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怡[1]2005年在《中国基于国际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21世纪,技术进步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而技术水平的提高主要源于本国的技术创新(R&D活动)以及利用各种技术扩散途径对外来知识进行学习、吸收与模仿。技术进步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所有的科技创新。国际贸易作为国际技术传递和扩散的最主要渠道之一,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的今天,不仅实现了量的迅速增长,而且其内涵也在不断扩大。国际贸易的发展,既为发达国家提供了进行技术创新的充足资金,又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学习先进技术的机遇。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受资金与技术方面的限制,通过与各国开展有关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国际贸易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其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捷径。特别地,在引进先进技术或产品后,发展中国家可以进行有效的学习与模仿进而改进,从而实现自主的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技术水平整体不高。一方面,我国是研发资金及能力相对欠缺的发展中国家,因而国内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另一方面,我国虽然已经跻身世界三大贸易国行列,但是贸易增长方式基本属于粗放型增长,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加入WTO等宏观环境下,通过国际贸易吸收、获得并有效利用技术扩散这一技术传输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在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与国际贸易三者的理论联系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深入研究,以期得出有助于中国技术进步和贸易增长的结论与对策。本文首先就研究的背景、目的和问题进行了阐述,界定了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的概念,并且对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与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重点介绍了新近发展的技术扩散理论等。本文第二章提出了一个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与国际贸易的理论分析框架。先后回顾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的理论联系,基于国际贸易的技术扩散效应,影响国际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的主要因素以及国际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相关模型。在理论分析之后,本文第三章和第四章就中国关于国际贸易的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中国技术创新与对外贸易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我国对外贸易所带来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程度。并分别从进口贸易、出口贸易、贸易结构、产业内贸易等角度,重点考察了我国由对外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最后,对影响我国技术进步效应
林竞君[2]2005年在《网络、嵌入性与集群生命周期研究》文中指出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产业集群问题引起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们由各自的学科范式出发,对集群的本质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理解。本文试图从新经济社会学的相关概念及理论观点出发,对产业集群形成、发展、衰落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进行新的跨学科解释。 “嵌入”是本文研究的首要概念工具。按照格兰诺维特的观点,嵌入可分为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前者是指行动者总是嵌入于其所在的关系网络之中,并深受网络其他成员的影响;后者是指在更宏大层面上,行动者所在的网络又是嵌入于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规范等结构之中,并受其影响、塑造。在本文的阐述中,这两种嵌入类型是贯穿全文的分析主线。 本文的第一、二章,主要完成两项工作,一是相对系统地介绍了“产业集群”这一问题的研究渊源,并对国内外集群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文的研究任务、思路及方法运用;二是对新经济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并详细介绍了这一学科的三大理论主张及核心概念体系。 第三章对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进行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考察。新古典经济学从分工的外部性及自我增强机制来解释集群的形成问题,与之不同,本文认为,产业集群究其实质就是一种劳动分工、协作的制度安排,它的形成是基于一定文化背景下,通过区域共同体成员间网络互动得以建构的,是嵌入于区域特定的文化传统、价值规范(结构性嵌入)和网络成员信任网络(关系性嵌入)之中的。 一方面,区域特定的分工传统、信任水平、企业家精神是集群形成的重要文化基础,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它们影响着区域成员的心智模式、知识能力与行动选择,进而影响到本区域分工的演进与交易的治理效率;另一方面,信任、网络是规范集群内部交易行为,促进分工规模持续扩张的有效治理机制。信任的扩展是集群分工发展的基本动力,而网络以它特有的信息、规范功能有效保证了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 第四章主要探讨集群的发展、创新问题。由创新的本质出发,我们认为,集群实质上也是某种知识的分工、协作的网络综合体,集群的创新效率取决于企业知识的获取、整合能力以及企业间的知识扩散程度。这一意义上,本文认为,集群的创新活动是一种集体性学习的动态累积过程,是嵌入于本区域的合作文化、创新情境(结构性嵌入)以及网络成员的知识交流、共享网络互动(关系性嵌入)之中的。 一方面,集群本地的创新氛围、合作水平是激发本集群企业创新行动、提高区域信息交流、知识共享效率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鉴于当代创新的复杂性与
