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科举对汉赋经典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赋论文,科举论文,元代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古人说“赋兼才学”，这不仅指赋家兼有才华与学问，赋体能够展示学问与才华，而且还宜兼括赋家的创作往往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精神与人文气貌。基于这样的思考，汉、宋两朝作为中国古代的学术盛世，其辞赋创作同样经历了因变革而重构的昌明时代。概括地说，汉赋继楚骚之后而拓展其物态情境，并经后世的不断追述与推尊而成为“一代文学之胜”的经典，宋赋经唐代闱场律赋创作疲弱之后而成为赋史的变革时代，是值得思考与探索的。本栏日刊发张新科《元代科举对汉赋经典化的影响》、王思豪《汉赋尊体与〈诗〉之“六义”》、刘培《元代科举时汉赋经典化的影响》三篇文章，前两篇论汉赋之尊体与经典，或着眼本朝，或明示来世，皆属考镜源流之法；后一篇专谈宋初学术与辞赋的关系，以彰显道德重建的文学担当，则为辨章学术之论。学术贵专精，亦贵于兼通，辞赋研究亦当作如是观。 (许结) 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甚至一种文体成为一代之文学(如汉赋)，首先在于作品的内在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在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这是一种外在的力量，由于它的存在而实现了文学作品的保值和增值。所谓经典化，是指文学作品产生之后，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经过不同读者层的阅读与消费，那些不符合人们消费观念、审美观念和没有价值的作品逐渐被淘汰，而那些被人们公认的有创新、有价值的作品则得以广泛流传，并且被人们接受，成为经典，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经典化的过程，读者是主体，是读者对作品或扬弃或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持久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经典认同。同时，每一时代的文化制度、文化政策以及文化思潮等，都对文学经典化有重要影响。 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是汉代文学的主流代表，是文人用力最勤的文体。《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辞赋有70多家、900多篇；班固《两都赋序》也说武帝、宣帝时辞赋创作盛行一时，“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这些还只是宣帝及其以前进献的作品，西汉后期以及东汉的辞赋作品还不在内。但是，数以千计的汉赋作品今天保存下来的，据费振刚等人《全汉赋》所录①，有83家，293篇，其中完篇或基本完整者约100篇。数以千计的汉赋作品，为什么到今天保存下来的仅有百篇？探寻其中原因，可能会有多种认识、多种观点，笔者以为文学经典化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笔者曾撰写《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载《人文杂志》2004年第3期)、《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汉赋在明代的经典化途径》(载《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古代赋论与赋的经典化》(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等文，以期能有所收获。本文就是在以上研究基础上，以元代的文化制度——科举为切入点，对汉赋在元代的经典化问题进行探讨。 一、科举“由律变古”对汉赋经典化的意义 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试，曾把辞赋作为重要的一科，而且是以律赋作为标准，制定严格的规则要求，这对于推动辞赋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金代受汉文化传统及宋朝的影响较深，灭北宋后即仿照唐宋科举取士。根据《金史》记载，初期科举分经义、诗赋两科，海陵王时只以诗赋取士，后又分为经义、诗赋两科。金代科举辞赋仍然以律赋为准绳。应该肯定，科举考试对辞赋的发展以及经典的确立有一定的促进作用②。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固有的蒙古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发生碰撞、交融。为了巩固政权，笼络知识分子，元太宗(窝阔台)采纳中书令耶律楚材的建议，学习中原文化，实行科举选士。《元史·选举志》记载：太宗九年(1237)，“下诏命断事官术忽
