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脉络梳理我国邻里关系的结构变迁研究
张 鑫,易渝昊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 我国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的邻里关系受社会结构变迁影响呈现阶段性的特征，即小农经济时期的同质性稳定的邻里关系，计划经济时期的依附性异质性的邻里关系，经济转型时期失落的邻里关系，到市场经济时期网络社区中多元化阶层性的邻里关系，但交流与互惠是维持和发展核心邻里关系不变的核心因素。
关键词： 邻里关系；社会结构；聚集基础；互动形式；维系枢纽
社会结构决定社会关系，[1]邻里关系是一定区域范围内居民互动的实践产物，伴随社会结构转型而变化。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按照经济形式的不同，我国社会结构环境大致分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小农经济时期的乡村社会、1949年到1978年间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社会，1978年到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期间的失落社区社会以及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至今的网络社区社会，不同社会环境中邻里关系存在差异。良好的邻里关系是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研究邻里关系的发展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但当前学者对邻里关系的论述多为碎片化的截面研究，肖群忠认为中国古代邻里关系是建立在古代地方宗族村落基础上，以道德作为调节手段，以亲仁善邻为道德态度，以乡邻和睦为价值目标，以相容相让为基本道德，以相扶相助为伦理义务。[2]张威认为单位大院里的邻里关系冷漠，并受到信息网络发展的影响开始重构。[3]贺旭霞，刘鹏飞认为我国城市社区的邻里交往自从住房市场化以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且高度异质性社区中的街邻关系水平低于低度异质性社区，具有普遍性的异质性负效应，在社区层次对邻里关系水平发挥选择性削弱作用。家庭纽带和动员居民参与社区团体活动能提升邻里关系的水平。[4]张俊基于上海83个小区的调研报告，在分析因争夺公共空间引发的邻里冲突的特征、形成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缓解超大城市邻里冲突的对策，即通过推动实施城市与社区的协同治理、社区与居民的共享共治、空间社会秩序的自然生长等措施，缓解因争夺公共空间引发的邻里冲突，提高社区的治理水平。[5]这些成果为邻里关系的研究提供有了借鉴和参考，但少有从我国邻里关系的历史发展去探讨和谐邻里关系构建的规律，这就使得我们对难以深入认识邻里关系，进而得出规律性的结论。所以通过历时研究的方法对邻里关系的变化趋势展开论述，梳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特征，更有助于新时代和谐邻里关系的构建。
一、小农经济时期乡村社会邻里关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形式是小农经济，社会结构是乡村社会形态。受到生存需求的推动，具有血缘姻缘关系的社会成员不断聚集并壮大，形成了稳定的宗族聚居形态，成为我国传统社会居民聚居生活的主要组织形式。小农经济脆弱的天性使得具有血缘姻缘关系的家庭、宗族和村落紧密联结在一起，以对抗自然或人为灾害，同质性的邻里关系在稳定、封闭的传统村落空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城市作为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居民大多为统治阶层，受封建统治者直接控制，邻里关系在城市并不彰显，因此这一时期主要分析宗族村落中邻里关系。
(一)以血缘姻亲为聚集基础的同质性邻里关系
乡村社会时期，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对居民进行户籍管制，限制本地居民的自由迁徙，加之科学技术落后、交通不便以及“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古代先民以姓氏为单位聚族而居、生息和繁衍，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宗族村落。”[6]邻里成员间大都由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宗族或通过结亲具有姻缘关系的姻亲组成，拥有共同的姓氏、祠堂、宗规族法等，因此建构在以血缘、姻缘为聚集基础的宗族村落中的邻里关系主要为同质性邻里关系。