陈超[3]2015年在《开放条件下知识资本投入产出的国际比较》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进入到产业结构大调整时期,经济发展方式开始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经济的兴起以及内生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知识资本在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凸显,知识资本投入与产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近三十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知识资本投入产出效应的研究应该包括与知识活动有关的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资本和技术资本等各方面的研究。但现有绝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上,并没有从构成要素上对知识资本的技术进步效应进行细分,同时各国政府在创新政策的制定上更多的是把关注点放在加大R&D资源的投入上,忽视了对知识资本不同方面投入的优化配置。基于此,本文以不同方面的知识资本投入作为切入点,分析和比较了知识资本的不同方面投入对全球整体以及不同俱乐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还探讨了国际知识资本溢出以及国内知识资本吸收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在对知识资本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进行重新界定和划分的基础上,本文将“知识资本”这一核心变量纳入到开放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对国际知识资本溢出和国内知识资本吸收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模型的推导结果发现：在开放条件下,技术进步率和稳态增长率取决于国内知识资本存量(各方面投入)、国外知识资本(各溢出渠道)、国内知识资本吸收能力以及国内外技术水平差距。根据理论模型的推导结果,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反映知识资本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全球130个经济体在1981-2010年间的知识资本及其四个方面的指数值。结果发现,在整个时期,全球整体的知识资本具有较低的发展水平,但这种较低水平只体现在研发资本和技术资本方面,而在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资本方面则是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然后,本文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对知识资本全球分布的俱乐部类数进行了划分,发现130个经济体依据知识资本各方面发展水平的差异可以稳定的划分为三个俱乐部,分别为领导俱乐部、追赶俱乐部和边缘俱乐部。其中,领导俱乐部的知识资本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且这种较高水平普遍体现在知识资本的四个方面上；追赶俱乐部的知识资本具有较低的发展水平,但这种较低水平只体现在研发资本和技术资本方面,而在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资本方面则是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边缘俱乐部的知识资本具有较低的发展水平,且这种较低水平普遍体现在知识资本的四个方面上,不过边缘俱乐部在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资本方面还是具有国内比较优势的。在知识资本的产出方面,本文使用跨时跨国收入份额法测算了各经济体和各俱乐部历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结果发现,在整个时期,全球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低的发展水平,但这种较低的发展水平只存在于在追赶俱乐部和边缘俱乐部,而领导俱乐部的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在对知识资本的投入与产出指标进行测度之后,本文接着从知识资本不同方面投入的角度来实证分析知识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以检验理论模型推导结果的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除研发资本对边缘俱乐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为负外,知识资本其余各方面投入对全球整体以及各俱乐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不同方面投入对不同俱乐部的促进效果存在差异性,其中研发资本和技术资本对领导俱乐部的促进作用最大,人力资本对追赶俱乐部的促进作用最大,而基础设施资本对边缘俱乐部的促进作用最大。在对国外知识资本溢出效应的检验上,进口渠道对全球整体以及各俱乐部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追赶俱乐部中最大；FDI渠道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为负,但这种负效应只存在于追赶俱乐部和边缘俱乐部中,而对领导俱乐部是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技术差距的缩小对全球整体以及各俱乐部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边缘俱乐部中最大。在对国内知识资本吸收能力的检验上,进口渠道对全球整体以及各俱乐部都只存在直接溢出效应,但不存在间接溢出效应；FDI渠道对全球整体和追赶俱乐部存在间接溢出效应,但不存在直接溢出效应,对边缘俱乐部只存在直接溢出效应,而不存在间接溢出效应,对领导俱乐部既存在直接溢出效应也存在间接溢出效应；技术差距渠道对全球整体以及各俱乐部既存在直接溢出效应也存在间接溢出效应。最后,论文从加大研发资本投入、注重人力资本积累、重视基础设施资本作用、发挥技术资本优势,充分利用国际知识资本溢出效应等角度提出了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陈嘉[4]2016年在《台商对大陆农业投资的技术扩散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技术进步是推动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之一,如何更好地吸收先进技术、促进技术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技术扩散,是目前各个国家发展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目前经济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外商直接投资(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国际间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而台商直接投资除具备外商直接投资的一般特征外,其在大陆投资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以此为切入点,探究台湾农业先进技术通过直接投资,向大陆地区扩散的现状、机制及特征等,是对现有技术扩散研究、农业研究及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与拓展。随着台商对大陆地区农业投资的不断发展,其集中于东南沿海的投资态势必将有所转变,而农业投资区位选择及其技术扩散,与地区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息息相关,因此研究台商对福建农业投资及其技术扩散的现状、趋势及驱动机制等,将为两岸农业合作交流及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依据。文章首先充分对比了两岸农业及农业技术发展的历程、禀赋及现状,认为闽台间具有相似的农业发展条件及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时序递差性,具有较大的农业产业转移与合作潜力。通过长时间尺度的台商在大陆及福建省农业投资的时空格局研究,结论表明台商对大陆农业投资整体处于波动下降的趋势,从投资累积量看,台商对大陆农业投资显著集中于沿海地区,其空间格局呈“T型”分布,以沿海与长江经济带为主要轴线,在沿海地区以广东与江苏为双核心,同时沿闽、浙两省形成双核心的“过度地带”；而在福建省内的台商农业投资则显著集中于福州、漳州两市,在空间格局上呈现集聚—分散—再集聚的变化态势。在此基础上,本文侧重从地理学视角,以地理学研究范式研究台湾先进农业技术在大陆及福建省内的空间扩散,从宏观、中观及微观三种空间尺度对比分析台商农业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机制、途径与模式,得到结论如下：①在宏观尺度下,开放因子对于福建省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十分显著,FDI、TDI及闽台农业贸易对于福建农业均存在持续的技术溢出,但其溢出效应的大小及其作用方向却存在变化,体现出“边际效应递减”规律。闽台农业贸易是主要溢出渠道,闽台贸易则在闽台全面开放阶段方显示出其对福建农业的显著溢出效应。②在中观尺度下,台商农业技术扩散表现出独特的时空规律。台商对福建农业投资并随之带来的新品种技术,其时间维度的扩散符合“S型”曲线发展,技术扩散速率的变动符合“钟型”曲线变化,但其扩散周期较其他果树品种更短,且扩散发展迅速,目前扩散已进入平稳发展期。而空间维度扩散,则由于其非政府主导、较少市场经营机构参与的扩散机制,表现为在福建省内形成以一级扩散源为主,叠加二级扩散源扩散效应,呈蔓延式接触扩散与跳跃式扩散并存的扩散格局,而影响技术扩散强度及效果的主要因子有农业投入及地区政府推广机制,同时距离因子、技术扩散源的技术保护对技术扩散也存在显著影响。③在微观尺度下,通过台商农业投资的技术源(台资企业)及技术受体(本地农户)研究,认为台商对大陆农业投资透过多向联系、劳动力流动效应及示范效应多种渠道产生技术的溢出,而其溢出效应的独特性表现在：以“前向溢出”为主的产业链方向的溢出效应,且劳动力流动的溢出效应对于台资企业的影响较小。而形成上述特殊的溢出效应,与台资企业的发展战略及技术保护策略有关,还与本地企业的资金、人力资源与公司战略有关。而技术受方的采纳行为,则与家庭劳动力、兼业情况、作物种植现状及种植历史等因子息息相关。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加强闽台农业合作及台商对福建农业投资技术扩散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研究做出展望。