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这一政策得到贯彻执行，就是戊戌年(1238)进行的选试(即“戊戌选试”)。当时的选试就已把“词赋”作为程试中的一科，但仍然延续前代传统，以律赋为准。儒生入学考试和课试程序中也有“词赋”一科。“戊戌选试”可以看做元代科举考试的滥觞，也是元朝接受中原汉文化的重要体现，马背上的民族把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自己的政治文化之中。但“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科举取士方式遂被中止。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天下(1279)后，一些有识之士屡次向朝廷提出开科取士的建议。《元史·选举志》载，翰林学士承旨王鹗提出“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矧先朝故典，尤宜追述”，希望朝廷恢复科举。《元史·刘秉忠传》载，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刘秉忠上书言：“古者庠序学校未尝废，今郡县虽有学，并非官置。宜从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兼科举之设，已奉合罕皇帝圣旨，因而言之，易行也。”科举的重要性以及具体设想都已提出，考试科目中亦有“词赋”，但当朝一直犹豫不定，科举之事搁浅。 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月，情况发生变化，科举之事又一次被提出。《元史·选举志》记载，中书大臣启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奏文中强调实行科举制度乃是元朝世祖以来历代君王的愿望，它对于选拔人才、巩固国家统治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科考的具体科目。仁宗皇帝终于下决心实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乃下诏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朕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③这里特别应注意的是，中书省臣建议考试科目中去除律赋等内容，仁宗开科诏令虽去除律赋，但却增设了“古赋”等科目，而且根据种族的不同，考试科目也有不同。汉人、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蒙古、色目人试二场，不试古赋、诏诰、章表，但若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仁宗的这一举措，是元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其后元朝科举考试虽有曲折，但基本沿用仁宗制定的科考政策。据《续文献通考》，顺帝于至正六年(1346)十二月下诏“稍变程序”，对汉人、南人“增第二场古赋外，于诏诰、章表内又科一道”，把古赋由选试科目变为必试科目，进一步巩固了古赋在科考中的地位。 “古赋”主要指先秦两汉辞赋。先秦两汉赋变而为六朝俳赋，唐人变为律赋，宋人再变而为文赋，元人又变回到先秦两汉的古赋。元代科举考试由律赋向古赋的转变，是各种因素促成的结果。首先是由于律赋存在的一些弊病所致。金末刘祁《归潜志》卷八对律赋有这样的批评： 金朝取士，止以词赋为重，故士人不暇读书为他文。尝闻先进故老见子弟辈读苏、黄诗，辄怒斥，故学子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殊不知国家敕设科举，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盖赋以择制诰之才，诗以取风骚之旨，策以究经济之业，论以考识鉴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才为何如也。而学者不知，狃于旧俗，止力为律赋，至于诗、策、论俱不留心。其弊基于为有司者止考赋而不究诗、策、论也。④刘祁对金以来的律赋弊病有深刻认识和反省，在《归潜志》中多处批评律赋带来的弊病。上引一段说明科考律赋带来的弊病之一：文人无暇读书，对其他文体懵然不知。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中则进一步揭示了律赋自身的弊病：“至于律赋，其变愈下。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中于徐(陵)庾(信)‘隔句作对’之陋，终于隋、唐、宋‘取士限韵’之制，但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而情与辞皆置弗论。