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百年回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顾名思义，“政治传播学”就是研究政治传播的科学，但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者却很少 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做出明确的界定。要确定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就要确定什 么是政治传播。政治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活动，在有了政治的同时，也就有了政治传 播，政治和传播本身的广义性给政治传播学研究对象的准确界定增加了不少难度。我国 学者邵培仁曾做过有益的尝试，他认为政治传播学是“研究政治传播的结构、功能、发 生、发展的本质及规律与操作的谋略和技巧的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可是，他强调这 只是一个“功能性的定义”[1](第8页)。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多个取向来界定政治传播 学研究的对象。但正因为政治与传播所涉及的面太广，所以任何一种界定都可能是不完 整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众多的政治传播学研究成果看，政治传播中的“传播”多 指大众传播，大众传播与政治的关系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主要向度。学者们更倾向于把非 大众传播的政治传播研究(如政治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研究等)划归其它研究领域。
现代政治传播研究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是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传播研究。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探讨政治传播的效果和政治传 播行为的行为主义研究。三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大众媒介政治经济学批判。无 论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政治传播研究始终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采用的仍是经验 主义的和实证的、定性的和批判的研究方法。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的功用既在于首先建立一个城邦，同时又在于管理好所建立 的城邦。现代国家早已不是荷马史诗年代里小国寡民的城邦，但政治学的功用仍未改变 。在早期，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者们关心的是如何利用传播为政 治服务。虽然现代政治传播研究向纵深发展，学者们已经开始建构政治传播学的学科体 系，但为国家政治服务仍是它的基本功能，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事业，管理好国家是我 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终极目标。
人们开始研究政治的同时，也开始了对政治传播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传播 研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这些研究大都是零散的只言片语。在上世纪中期，西方学者 才把政治传播作为一种独特的传播现象单列出来加以考察，并进行建立政治传播学学科 体系的尝试。两次世界大战，让人们认识到了政治宣传的作用；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 展，也让人们认识到大众传播与政治这两种社会现象有密切的关系。在政治传播现实受 到关注的同时，随着传播学的发展，学者们创造了许多与政治传播相关的传播理论，如 社会理论、知觉理论、功能理论、游戏理论等等[2](第48-51页)。政治传播研究的序幕 由此揭开。20世纪60年代，卡尔·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政治传播及控制的模式》等 一批政治传播研究专著的出版，标志着西方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开始。
政治传播研究的对象因为面太广而难以被界定。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成为建立学科体 系难以消除的一个阻碍，同时，政治传播研究者来自不同学科，他们之间存在许多分歧 ，所以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建构还远未完工。在学科高度交叉的年代，称一种研究为 “学”，也许只是为了给自己的研究正名。美英学者使用的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y也只能译成政治传播研究，而不能译为“政治传播学”。但在很多情况下，使用 “政治传播学”的称谓不过是为了符合国内研究者的习惯，大可不必深究。
我国对政治传播的研究已经有一定跨度的历史，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对我国政治传播 研究作一个整体梳理还是有必要的。从政治传播学出现的历史背景看，有学科意义的政 治传播研究是在大众传播媒介有了一定发展后才出现的；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和研究对 象看，大众媒介与政治的关系也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主流。因此，本文从中国现代报业的 开端时期开始考察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综观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百年历程，大致可分 为如下三个时期：
(一)萌芽期
从第一批国人创办近代报刊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是我国政治新闻学研究的萌芽期。在这 个阶段，政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新闻业的发展。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也都深刻影响着新闻业的发展。在这个战争与政治斗争频繁的时期，政 党通过新闻宣传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无疑相当重要，政党报刊是新闻界主流，报人倾向于 强调报纸对国家政治和民意的强大影响，强调通过新闻赢得民心从而改造政治现实，而 “新闻是人民基本权利”等一系列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在民国初年产生了一定影响， 甚至袁士凯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在民初的一个短时期里，也大多摆出一副信仰言论自由 、尊重报界的姿态[3](第149页)。这一时期，有许多报人举起了新闻自由大旗，反对迫 害言论自由的行为，有学者甚至认为当时中国已经确立了“自由主义”新闻学术和教育 体系[4](第611页)。无论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是否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的存在也是短暂的 ，抗日战争开始后，报纸服从宣传需要，“自由主义”色彩逐渐淡化。随着时代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武装不断壮大、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我党的新闻事业也蓬勃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逐渐成为主导性的新闻思想。
