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战略合作的发展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方向论文,战略合作论文,美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时隔多年，我又一次来到了上海，这座对美中关系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这次我住的宾馆恰恰又是1972年随尼克松总统和罗杰斯国务卿下榻的锦江饭店，也是美中《上海公报》的签署地。时光荏苒，物是人非，可当时的情景如今想来仍历历在目。我记得，我们离开机场刚刚到达了锦江饭店，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副外长还有当时的上海市革委会的负责人等人就来到了我们的房间。日程上并没有这项内容，周等人的到访，令我们感到十分意外。我们在会客厅座谈了一个多小时，讨论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在交流中周恩来提到，毛泽东仔细地阅读了尼克松总统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并用红笔在若干字句下做了记号，送领导成员传阅，说这篇文章很重要。周恩来说，中美关系改善的过程对中方内部来说也相当不易。周恩来一行离去后，罗杰斯问我：“周恩来突然来访，用意何在？”我回答说：“周恩来总理以他个人最典型的方式，含蓄地向您表示歉意，因为在北京他未能安排您参加同毛泽东的会谈。”
正是一系列类似上述的高层会晤的细节，构筑了我们两国最初的战略关系。当时这种关系的建立，是适应了美中两国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需求。这种战略需求促成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奠定了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和政治框架。这种关系的建立使中国增加了与苏联抗争的信心，也使美国卸下了包袱，避免了与共产主义大国两线作战的窘境。尼克松的这次访问创建了一个新的局面。自本世纪30年代日本吞并中国东北以来，美国首次同时与日本和中国两个亚洲大国建立正常友善的关系，使美国在亚太地区无论是海洋还是陆地相对苏联获得了战略优势。美中战略关系建立之时即为苏联帝国崩溃之始。此后才有了东亚地区20年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战略关系的核心是政治和外交，以后又扩展到经济、文化、科技、体育，最后又发展到军事交往。
这种战略关系创建后不久，美中两国国内都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1974年尼克松离开了白宫，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但两国的战略关系得以延续。1979年，在卡特总统任期内美中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使我回想起在驻北京联络处的最初的日子，那时除了与领导层有一定的联系外，我们在中国是举目无朋，与普通中国人根本没有接触。在文革中间，人们对同外国人交谈持有戒心，当时与中国普通民众进行交谈的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一边骑自行车一边交谈，这样我们就成为美国驻外机构中唯一把骑自行车巡游当做一项日常重要工作来做的外交官。联络处后来转升为使馆，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特别是当邓小平先生的领导地位得以恢复并成功地访问美国之后。
二
随着8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和天安门事件的发生，美中之间原先的相互间的战略需求降低。在一段时间内，美国的对华政策定位也出现了问题。有人说，我们无需再对中国给予更多的关注了，因为冷战已经结束；另有人说，中国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我们必须与之保持关系。争论喋喋不休。由于中国领导人坚持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国力不断壮大。双方关系还是有了极大的发展，今日双边的贸易和人员的交流与当年已不能同日而语。
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在对华政策上无所作为，原因有几方面。其一是当时从世界的格局变化上讲需求不大；其二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影响；其三是克林顿政府在外交上经验不足；其四是国会对中国了解甚少。最近两年美中关系已走上正轨，克林顿掌握了对华政策的领导权。通过两次最高领导人的互访和其他一些高层次的接触，两国就“发展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为保持发展势头，我们双方应当一方面处理好这一关系，另一方面寻找新的战略需求。
在双边关系中，也有一些问题是复杂的或不易处理的。首先是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对这些问题应给予足够的注意，如果不平衡问题发生在美国经济衰退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可能演变成政治问题，美国的议员对贸易逆差的反应是很强烈的。人权问题仍将是美中关系中另一个棘手问题，在此问题上双方对各自的立场都比较了解，不管中方怎样理解，人权的概念已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文化之中。希望这方面的对话能继续下去，希望中方能注意到法制的发展，法制的发展对于推进双边建设性的对话的作用不能低估。
台湾问题是另一个战略层面问题，克林顿政府坚持了美国的长期政策，总统本人在上海也发表了“三不”宣示，重申了“三个公报”的精神。可以说，美国的行政方面已比较好地处理了对华政策。但在美国国内还有一定的压力。国会中有很多人注意台湾问题，所以我认为今后在立法和行政部门之间就台湾问题还会有多次的交锋。美国能源部长最近对台湾的访问，与美中之间的“三个公报”并无抵触之处。这不是什么秘密，美国与台湾保持着非官方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能源部长的访台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这一行动非常接近美中双方所达成的可以谅解的界限上，如果中方将此事视为美方政策的变化那就大错特错了。
三
