷侵蚀，寿春城郭屡有倾圮。如干宝《晋纪》曰：“寿春每岁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是日大雨，围垒皆毁。”(36)东晋永和五年(349)八月，“(褚)裒退屯广陵。陈逵闻之，焚寿春积聚，毁城遁还”。(37)需要经常对其进行修蕺，才能保持它的完固。例如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30)，长沙王刘义欣任豫州刺史，镇寿阳。“于时土境荒毁，人民凋散，城郭颓败”。(38)经过他主持的各项重建工作，“城府库藏，并皆完实，遂为盛藩强镇”。(39) (一)外城 史籍或称为郭、外郭，《管子·度地》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或称郛、外郛，如《初学记》卷二四引《风俗通义》曰：“郭或谓之郛，郛者亦大也”；或称罗城，见前文。郭中的居民亦称“郭人”，《魏书》卷五八《杨侃传》：“萧衍豫州刺史裴邃治合肥城，规相掩袭，密购寿春郭人李瓜花、袁建等令为内应。”城内的空间广阔，可容纳十余万人，如曹魏正元二年(255)毌丘俭在淮南起兵失败，“寿春城中十余万口，惧诛，或流迸山泽，或散走入吴”。(40)甘露二年(257)，诸葛诞反于寿春，“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41)后吴国遣将全怿、全端等率三万众来接应，亦进入城内。 东晋咸和三年(328)七月，后赵石聪、石堪引兵攻寿春，曾经“虏寿春二万余户而归”。(42)如按一户五口的比率大致估算，此时寿春城内的居民也应有十几万人。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北魏拓跋焘率众南侵，“宋南平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难守，退保内城”。(43)又，《梁书》卷二八《裴邃传》载：“明年(普通五年)，复破魏新蔡郡，略地至于郑城，汝颍之间，所在响应。魏寿阳守将长孙稚、河间王元琛率众五万，出城挑战。”《魏书》卷八《宣武帝纪》景明元年十月，“甲午，诏寿春置兵四万人”。这些史料都反映了寿春城郭之内面积甚巨，能够容纳大量的人员和物资。《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称：“今州城周十三里有奇”，可供参考当时和前代的情形。 寿春外城的城门，据文献所载有以下几座： 1.长逻门。为外城东门，《南齐书》卷二七《刘怀珍传》曰：“泰始初，除宁朔将军、东安东莞二郡太守，率龙骧将军王敬则、姜产步骑五千讨寿阳。……引军至晋熙，伪太守阎湛拒守，刘子勋遣将王仲虯步卒万人救之，怀珍遣马步三千人袭击仲虯，大破之于莫邪山，遂进寿阳。又遣王敬则破殷琰将刘从等四垒于横塘死虎，怀珍等乘胜逐北，顿寿春长逻门。宋明帝嘉其功，除羽林监、屯骑校尉，将军如故。”按《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记载横塘、死虎垒在寿春城东，故刘怀珍等打败叛军后顺势追击，还师停驻在长逻门。 2.象门、沙门。为外城西门，《水经注》卷三二《肥水》：“(渎水)又北出城注肥水。又西径金城北，又西，左合羊头溪水，水受芍陂，西北历羊头溪，谓之羊头涧水。北径熨湖，左会烽水渎，渎受淮于烽村南，下注羊头溪，侧径寿春城西，又北历象门，自沙门北出金城西门逍遥楼下，北注肥渎。” 3.石桥门(草市门)。为外城北门，《水经注》卷三二《肥水》：“肥水左渎又西迳石桥门北，亦曰草市门，外有石梁。”熊会贞按：“当是今凤台县城北门，今草市尚在北门内外也。”又云：“石桥门取此石梁为名。”(44) 4.芍陂门。为外城南门，《水经注》卷三二《肥水》：“肥水又左纳芍陂渎，渎水自黎浆分水，引渎寿春城北，径芍陂门右，北入城。”熊会贞按：“芍陂渎自南而北入寿春城，出城入肥，不得至寿春北始入城。且芍陂在寿春南，芍陂门当为寿春南门。渎水在芍陂门右入城，益见自南入城。”(45) (二)内城——金城、相国城 东晋南朝时期，寿春郭内有两座内城——金城(或曰中城)和相国城。《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引《广记》云：“‘寿阳城中有二城，一曰相国城，刘裕伐长安时筑；一曰金城，寿阳中城也。自晋以来中城率谓之金城。’按曹魏时已有小城，则裕所筑者相国城也。”《水经注》卷三二《肥水》曰：“渎水又北径相国城东，刘武帝伐长安所筑也；堂宇厅馆仍故，以相国为名。”