王世辅[5]2000年在《开放条件下的知识扩散与经济增长》文中提出赶超发达国家一直是落后国家的梦想。如何实现经济长期快速增长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是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近年来重新思考增长理论的潮流唤起了人们对知识的重要性的关注。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默认为，一国的知识水平决定其经济发展水平，一国的知识积累速度是影响长期增长率的一个最重要的变量。１９９８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也指出，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在于物质资本方面，更重要的在于知识方面。发展不仅要求缩小实物资本方面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要缩小知识水平方面的差距。这也为一些成功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知识经济”这一概念一经ＯＥＣＤ提出，就得到世界各国广泛地关注。知识创造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的基础。理论与现实都提醒我们，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梦想，必须加快其知识积累速度。 对于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知识创造方面要想达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水平是很困难的。一方面，研究经费不足，人力资本缺乏；另一方面，对知识创造的激劢机制也存在缺陷。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短期改变这种状况是很困难的。但这并不意味落后国家无法加快其知识积累速度。因为对单一国家而言，不仅可以自行创造知识，也可以吸收国外知识，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提高其知识存量水平。显然用这两条腿走路比一条腿走路（只靠自行创造来积累知识）要快得多。经济全球化，为落后国家吸收国外知识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落后国家所需要做的就是要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 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生产、营销与资本的全球化，也意味着知识与技术的全球化。开放不仅意味着货物、服务及资本的流入，也意味着知识的流入。从某种程度来说，知识的流入比资本与货物的流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更重要。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资本积累会导致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它对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几乎没有影响，相反，知识积累可以提高劳动与资本的边际报酬率。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WP=3> 正因为知识扩散可以影响一国的知识积累速度，它也就可以影响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本文的目标就是探讨知识扩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传统贸易理论主要探讨货物与服务的贸易，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的国际交换也得到分析。然而，贸易理论对于知识却没有足够的重视，尽管知识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新增长理论的进展已使贸易理论家们开始关注知识与知识扩散。 R．H．罗伯特逊在30年代就提出了“贸易是增长的发动机”，如果说现在这一命题仍然正确的话，我们需要从新的视角――知识的视角来认识国际贸易的作用。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重新思考国际贸易结果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贸易的作用，规模经济可能是产生贸易的更重要的原因。当然，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基石的比较优势理论并没有过时，但它的含义需要得到新的阐释。李嘉图的单要素贸易模型认为外生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产生比较优势的原因，Ｈ－Ｏ模型则认为外生的要素禀赋差异是产生比较优势的原因，这两种理论都忽略了技术差异这一产生贸易的重要因素。 目前，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在经济中的地位下降，知识、技术及人力资本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一现实同样反映在进出口贸易之中。由于知识可以创造，技术水平会变化，比较优势就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动态。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瑟罗所言，“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由它的所作所为创造出来的，更准确地说，是它做了什么样的投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创立必要的技能基础，如培养生物学方面的博士们，它就不可能有生物工程产业及相应的比较优势。今天，知识和技能才是比较优势的唯一来源。它们成了２０世纪末经济活动分布中的要素。硅谷和１２８号高速公路的地点所在，只是因为那里正好是人工智能所在，那里没有别的东西。” 在经济活动中，知识是一种重要的投入要素，但知识这种要素需要投入资源去创造，从这个角度看，知识也是一种商品。知识这种商品具有与一般商品不同的性质：（１）在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即一人的使用并不排斥其他人的使用，这一性质与公共产品的性质类<WP=4>似。（２）在产权上的部分排他性。即在知识上设立产权是可能的，但这种产权是不完全的，存在着时间与空间范围的限制。对知识设立产权能激励知识的创造，而知识产权的不完全性意味着一部分知识会进入公共的知识库，从而能产生正外部性。经济规模越大，这种外部性就越明显。 如果将知识的生产与其它商品的生产视为类似的，则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比较优势原理仍会发生作用。由于存在知识扩散，在一个普通商品生产与知识生产共存的贸易模型中，哪个国家会具体从事哪种商品的生产情形会更复杂。假设某一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知识作为投入，一个落后国家本身并不具备所需的要素，它就不应从事这一产业的生产。如果吸收国外知识是低成本的，则该国仍有可能在该产业有比较优势。如果存在着持续快速的知识积累，一个落后国家的产业结构会得到提升，无论这种知识积累是得自自身创造还是吸收国外知识。通常来讲，在经济起飞阶段，知识积累更多地来?
