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初探
文/赵金先 陈涛 蒋克洁
摘要： 本文阐述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内涵、问题，“互联网+”内涵、相关技术，从“互联网+”的作用角度分析了“互联网+”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契合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街居协同治理模式，明确“互联网”平台、街道办、居委会的职责并分析了该模式具有的优势，以期为未来智慧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 "互联网+"；城市社区；协同治理
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不断提高，传统社区治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社区是城市的单元细胞，是城市治理的基层部分，其治理的好坏，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福祉。而当前城市社区治理面临居民参与度不高、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极大的制约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与兴起，改变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联系方式，缩短了信息的时空距离，提高了信息的传播与处理速度。因此城市社区治理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是城市社区治理发展的必然之路。
目前将“互联网+”与科研项目尤其是城市建设相结合已经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但是对于“互联网+”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少有研究。叶林探讨了如何将“互联网＋”与城市社区治理有机结合[1]。宋煜分析归纳了智慧社区的发展环境、关键性问题，提出了社会服务是智慧社区发展的基石“让智慧融入治理，让治理体现智慧”的发展观[2]，宋红红以国内典型智慧社区为例，探讨了如何有效地把“互联网+”和“社区”联合起来创建新型社区管理模式[3]，熊兢以宁波海曙区为例，分析了互联网+社区治理的机制及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4]。上述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互联网+”与社区治理结合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多元参与的重要性。
本文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从城市社区治理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互联网”技术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契合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的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委员会协同治理的社区管理模式，明确两者的职责，以期提高城市社区治理的水平[5]。
1.区治理的内涵及问题
1.1市社区治理内涵
城市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单元细胞，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服务管理平台。城市社区治理的目的是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激发居民的活力与激情，实现社区内的公平与正义，维护社区秩序，保持社区的和谐与稳定，促进社区文化发展；城市社区治理摒弃了以政府管理管制为主的管理模式，通过社区多元主体参与协商的方式共同治理社区公共事务。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不同，“治理”不仅强调参与主体的广泛性，而且强调治理过程的透明性、公正性、公平性，又对治理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做出了规定。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社区治理内涵丰富、体系完善，是一项结构复杂的系统工程[5]。
1.2城市社区治理所面临问题
（1）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
将“互联网”技术与城市社区治理相结合，可以全面提高城市社区治理水平：
（2）信息的极大不对称
政府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型信息技术可以获取大量城市社区的数据，并使用云计算等工具分析数据，做出更加合理的决策，这是“互联网+”城市社区治理的优势。但是社区居民、企业、自治组织无法获取这些基础信息，或者无法有效地分析这些信息，他们获得的信息一般都是经过政府处理的具有引导性的信息，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很难做出有效的决策，甚至做出错误决策，这会打击这些主体参与决策的积极性，同时也间接促成了政府的单方面决策，而不是多元协商。
果酒中酚类物质的含量与原料种类、产地、土壤类型、收获时机及酿酒工艺有关[31]。酚类物质会参与酒液陈酿过程的许多物理化学变化，从而决定了猕猴桃果酒的感官特性[32]。在橡木桶陈酿期间，酚类物质发生的各种反应显著影响果酒风味改变[33]。在陈酿过程中，溶解氧会与新鲜果酒中大量存在于的游离多酚类物质发生反应。
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的下一级机构，原本只承担一部分行政职能，但在实际社区治理中，街道办事处逐渐演变为一个集行政、执法、经济发展、社区服务的综合性机构，同时由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往往各自为政，工作布置繁杂和重复交叉，使街道办事处疲于应付。街道办事处在面对如此多的社区管理事务情况下，往往把部分行政职能交给居民委会身上。久而久之，居民委员会从原本的群众自治组织转变成街道办事处的下级机构，其原本的自治功能日益萎缩。
1.2.2手术病理检查 在术中切除脑膜瘤病灶组织为样本，应用10%甲醛妥善固定，再行脱水、浸蜡、包埋、切片等处理，并行HE染色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2.“互联网+”相关理论
2.1“互联网”的内涵
随着信息技术日臻成熟，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产业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它不断地改变和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认知，同时也了促进传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其中，以“互联网”为基础，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与经济社会相融合是智慧社会的重要发展形式。“互联网”追求“自由、开放、共享、平等、民主、多元、包容”，它既可以为个人服务，也可以为群体服务，它把人们带入到巨大的信息资源洪流之中，使人们看到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方向[7]。