在《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八中记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常，五常为州，五州为乡。”[7]1121在《后汉书·党锢传序》中记载到：“而今党人錮及五族，又称为五服内亲。”[8]2103《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第四十九谓“君子义则有常，善则有邻。”[9]72由此观之，家是邻里空间的基本组织单元，根据家的数量多少，组成邻、里、族、常、州、乡等不同层级的组织单位，邻里、乡里、乡亲都是一定地域空间内邻里关系的表现。而五族、五常又称为五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指在居丧时根据血缘亲情的远近亲疏关系所穿的服装，所以五常也指五服之内的亲族。一定程度上以家庭为基本组成单元的邻、里、族、常的成员之间一般都具有一定的血缘姻缘关系，邻里空间呈现同族聚集或同亲聚集，这一时期的邻里也可以称作“亲”的一种，可以称为“大家庭关系”，真正称得上是“邻里一家亲”，例如罗家岗村、刘家湾、杨家村等以族姓为名的村落。
(二)以生存救助为主体的自发性、公共性邻里活动
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程度不高，社会经济主体是以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这对在村落社会的成员生活产生极大影响，直接导致了自发型邻里经济自治，所谓自发型邻里经济自治是“编户民在经济上的相互帮助和自我管理。”[10]自发型邻里经济自治主要指传统社会时期邻里间出于生存的需要为了规避或应对自然和人为的灾害等风险而进行的一系列自助或互助型的自发的和公共性的行为。
在一般村落中的表现为对内有：第一，经济合作。《东观汉记》中刘秀“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以给诸公费。”[11]2第二，经济无偿救助。《后汉书·朱俊传》中 “俊以孝养致名，好义轻财，乡闾敬之。”[12]2308《后汉书·张俭传》中 “献帝初，百姓饥荒，而俭资计差温，乃倾竭财产，与邑里共之，赖其存者以百数。”[13]2211第三，红白喜事(婚丧嫁娶)经济自治。《后汉书·王丹传》中 “其有遭丧忧者，辄待丹为办，乡邻以为常，风俗以笃。”[14]930第四，劝解家庭矛盾纠纷。对外有防范盗贼、抵御匪寇等。这些行为发生的原因是个人或者家庭因为主观或客观条件而无法单独生产生活工作，例如农忙时节“抢收”“大旱或洪涝无收时”，以及当时封建统治者受到财政能力和治理能力的限制，不能维持县级以下行政区域的正常安全防卫时，邻里间会团结起来抵御外敌，如《曾国藩家书》中“有钱有酒款待远亲, 火烧盗抢喊四邻。”[15]134中国传统村落武汉市黄陂区罗家港湾的罗家村“一门五户”的建筑形式，即五家为一个团体，共用一扇大门作为进出，四面设围墙，以供防御。”[16]
宗族村落空间内部的邻里交流与一般村落中的邻里交流实际上接近重合，但具有血亲特色。其一是宗族间邻里按照血缘的亲近给予救助，多为无偿性救助；其二是不分阶层的宗族血缘主体祭祖等仪式交流；其三是抚恤族内孤弱；其四是兴办族学，并资助优异学子完成科考。此外宗族村落中的邻里交流一定程度上还体现在建立在“皇权止于县政”和宗族基础上的各种族训族规，宗族产权以及相关的公共性活动。
(三)血缘与互惠：乡村社会时期邻里关系的维持与发展
村落空间作为传统农业社会中邻里活动的主要区域，是在血缘、姻缘、地缘等多重关系叠加的基础上构建而成，其邻里关系则是通过遵循互惠规范以推动社会信任的生产及再生产来维持和发展。一方面，自发性邻里自治行为虽然是建立在维持生存的需要和邻里间的熟悉了解的基础上，但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信任，相信自己提供帮助，也会收获帮助，虽然邻居并不期望直接收获帮助，比如红白喜事时邻里间主动帮助，又比如资助学子科考，待学子功成名就时反馈邻里族里，这是一种“我助邻、邻助我、邻我互助”的互动过程，互动过程本身是对互惠规范的遵循，以及在互动过程中实现信任的社会生产及再生产，简而言之即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情往来”；另一方面，小农经济促使“人情往来”频繁化，使得强烈性、长期性、积累性、充满感情性的邻里关系充斥着整个传统村落社会时期，并对现代社会影响深远。
突出表现为长江上游特有鱼类（圆口铜鱼、长鳍吻鮈等）的种群数量下降明显，受威胁的鱼类数已占鱼类总数的27.6%；长江中下游“四大家鱼”等重要经济鱼类的种群规模显著下降；长江鱼类生物完整性指数多年来总体呈下降趋势，白鱀豚、白鲟、鲥鱼已功能性灭绝，长江江豚、中华鲟成为极危物种，2013年、2015年和2017年未监测到中华鲟自然繁殖行为。
二、计划经济时期单位社会邻里关系
马钱子碱及其纳米结构脂质载体在大鼠体内的药动学比较研究 …………………………………………… 管庆霞等（20）：2777
(一)单位社会城市邻里关系
计划经济体制下，为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将城市空间按照职业类型重新划分为各个独立的单位大院，单位大院成为城市居民的生产单位、工作单位、生活娱乐单位，这一时期邻里间交流围绕“单位大院”发生。