赵丰义[6]2010年在《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路径优化研究》文中提出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均表明,技术在决定生产率差异、国家竞争力差异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装备制造业作为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提供技术装备的战略性产业,其对于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已经形成广泛共识,而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我国装备制造业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明显特征就是“大而不强”,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新型工业化和增长方式转变需要以大量先进技术装备为支撑,因此促进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升级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在分析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路径及其绩效的基础上,对如何优化技术创新路径进行系统研究,以期对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升级起到理论推进和实践指导作用。本文主要研究了以下内容：第一章是绪论,阐释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和评析,介绍了全文的结构安排、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之处。第二章是技术后进下的最优技术创新路径分析。首先,阐释了技术创新及其实现路径。由于企业和产业组织形式决定了产业技术环境和企业竞争战略,从而决定企业技术创新的战略重点以及所采取技术创新模式,最终决定了技术创新绩效,因此本文将技术创新路径界定为由产业组织创新影响企业竞争战略,进而决定企业技术创新模式,最终决定技术创新绩效的整个过程。然后,针对技术创新路径方面的不同观点进行分析,得出利用国际技术扩散与自主研发二者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运用经济理论和经验证据分析自主研发与吸收国际技术扩散的互补性以及研发比较优势的内生性,进而得出了最优技术创新路径应该具备的基本特征：①在技术创新模式上以中高层次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为主,实现外部技术资源与内部研发的协同作用；②在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上以高研发投入和高消化吸收投入为特征；③在内部研发与外部技术利用的相互作用方面,应该表现为外部技术利用与内部研发相互支撑和相互促进的特征。④在技术进步效应方面,应该与世界先进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呈现收敛趋势。第三章是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路径及其绩效分析。首先,阐述并分析了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路径演进过程及其基本特征,表明我国装备制造业与日韩产业技术创新路径的明显区别就是自主研发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总体上表现为以低水平复制制造能力为主的低层次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然后,运用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路径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装备制造业未能实现吸收利用国际技术扩散与自主研发的相互促进,中高层次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明显不足。接着,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分行业分析了我国装备制造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结果表明我国装备制造业虽然在总量规模水平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显著缩小,但是在人均劳动生产率和综合技术水平(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差距均没有明显减小,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仍远远落后于世界装备制造业强国美国,技术落后局面并未得到显著改善。本章研究结论是：由于我国装备制造业遵循的技术创新路径在技术创新模式和资源配置偏离了最优路径,从而导致未能形成外部技术利用与内部研发相互支撑和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最终导致技术进步效应低下,未能缩小与先进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差距。第四章是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偏离最优路径的制约因素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对我国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缺失原因进行分析,然后运用pool数据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研发创新活动的高外部性及高风险性、企业规模、公司治理水平、人力资本结构、市场需求、产业技术环境是影响企业自主研发动力的主要因素。最后基于分析结果提出了产业组织优化的基本方向。其一,促进产业集中度和企业规模水平的优化升级,提升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和技术创新产品获利能力,从而提高研发创新能力。其二,优化微观企业组织结构,促进企业战略目标由追逐短期经济利益向深化科技能力和创造可持续性竞争优势回归,实现企业资源传承利用与技术创新的有效结合。其三,建立完善产业技术创新网络系统,整合产业科技资源,推进技术创新中的专业化分工与相互协作,俘获知识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第五章是产业集中度与研发密度的内生性协同升级机制研究。产业集中度升级和研发密度升级是促进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路径优化的关键因素,本章创新性地研究了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内生性升级机制。首先运用Sutton的内生性产业升级理论阐释装备制造业产业集中度和研发投入密度升级的机制；然后以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和电气设备制造业为例介绍了发达工业化国家装备制造业高集中度化和高研发密度化的升级过程；最后分析了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现状水平和产业升级面临的市场契机,并根据技术落后的具体情况,对经典的产业升级机制进行改进,创新性地提出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的路径和相应的促进措施。第六章是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二元网络构建。装备制造业的系统性复杂性使得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资源对于单个组织来说不可能完全具备,构建研发创新网络对于集成创新资源,降低风险和外部性从而优化技术创新路径至关重要。本章首先分析了研发网络的基本内涵以及形成条件和过程,研发网络的管理机制；然后运用规范分析和案例分析研究二元网络组织对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性作用以及二元网络的结构和机理；最后研究了我国装备制造业研发创新网络的构建,提出复合型二元网络的构建方案。第七章是我国装备制造业企业组织结构优化。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其组织结构优化是技术创新路径优化的根本条件。本章首先分析了公司治理影响装备制造业升级的机制以及我国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公司治理瓶颈,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然后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了以资源传承和有效利用为基础的传承性创新方式,论证了传承性创新是实现企业资源积累、利用与竞争优势创造相互协同的最优选择,并基于经验研究给出了管理传承性创新的组织设计模式。第八章是研究结论与启示。总结全文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最优技术创新路径应该实现国际技术利用与自主研发相互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偏离最优技术创新路径导致技术进步效应低下；技术创新路径优化的本质在于产业组织优化；有效的政策支持对于我国装备制造业升级至关重要。