2.2“互联网+””相关技术
“云、网、端”三大技术组成“互联网”，同时也是推动“互联网”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具体内涵如图1所示：
图1“互联网+”内涵图
（1）“云”是指数据存储、数据处理及数据之间的相互传输，是数据集中存储与处理的平台。通过“云”技术，“互联网”平台能够自动处理部分日常事务，对不能处理的问题进行分类汇总，提交给相关机构进行解决，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各单位的工作效率。
下面我们以两部仙侠小说为例，探讨外译策略。《盘龙》讲述了一个拥有‘盘龙戒指’的少年踏上梦幻之旅的故事。
（2）“网”是指局域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网”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联系方式，对居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缩短了信息的传递速度，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增强了信息的有效性和时间价值，促进了居民对事务的参与能力与监督能力，激发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活力。
（3）“端”是指智能终端、网页、APP等设备与软件，它是社区居民进行信息交流、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职能机构履行责任的重要设备。
周博士：这个未必吧？现在倡导培养“研究型教师”，是为了提高教师的研究能力以辅助教学工作的开展，是促进教学之举，您怎么觉得是耽误教学工作呢？
2.3“互联网”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契合性
城市社区治理的主体是居民，社区内的一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都是为社区居民建立的，政府的一切政策方针都是为更好服务于社区居民而指定的。但是受传统的思想方式和管理体制影响，居民并不热衷于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这一直都是社区向多元协商模式转变的绊脚石，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在思想上，社区居民习惯了由政府管理的体制，因而有事就找政府，而不是思考如何共同处理。对政府的不作为和低效率，社区居民却没有有效的办法进行处理，这极大地影响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在体制上，由于社区组织依然隶属于政府，而不是深入到社区基层，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居委会过分行政化，而不是代表社区居民的利益。这些都限制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
（1）提高问题的处理效率。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数据的批量处理与保存，使用“大数据”对问题进行分析汇总，进而提交给相关机构处理等等，使用智能设备代替人工操作，降低了出错的概率提高了工作效率。
（2）提高居民参与能力与自治能力。通过各种终端，居民有能力向上反映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解决问题，使居民获得参与感与成就感，激发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激情。
（3）提高社区治理的透明度。通过“互联网”平台快速传递社区治理信息，向社区居民反正治理的各个环节，接受居民的监督，不仅能够提高政府的透明度也会提高政府的权威性。
（3）街道办事处不堪重负与居民委员会行政化
由多方建立的“互联网”平台在体制运行上由市政府负责监督，在具体事物的处理上则由社区党组织负责监督。社区党组织参与大数据时控中心，但并不处理具体各项事务，而是通过社区党员了解社区问题的处理情况，保证社区事务的有效处理，保护社区居民的利益。党员来源于社区群众，而又服务于社区群众，因此党员对于社区事务更加关心和关注。党员首先要向不作为的社区组织提出建议，同时也要向大数据时控中心的社区党组织反映情况，由党组织进行之后的监督与处理，对于不作为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或其他自治组织，社区党组织可通过大数据时控中心对其进行警告，甚至是报告其上级部门进行调查处理，以保障社区居民群众的利益。
3.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协同治理模式
3.1构建“互联网”平台
“互联网”平台是智慧社区信息的总协调者、总处理者，是智慧社区协同治理的核心机构，在智慧社区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智慧社区强调多方参与的社区治理方式，因此“互联网”平台应该也必须由多方构建组成，而不是由政府单方面组建，使其成为政府的行政工具。
杰斐逊认为，每个人只要通过适当的教育，都可以拥有在任何事情上的自治能力。因而不存在什么顽冥不化的被统治者，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统治自己、治理自己的统治者。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在自媒体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趋势下，区县级电视台要学习自媒体的先进经验和创作手法，突出地方特色，依托互联网，借助抖音、西瓜视频、小火山、快手等诸多视频软件，争取电视专题节目在更多渠道传播，使节目能够收获大量的关注度和流量，让节目得到更多的关注。所以，区县级电视台在制作专题节目时，应该结合地方特色，传承地方文化，借助互联网的优势，让节目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互联网”平台的信息服务人员应由区政府、社区党组织和企业三方组成。企业服务人员负责处理社会公共服务问题，对自主发现或者社区居民反映的问题依据问题的处理方式，将其传递给居民委员会和相关自治组织，进行处理解决问题。区政府服务人员负责处理行政事务，区政府服务人员要有能力分辨行政事务的大小，并决定将事件向上汇报或向下分配。向上汇报则由区政府进行处理解决，向下分配则由相关街道办事处进行解决。社区党组织服务人员主要负责社区治理的监督服务。
“互联网”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具有专业性强、资金需求量大、系统复杂等特性，因此只有政府和大型企业有能力建设。企业作为盈利性组织，具有比政府更高的工作效率，更好的服务态度、更完善的管理与服务体制。因此“互联网”平台应由企业、高校、区政府、社区党组织共同构建，其中企业是“互联网”平台建设和管理的主体，高校、区政府、社区党组织是重要的参与方。在技术上，企业应当与高校加强合作，优化信息系统和APP平台、完善物联网基础设施、提升信息处理效率。在政策上，政府应当给与企业扶持与支持。