在这个时期，政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政治学译著和专著 。但在这个阶段，政治传播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指 出，“国之强弱，则在于其通塞而已”，并称报纸是国家的“耳目喉舌”。随后革命派 与保皇派的论战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孙中山则在《民报发刊词 》中指出，报纸是“舆论之母”。《大公报》的创办人张季鸾是自由主义报人的代表。 他对政治与大众传播关系的讨论主要出现在各式各样的社论和报纸文章之中。他认为报 纸应该是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主张报纸经济独立，保护言论自由应是政府的基本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伪中华新闻学院教授管翼贤，他在《新闻学集成》中提出了一系列法西 斯主义的新闻观，提倡用集权主义取代民主主义的报业体系，否定大众化、商业化和新 闻本位。按照他的理解，报纸完全应该是国家的宣传工具，无知的人民缺乏理性，在强 大的舆论攻势下只会被动的跟从舆论[5](第89-91页)。按照这种理论，政治与报业的关 系，必然会从一种互动关系退化成主仆关系，报业不过是国家行政的工具罢了。虽然他 的法西斯主义观点理应受到批判，但是在那个年代，如此明确地指出传播与政治关系的 报人还不多见。受政治需要的推动，宣传学研究在这个时期发展得最快。季达在《宣传 学与新闻记者》提出了“宣传学”的概念，同一时期还出现了10余篇论述宣传的研究论 文。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新闻工作者则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考，通过不断的新闻 实践和苏区的新闻改革，总结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宣传理论，对宣传的策略、方法 和任务等等都有明确规定。只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传播研究理论并未表现出完整的理论 形态，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工作的论述主要出现在领导讲话和报纸文章之中。与种种非马 克思主义的宣传思想相比，我党的宣传理论更关注群众的重要作用，坚持党和群众办报 相结合。这也是党的宣传工作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中国的建 立，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论逐渐成为了新闻实践的支配力量。
这个时期的政治传播研究有几个特点：(1)关注大众传播媒介的工具理性。虽然自由主 义报人曾关注新闻的社会意义，但这种思维并未成为新闻思想的主流。无论是维新派还 是革命派，都把媒介当做改良、改进社会的一种新工具，把报纸看做一种为社会服务的 “社会公器”。他们还没有引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来为开设报馆做辩护， 而习惯于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样的传统思想中寻找理据。而后包括中国共产党 和国民党的各党派甚至日伪政府也都普遍关注宣传，把报纸当做舆论机器，把宣传当做 强有力的政治武器。(2)研究大都停留在现实层面。大部分论述与其说是政治传播研究 ，不如说是摇旗呐喊式的慷慨陈词，大多并非学理性的探讨，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事 实上，张季鸾这样的自由主义报人也并未按西方政治思想的逻辑指出言论自由是天赋于 民的权利，因为对于他而言，言论自由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亟待实现的现实 问题[6](第64-67页)。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改变政治现实成为焦点，理论建树常 常被忽略。
(二)低潮期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的这段时间里，是新闻的非市场化时期，人们转向“以党报为本位 ”的新闻研究，偶尔在新闻本位层面思考，也被笼罩在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之中，连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新闻观也时常被极左思维取代。在这个阶段，新闻 与政治的关系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可是在这个如此关注政治转播的年代，国内的政治 新闻学研究并未向纵深发展。
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政治传播的研究论文。就连《怎样领导党报》(彼得库尔科 夫等著，蒋齐生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50)和《宣传部怎样进行工作》(一之著，济 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5)这样的工作指导性著作也不多见。从整体上来说，政治传 播研究几乎毫无建树，连政治传播研究萌芽时期那种停留在现实层面的思考也几乎没有 。
在如此重视政治传播的年代，政治传播研究却相对滞后，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一 时期对意识形态关注多于学理性的新闻研究，对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 新闻观也未作深入探讨。原因有两点：(1)在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高压之中，学理上的 讨论没有生存空间，取而代之的是教条和硬性规定。(2)新闻教育发展滞后，新闻学科 发展缓慢。到文革时期就只有复旦大学、北大和北京广播学院的新闻专业勉强维持。
(三)勃兴期
改革开发以来一直到现在，是我国政治传播研究高速发展的时期。拨乱反正后，极左 的政治思维得到纠正，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科建设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迅速发展，良好的 学术氛围使得传播学研究和新闻学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大众传播媒介在 我国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许多学者认识到了开展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新闻研究开始复苏，西方政治传播学理论开始进入中国。
在这20多年里，政治传播研究已经结出丰硕成果：(1)学界开始引进西方政治传播理论 。10几本西方政治传播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李元书、郭镇之等几位学者撰文对西方 政治传播学的产生与发展做了介绍和论述。(2)一些学者对非大众传播的政治传播展开 了研究。尹韵公、孙旭等学者考察了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现象。另有少量论文探析了非 语言符号的政治传播和政治语言的效果与意义。(3)宣传学、舆论学研究蓬勃发展。中 国期刊网数据库中与“党报”相关的各种论文超过1000篇。与“舆论”相关的论文则超 过2500篇，以“宣传”为关键词搜索也找出近500篇相关论文。论述舆论和宣传的专著 有几十本之多，基本建立了中国舆论宣传学的理论体系。(4)对国内新闻体制的研究也 占相当大的比重。研究大都是分析新闻体制改革的策略、产生的现实问题，对于新闻体 制的变化趋势，学者们大都保持谨慎态度。(5)用外国理论分析中国政治传播现象的研 究也有不少。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产生于咖啡馆里的“公共领域”不符合中国当 下的现实，从具体语境中剥离出“公共领域”概念强加到中国社会来展开研究的做法问 题重重，但学者们仍试图从各个方面诠释中国的“公共领域”。