郭利平[7]2005年在《产业群落的空间演化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更加突出和明显,人们据此曾大胆预言世界产业布局将更加分散和均衡,但世界经济的布局并没有均衡化发展。相反,经济重心更趋向于地理集中,出现了产业更加集聚的空间现象——产业群落。产业群落是指基于一定的区域文化、制度背景,围绕某一特定产业的大量企业和相关机构通过竞争和合作关系,以专业化分工基本生产方式大量集聚于某一特定地区的产业空间组织。产业群落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空间集聚性和产业关联性,作为一种新的产业空间组织模式,它是一种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自组织复杂适应性系统。它不仅主导了当今世界的经济地图,而且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成为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是世界经济地图财富与权力的聚集高地。 作为有效的空间组织模式,产业群落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动力源和创新中心。产业群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它不仅广发分布于发达国家,而且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大量存在。尽管产业群落很早就已经出现,但直到最近二十年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目前产业群落已成为世界各国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战略管理学等相关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和前沿领域。同时,也引起决策部门和规划部门的极大关注。总体而言,当前国内外关于产业群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群落的机理、技术创新、群落学习、社会资本、经济增长与产业群落的关系以及基于产业群落的产业政策和实证研究等方面。从现有文献看,产业群落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理论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中,但产业群落还属于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时间较短,研究的方法和工具还欠缺,因此目前的研究仍有些缺陷与不足。特别是对产业群落成长机制和空间演化模式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内生性产业群落受到学术界的追捧,而外生性产业群落尽管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却往往被研究产业群落的学者们所忽视;空间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所忽视,最近克鲁格曼和波特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空间的重要性,但产业群落的空间演进和空间产出机制却没有引起学者们更多的兴趣,产业群落的自组织演化模式研究还很薄弱。因此,研究产业群落的空间演化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另辟蹊径,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产业群落进行了新的探索:一是将空间研究重新纳入产业群落研究的重点,将产业演化和空间演化相结合,明确提出了产业群落空间演化的三种模式:阶段渐进式、突变式和回旋式,并提出所有产业群落的空间演进都经历四个阶段:创生阶段、自增强阶段、
谢运[8]2012年在《跨国并购与知识扩散》文中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企业最具有战略价值的核心资源,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的最关键因素。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跨国公司倾向于采用跨国并购的对外投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跨国并购成为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积累知识资本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多的中国跨国公司也顺应着中国加入WTO和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的历史潮流,利用跨国并购“走出去”发展壮大。在此背景下,将跨国并购和知识、知识资本结合起来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就是将知识经济的核心理论嫁接到跨国并购行为研究当中,从知识资本和创新等视角去深度剖析跨国并购中的知识转移、知识扩散及知识溢出的内在逻辑和方式以及它们对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知识资本的影响。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及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有关跨国并购对宏、微观层面知识资本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本文共分为四部分七章。第一、二章是第一部分,它是本文研究的基础部分。第一章导论,介绍研究的背景、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的主要思路、内容结构和论文创新点。第二章先结合前期研究将知识、知识资本、知识转移、知识扩散等概念进行了界定,本论文的知识资本包括微观层面的即企业知识资本和宏观层面的知识资本；然后系统回顾了知识转移和整合、知识扩散和溢出、FDI和OFDI的技术溢出、跨国并购中的知识扩散等方面的前期研究。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指出本文将针对正逆向跨国并购分别对东道国和母国的知识扩散进行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上研究跨国并购对企业知识资本的影响,而且从宏观层面上研究跨国并购对知识资本的影响。这两章为论文的后续研究打下基础。第三、四章是第二部分,它研究了跨国并购对微观层面知识资本即企业知识资本的影响及其效果。第三章分析了跨国并购中的企业知识资本转移的机制和路径、知识转移的方式、影响跨国并购中的知识转移的因素以及企业知识资本整合的模式、机制等相关问题。第四章实证分析了跨国并购中的知识转移的效应即跨国并购对企业知识资本的影响。