呜呼，极矣!”⑤律赋只注重华丽的形式而忽视“情与辞”，可见律赋的弊病愈来愈明显。正因此，元初许多文人学士提出复古主张，并体现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据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铭》所言，刘祁在科举失意后就“闭户读书，务穷远大，涵滀锻淬，一放意于古文，间出古赋杂说数篇”，引起当时许多文人称赞⑥。郝经编撰《原古录》一书，其序言曰：“原古，所以正今也。”⑦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古赋的再次出现，表面是复古，实际是为了拯救现实的文学创作，是为了改变律赋造成的不切实际的文风。 从本质上说，元人变律赋为古赋，还在于古赋本身的特殊功能，它能适应当朝政治、文化的需要。我们看祝尧《古赋辨体》中的说法： 骚者，诗之变也。诗无楚风，楚乃有骚，何耶？愚按：屈原为骚时，江汉皆楚地，盖自文王之化行乎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已列于二南十五国风之先，其民被先王之泽也深。风雅既变，而楚狂“凤兮”之歌、沧浪孺子“清兮浊兮”之歌，莫不发乎情，止乎礼义，而犹有诗人之六义，故动吾夫子之听。但其歌稍变于诗之本体，又以“兮”为读，楚声萌蘖久矣。⑧楚骚由诗演变而来，再加上楚地特有的语言形式“兮”字，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但它“发乎情，止乎礼义”，具有诗的“六义”功能。进一步看，赋的来源也是诗，也具有“六义”尤其是讽喻之意： 诗之义六，惟风、比、兴三义，真是诗之全体；至于赋、雅、颂三义，则已邻于文体。何者？诗所以吟咏情性，如风之本义优柔而不直致，比之本义托物而不正言，兴之本义舒展而不刺促，得于未发之性，见于已发之情，中和之气形于言语，其吟咏之妙，真有永歌嗟叹舞蹈之趣，此其所以为诗而非他文所可混。人徒见赋有铺叙之义，则邻于文之叙事者；雅有正大之义，则邻于文之明理者；颂有褒扬之义，则邻于文之赞德者；殊不知古诗之体，六义错综。昔人以风、雅、颂为三经，以赋、比、兴为三纬；经，其诗之正乎!纬，其诗之葩乎!经之以正，纬之以葩，诗之全体始见，而吟咏情性之作，有非复叙事、明理、赞德之文矣!诗之所以异于文者以此。赋之源出于诗，则为赋者固当以诗为体，而不当以文为体。后代以来，人多不知经纬之相因，正葩之相须，吟咏无所因而发，情性无所缘而见，问其所赋，则曰：“赋者，铺也。”如以铺而已矣，吾恐其赋特一铺叙之文尔，何名曰赋？⑨赋，按照班固《两都赋序》的说法，是“古诗之流”，与诗有密切关系。扬雄《法言》中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丽以则”的意义如《毛诗序》所说“发乎情，止乎礼”，在这一点上，诗与赋的内在本质是一致的。再按照《两都赋序》所说，赋的功能在于“抒下情而通讽喻，或宣上德而尽忠孝”，或如刘勰《文心雕龙》所说“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歌颂与讽喻相结合。总之，古赋的创作也要为现实服务。上引《古赋辨体》一段话，明显看出祝尧在继承前代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赋与诗的关系，赋之源在于诗，赋不只是简单的铺叙，更重要的要具备“六义”功能。正如他分析汉赋时所说：“《上林》、《甘泉》，极其铺张，终归于讽谏，而风之义未泯；《两都》等赋，极其炫耀，终折以法度，而雅颂之义未泯；《长门》、《自悼》等赋，缘情发义，托物兴辞，咸有和平从容之意，而比兴之义未泯。”⑩赋的内在本质在于“归于讽谏”、“折以法度”、“和平从容”。所以，恢复古赋，实质在于恢复诗的歌颂讽喻传统。 如果再把赋与科考的其他科目进行比较，亦可以看出共同点。科考经义要求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依据。仁宗时明确规定了考试程序，就以第一场科考来看：“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11)。”“经义”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不能超越朱熹等人的注疏。“古赋”虽然考察文人学士的文学才华，但骨子里仍然是儒家的经义思想，且命题大都出自经义，所以祝尧分析辞赋作品时，总是以诗的“六义”作为标准，在每篇作品下的评注都标明赋、比、兴，以见赋与儒家经典的关系。 变律赋为古赋，从实践上给文人辞赋创作树立了榜样，楚骚、汉赋成为文人士子创作学习的典范。元代人从理论到实践，都把汉赋放到很高的地位，这是汉赋在元代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如果说六朝以来的俳赋、律赋愈来愈脱离汉赋轨道、甚至解构汉赋经典的话，那么，元代借科举之力又把辞赋创作拉回到汉赋轨道上来，重新树立和建构汉赋的经典地位。但建构的原则是在传统理论基础上把诗、骚和汉赋捆绑在一起，诗是骚之源，骚是赋之祖，汉赋是诗骚精神的体现，其讽喻功能与诗骚传统一脉相承。