该厂的二段浓缩机底流中固液产率γD=4.41%，即底流中固体和液体的质量占入料的4.41%。底流固体回收率εD=98.03%，即有98.03%固体物沉淀下来，随底流排出，底流液体错配率即底流中携带的水量只占入料的3%，浓缩效率ηn=95.03%，可见浓缩效果较好。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国内外危机四伏，社会运转失序，受到有效地动员与组织社会力量和统一配置资源以及“实现共产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等目标驱使，我国推行“单位制”。“单位制”是在单一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在一系列具体规划、总体计划和具体政策的推动下，将所有社会力量与资源纳入行政权力的控制范围内，受到国家统一指令计划的调控，国家依靠各种类型的单位实现对社会力量的整合与控制。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期间的长期运行过程中，建立起了个人、家庭对单位及国家的资源依赖。
在制度安排下，单位制构成中国社会运转的基本框架，城市空间呈“单位单元”分布，城市居民被分配安排在相互独立的单位空间中。“单位制”是一种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位一体的社会管理体制，“单位大院”是以优化生产作为主要设计目的，单位单元具有组织管理、单位生产、日常生活、文化娱乐等多元化的功能，单位不仅是居民的生产场所，还为单位成员修建住房提供生存空间，同时还承担了多种福利保障和休闲娱乐，例如医院、单位食堂、子弟学校等，居民的生老病死都在单位大院内部发生，单位空间呈现的封闭性以及对单位人员流动的限制使得单位成为居民进行社会交往的主要空间，单位空间也就是居民的邻里空间，居民的邻里大都是单位的同事构成，整个邻里空间呈现单位聚集和同事聚集。此外，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资源按照行政命令统一分配，具有垄断性。居民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按照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标准平均的分给单位成员，避免了两极分化等许多城市病的发生，社会成员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呈现明显的同质化状态；居民在所在单位中获取生活必需的经济资源、福利保障以及个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17]这增强了居民对于国家和单位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强化了单位单元内部的向心力，再加上单位内部成员间生活背景、工作方式、经济条件相差不大，具有一定的共同语言，这些都推动了以业缘为主导的同质性邻里关系的形成与稳定。
2.以同事交流为主体的依附性、单一性邻里互动
单位制社会时期，所有社会成员都被纳入行政管理范围内，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社会关系改造和一定传统儒家文化以及“志同道合”“一视同仁”的革命平等伦理的影响，“同事”成为单位社会的独特的称谓。所谓同事及同事关系即一定程度上带有“人情化”理解的特征，诸如“相互帮助”“阶级兄弟”“亲切”“温暖”乃至“人情味”都用于形容同事关系的基本特质。“同事”关系从社会关系意义上更多是指同事、邻居、同学之间的相互关心，互相帮助解决困难。[18]此时的邻里间交流受到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
单位制体系下，资源配置受到严格管控，这使得乡村社会时期的“礼尚往来”减少，尤其是随着单位制的逐步确立，生产、教育、医疗、福利住宅等各项资源归于单位，单位成员生老病死都受到组织进行统一管理，这使得单位成员间私人交流的必要性也减弱，再加上单位大院的生产区、工作区以生活区的重合，邻里间、同事间大都进行工作或者生产生活上的日常事务交流。大致有以下表现：其一，制度性活动，围绕着“单位”开展。主要包括员工工作互助性交流、子弟学习互相交谈和组织性活动如单位开展集体活动；其二，社会性活动，在单位公共空间内发生，包括娱乐性活动、散步时的“交流”。此外单位住房区的设计表现为等级分化，干部与一般工人的聚居住宅分隔以及上下楼式的家属楼层设计，使得邻里间交流主要限制在单位事务或者单位集体活动的范围内。
贵州因独特的自然气候、山水风光加上生态环境良好，长期处于未开发的状态，到处是郁郁葱葱的原生态森林风光，所以发展乡村旅游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
3.制度与互惠：单位社会邻里关系的重构与维持