杨守敬对此注释道：“《魏书·萧宝夤传》出相国东门，又云退入金城。《陈书·吴明彻传》，明彻攻齐寿阳，齐王琳等保寿阳外郭，明彻急攻之，城溃，齐兵退据相国城及金城。皆城中有二城之证。此《注》先叙渎水，北迳相国城东，不言迳金城。相国城去渎水必较金城为近。后叙肥水，西迳金城北，不言迳相国城，金城去肥水必较相国城为近，则相国城在金城东南，金城在相国城西北矣。”(46) 《水经注》卷三二《肥水》又云：“(渎水)又北出城注肥水。又西径金城北，又西，左合羊头溪水，水受芍陂，西北历羊头溪，谓之羊头涧水。北径熨湖，左会烽水渎，渎受淮于烽村南，下注羊头溪，侧径寿春城西，又北历象门，自沙门北出金城西门逍遥楼下，北注肥渎。”熊会贞按：“魏明帝筑金墉城于洛阳城西北角，此叙寿春城西之水，北出金城西门，北注肥，则金城亦在寿春城西北角，而不言水迳相国城，益见金城在相国城西北矣。”(47) 此段考证颇为精当，在郭城西北角修筑小城以增强防御能力，在魏晋南北朝的城垒建筑中相当流行，如曹魏和西晋都城洛阳的金墉城，也是此类城防工事。《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八：“金墉城，故洛阳城西北隅也。魏明帝筑。城南曰乾光门，东曰含春门，北有趯门，又置西宫于城内。”据考古发现表明，金墉城所在地势高亢，北倚邙山，俯瞰城区，是故城的制高点，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金墉城由三座南北毗连的小城组成，彼此有门道相通，总平面略呈目字形，南北长约1048米，东西宽约255米，总面积26万平方米。城垣夯筑而坚实，垣宽12～13米，共有城门八座。……”。(48)金墉城内另筑有一座高楼，可用于瞭望敌情。《太平寰宇记》卷三《河南府河南县》曰：“百尺楼在金墉城内，金墉城在故城西北角，魏明帝所筑也。” 外郭之内建筑两座分列的小城，而非套城，这种布局在魏晋南北朝的城垒遗址当中也能见到。例如著名的十六国大夏之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北)亦有外城、内城，“内城又分东、西两城。两城略呈长方形，之间隔墙实即西城的东墙。东城周长2566米，西城周长2470米”。(49) 相国城内亦有居民住宿，并非单纯的防御建筑。如《魏书》卷六六《李崇传》载有解思安被捕，“称有兄庆宾，今住扬州相国城内，嫂姓徐，君脱矜愍，为往报告，见申委曲，家兄闻此，必重相报，所有资财，当不爱惜”。金城和相国城的城门，可能也有东西南北四座。如《水经注》卷三二《肥水》记有“金城西门”，《魏书》卷五九《萧宝夤传》记有“相国东门”。 (三)城外的小城 曹魏时寿春已有小城之记载，《三国志》卷二八《魏书·诸葛诞传》曰：“(文)钦子鸯及虎将兵在小城中，闻钦死，勒兵驰赴之，众不为用。鸯、虎单走，逾城出，自归大将军。”又载城破之时，“诞窘急，单乘马，将其麾下突小城门出。大将军司马胡奋部兵逆击，斩诞，传首，夷三族”。对于上述记载，旧史家往往把小城解释为内城，在外郭之中。但是此说颇有疑问之处，首先，如果小城在大城之内，文鸯、文虎翻越小城后，还有大城城墙及其卫兵的阻隔，怎么能顺利地逃到司马师的军营里？另外，寿春城陷之际，诸葛诞被迫突围，出小城后即与魏军交锋；若是小城在外城之内，还要受到城墙的阻隔，怎么能立即和敌人接战呢？其次，据文献记载寿春城近旁还有一座小城，乃诸葛诞所筑。《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九《淮南道七·寿州》：“诸葛诞城，在县东一里，魏甘露二年，诞攻扬州刺史乐琳，杀之，乃与文钦叛，保据此城。大将军司马文王讨平之。”《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江南三·凤阳府·寿州·寿春废县》曰：“又州东一里有诸葛城，相传诸葛诞所筑。”因此，笔者认为，《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中的“小城”，有可能是在城外不远之处筑造，与大城形成掎角之势，相互支援，以分散敌人围攻的兵力。 此外，寿春城北还有一座小城，名为玄康城。《水经注》卷三二《肥水》：“肥水迳玄康城西北流，北出，水际有曲水堂，亦嬉游所集也。”熊会贞疏：“《凤台县志》，玄康城不知何由得名，考其地，当在今八公山下，肥水北曲处。土名姚湾，城址虽废，耕者犹时得古城砖。”(50)《水经注》同卷又云：“肥水北注旧渎之横塘，为玄康南路驰道，左通船官坊也。”熊会贞疏：“玄康指下玄康城南路驰道通船官坊，水道则横塘通船官湖也。”