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从汉魏六朝就已开始，尤其是萧统《文选》以赋开篇，影响深远，加之刘勰《文心雕龙》的理论总结，汉赋的经典被建构起来。唐宋时期对汉赋虽有解构，但汉赋经典化的过程没有停止，在许多方面仍然推崇汉赋(12)。元代重新建构汉赋经典，科举的推动力毋庸置疑。科举是一个指挥棒，它的指向也就是文人学士努力奋斗的方向。虽然元代科举实只设进士一科，其他如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科都未设立，且录取人数有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更少，但在文化上造成的影响却不可忽视，尤其是推崇古赋、提倡复古，不仅在当时营造了一种学习古赋、创作古赋的浓厚风气，而且对后来明代的文学复古思潮产生一定影响。 二、科举影响下的“宗汉”思潮 元代科举对于古赋的重视，不仅促使各级学校、书院把古赋作为汉人、南人的必修课程，而且促进了文学家的古赋创作。从读者接受角度来说，这是楚骚、汉赋经典影响史的重要体现，树立了文学家在辞赋创作方面学习的标本。祝尧《古赋辨体》卷三云： 古今言赋，自骚以外，咸以两汉为古，已非魏晋以还所及。心乎古赋者，诚当祖骚而宗汉，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则可也。(13)不仅祝尧，其他文士如刘因、袁桷、方回等人也有类似的说法，推崇楚骚汉赋。“祖骚而宗汉”成为共识，一代赋家举起了向古赋学习的大旗，不仅重塑汉赋的经典形象，而且直接影响到元代的辞赋创作。 “祖骚宗汉”思想在元代出现，并非偶然，自有其渊源关系，《古赋辨体》开卷就引用宋人宋祁的观点：“宋景文公曰：《离骚》为词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则赋家可不祖楚骚乎？”(14)王构《修辞鉴衡》引宋人黄庭坚观点：“山谷云，作赋须要以宋玉、贾谊、相如、子云为师，略依仿其步骤，乃有古风。”(15)可见，元前就有这种思想。关于“祖骚宗汉”的渊源，许结先生从“远源”与“近源”等方面进行了探究，认为远源在唐前的赋论，如扬雄、班固、刘勰等，近源则在宋人言论，尤其是宋代朱熹等人的楚辞学理论(16)。这种分析颇有道理，笔者不再赘述。 “祖骚宗汉”不是盲目崇拜，其主旨很明确，即“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则”。这就是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强调“则”，也就是继承诗的抒情传统、讽喻传统。所以，“祖骚宗汉”的理论特别强调辞赋情、辞、理的统一，而且情是关键。祝尧《古赋辨体》云： 诗人所赋，因以吟咏情性也；骚人所赋，有古诗之义者，亦以其发乎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于辞，其辞不自知而合于理；情形于辞，故丽而可观；辞合于理，故则而可法。然其丽而可观，虽若出于辞而实出于情；其则而可法，虽若出于理而实出于辞。有情有辞，则读之者有兴起之妙趣；有辞有理，则读之者有咏歌之遗音。如或失之于情，尚辞而不尚意，则无兴起之妙，而于则乎何有？后代赋家之俳体是已。又或失之于辞，尚理而不尚辞，则无咏歌之遗，而于丽乎何有？后代赋家之文体是已。(17)情是基础，情形于辞，辞合于理。他还说： 辞者，情之形诸外也；理者，情之有诸中也。有诸中故见其形诸外，形诸外故知其有诸中。辞不从外来，理不由他得，一本于情而已矣!若所赋专尚辞，专尚理，则亦何足见其平时素蕴之怀、他日有为之志哉!(18)这些理论，针对唐宋以来律赋的弊病而提出，“宗汉”的实质就是重视“情”在辞赋中的核心地位，“情”是赋之本。从读者角度说，有了“情”、“辞”、“理”，就“有兴起之妙趣”、“有咏歌之遗音”。所以，楚骚以及汉赋中的抒情赋颇受《古赋辨体》以及其他文人的重视。试看《古赋辨体》卷三对部分汉赋作品的评注： 古人之赋，固亦可以铺张侈大之辞为佳，而不可以刻画斧凿之辞为工，亦当就情与理上求之。(《上林赋》注) 长卿之赋甚多，而此篇最杰出者，有风兴之义也……《长门》尚意，感动人心，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虽不尚辞，而辞亦在意之中。(《长门赋》注) 末后一段辞旨缜密，意思缠绵，真有发乎情，止乎礼义之风也。(班婕妤《捣素赋》注) 赋之为体，固尚辞，然其于辞也，必本之于情，而达之于理。(扬雄《长杨赋》注) 苟有善赋者，以诗中之赋而为赋，先以情而见乎辞，则有正与则之意为骨。(班固《两都赋》注) 以此知诗人所赋之六义，其妙处皆从情上来，情之不可已也，如斯夫。(王粲《登楼赋》注)由此看出，祝尧对汉赋的认识，总是以情为根本。元代另一位评论家陈绎曾在《文筌》中视楚辞为赋，在《楚赋法》中明确指出：“楚赋之法，以情为本，以理辅之。”(19)在《汉赋体》中指出：“宋玉、景差、司马相如、枚乘、扬雄、班固之作，为汉赋祖，见《文选》者，篇篇精粹可法，变化备矣。”(20)杨维桢辞赋专辑取名《丽则遗音》也是他创作思想倾向的体现，说明以情为主的“宗汉”思想在当时产生深刻影响。 “祖骚宗汉”的理论意义还在于学习楚骚、汉赋的高古气象。这种气象，是情的表现，是自然产生的，而不是人为的。如祝尧《古赋辨体》卷三所说：“其情不自知而形于辞，其辞不自知而合于理”。