在关爱员工的同时，德宏局也把承担社会责任放在首位，2016年完成了“十三五”配电网规划修编及“十三五”农村电网改造升级规划工作，获德宏州政府表扬。完成了8个35千伏及以上电网项目的前期及核准，以及38个中心村、131个易地扶贫搬迁项目、8个行政村的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可研报告。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助力德宏州精准扶贫工作，2016年行业扶贫总投资为2.49亿元，芒市、盈江供电局负责的82户304名贫困人口按计划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单位制空间是国家政权的全能空间，国家行政力量弥漫于整个社会，邻里空间虽是在业缘、地缘、制度等多重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却是被社会改造后打破重构的，是在依附于单位制上遵守互惠原则进行互助型单位日常性事务的交流予以维持。正如华尔德认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构建的国企单位是一种独特的类型，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制度化的上下间的互惠体系，是一种工人在政治上依附于党政干部、经济上依附于企业组织，同时为了争取自身利益发展实用性私人关系的新传统主义统治方式。[19]101-152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一系列改造，原有的建立在封建社会上的社会关系被打破，转而建立具有“革命平等理论”的“同事关系”，尤其是随着单位组织对社会的全面渗透，以单位为核心的邻里关系迅速重构及发展；另一方面，单位制下的邻里空间较为封闭，主要活动场域是整个单位，与外界的交流较少，同一单位的员工们成为邻里，单位也就成了大管家，邻里间主要的互动围绕着单位展开，邻里间交流地点主要是带有单位颜色的场合，例如单位的活动中心、食堂、学校等，人情往来和活动参与也主要是围绕单位活动而进行，住房结构设计也导致单位大院里邻里间互动主要在单位中进行。
以前打仗一样15分钟就结束战斗的晚饭竟吃了一个半小时，两个人说说笑笑的样子让宝宝都觉得不适应了。小家伙来拉林蓝的手，吃醋地说：“妈妈，不要陪爸爸说话了，陪宝宝去搭积木。”
(二)单位社会中农村邻里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全国范围内推行过土地革命、合作化运动和集体化运动，国家政权力量渗透了农村的各个方面，原有的乡村传统权威、礼俗结构、族老权威、士绅阶层都被打散，整个农村环境呈现国家化，农村邻里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
1.以血缘姻亲为纽带的同质性邻里关系并未受到干扰
虽然政权力量进入乡村，党支部也在各个乡村建立起来，但由于生产力并未产生质的变化，再加上计划经济时代对户籍与流动人口的严格管控，农业人口并未流通，异地搬迁也很少出现，农村邻里成员未发生重大改变，邻里关系仍然保留有血缘宗族传承下来的“本土性”。
3.个体与集体：计划经济时期乡村邻里关系的变化与博弈
同时，我国自身资本市场的联通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十九大报告指出，支持香港、澳门立足自身独特优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推进中国内地同港澳地区互利合作，与沪深市场一起共同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融资中心，有效解决“一带一路”中尤其突出的融资挑战。2018年5月1日证监会将沪深港通额度从每年130亿调整到520亿，从6月1日开始MSCI也把两百余只中国A股纳入新兴市场指数，这些都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金融市场国际化掀开了新的篇章。
在玉米的施肥管理中，要根据土质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肥料，如果土壤质地比较重的黏质土，在追肥时可一次性把肥料全部追足，保障玉米的养料吸收；如果土壤质地比较疏松的沙质土，则尽可能的追肥2-3次，以防止漏肥现象的发生。
Jiang G M等[31]用硫酸铁在640 ℃下焙烧含锌渣1 h，在硫酸铁/铁酸锌摩尔比为1.2的条件下，进行水浸提取有价值的金属硫酸盐进行回收，锌的回收率可达92.4%。
“社区内种族的异质性越高，社区信任越低，人口流动性强的社区居民信任程度也低。”[23]转型时期，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社区邻里关系在几乎消失，这是由社区邻里间社会信任较低和邻里间交流少所导致，改革开放40年间，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居民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升，再加上社会治理进程的前进，居民再次意识到邻里的重要性，再加上互联网的普及给邻里交流提供便利渠道，邻里关系再次繁荣发展。互联网背景下的邻里间交流突破了传统邻里间交流的时空的限制，在加强邻里间交流频度的同时，也增加了邻里间的社会信任，形成良性循环，推动邻里关系的发展。但邻里关系的发展依然存在局限，商品住宅的规划设计体现阶层性分布，这使得不同阶层的邻里空间几乎不存在交流，因而邻里交流具有封闭性。