(51)玄康，可能是当时某位将军的名字，该城为其所督筑，因此以这位将领之名来称呼。如六朝史籍所载之郭默城、郭僧坎城、赵祖悦城等。又《魏书》卷一○六《地形志中》霍州南陈郡条本注曰南陈县“治玄康城”，有可能和寿春之玄康城是由同一将领而筑，如郭默城之有二座，江州、寿春各有其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有大小二城相套的建筑形制，也有大小二城相邻并峙的格局，这在当时的军事筑垒当中也很常见。例如《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瓒传》曰：“瓒军败走勃海，与(公孙)范俱还蓟，于大城东南筑小城，与(刘)虞相近。”又《北史》卷三四《高闾传》曰：“今故宜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于要害，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因施却敌，多置弓弩。”也是筑小城于长城近旁。 从实战情况看，亦能见到这种城垒的建筑形式。如《晋书》卷一二○《李特载记》：“破(罗)尚水上军，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俭以小城降，特以李瑾为蜀郡太守以抚之。罗尚据大城自守。(李)流进屯江西，尚惧，遣使求和。”正是因成都小城在大城之外，李特才能在大城仍然拒守的情况下接受小城的投降。《陈书》卷五《宣帝纪》太建五年九月丁亥，“前鄱阳内史鲁天念克黄城小城，齐军退保大城。……壬辰晦，夜明。黄城大城降”。这条史料也是同样的例证。如果黄城小城在大城之内，那么就不会先被陈军攻克，而只能是在大城失守之后才会陷落。 文献记载当中，也还可以看到南北朝寿阳守将在抵御敌人进攻时，采取在城外另筑小城的做法。例如《南齐书》卷二五《垣崇祖传》载其守寿阳，“乃于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周为深堑，使数千人守之”。《魏书》卷六六《李崇传》曰：“(崇)又于八公山之东南，更起一城，以备大水，州人号曰魏昌城。”《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还记载：“普通七年，安西将军元树出征寿春，除庆之假节、总知军事。魏豫州刺史李宪遣其子长钧别筑两城相拒，庆之攻之，宪力屈遂降，庆之入据其城。”可见在大城附近另筑小城的防御体系配置在当时是很常见的。 (四)寿春城防的基本策略 寿春城池的防守通常有两种战术策略。一种是放弃外城，收缩兵力，进入内城防御。如《晋书》卷七七《蔡谟传》曰：“时左卫将军陈光上疏请伐胡，诏令攻寿阳，谟上疏曰：今寿阳城小而固。”说明防守者是退据内城来抵抗的。前引《南齐书》卷二五《垣崇祖传》亦曾追述刘宋南平王刘铄在抗击拓跋焘南侵时，“以郭大难守，退保内城”。但是更多的战例是采取第二种战术，即坚持在外郭防守，如果失利，被敌人攻陷后再退保内城，依托第二道防线进行抵抗，这样可以有更多的周旋余地。例如《魏书》卷五九《萧宝夤传》载北魏正始元年(504)三月：“值贼将姜庆真内侵，士民响附，围逼寿春，遂据外郭。宝夤躬贯甲胄，率下击之。自四更交战，至明日申时，贼旅弥盛。宝夤以众寡无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国东门，率众力战，始破走之。”《梁书》卷二八《裴邃传》载普通四年(523)：“大军将北伐，以邃督征讨诸军事，率骑三千，先袭寿阳。九月壬戌，夜至寿阳，攻其郛，斩关而入，一日战九合，为后军蔡秀成失道不至，邃以援绝拔还。” 以上都是在外郭被破后退守内城，得以继续抵抗，不致立即陷落的战例。如果放弃外城，专守内城，则对守方相当被动。如垣崇祖所言：“若舍外城，贼必据之，外脩楼橹，内筑长围，四周无碍，表里受敌，此坐自为擒。”(52) 另外，南朝据守寿春城池的任务，还有探测敌军动向情报以及在优势之敌过境南下后，出轻骑游兵抄掠其辎重，断绝其运输道路等等。如南齐建元二年(480)，高帝裁省南豫州，左仆射王俭上奏表示反对。其文曰：“愚意政以江西连接汝、颍，土旷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寿春为阻。若使州任得才，虏动要有声闻，豫设防御，此则不俟南豫。假令或虑一失，丑羯之来，声不先闻，胡马焂至，寿阳婴城固守，不能断其路，朝廷遣军历阳，已当不得先机。”(53)齐明帝时，“建武二年，虏寇寿春，豫州刺史丰城公遥昌婴城固守，数遣轻兵相抄击。”