“不自知”就是自然的一种体现，也正如他评祢衡《鹦鹉赋》所说：“凡咏物题，当以此等赋为法。其为辞也，须就物理上推出人情来，直教从肺腑中流出，方有高古气味。”这种思想也体现在其他文人的论述中，陈栎《两都赋纂释序》中认为“律赋凿之以人，惟古赋鸣其天”，律赋是人为的斧凿，古赋则是自然的天籁，“《离骚》，赋之祖，降是舍汉何适矣？孟坚《两都》有余刃，无窘步，汉赋舍班又何适矣？”(21)古赋的“高古”也在于它的宏大气势，如刘壎《隐居通议》卷四“古赋”总评： 作器能铭，登高能赋，盖文章家之极致。然铭固难，古赋尤难。自班孟坚赋《两都》，左太冲赋《三都》，皆伟赡巨丽，气概一世，往往组织伤气骨，辞华胜义味，若涉大水，其无津压，是以浩博胜者也。六朝诸赋，又皆绮靡相胜，吾无取焉耳。至李泰伯赋《长江》，黄鲁直赋《江西道院》，然后风骨苍劲，义理深长，驾六朝，轶班、左，足以名百世矣。(22)刘壎提出的“风骨苍劲，义理深长”，也是汉赋、尤其是汉大赋的风格体现。但古赋难学，非一日之功。所以，程端礼在《读书分年日程》卷二中就学习古赋的方法步骤进行明确的指导：先读《离骚》，这是根基，再读《楚辞集注》，再读《楚辞后语》及韩愈、柳宗元的赋作，还要选择萧统《文选》中汉魏辞赋，特别是《七发》等作品(23)。这样的读书指导，明显体现“祖骚宗汉”思想。“祖骚”不用说，就“宗汉”而言，他强调《文选》中的汉赋精品，甚至特别提出枚乘《七发》，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祖骚宗汉”理论在指导当时的辞赋创作实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科考以后，俳赋和律赋的创作进入低谷，大量辞赋作品继承了楚辞和汉赋的传统，骚体赋和问答体赋等抒情咏物类辞赋兴盛一时。初期科考虽是律赋，但许多文人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却学古赋，科考和文学实践形成较大反差。如元前期作家郝经有古赋15篇，耶律铸15篇，王恽10篇，王旭10篇，戴表元14篇，任士林18篇，他们都不创作律赋。元代辞赋的主要成就是在后期，虞集、刘诜、马祖常、许有壬、朱德润、吴莱、杨维桢等作家，都以创作古赋著名，尤其是杨维桢，创作的古赋作品最多。元代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政局动荡不安，所以许多作品揭露社会弊病，骚体赋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抒情化更为浓厚。马祖常《伤己赋》、胡天游《述志赋》、朱德润《忧怀赋》等仿《离骚》而作，抒发个人情怀。清代陈元龙《历代赋汇》收录元代128家的323篇作品，大都是元代后期作家作品(24)。当然，元代辞赋中也有学习汉大赋而进行创作的，如前期作家刘因《渡江赋》，虚拟北燕处士与淮南剑客对蒙古军攻守南宋的不同态度写起，北燕处士认为蒙古军队威猛无比，势不可挡，南宋灭亡，势在必然。淮南剑客却认为南宋占据长江、荆门等地利优势，蒙古军队难以攻破。北燕处士又摆出蒙古的五点优势，坚信蒙古必胜。最后淮南剑客只好服输，“循墙匍匐，口怯心碎，不知所以对矣”。这样的结构布局，明显学习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抑客伸主的表现方法，为当朝社会政治服务。后期作家黄文仲《大都赋》，纵横捭阖，气势恢宏，学习汉大赋中都邑赋的传统，以主客对话形式，极力铺排元大都的景象，不仅有地理空间的广大，更重要的是元朝政治上的大于仁、大于恕、大于德，最后归之于思节俭、防奢侈、尚忠亮、重赏罚等。“宣上德”、“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主旨十分明显。这些创作实践，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宗汉”思想影响到汉赋经典地位的重构和巩固。 三、科举影响下的汉赋选、汉赋论 由于科举对古赋的重视，汉赋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也引起人们对汉赋的研究和评论，这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途径。 汉赋选方面，汉魏六朝以来的正史如《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收录汉赋作品，对汉赋经典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总集如萧统《文选》对汉赋的收录，更是确立了汉赋的经典地位。唐宋以来的类书、宋代朱熹、晁补之的楚辞选本、章樵的《古文苑》等都收录一定的汉赋作品(25)。这些汉赋选本对元代的汉赋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末元初陈仁子编纂《文选补遗》40卷，辑录《文选》以外的诗文，其中收录两汉15位辞赋作家的24篇作品，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人作品均有收录。这部书虽说不是受科举影响，但也说明宋末元初对汉赋的重视。 元代祝尧《古赋辨体》是在科举变律为古影响下出现的一部重要著作，分正录、外录两部分，共收录先秦至宋代117篇作品(不收律赋)，其中汉赋26篇，即正录7家15篇，外录11家11篇。 