本章在综合分析企业知识资本衡量的前期研究基础上,慎重而又有创新性的遴选了资产周转率等三项指标,采用数项财务比率指标并结合持续跟踪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对1995-2010年外资并购的70多家中国上市公司、2000-2010年进行了海外并购的40多家中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前后5年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和回归分析,证实了跨国并购整体上无论对东道国被并购企业还是母国并购企业的知识资本均有提升作用,但是强度和效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第五章是论文的第三部分,本章描述并剖析了基于产业和区域视角下的跨国知识扩散的内在机制,研究了跨国并购对宏观层面知识资本的影响,从而为跨国公司在并购过程中的知识资本管理提供了洞察。本章首先构建了一个关于跨国知识扩散机制的数理模型,跨国知识扩散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来实现生产力的增加,知识扩散存在着一定的成本,其决策将主要取决于利益的权衡取舍。然后,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全要素生产率TFP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发现我国的跨国并购知识溢出效应存在并处于稳定的增长渠道。再次,文章分析了跨国并购等外商直接投资(FDI)对跨国知识溢出的正向及逆向效应,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正向溢出主要通过行业内的水平溢出(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劳动力市场)和行业间的垂直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两种途径,其中垂直溢出的效应较大；而从外商直接投资知识溢出的来源来看,与绿地投资相比,跨国并购的知识溢出对于东道国本地的创新和增长效应更大一些、更快一些。最后,文章研究跨国并购的逆向知识溢出；逆向知识溢出主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的知识溢出来实现。通过对1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模型分析,验证了OFDI逆向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同时发现跨国并购的逆向溢出没有绿地投资的逆向溢出显著。第六章是论文的第四部分,利用文章前面分析的结论和工具,以知识资本的视角对两家装备制造业企业、两家金融企业以及笔者参与的英飞拓、平安银行等数单跨国并购案例进行总结和分析；本章通过案例的分析,说明了在实践中应将跨国并购知识扩散的内外部效应结合起来综合衡量,提出如下建议：在跨国并购实践中,除详细的尽职调查外,要全面衡量跨国并购对知识资本的影响,仔细分析跨国并购的内外部效应,综合协调好各方利益,发现、促成和整合好能使多方共赢的跨国并购行为。最后,第七章归纳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提出对跨国并购实践的启示,指明研究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描述并剖析了基于产业和区域视角下的跨国知识扩散的内在机制,为跨国公司在并购过程中的知识资本管理提供了洞察。提出了跨国知识的扩散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来实现生产力的增加,知识扩散存在着一定的成本,其决策将主要取决于利益的权衡取舍。跨国知识扩散一般通过三个渠道发生：内涵技术知识的中间投入产品,跨国公司内部纯粹的知识转移和扩散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所形成的外部性(正向和逆向的溢出),而具体通过那种渠道由中间内涵产品的复杂程度、母公司与附属子公司的技术知识扩散成本(沟通成本)、中间产品的运输成本、母公司与附属子公司之间的距离等决定。这些新的视角、创新性的研究和发现将跨国知识扩散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论文首次区分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研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的知识溢出效应,通过构建1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了跨国并购逆向溢出效应的存在,同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促进了母国的知识溢出,并且绿地投资的逆向溢出较跨国并购更为显著。这从侧面反映了设立跨国R&D机构所带来的逆向溢出效应更加显著,深化了对外直接投资知识溢出理论的研究。3、论文在综合前期研究基础上,慎重而又有创新性的遴选了资产周转率等三项指标,采用数项财务比率指标并结合持续跟踪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对1995-2010年外资并购的70多家中国上市公司、2000-2010年进行了海外并购的40多家中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前后5年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和回归分析,证实了跨国并购整体上无论对东道国被并购企业还是母国并购企业的知识资本均有提升作用。以大样本案例数据,通过对比和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知识转移的效应,这在前期理论研究上非常少见。4、以知识资本的视角,系统研究了跨国并购对知识资本的影响,并通过具体案例的剖析,提出了“综合协调各方在跨国并购中的知识资本收益,发现、促成和整合好多方共赢的跨国并购行为。”这一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政策建议。
孙宇[9]2016年在《基于中国情境的技术创新对技术轨道跃迁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通过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吸收及再创新,多数产业的技术水平得以快速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也有所增强。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使得我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对外出口大幅增加。然而,核心技术的缺失依然是制约我国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与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凸显了这一弊端,使得通过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方式获得的后发优势逐渐被削弱,并因此给国家、产业、企业三个层面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这一时期以技术发展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为特征,产业/企业面临着重要选择。产业技术发展方向的选择直接影响着产业未来的成长路径与生存状况。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企业也面临着是延续低成本、基于模仿的竞争战略还是加强自主创新成为创新领导者的战略困境。较弱的自主创新能力使得我国企业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弱势。中国政府在转型期的巨额科技经费投入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国企业也应该思考如何进行研发决策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实现赶超。随着近期全球对于能源安全问题与环境问题的关注,我国也亟需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大对清洁技术的研发投入,加强技术创新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广应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以降低能源安全隐患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进而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有研究意识到了转向新兴技术进而实现技术轨道的跃迁对于国家、产业及企业技术赶超的重要作用,也指出了影响后发者技术赶超的因素较多,且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推动或制约着赶超实践。