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访谈录——范帕里斯的社会成员“基本收入”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行论文,访谈录论文,成员论文,收入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菲利普·范帕里斯1951年出生于比利时，现为新鲁汶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主持“经济与社会伦理学胡佛基金讲座”工作。我与范帕里斯教授的学术通讯已有多年，两年前他访问北京时也曾有面谈。然而这次应邀前来新鲁汶大学访问研究期间与他的多次接触访谈，才使我较深入地了解他。除了他的“社会成员基本收入”和正义社会的理论工作外，给我印象至深的是他的治学方式。他在大学里获得多种学科的毕业文凭和两个博士学位，并到过英、美、意、荷等多个国家的名牌学府，访问深造，为他在政治哲学领域的研究从方法、工具到多学科基础知识和联系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功底。难怪他做起研究来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理论专著接连问世。下面是我与他多次访谈的笔录综合。
问：范帕里斯教授，两年前您曾访问北京，请问您现在能谈谈您对北京的印象吗？
答：可以。恰好是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编译局等单位。我觉得北京人很善良友好，给人一种安乐详和的感觉。在那之前不久我刚刚访问过俄罗斯，我看到当前莫斯科的街上行人都是绷着脸匆匆忙忙擦肩而过。你会觉得他们的脸部表情后面隐藏着一种忧虑和惆怅。北京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人口很多。前几天我看到一份西方报纸登了一张前门大街的照片。照片上是一队很拥挤的自行车队，他们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但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想着拥有一辆小汽车。可是如果把这些自行车变成小汽车，该往哪里摆呢？
问：很幽默，很有现实针对性。可惜我们的人口控制政策有时还不大为西方人所理解。范帕里斯先生，您懂得很多种语言，您是否访问过很多个国家？
答：由于我的家庭关系，也因为比利时是一个多语言国家，所以我一般可以使用德、英、法、荷、意及西班牙语等。我曾在牛津大学、加州大学等地学习，后来又到欧美等著名大学访问研究。仅就1987年以来，我就到过世界各地20多个国家进行学术访问交流和讲学。这种交流促进了我的学术研究，同时也增进理解不同民族之间的思维差异和不同习惯。
问：您的一些理论观点，例如关于福利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1〕的理论，在中国学术界有了很大影响， 有些理论观点还被列为供国家领导人参考。请问您最近的研究重点是在哪些方面呢？
答：最近牛津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了我的一本新书《给全体公民真正的自由》。我也在编写另一本关于“基本收入”的书。
问：“基本收入”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您能对此作点解释吗？
答：“基本收入”是我们在欧洲（福利资本主义社会中）极力推行的激进改革主张。它主张无条件地付给社会中的每一位成员一份基本收入。这份最低限度的收入保障应该是：<1> 以个人为基础付给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2>它不考虑被授予人是否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3>也不管他是否工作过或是否愿意接受社会提供给他的工作。目前在欧洲的英、荷、比、德等国家也有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保障最小收入制度，但它们与我们所规定的上述三个条件是不同的。
问：请问倡导“基本收入”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答：争取一份无条件的基本收入（把它作为其他收入来源的基础），同时与贫困和失业作斗争，这是对人类解放的贡献。
问：您是否认为“基本收入”是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一条途径？
答：可以这样说，但只是在某种意义上，即逐步扩大国民生产中按需分配（而不是在资本下按贡献分配）的份额。
问：听说您是欧洲基本收入联络网（安特卫普—罗马—布达佩斯）的秘书长。请问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联络网？
答：1984年，我关于“基本收入”的思想获得了国王鲍德温基金会未来工作奖。这笔奖金使我们能够在1986年组织一个“基本收入联络网”的成立大会。自那以后，我们大约每隔二年召开一次讨论会，并出版一份通讯（现已出版了20期），以联络致力于或有兴趣于“基本收入”的个人和集体，促进全欧洲乃至全世界对这个主题的信息交流和讨论。上届研讨会是1994年9月在伦敦召开，下届会议将于1996年9月在维也纳召开。目前我任这个联络网的秘书长。您可以看到现在已有很多书刊讨论这个话题，有荷、英、法、德、意、西班牙等各种语言的很多专著出版。
问：您的《什么是正义社会？》（巴黎1991年版）在西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一部名著，在教学和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并被译成拉美—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巴西等国文字出版。您能简单地概述什么是正义的社会吗？
答：我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不仅有权利做他想做的事，即追求他所理解的“幸福生活”理想，而且拥有“做”它的手段。不仅如此，获得这些手段的机会应该按“最少最大化”的原则来分配，即向那些目前拥有最少机会的人提供最大可能的现实机会。
问：范帕里斯先生，您在哲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均有所建树，请问您的主攻方向是什么？
答：应该说，我所致力的领域是政治哲学。我认为哲学不应该是单纯思辨的事业，它应该是一项与社会任务密切联系的工作。但是为了在政治哲学领域进行认真的、富有成果的工作，却必须经历社会科学哲学这条迂回的道路，目的有三个：1 ）很好地掌握社会科学中所使用的工具的范围和力量；2）直接熟悉相关的各个学科；3）更好地理解构成这些社会科学基础的一系列论断的结构和性质。为此，我在大学里先后较系统地学习了哲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在比利时获得社会学博士后又在牛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并在取得两个博士学位的中间花二年时间在比利时和美国研究了经济学，写成了后来于1990年在巴黎出版的《经济学模式及其对立物：社会科学认识论批判导论》。
问：您的这种治学精神真是令人感动。请问在政治哲学中，您重点研究哪个主题呢？
答：社会正义问题。我认为它是政治哲学这座大厦的钥匙，而基本收入则是一个正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中心内容——这是我的近著《给全体公民真正的自由》的核心思想。一个社会制度可以用它向全体公民所能提供的最高的、无条件的基本收入的水平来衡量。自1980年以来，我在不同的阶段从不同的方面研究社会正义这个主题，其中包括研究正义观念反命题——剥削概念。这就促使我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有关方面，当然是批判检验地研究。其成果主要体现在《重建的马克思主义》〔2〕也使我成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员。
问：我想向您提出一个中国式的问题——您的学术生涯的最高境界最什么？或者说，您的学术活动的最高目标是什么？
答：也许我给您的是一个比利时式的答案。我想我是尽我所能致力于（我的）社会与其自身的“对话”，把许多不同学科的经验贡献和理论贡献与我们系统的价值评判联结在一起。为此我才从不同的方面去研究社会，研究各门社会科学。其实我可以到美国或英国去工作，在那里我可以取得更高的收入，但我认为我的根基是在我自己的国家比利时，在这里可以有更多的“对话”。
问：您的答案其实也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答案。许多中国留学生出国留学，学成之后不图国外的高薪聘请留住，他们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回到祖国参加科研，参加社会建设，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您相似。“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是一条真理。您能谈谈您的家庭吗？
答：哦。我的家庭很好。瞧！这是我的妻子苏（Sue Black）。 她也在新鲁汶工作， 这是大女儿丽贝卡（Rebecca ）， 小女儿萨拉（Sarah），中间是两个男孩乔纳森（Jonathan）和本杰明（Benjamin ）。他（她）们都在上学。
问：他们都很可爱。祝贺您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并在事业上的成功！
答：谢谢！向中国读者问好！
注释：
〔1〕参见《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1993年12 月版，pp.146—153、248—253等。
〔2〕Marxism Recycled，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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