(54) 寿春城池虽然坚固，但是在通常情况下，防御作战的一方绝不愿意困守孤城；如有可能总是在其周边的紧要地点设置城垒戍守，以迟滞敌人的进攻，且分散对方的兵力，借以争取时间，等待救援。早在三国时，曹魏寿春守将诸葛诞面对吴军的攻势准备，除了请求增调援兵之外，“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寇”。(55)东晋南朝防守寿春也是采取这种战略，即在附近筑城防御，如果敌军人少就分散抵抗，寇多势众则将各城军民集中撤退到寿春。如《资治通鉴》卷一二五载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二月北魏南侵，“帝闻之，敕淮、泗诸郡：‘若魏寇小至，则各坚守；大至，则拔民归寿阳。’”《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引周必大曰：“晋至宋，寿阳皆为重镇。寇少至则淮、泗诸郡坚守以待援。大至则发民而归寿阳。盖寿阳不陷，敌虽深入，终不能越之而有淮南。”北方政权对寿春的防御策略亦同。如《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言后赵“自寿阳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间远者裁百余里，一城见攻，众城必救。”历史记载寿春周边重要城戍有下蔡、硖石、马头戍、潘城(潘溪戍)、湄城、梁城、黄城、郭默城、苍陵、死虎垒、安城、黎浆、建安、阳(羊)石等；因为篇幅所限，未能详述。此外还在寿春周边地区河流入淮的几处水口(肥口、颍口、汝口、洛口、涡口)也设置了戍所，屯驻军队，以防止敌人船队由驶入淮河，或从淮河进入支流。 三、隋唐以降寿春军事地位的下降 魏晋南北朝是寿春在兵要地理上影响最为显著的历史阶段，随着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寿春在军事战略上的地位逐渐下降。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是隋唐以降运河的开凿使用。隋朝建立之后，在开皇七年(587)，隋文帝为了出兵江南，消灭陈朝，“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56)即对古邗沟、中渎水进行了疏浚和修整。隋统一中国后，炀帝又在大业元年(605)开通济渠，同时对山阳渎进行拓宽，以此方便漕运和巡幸。“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57)这样一来，隋唐时期南北水运的主要航道就确定在寿春以东，由通济渠(唐称汴渠或汴河)与山阳渎贯穿淮河流域，沟通黄河与长江。东南的物资大都经过这条运河向京师输送，而汴渠沿途则在唐代产生了好几座新的军事重镇。例如睢阳(今河南商丘)、埇桥(今安徽宿州北)、徐州、泗州(今江苏盱眙北)、楚州(今江苏淮安)等。另一方面，寿春经合肥至濡须口一线的水路则则渐渐湮废，尤其是合肥将军岭一带的巢肥运河因淤塞而不再通舟，造成这条航道的中途梗阻，无法直接沟通江淮，由此引起寿春的地位价值明显跌落。尽管如此，寿春在唐末五代仍可算做军事重镇。如南唐刘仁瞻在“淮南之地已半为周有”(58)的情况下，守寿州三年，使后周军队不能完全控制淮南，推迟了它们南下渡江、灭亡南唐的行动。 靖康之变以后，南宋偏安江左，北方水利不修，使汴水干涸，舟船无法航行。淮上重镇渐向东移，于是泗水、山阳渎乃成为北通齐汴、南下江浙的唯一水道，楚州面对清口(淮泗口)，则是拱卫广陵京口的唯一门户。如陈敏所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马先自上流潜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盖楚州为南北襟喉，彼此必争之地。长淮二千余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涡、颖、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运河耳。北人舟舰自五河而下，将谋渡江，非得楚州运河，无缘自达。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凿老鹳河，通战舰以入大江，南唐遂失两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实为南朝司命，愿朝廷留意。”