1.以地缘业缘为聚集基础的同质性邻里关系
2.行政力量主导下以集体劳动为主体的邻里互动
1949年至1978年间，随着农村集体化、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农村社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血缘姻缘的宗族村落邻里结构并未被打破。即使行政力量和意识形态教育深入乡村，但乡村聚落空间的构成还是“人口+生产+生活”的功能一体化。集体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邻里交往模式，但同质性的血缘姻亲为主的邻里关系依旧深固在广袤的土地上。农村集体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如“磨洋工”“单干风”等问题，虽是个体与集体间博弈，但在大锅饭的情况下，对邻里关系造成了损害。
三、经济转型过程中失落社区的邻里关系
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封闭、静止的单位社会结构解体，社区社会结构逐步成形。所谓“社区”就是“基于街坊邻居和单位制而建构的街居制度(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虽然在名称上转型为社区，但完全不同于社会学经典作家为区别社会而建构的社区概念。当前的社区实际大体是以行政区划外加各种组织的嵌入而形成的更为突出区域的概念。”[21]但我们不能笼统地认为单位制大院瓦解后的邻里关系就是当前社区社会邻里关系，单位制瓦解后邻里关系经历了两个社会，一是1978年到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期间的失落社区社会；二是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至今的网络社区社会。
香樟不仅是常用园林绿化树种和珍贵用材树种，也是日用化工原料和药用资源树种，有较高的应用和经济价值。该虫主要蛀食危害香樟的当年生或次年生枝条，引起枯枝，造成树势减弱，抵抗力下降，影响植物生长的同时，也影响园林景观等生态和社会效益。但目前调查发现，该害虫没有蛀食香樟主干，引起整株枯死的可能性极低。
1978年到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期间，居民居住的社会空间为失落社区，所谓失落社区，即“居民个体在社区内部或外部都没有太多的社会联系。”[22]这一时期，单位制解体，单位人成为社会人，单位家庭成为社会家庭，封闭的单位空间开放，商品房出现并逐步取代单位制大院，虽然街坊邻居仍有大部分熟人，但共同单位身份印记消失、新邻居增加和旧邻居减少等原因，造成社区居民对邻里间身份的识别与认知陷入困境，此时失落社区的邻里间少有互动，失落社区的邻里关系是比较淡漠、冷漠的感情。再加上商品房结构呈现居住与生产、工作、商业、生活、学习等分离的表现，主要表现为对私人空间的保障，即居民在社区内的时段多为工作日的休息时间或者节假日，上下楼层式的商品房屋设计和电视等媒体工具的刚刚引入，居民在空闲时间更多的是待在房里看电视，这使得成员间交流少、互动频率低。这一阶段城市失落社区的邻里关系大多呈现为淡漠的状态，邻里关系几乎一度表现为消失状态，直到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网络的普及发展，邻里关系才开始有了新的发展。
就农村而言，邻里关系同样受到社会结构转型的巨大影响。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营制度使农村公社体制瓦解，国家权力下放乡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村委会制在农村的确立，乡村治理结构的改变再次增强乡村邻里交流。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城镇化加快，大量乡村居民进城务工，导致了“空心村”与留守儿童等问题的产生，使得乡村邻里间交流难以回到以前的状态。总的来说，虽然青壮年的流失使乡村社区很难形成完整的交流范式，但因为“上一代”还在农村中延续交流，“下一代”也在农村中交流成长，只是邻里交流的主体和内容有所改变，但乡村邻里关系并不像城市失落社区般的淡漠。
1949年至1978年间，我国经济形式是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结构是单位社会形态，我国为度过生产生存的重大难关，整个社会领域泛行政化，这一时期，“单位大院”成为城市居民聚居的主要形式，“公社、大队”成为农村居民聚居的主要形式。城乡邻里关系在社会结构转变的推动下有了新的变化。
四、市场经济时期下网络社区中的邻里关系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结构为网络社区社会，一是互联网推广普及，二是社区间及社区内公共、私人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等社会主体之间联系呈现网络化。经过转型时期邻里间信任的培养以及互联网便捷社区成员的交流，邻里关系开始复苏，朝着公共性和理性发展。