对于“公职律师”，国外更多是使用“政府律师”概念。政府律师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并为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所普遍采用。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建立了政府律师制度，虽然各个国家或地区政府律师制度设计上不尽相同，但都对整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3.2街道办、居委会的协同治理
中国施行街居体制已有60多年，居民委员会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应避免继续接受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使其为街道办事处的下属机构而失去本身的意义。在“互联网”平台的统一调度下，居民委员会可以充分发挥其自治组织的特性，为社区居民解决公共服务的问题。居民委员会作为社区中最主要的居民自治组织，通过“互联网”技术加强与社区其他自治组织的合作，成为社区公共事务处理的领头者、组织者、协调者，整合社区自治组织的资源，促进社区其他自治组织的积极性，同时也促进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通过“互联网”平台，居委会可以清晰地了解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组织各相关方进行处理解决问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问题的解决者，而不再是接受街道办事处的指派，仅仅是任务的执行者。居委会面对处理不了的问题也可以向“互联网”平台反映，由大数据时控中心进行统一的调度或处理。
街道办事处是行政任务的具体承担者，是政府与居民互动的末端。街道办事处执行市、区政府分配的任务，处理社区中存在的行政事务。在“互联网”平台的统一调度下，街道办事处将不再具体处理社区公共服务问题，而只承担行政事务，减轻了街道办事处的压力，给与街道办事处更多的精力处理行政事务，更好地从行政方面为社区居民服务。当面对不能处理的行政问题时，街道办事处可以将问题反映给“互联网”平台，由其向上反映给区政府。
社区事务通常不能简单地划分为社会公共服务问题和行政问题，有很多事务既具行政特点又有公共服务特点，因而不能交由街道办事处或者居委会单独处理，而应该协同处理。当社区居民反映或者“互联网”平台发现这类问题时，由“互联网”平台的服务人员先进行协商交流，确定可行的方案，之后由“互联网”平台将信息传达给各相关方，来处理解决问题，同时应当明确问题的处理以谁为主、以谁为辅。运用“互联网”技术，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可以有效地进行信息传递和信息共享，增强其协作性。
3.3协同治理的优势
（1）增强社会活力
“互联网”平台由多方参与，共同协作，服务于社区居民，不再是行政化治理模式，有效地促进各方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居民委员会不再受街道办事处的指导，而是直接接受“互联网”平台的统一调度。通过平台，居民委员会可以更好地了解社区其他自治组织，组织与协调各自治组织间的关系，加强与个自治组织的合作，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的力量，更好地为社区居民解决社区公共服务问题。在智慧社区中，各主体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促进了社区活力。
（2）减轻政府的负担
“互联网”平台由区政府、企业、社区党组织共同参与运行，分工明确，相互协作。同时政府更多地放权给居民委员会等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充分发挥自治组织的力量，服务于社区居民。这都大大地缓解了政府的压力。政府不再包管一切，而是负责处理社区行政事务，指导和监督社区公共服务问题，让社区居民自己为自己服务。
4.结语
智慧城市社区治理倡导多方参与、协商治理，运用“互联网”技术的优势，突破传统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全面善治城市社区理理念与治理方式，促进治理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互联网+”城市社区治理理念在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各社区治理应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臻成熟，城市社区治理理论日趋完善，城市社区能最终达到让居民生活变得更加智慧、幸福、安全、和谐和文明。
总而言之，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是依托其“技术哲学三部曲”，在借鉴马克思、马尔库塞、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等先哲们的著作和观点基础上，通过对技术设计案例的具体分析，阐明了技术的发展是一个社会斗争的舞台，它是由技术标准和社会标准共同决定的，可以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因此，芬伯格认为，技术的设计要充分考虑人的需求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的协同发展，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技术产生的负面效应。芬伯格通过技术政治学为实现技术体系的革新提供了可能性，芬伯格借用了具体化理论对社会技术复杂系统进行研究，勾画了技术民主化实践中的具体环节，这些技术哲学领域的新理论在哲学界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参考文献
[1]叶林，协同治理视角下的“互联网＋”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中国行政管理，2018,3（1），18-23
[2]宋煜.社区治理视角下的智慧社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电子商务.2015,6:83-90
[3]宋红红.“互联网+社区”治理模式创新问题研究——以国内典型智慧社区为例.学术论坛.2017：167-169
[4]熊兢,社区治理的“互联网+”模式创新研究——以宁波海曙区为例,现代经济信息,2017,25(11),488-489
[5]李颖,孙雪.社区治理的“互联网+”模式构建[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6(01):39-42.
[6]罗璐瑶.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1,23(05):64-65.
[7]刘瑛.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对我国城市智慧社区治理的研究.信息记录材料。2017,18(10):81-82
（作者单位： 青岛理工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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