(59)《宋史》所载，“(韩)世忠在楚州十余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60)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六十万南侵，“中外大震。时宿将无在者，乃以(刘)錡为江、淮、浙西制置使，节制逐路军马。八月，錡引兵屯扬州，建大将旗鼓，军容甚肃，观者叹息。以兵驻清河口，金人以毡裹船载粮而来，錡使善没者凿沉其舟”。(61)可见南方政权必争必守的国之北门向东转移到淮河下游。 其次，北宋以后，中国的政治重心地区逐渐由中原向东北方向移动，元明清三代王朝都在北京建都，而大运河蜿蜒数千里，沟通京杭，漕舟商船都由此道往来运输。虽然山川依旧，但是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寿春所在的淮南西部地区也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兵家的热切关注。如徐益棠先生所云：“元明以后，淮水不修，水旱频仍，寿濠一带益加衰落。而运河纵贯，南北一家，寿春非复当时令人注意的要地了！”(62) ①《资治通鉴》卷九七，东晋穆帝永和元年，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066页。 ②《晋书》卷八《穆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5页。 ③傅仲侠等：《中国军事史·历代战争年表(上)》，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④《隋书》卷二《文帝纪下》开皇八年十月，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1页。 ⑤《资治通鉴》卷七○，魏文帝黄初五年，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220页。 ⑥《资治通鉴》卷七○，魏文帝黄初六年，第2225页。 ⑦《晋书》卷九二《伏滔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99-2400页。 ⑧《资治通鉴》卷一四四，齐和帝中兴元年，第4504页。 ⑨《资治通鉴》卷一四○，齐明帝建武二年三月，第4378页。 ⑩徐益棠：《襄阳与寿春在南北战争中之地位》，《中国文化汇刊》第八卷，第62页。 (11)参见(宋)李焘撰，胡阿祥、童岭点校：《六朝通鉴博议》卷七《宋论》：“南北分立，几三百年，地土之形，广狭不齐。人民之性，勇怯不一。南之不能抗北，五尺童子皆明见之矣。”又云：“南北之时，较江南之兵，不居北之一；较江南之地，不居北之五。”(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224页。) (12)(宋)李焘撰，胡阿祥、童岭点校：《六朝通鉴博议》卷九《梁论》，第243页。 (13)《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92页。 (14)《南齐书》卷二五《垣崇祖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61-462页。 (15)《陈书》卷九《吴明彻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62页。 (16)《魏书》卷七三《崔延伯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37页。 (17)(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九，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86页。 (18)《梁书》卷九《曹景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0页。 (19)《梁书》卷一八《康绚传》，第292页。 (20)《晋书》卷一○○《祖约传》，第2626页。 (21)《南齐书》卷二五《垣崇祖传》，第462页。 (22)《晋书》卷九二《伏滔传》，第2400页。 (23)参见刘彩玉：《论肥水与江淮运河》，《历史研究》，1960年第3期。 (24)(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六，第1270页。 (25)《晋书》卷六一《周馥传》，第1664页。 (26)《晋书》卷五二《袁甫传》，第1455页。 (27)《晋书》卷九二《伏滔传》，第2400页。 (28)《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85页。 (29)《晋书》卷四六《刘颂传》，第1294页。 (30)《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92页。 (31)《宋书》卷四八《毛修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29页。 (32)《宋书》卷五一《宗室传·刘义欣》，第1465页。 (33)(宋)李焘撰，胡阿祥、童岭点校：《六朝通鉴博议》卷九《梁论》，第244页。 (34)《魏书》卷五八《杨侃传》，第1282页。 (35)《魏书》卷五三《李孝伯传》，第1169页。 (36)《三国志》卷二八《魏书·诸葛诞传》注引干宝《晋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74页。 (37)《资治通鉴》卷九八，东晋穆帝永和五年，第3095页。 (38)《宋书》卷五一《宗室传·刘义欣》，第1465页。 (39)《宋书》卷五一《宗室传·刘义欣》，第1465页。 (40)《资治通鉴》卷七六，曹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第2424页。 (41)《三国志》卷二八《魏书·诸葛诞传》，第770页。 (42)《资治通鉴》卷九四，东晋成帝咸和三年，第2959页。 (43)《南齐书》卷二五《垣崇祖传》，第462页。 (44)(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3页。 (45)(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第2686页。 (46)(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第2687页。 (47)(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第2688页。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收获》，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518页。 (49)《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第六卷《兵垒》，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 (50)(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第2688-2689页。 (51)(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第2688页。 (52)《南齐书》卷二五《垣崇祖传》，第462页。 (53)《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第253页。 (54)《南齐书》卷四四《沈文季传》，第779页。 (55)《三国志》卷二八《魏书·诸葛诞传》，第770页。 (56)《隋书》卷一上《文帝纪上》，第25页。 (57)《资治通鉴》卷一八○，隋炀帝大业元年，第5618-5619页。 (58)《资治通鉴》卷二九三，后周世宗显德三年，第9548页。 (59)《宋史》卷四○二《陈敏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183页。 (60)《宋史》卷三六四《韩世忠传》，第11367页。 (61)《宋史》卷三六六《刘錡传》，第11406-11407页。 (62)徐益棠：《襄阳与寿春在南北战争中之地位》，《中国文化汇刊》第8卷，第62页。标签：东晋论文; 寿阳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刺史制度论文; 读史方舆纪要论文; 南朝论文; 历史论文; 宋朝论文; 汉朝论文; 水经注论文; 淝水之战论文; 鲜卑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