然而,现有研究缺少对于这些因素影响技术轨道跃迁的较全面、较系统的梳理。因此,本研究将对技术轨道跃迁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导致跃迁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并希望能够为我国创新实践提供借鉴。本研究在中国技术创新现实情境下,剖析多层视角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的技术创新、技术轨道跃迁与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找出影响技术轨道跃迁的关键因素,并揭示技术轨道跃迁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多层视角包括创新根本性与创新开放度,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包括组织学习能力、网络关系强度及环境关注,技术轨道跃迁分为创造性积累式轨道跃迁与创造性破坏式轨道跃迁两种方式。创新根本性描述的是企业研发活动中的技术新颖程度,即研发行为是基于企业现有的知识基础,还是脱离现有知识基础,探索全新领域。创新开放度描述的是企业在研发或商业活动中利用外部资源的程度,包括资源获取或输出的广度与深度。组织学习能力是指能够促进组织学习过程或使得组织能够学习的组织的与管理的特征或要素。网络关系强度是指不同参与者之间关系的强弱程度。环境关注被视为对自身行为或其他人的行为给环境带来的影响的评估或一种态度,可以指直接决定意图的一种特定态度,也可以指一种普遍态度或价值导向,包括政府环境关注与企业环境关注。创造性积累式技术轨道跃迁描述的是在企业现有知识库之外搜索新的能力与技术来对现有能力与技术进行补充与扩展,以实现不同的问题解决方式的过程。创造性破坏式技术轨道跃迁描述的是通过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来实现一种完全不同的问题解决方式的过程。本研究在对创新根本性、创新开放度、组织学习能力、网络关系强度、环境关注、创造性积累式轨道跃迁与创造性破坏式轨道跃迁等变量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构建技术创新影响技术轨道跃迁及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揭示三者之间相互作用机理,并提出相关假设。随后,本文结合国内外成熟的度量指标,设计出量表来测量上述变量,并应用调查问卷来获取调研数据。然后,本研究应用SPSS19.0和LISREL 8.70来处理并分析数据,以检验相关假设,并对检验结果进行讨论。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提出的20条假设中有15条通过,5条未通过。最后,本研究依据实证检验结果,结合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实践进行讨论,并提出研究的管理启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⑴创新根本性、创新开放度、组织学习能力、政府环境关注对创造性积累式技术轨道跃迁与创造性破坏式技术轨道跃迁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网络关系强度对创造性积累式技术轨道跃迁与创造性破坏式技术轨道跃迁均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企业环境关注对创造性积累式与破坏式技术轨道跃迁均不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其中,组织学习能力的影响最大。⑵创新开放度、组织学习能力、网络关系强度、政府环境关注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创新根本性、企业环境关注对创新绩效不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其中,组织学习能力的影响最大。⑶创造性积累式技术轨道跃迁对创新绩效不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创造性破坏式技术轨道跃迁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⑷创新根本性不能够对创新绩效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也不能够通过创造性积累式技术轨道跃迁的中介作用对创新绩效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但能够通过创造性破坏式技术轨道跃迁的中介作用对创新绩效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创新开放度能够对创新绩效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也能够通过创造性破坏式轨道跃迁的中介作用对创新绩效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但不能够通过创造性积累式轨道跃迁的中介作用对创新绩效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政府的环境关注能够对创新绩效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也能够通过创造性破坏式技术轨道跃迁的中介作用对创新绩效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但不能够通过创造性积累式技术轨道跃迁的中介作用对创新绩效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企业环境关注不能够对创新绩效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也不能够通过创造性积累式技术轨道跃迁或创造性破坏式技术轨道跃迁的中介作用对创新绩效产生间接的影响。本研究创新点主要有如下三点:⑴本研究将技术轨道跃迁分为创造性积累式轨道跃迁与创造性破坏式轨道跃迁两种类型,并分别探究影响这两种轨道跃迁方式的因素,以及这两种轨道跃迁方式对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⑵本研究分别从多层视角与创新生态系统两个不同视角探究了技术创新对两种技术轨道跃迁方式的影响,并找出影响技术轨道跃迁的关键因素。而且,在创新生态系统下,将环境关注分为政府环境关注与企业环境关注两个不同层面,探讨其对技术轨道跃迁的不同影响。⑶本研究将双重视角下的技术创新、两种不同的技术轨道跃迁方式及创新绩效纳入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探究了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探讨了技术轨道跃迁在技术创新影响创新绩效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王一捷[10]2012年在《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文中认为在技术经济时代，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技术的不断改进，而技术推动下的制度支持也十分重要。知识产权这种非排他性、正外部性的产品在市场上流通需要一定的保护制度支持，以保证其在市场上的流通，而TRIPS的签订是推平知识产权在全球流动障碍的过程。所以，研究知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颇具时代意义。关于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本文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知识产权制度不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因素，但是合理、适度的知识产权制度绝对是经济可持续增长不可缺少的条件。其次，合理、适度的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需求也会变化。