正录：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班婕妤《自悼赋》《捣素赋》，扬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班固《西都赋》《东都赋》，祢衡《鹦鹉赋》，王粲《登楼赋》。 外录：贾谊《惜誓》，庄忌《哀时命》，淮南小山《招隐士》，扬雄《反骚》，汉武帝《秋风辞》《瓠子歌》，息夫躬《绝命辞》，蔡文姬《胡笳十八拍》，汉高帝《大风歌》，乌孙公主《乌孙公主歌》，梁鸿《五噫歌》。 就以正录作家作品而言，如果与《文选》收录汉赋相比就可发现，除班婕妤《自悼赋》《捣素赋》、扬雄《河东赋》外，其余都在《文选》中收录。而且收录的汉赋作品大部分也见于此前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古文苑》等书，大部分也在《文心雕龙》中有评论。可见《古赋辨体》所选仍为汉赋的经典作品，这对于汉赋经典作品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至于为什么不收张衡《二京赋》，祝尧在班固《两都赋》序言后的解释是：“《二京》《三都》等赋大抵祖此(《两都赋》)，其赋因不复录”(26)。在他看来，张衡《二京》学习班固《两都》，所以不予收录，虽有一定道理，但说服力不强，因为《二京》不只学习《两都》，更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在收录辞赋作品的同时，祝尧还对作品进行评注，如司马相如《子虚赋》注：“赋之问答体，其原自《卜居》《渔夫》篇来，厥后宋玉辈述之。至汉，此体遂盛。此两赋及《两都》、《二京》、《三都》等作皆然。盖又别为一体，首尾是文，中间乃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于辞者，则流为齐梁唐初之俳体；其首尾之文，以议论为便，而专于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27)这样的注评，把问答体的来龙去脉予以全面探究，很有见地，所以《四库提要》介绍《古赋辨体》时特别引用这段话，并认为这是“最确”的结论。 吴莱于延祐七年(1320)乡试中选，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吴莱曾集宋玉、司马相如、扬雄、柳宗元四家赋为《楚汉正声》。此书今佚，但从宋濂《渊颖先生碑》记载《楚汉正声》编纂主旨亦可看出汉赋的影响：“古之赋学专尚音律，必使宫商相宜，徵羽迭变。自宋玉而下，唯司马相如、扬雄、柳宗元能调协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汉正声》。”(28)视楚骚、汉赋为正声，而且特别选择汉代两位大赋作家为标本，亦见汉大赋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另外还应注意的是，一些为科举而编纂的古赋选本，如无名氏《青云梯》(一卷本佚，三卷本存)、虞廷硕《古赋准绳》(今佚)、无名氏《古题赋》(今佚)等，收录了元代创作的古赋作品，乃至于杨维祯个人赋集《丽则遗音》(《四库提要》谓收录自作32篇，皆其应举时私拟程序之作)、《铁崖赋稿》(《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谓收录自作48篇)等，虽为科举服务，但它们是学习古赋的产物，具有楚骚、汉赋的传统，所以直接或间接对汉赋的经典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元代汉赋选本以《古赋辨体》为代表，数量虽然有限，但其意义不可忽视。首先，它继承前代选本传统，促进了汉赋在元代的广泛传播与研究，树立了汉赋的经典形象。其次，在为科举服务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当时的辞赋创作，使汉赋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元代的汉赋选，也对后代一些文学选本、总集的编纂产生较大影响。 汉赋论方面，从汉魏六朝以来，就已产生大量的汉赋论，尤以《文心雕龙》为代表。到元代时期，汉赋评论继续发展。作家的书信、杂文、序跋等都有一些零散的评论。如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刘因《叙学》、袁桷《答高舜元十问》、阎复《谢解启》、赵孟頫《第一山人文集叙》等，其共同点在于对古赋的推崇。刘壎的《隐居通议》(收入《四库全书》)中有“古赋”二卷，其中亦有对汉赋的一些评论(如前文引其“古赋”总评)(29)，提倡“风骨苍劲、义理深长”的古赋。杨维桢在《丽则遗音序》中也表达了他对古赋的看法： 皇朝设科取赋以古为名，故求今科文于古者，盖无出于赋矣。然赋之古者岂易言哉!扬子云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子云知古赋矣。至其所自为赋，又蹈词人之淫而乖风雅之则，何也？岂非赋之古者，自景差、唐勒、宋玉、枚乘、司马相如以来，违则为已远，矧其下者乎？