(6)有的学者则开始尝 试建立政治传播学理论体系。最重要的两本书是邵培仁先生的《政治传播学》(1991)和 张昆先生的《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2003)。《政治传播学》一书中最具突破性 之处一是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做出了界定，二是提出了“整体互动”的研究模式。 虽然全书的理论体系还较为粗糙，但也许正如作者所言，此书目的只在于在政治学和传 播学两门学科之间架起桥梁。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标志着我国学者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治 传播学理论体系。《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一书则试图“对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 化功能进行全景式描述，探讨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艺术及其功能的调控，揭示当代中 国政治社会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途径”[7](第1页)。该著作融合了众多中西方政治学、 传播学理论，又结合了中国的实际，从历史的角度和社会的角度，反思了中国当代大众 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与国内同类型研究相比，此研究显得相当深入。
这一时期的政治传播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1)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学者们从多个 面展开了对政治传播的考察。宣传学、舆论学、体制及政策研究、非大众传播的传播研 究的出现和发展说明我国政治传播研究已经进入一个多元化发展时期。虽然有的文章只 能说是政治表态和政策描述，但与以前相比，研究的理论性大为增强，呈现出深入发展 的趋势。(2)马克思主义仍是最重要的指导理论，西方政治传播理论并未对我国的政治 传播研究产生强大影响。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是党报研究、党的宣传理论研究和新闻改 革研究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传播研究，媒介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行为主义的研究 著作很少。(3)对西方政治传播学的介绍还比较简单，研究还比较薄弱。就译著而言， 翻译水平良莠不齐，作品也并不丰富，有许多政治传播研究的经典著作没有被译成中文 。对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论述也并不多见，大都是一些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论文，论述 西方政治传播学的专门著作几乎没有。台湾学者祝基滢所著的《政治传播学》(1983)对 80年代以前的美国政治传播研究做了详细介绍，勾勒了美国政治传播学的学科框架。但 是，由于祝基滢教授执教于美国，所以此书能否算作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成果还有待商 榷。(4)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使用的是定性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很少。从整体上看 ，我国的政治传播学并不是一门行为科学。有些学者虽然开始尝试使用实证的研究方法 ，但是由于学者们对社会科学实证研究还缺乏深刻理解，所以研究往往呈现出简单化的 倾向，并有生搬硬套之嫌。这也是我国传播学发展的初期难以避免的现象。
从整体上看，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传播学研究才 刚刚开始。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在萌芽时期过后就进入低谷，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也不 过20余年，对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来说，发展还比较滞后。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引进和 吸收还远未完成，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传播理论本身也需要深化和系统化。与西方政治 传播研究相比，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明显还缺乏多样性。无论政治传播研究最终能不能 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现阶段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政治传播研究与“文化研究”(
culture study)一样，可以被看做一种开放性的研究面向，或把政治传播本身看做研究 的“场域”。也许正是得益于这种开放性，得益于没有固定的研究框架和学术体系，西 方政治传播研究才能发展得如此迅猛。我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虽然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 趋势，但还需要更多向度的透视，也需要采用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而不是忙于构 建学科体系。
在文革时期，工具理性的越位，导致了理解上的偏颇。除了宣传教化之外，新闻媒介 的其它功能基本被抹杀。在现阶段，媒介改革如火如荼，媒介也从政治单纯的宣传工具 变成了重要的社会构成，对社会团结(social integration)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 开始重新认识媒介的价值理性。就政治传播研究而言，一类研究依然是以党的宣传为本 位的研究，强调新闻媒体作为舆论工具的强大作用；另一类研究则把政治传播放到社会 历史进程中去加以考察，研究政治传播对社会总体的意义。事实上，大众媒介本身就是 一个包含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混合体，并不应该把两者对立起来。因长期受极左的意识 形态思维影响，许多学者在研究政治传播时显得过于小心谨慎。事实上，对于价值理性 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对工具理性的否定。我国大众媒介与政治传播的发展，已经大大推进 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从实践上实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而国内政 治传播学界对这种互动关系的考察还远远不足。
政治传播学与本国政治生态有密切的相关性，政治传播的智慧与经验也大都来自与本 国的政治实践与传播实践。同时，从政治传播学为国家政治服务功能出发，政治传播研 究也必须着眼于国内。所以，政治传播学的主要面向应该是本土研究。在我国政治传播 研究的起步阶段，如果只把政治传播当做具有普遍统一性的现象，开展以世界政治传播 为研究对象的高度抽象性研究，不仅缺乏理论支持，也不符合政治传播学的学科特性。 近年来，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表现出对本土政治传播个案(如刘涌事件、宝马车撞人案 等)的强烈关注，但这些个案研究大都没有上升到政治与传播互动的层面展开论述，而 仅是在信息传播和新闻策略层面徘徊。虽然我国学者已经在历史和现实层面开始了对本 土政治传播的考察，但还有很多处女地尚未开垦，以国家和国家政治为中心并关注个人 与团体相关之效应的研究并不多见，政治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仍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