在知识产权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中，相应的贸易政策配合是必要条件；而不适度的贸易政策将制约知识产权制度的经济增长效应。第三，领先经济体与赶超经济体应该采取不同的知识产权与贸易政策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第四，值得注意的是，领先国家正在“撤掉经济发展的梯子”，发展中国家在赶超的道路上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依照这一逻辑结构，全文分为6章，具体内容如下：第1章是导论。本章除了对全文进行概括性的介绍之外，追溯了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进展。发现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构成互为因果的双向互动关系。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作为技术创新的激励，不足或过多均有碍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而知识产权产生伊始就与国际贸易有天然的联系，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伴随技术进步进一步增强；经济增长作为技术进步的结果对知识产权制度与贸易政策均产生影响。第2章是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对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本章采用了动态一般均衡分析和博弈分析两种方法，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根据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的结论，如果技术创新的速率不变，那么技术领先的北方经济体与技术落后且没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南方经济体之间是竞争的关系，一方的贸易条件得到改善意味着另一方的经济增长受到损失。南方采用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只会破坏竞争机制从而导致整体经济增长放缓。其次，在TRIPS是否是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选择这一问题上，本章基于Taylor模型构建一个分析框架并得出结论，认为对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优于不对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但是鉴于Taylor模型不切实际的假设条件，本文对这一结论笔者持保留态度。最后，在一个南北方重复博弈的模型框架下，南方政府无法达到最优选择——不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所以，南方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达到一定水平之上，是依靠北方研发投资推动技术进步条件下的次优选择。第3章是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更长期内考察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者从理论上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的政策对技术变迁、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政策与制度选择决定了技术变迁路径与经济增长方式。知识产权保护是一国引进技术资源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是建立在通畅的对外交流渠道之上的，所以贸易政策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其次，知识产权制度是贸易繁荣的产物。在技术跨国界流动的情况下，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需求随技术变迁发生变化。最后，领先国家和后进国家在寻求经济增长的道路上，适合不同的政策选择，并且两者是相互影响的。第4章开始是对理论的历史检验。本章以领先经济体为研究范本，首先，分析了英国崛起之前的世界，不但解释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迅速崛起和衰落及其过程中知识产权与贸易政策所起到的作用，而且回答了最早产生知识产权制度的威尼斯衰落之谜。其次，以时间为线索分析了英国崛起过程中的贸易条件和知识产权制度。最后，分析了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经过技术赶超，从殖民地成为领先经济体并保持了世界技术前沿的地位至今的复杂过程。以美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显著变化作为划分依据，可以清晰地看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贸易相关条件在美国技术变迁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第5章是以赶超经济体日本和韩国为研究范本。首先，日本的赶超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地技术引进、消化以及再吸收的过程。在日本的赶超过程中和成功赶超之后，其知识产权制度与贸易政策随着阶段不同而不断变化。基于日本的经验作者认为，政府有意识地引导技术变迁，合理运用知识产权与贸易政策对一个国家的成功赶超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次，韩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赶超的经历告诉我们，除了不可复制的外部因素，内部市场狭小的经济体需要借助强有力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才能为本国企业换取足够的发展空间。如果技术转移的渠道是通畅的，以强的发明专利保护和较弱的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相结合的知识产权制度有利于国内的技术进步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第6章是中国面对的挑战和对策，分析了中国不同阶段的知识产权制度与贸易政策变化和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最后给出了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中国基于国际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D]. 仇怡.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2]. 网络、嵌入性与集群生命周期研究[D]. 林竞君. 复旦大学. 2005
[3]. 开放条件下知识资本投入产出的国际比较[D]. 陈超. 浙江工业大学. 2015
[4]. 台商对大陆农业投资的技术扩散研究[D]. 陈嘉.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5]. 开放条件下的知识扩散与经济增长[D]. 王世辅. 西南财经大学. 2000
[6]. 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路径优化研究[D]. 赵丰义. 辽宁大学. 2010
[7]. 产业群落的空间演化模式研究[D]. 郭利平.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8]. 跨国并购与知识扩散[D]. 谢运.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9]. 基于中国情境的技术创新对技术轨道跃迁的影响研究[D]. 孙宇. 吉林大学. 2016
[10]. 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D]. 王一捷. 吉林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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