(30)杨维桢倡导“丽则”，实践“丽则”，目的在于恢复汉代扬雄所提出的“诗人之赋”。而诗人之赋的核心就是以抒情为主，以诗的“六义”为宗旨。 元代对汉赋评论较有系统的著作是陈绎曾的《文筌》和祝尧的《古赋辨体》。《文筌》把宋玉、景差、司马相如、枚乘、扬雄、班固称为汉赋之祖。他的“汉赋体”分为大中小三体： 大体：《高唐》《神女》《招魂》《大招》《子虚》《上林》《七发》《长杨》《羽猎》《西都》《东都》《灵光殿》《文赋》《闲居》《藉田》《长笛》《琴》《舞》。 中体：《风》《月》《雪》《赭白马》《鹦鹉》《长门》《登楼》《啸》。 小体：荀卿五赋、宋玉大小《言赋》、司马相如《哀二世赋》、孔臧诸赋、梁孝王诸大夫分题赋。(31)“三体”中所举汉赋作品大都见于萧统的《文选》，可以说是汉赋的精品。而且由“体”入手进行引导，便于读者认识赋的特点并进行学习。《文筌》还对汉赋制、汉赋式、汉赋格等进行总结。如把汉赋的风格归纳为“壮丽”、“典雅”、“布置”三大方面，并认为“此三格乃其正体”。该著具有一定的理论系统性，可以说是“汉赋通义”的简要大纲，基本概括了汉赋创作的各个方面，对于指导辞赋创作很有实用价值。 祝尧的《古赋辨体》在选辞赋作品的同时，也对作品进行评论，并把先秦以来的赋分为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宋体，对每体的特点也有精彩论述，代表了元代赋学理论的最高成就，其中对于汉赋的大量评论也颇为精到。从本文前引《古赋辨体》的许多评论，不难看出其理论价值。此处再引一段他对汉大赋的认识。《子虚赋》注评曰： 须将此两赋及扬子云《甘泉》《河东》《羽猎》《长杨》、班孟坚《两都》……等赋并看，又将《离骚》《远游》诸篇赡丽奇伟处参看，一扫山林草野之气习，全仿冠冕佩玉之步骤。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词夸；取风云山川之形态，使其词媚；取鸟兽草木之名物，使其词赡；取金璧彩缯之容色，使其词藻；取宫室城阙之制度，使其词壮。则词人之赋，吾既尽之。然后自赋之体而兼取他义，当讽刺则讽刺，而取之风；当援引则援引，而取诸比；当假托则假托，而取诸兴；当正言则正言，而取诸雅；当歌咏则歌咏，而取诸颂。则诗人之赋，吾又兼之。(32)在祝尧看来，汉大赋不仅包括了“词人之赋”(丽以淫)的特点，而且包括了“诗人之赋”(丽以则)的特点，甚至完全符合诗之“六义”标准。也正如此，汉大赋作为古赋之一种，也应是文人学习的榜样。总体言之，祝尧在中国古代赋论史上具有重要贡献，他在继承前代赋论基础上，把赋选、赋论融于一体，以“体”为抓手，以“复古”为目的，以“祖骚宗汉”为旗帜，以“六义”为统帅，以“情”为核心，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赋学理论体系。对于《古赋辨体》的赋学价值，学界多有研究(33)，不复赘述。但要强调的是，祝尧从“辨体”的角度划分前代的辞赋作品，推崇楚辞体、两汉体，明确树立了“祖骚宗汉”的思想，对于汉赋的经典化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吴纳《文章辨体》等著作产生重要影响。 元代的汉赋评论，以祝尧为代表，其意义在于：第一，在“祖骚宗汉”思想旗帜下肯定汉赋的价值，巩固了汉赋在辞赋史上的地位；第二，汉赋评论注重挖掘文本的内在“密码”，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建构汉赋的经典；第三，汉赋评论引导读者欣赏和学习汉赋，并对现实的辞赋创作具有指导意义(34)。 综上可见，元代科举引起了文人学士对汉赋的重视，对于汉赋的经典化起了较大作用，并且对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亦产生较大影响。 注释： ①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黄仁生《论元代科举与辞赋》(《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许结《科举与辞赋：经典的树立与偏离》(《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论宋代科举与辞赋嬗变》(《复旦学报》2012年第4期)等对科举与辞赋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述。 ③宋濂等：《元史》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018页。 ④刘祁：《归潜志》，崔文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0页。 ⑤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罗根泽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 ⑥刘祁：《归潜志》卷十四附录，第184页。 ⑦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6页。 ⑧祝尧：《古赋辨体》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18页。 ⑨祝尧：《古赋辨体》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第836页。 ⑩祝尧：《古赋辨体》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第747页。 (11)宋濂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019页。 (12)详见笔者《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一文(《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3)祝尧：《古赋辨体》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第747页。 (14)祝尧：《古赋辨体》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第718页。 (15)王构：《修辞鉴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6页。 (16)许结：《元人“祖骚宗汉”说考述》，许结：《赋学：制度与批评》，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04-223页。 (17)祝尧：《古赋辨体》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第746页。 (18)祝尧：《古赋辨体》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第802页。 (19)陈绎曾：《文筌》，《四库存目丛书》集部41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92页。 (20)陈绎曾：《文筌》，《四库存目丛书》集部416册，第96页。 (21)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8册，第116页。 (22)刘壎：《隐居通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5页。 (23)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86页。 (24)据马积高先生统计，元赋“几近五百篇，作者二百四十余人。”(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36页) (25)踪凡《汉赋研究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三章对唐宋以来汉赋文献有详述。 (26)祝尧：《古赋辨体》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第769页。 (27)祝尧：《古赋辨体》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第749-750页。 (28)宋濂：《文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1页。 (29)关于《隐居通议》的赋论价值，可参看何新文、苏瑞隆、彭安湘著《中国赋论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6-223页。 (30)杨维桢：《丽则遗音》，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6页。 (31)陈绎曾：《文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6册，第96页。 (32)祝尧：《古赋辨体》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第750页。 (33)著作如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北京：开明书店，1993年)，何新文、苏瑞隆、彭安湘《中国赋论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许结《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以及万光治、程章灿等学者在他们的赋学著作中都有专门论述。论文如邓国光《祝尧〈古赋辨体〉的赋论》(《新亚学术集刊》(香港中文大学)第十三期，1994年)、踪凡《祝尧〈古赋辨体〉的汉赋观》(《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李新宇《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晋阳学刊》2008年第1期)等。 (34)详参笔者《古代赋论与赋的经典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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