按照GB/T 20000.1—2014《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的定义，标准化是“为了在既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促进共同利益，对现实问题或潜在问题确立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条款以及编制、发布和应用文件的活动”。根据2017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标准化工作的任务是“制定标准、组织实施标准以及对标准的制定、实施进行监督”。
(一)网络社区社会中城市邻里关系
异质性的城市邻里关系由于处在了新型的网络社区社会中，邻里关系并不简单的因“异质性”而趋于淡漠化，反倒是因为网络连接这线下线上这两个社区空间，使得整个社区社群空间变得多元化起来。虽然商品房小区型的封闭式社区依旧不利于邻里关系的发展，但社区居民内部的“群交流”、社区管理方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事务沟通却又呈现出良性发展的态势。
1.以多元聚集和阶层聚集为主导的异质性邻里关系
工况一，开挖深度为1.38 m，至第一道内支撑位置；工况二，开挖深度为7.33 m，至第二道内支撑位置；工况三，开挖深度为12.38 m，至第三道内支撑位置；工况四，开挖深度为18.26 m，至基坑底部.
居民根据兴趣爱好和购买能力选择居住环境和居住地点，因此同一社区内居民的兴趣爱好、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都较为接近。但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居民在收入允许的条件下，进行自主购房，社区成员来源广泛，邻里空间内多元主体聚集居民在情感心理、思想观念、行为和娱乐空间存在差异，邻里关系为异质性邻里关系。此外住房类型呈多样化，例如别墅，普通住宅区，以距离市中心远近为界限的高中低住宅区域的分离，社区内成员大都处于同一阶层。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邻里空间从传统现实空间发展为线上线下并存的丰富多彩的社区社群空间。
2. 以居民自治为主要形式的“群”式邻里互动
小农经济时期乡村邻里交流有着自发性的特点，出发点是其生存救助性，讲的是情感上的“互助”。在农业农村集体化后，各村、生产队都有自己的“公地”“公田”，农民在“公地”里劳作时，并不能像以往在自家田间地头中可以随意闲聊、拉家常，而是要受社队举行演出、举办集体活动、开批斗会、进行大批判、宣传各种思想方针政策等活动的教育洗礼，[20]“公田公地”也就成为这一时期农村居民活动的平台，因此可以说田间地头是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社区中重要活动空间。
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国家不再对居民进行全面管控，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群邻里自治。社群邻里自治指的社区成员通过“群”的方式进行互相帮助和自我管理。这里的互帮互助很大程度上指的是维权时的互助，不同于乡村社会时期的邻里经济自治，同时社群邻里自治是依靠政府的基础上和前提下的自治，而“群”指的邻里间交流的工具和特色。社群成员邻里间交流的主要表现根据“群”为：社会性事务“群”及活动：即官方群，以公告事件为主要议题，例如以围绕维护业主权利而建立的群及相关的维权性集体活动，主要发生在“群”空间和维权点；娱乐文化群以及活动：根据兴趣爱好而建立的群及活动，例如广场舞篮球等生活休闲活动类的群，以“群”作为场所，商量互动的时间、地点、目的以及整个活动流程的议程商讨，活动主要发生在社区公共空间；互联网空间“群”不仅加强了社区邻里间交流，也丰富了邻里间交流的形式。
3.地缘与互惠：社群社会邻里关系的发展与封闭
此外，农村社会服务和防灾救灾等职能由国家提供并管控。例如“公办小学”“小卖部”“戏场”“卫生所”“民兵队”等场所与机构的建立，亦或者“公社、生产大队”集体开展兴修水利设施、乡村道路等运动，也为农业农村的灾害应对与日常运作提供了保障。总而言之，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农村邻里间交流模式不再是以往“我助邻、邻助我、邻我互助”的自发性互动，而是受到严格地管控与指令的官方性邻里交流。
(二)网络社区社会农村邻里关系
几千年的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乡村邻里关系，近四十年来经受着巨大的冲击，甚至是解体。一段时间内，旧的邻里关系被打破，而新的农村社区邻里关系却又并未建立。这就使得农村社会中的关系网缺失，影响着和谐乡村的发展建设。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大力进行，改革开放进程中失落的农村社区邻里关系也开始了自我的重构。尤其在近年网络技术手段与党委行政手段的双管齐下后，乡村社区邻里关系呈良性发展，农村的网络社区社会正在构建。