战略问题至关重要，两国领导人已就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如果能顺利开展战略领域的合作，两国的关系就可以更上一个台阶。战略合作应当包括经济政策、朝鲜半岛、南亚和中亚、对日关系等若干领域。
经济政策 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它的所作所为势必影响到本地区的邻国。就这次东亚经济危机发生来说，中国顶住了危机的冲击，经济仍保持了增长，被世界视为“镇海针”，成为地区经济稳定的关键。邻国都担心中国会将人民币贬值，而人民币贬值势必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危机，使经济进一步恶化。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使邻国大大松了一口气。中国经济改革也面临困难。在此情形下，美中双方包括企业界人士要保持经常有序的对话和交流。美国正期待着明年春天朱总理对美国的访问，希望这次访问为双方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战略对话和交流起一个开创作用。
朝鲜问题 关于北朝鲜问题，中美之间已经开展了一些对话和联合行动。朝鲜南北统一为时尚早，现在关键是要使北朝鲜演化为国际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一员。
美中双方都有意让北朝鲜政权保持不垮台也不对外发动进攻。在这方面中国已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向北朝鲜提供了食品、油料等等。但中国似乎不是很乐意在这方面与美国和日本联合行动。我认为：“战略伙伴关系”也应在朝鲜问题上体现出行动的一致性。
我们特别强调中美日三国的合作，美国总统刚刚访问过日本，江泽民主席也将访问日本。美中、日中、美中之间应保持一种“战略伙伴关系”，寻找共同的利益。但我们目前并没有一种美日中三方共同对话的机制，实际上有这样一个机制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即使是在非官方的层次上也难以实现。
具体来说，美中日三方应调整对北朝鲜的物资援助。我们知道中国一向有自己的作法。希望中国能在朝鲜国际能源发展组织(KIEDO)中发挥作用。美、中、日三方的立场一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TMD战区导弹防务计划可能是影响美中协调立场的一个问题。首先要说明，TMD是针对北朝鲜的，北朝鲜的卫星发射使我们震惊，特别是日本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军备更新问题。当然TMD也是一个与台湾相关的问题。1995-1996年，中国在台湾海域的导弹试射，显示出中国只要用导弹就可以使台湾瘫痪，可以说TMD是美中“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痛处，要谨慎处理，也应加以讨论。从技术层面上讲，TMD技术并不完善，只能拦截部分导弹。
美日关系一向很重要，中国领导人也看出了这一点，但可以说美日过去不针对中国，现在也不针对中国，关键的是我们三方能否坐下来一起讨论战略合作问题。
南亚问题 武器扩散是南亚问题的关键。希望中方能与美国合作，最终促使巴基斯坦和印度签署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在这方面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即使印度不签署，我们也应通力合作，使巴基斯坦签署这一条约。当然这是很不容易的。美国已就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技术特别是导弹技术问题与中国进行了多年的对话，现在应当把这一对话提升到更高层次。现在印巴两国已经进行了核武器的试验，我们要防止他们再向前迈进一步。印巴的核试验显示了他们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马上就能将试验变成能投入实战的武器，这需要解决许多类似于运载工具、机动性等实际应用技术问题，这是一个既花钱又费时的过程。如果我们能有效阻止南亚武器竞赛发展下去，这对于各方（包括印巴两国）都是有益的。
中亚问题 美中也应考虑一下在中亚地区问题的合作。在来中国之前，我走访了一些美国的战略智力库，这些机构中还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亚问题上应当与中国合作。但我认为这一问题很重要，应该列入我们中美双方讨论的日程。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进口石油，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考虑中东的石油和石油进口的陆地通道。美国也为西方和美国自己考虑中东的石油通道。中国不用担心美国会在某种情形下，垄断中东石油或石油通道。但美中应开始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也在考虑如何建立新的基础设施而不是用苏联留下的老设施来输出他们的石油产品。以这些国家来说建立新的输油设施可以帮助他们保持独立，防止苏联的卷土重来，俄罗斯的再次渗透目前还不足为虑，因为俄罗斯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无力旁顾。苏联正是在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解体的。这对中国也有好处，中国应当寻求新的石油来源。据我所知，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已达成协议，哈萨克斯坦将在未来为中国生产石油，这将需要在沙漠铺设油管，而美国对铺设石油管道是有经验的。
美中间的另一个共同利益是，防止中亚国家核武器走私，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也是中国在新疆地区的主要考虑。
简而言之，美中两国的首脑确定了面向新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指出了一个发展方向。但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要寻求新的战略需求，加强具体领域中的战略合作，使美中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充满实际的内容，应花时间和力气使美中战略伙伴关系变成行动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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