1.异质性邻里关系：空间重组下的多元聚集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至今，中国农村有相当大发展，“十一五规划”更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农村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例如“迁村腾地”，即异地搬迁政策，政府将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安置于新建的农村社区内，农民的宅基地、农用地统一交由村级组织经营管理，农民得到相应的补偿，可到新型农业产业园就业。[24]这样的空间重组，实质上改变了传统乡村“人口+生产+生活”的聚落模式，打破了农村以血缘姻亲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迁村腾地”后的新居所，不再是世代所居的那片土地，样式统一的小区楼房，也不像农村住所那样有自己可供闲谈的“院子”。
最重要的是，大部分分配住房的模式是随机性分配，也就是说，可能相处了几代人的“老邻居”，同村的亲戚朋友，并不能够住的很近。社区居民成分就由同质化开始像异质化过度，即使异质化程度并不是很高，但它确实改变了以血缘姻亲为纽带的传统乡村邻里关系。近年来，随着“逆城市化”的开始和劳动密集企业向内地、乡村的搬迁，“新农村”社区居民的异质化越来越大，并呈现出多元聚集的状态。
2.身份认同：邻里关系的内倾化与冷漠化
“迁村腾地”后，邻里空间被打散重组，农村居民仍以老幼人群为主，邻里认同限于未重组前邻里成员间，这使得小区花园、小公园等新型交流场所未能发挥增进新空间邻里交流的功能，导致对新邻里空间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未成形，因而邻里交往呈现内倾化；此外，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原有邻里间以血缘情感为基础的“生存型救助”几乎消失，邻里间交往更趋理性化。市场经济对“新农村”区域的影响下，宗族对新一代农村居民的束缚减弱，农村居民逐渐成为独立社会人和“理性人”，邻里间情感往来减少，基于利益考量的交往增多，邻里关系偏向冷漠化。内倾化、冷漠化的邻里交流现象直到广场舞等农村娱乐活动兴起和互联网在农村的普及应用才开始活跃化。
3.共建共享：邻里关系的重构与发展
互联网在农村的应用发展与“党驻村”工作的深入，在“新农村”的基础上再次推动农村社会环境的变化，乡村邻里关系也随着变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农村虽然不像城市社区一样有着各种的“活动群”，但“官方事务群”却纷纷建立起来，为农村社区的日常工作提供对话空间，村民在官方群中问询、探讨公共事务，一定程度上加深邻里间联系，网络“群”将外出务工的成员关联在一起，使得邻里间联系更为密切。
随着“党驻村”工作深入，形成以党委，党支部为核心村民为主体的共建共享的社会网络，既密切党群关系，也带动邻里关系的发展。随着“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推动，村民将以公共事务为纽带建立新型的乡村邻里关系，不同于生存互助性的情感交流，也不再是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行动，而是情感与理性相互交融下为公共事务的解决做出新的行为判断与选择。这些行为为新农村邻里关系的重构与发展提供契机与动力。
结语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影响社会存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下的社会存在的方式不同，社会结构内部各个主体的行为方式也存在差异，在社会结构初期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变迁过程中，社会结构内部规约社会个体或社会组织的制度也处于不断地调整过程中，邻里关系的大部分结构要素也随之不断变化，但交流与互惠仍然是维系和谐邻里关系的核心因素。
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村落同质性邻里关系，到以业缘为纽带的单位大院同质性邻里关系，再到转型失落时期的异质性邻里关系，邻里关系的“紧密性”似乎在逐渐解体。但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给了邻里关系复苏与重塑的契机。归根到底，是社会结构的转变影响了邻里间的交流与互惠。不同生产生活背景下的人们，依靠互联网的虚拟纽带联系起来，并可以用线上了解、指导线下邻里关系的逐步建立与增进。当然，立足于快速市场化节奏下成长起来的新型邻里关系，本质上并不牢固，即使有着互联网这一技术枢纽的联结，但与技术设施相应配套的公共场域的建设、空间权责的明确、管理模式的创新却远远跟不上技术的发展。
雌激素对于调节人体骨代谢平衡起着重要作用［16］，为一种骨转换抑制剂，能直接或间接的减缓破骨细胞的生成，且抑制骨的重吸收。与此同时，骨细胞表达雌激素受体，接纳雌激素［17］。有研究表明［18］，雌激素可逆转绝经后骨质疏松患者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已减弱的Notch信号通路活性，使Hes1表达上升。这证明雌激素可能对于Notch通路存在影响。已有研究表明OA的发生与雌激素水平存在密切联系［19］，但其机制尚不明确，此方面研究并不多见，可以考虑从Notch通路角度研究雌激素影响OA的机制。
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加大对线上线下公共空间的建设与管理，尤其是要促进线上线下的连接与互动；第二，创新社区管理与服务模式，加快互联网与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第三，增强基层治理格局体系中相关权责方的治理水平，开拓以基层党委主导、有关各方主动参与、群众为主体的共享共治新局面，以期推动邻里关系的发展。总之，虽然互联网背景下社群空间里的邻里关系更加具备理性与公共性，各权责方也在推动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社区公共事务的运转可能会因此更有效率。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本质上还是需要时间去沉淀，从古至今关于邻里关系的区位一直在变化，不变的是“远亲不如近邻”“和睦友邻”这类岁月江河下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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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China ’s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from Historical Context
ZHANG Xin,YI Yuha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
Abstract ： In China, the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society and rural society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phas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that is, the homogenous stable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in the small-scale economic period, the dependency heterogeneity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the lost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period and the diversified stratum relationship in the online community during the market economy period. But exchange and reciprocity are the core factors for 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the core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Key words ：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social structure; gathering foundation; interactive form; maintaining hub
中图分类号： C9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365( 2019) 10-0075-10
收稿日期： 2019-05-30
基金项目：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县级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实施路径研究” (CX2018B248)
作者简介： 张鑫(1996-)，男，湖南邵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研究；易渝昊(1995-)，男，重庆涪陵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责任编辑：许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