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青年研究的范式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语境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青年作为现代社会的文化建构诞生以来，他们似乎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违逆、对抗和抵制的群体性症候。在全球现代化成为不可逆转趋势的当下语境中，不管在当今世界何种地域，也不管特定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如何千差万别，青年似乎越来越与社会主流价值相疏离和对抗。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全球化传播一样，青年问题似乎也已经以或正以同样甚至更快的速度向人类社会更深更广的地域和空间传播。
在全球现代性的追寻和实现过程中，青年被越来越深地裹挟进社会发展变化的整个进程中。伴随全球现代化而来的是青年问题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青年问题越来越成为现代性文明的结构性问题，青年研究自然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在这些危机与挑战中，首当其冲的或许是青年研究理论范式的危机。社会变迁及其引起的青年状况的动态变化，已把青年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一、全球青年研究的范式危机
正如很多青年研究学者指出的那样，青年问题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文化建构。在现代性不断演进的今天，世界各国的青年已经对社会构成持续而尖锐的挑战。当然，这种挑战本身并非青年群体自身造成的，归根结底，青年不过是现代性文明结构性困境的表征和投射。由于青年问题与现代性文明内在的共生关系，一个社会的青少年状况往往是这个社会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表征和反映。无疑，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状况最终为青年问题的阐释和解决提供了背景和理论框架。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与全球化相关的问题都需要全球化的理论观照和解决方案。这样，原来各国关注青少年问题的理论视角、阐释模式和解决青年问题的策略和理论范式无疑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法国社会学家让－查尔斯·拉葛雷（Jean－Charles Lagrée）主编的《青年与全球化》就是直面全球化时代青年研究范式危机问题的。在书中，来自亚欧各国的青年研究者分别对各国的青年状况进行了调查、阐释和分析。虽然研究者针对的问题不尽相同，但作为主编，拉葛雷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赋予这些研究一种独特的理论价值。拉葛雷的核心问题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青年研究应该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挑战。正是敏锐地感觉到全球化时代青年研究所面临的范式危机，拉葛雷既忧心忡忡又满怀希望地提出了全球化时代的青年问题。由此，他干脆将该书副标题确定为“现代性及其挑战”。在拉葛雷看来，青年和青年问题既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也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在现代性的追寻中，不管青年愿意与否，都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潮流中。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拉葛雷意识到青年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他毫不讳言地指出，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社会语境中，青年研究的“问题可能是：当处于社会体制极度变化的背景下，学者、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政治科学领域的研究者继续使用过时的工具、参考文献、方法和理论，对当今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1]。由此，拉葛雷呼吁：全球的青年研究者应当把社会变化纳入青年研究的分析框架当中[2]。
因此，在考察了世界各国青年研究的现状及其相关研究成果后，拉葛雷大胆质疑了传统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在拉葛雷看来，青年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应该成为解决青年研究理论范式问题的逻辑起点；全球化和现代性应该成为阐释青年问题的认识论基础。现代社会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化趋势将世界各国卷入到全球秩序中，各国在全球化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和状态势必影响到各国的青年状况。因此，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新的社会模式正在形成。这些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模式，要求青年研究必须找到全新的理论范式和分析工具，方能有效地反映出青年问题的真实面貌[3]。特定历史情境的转变界定了青年必须和将要面临的新环境、新现实、新的约束体系、风险以及机遇[4]。对青年而言，社会转型和变化是先于个体存在的，生活环境和现实存在的先验性将青年卷入各种社会风险与文化焦虑中。只有直面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从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社会环境、技术环境和政治经济环境出发，青年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阐释和观照。脱离具体时代具体社会的特定历史语境，青年问题就成为无本之木，那些解决青年问题的各种努力也不过是隔靴搔痒式的不得要领。
随后，拉葛雷质疑了“国家”作为相关分析单位和“社会系统”概念在全球化时代青年研究领域的适用性和有效性[5]。在拉葛雷等人看来，执迷于传统的理论范式和阐释模型，根本无法把握现代性全球化传播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纵观当今社会的实际状况，可以说，现代性和全球化是一切青年问题的最终根源。《青年与全球化》一书反映了从欧洲到亚洲、从西方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转换青年研究理论范式的积极努力和有益尝试。
正是意识到青年状况随社会变动而来的动态变化，拉葛雷等人认为，青年研究并非针对某一特定年龄群体的封闭式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青年研究必须在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和转换。正是由于这种变动，青年研究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都应该顺应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现实需求。正像陆玉林所剖析的那样：“青年研究的理论范式、方法、内容和研究者构成的变化，都因青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中的青年问题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因此，探讨青年研究的发展趋势，基础是研究青年问题的变化趋势。”[6]但不论是青年还是青年群体，其变化发展都是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并最终承载、投射和反映这种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青年问题不过是现代性文明的某种症候，是现代社会固有的甚至不可克服的缺陷与弊端。青年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困境，恰恰表征现代文明的某些缺陷，各国青年的具体状况是全球化时代现代性文明的一面镜子。对此，拉葛雷指出：“任何年龄群所具有的社会意义都远远超过了统计学上把年龄作为最终参照指标的认识。任何年龄群体的社会意义都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并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在个体成长的初期构成特定的含义。”[7]
正是基于对青年问题与社会状况结构同源性关系的清醒认识，拉葛雷追问道：“对于青年男女来说，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中……年龄对于青年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对于那些与青年人发生互动关系的成年人、青少年来说又意味着什么？”[8]拉葛雷认为，这是我们在探讨青年问题时必须首先思考的问题。由此，青年研究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研究，研究青年就是研究社会，就是直面现代性文明的各种困境和问题；青年问题就是社会问题，也是现代性文明与生俱来的结构性问题。任何把青年问题与社会状况割裂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缺乏内在的学理支撑，既没有基本的哲学认识论根基，又缺乏观照青年问题的理论框架和阐释力度。
二、国内青年研究的范式缺失
国内青年研究界同样早就意识并遭遇了同样的范式危机。早在几年前，国内青年研究界的一些学者① 就指出了目前国内青年研究的诸多问题。不管是对青年研究前学科状态的指认，还是呼唤青年研究从政策性向解释性的转型；不管是对加强元学科研究的呼吁，还是就问题意识和批判立场等展开的讨论，都直指国内青年研究的症结和软肋。从这些探讨、批评和质疑中，能够体会到有识之士对国内青年研究现状的深深忧虑，折射了国内青年研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问题。讨论本身反映了青年研究的诸多困境与危机。正像学者们指出的那样，虽然中国的青年研究发展了二十多年，但距离真正的青年学还有一定距离。青年研究要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必须创建和发明自身的研究方法、阐释模式、理论范式和方法论体系。在目前国内青年研究学科建制和学术建制都不甚完备的情况下，国内青年研究的理论范式基本上是缺失的。情况往往是，人们敏感和观察到很多与青年有关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但缺乏基本的问题意识和阐释模式。理论模式和阐释工具的缺乏，使国内的青年研究某种程度上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怪圈。同样，理论范式的缺失使国内青年研究者对青年问题的本质、根源和规律缺乏清醒的认识，并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理论盲点和认识论误区。
诚然，国内青年研究确实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同样存在着诸多问题。在专家们指认的问题与困境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国内青年研究缺乏适当的理论范式和阐释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青年研究的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倾向。当然，像任何科学研究都内涵一个实用目的一样，青年研究也应该有一个实用的、现实的维度。
但由于青年研究理论范式的缺失。一方面，研究者对诸多青年问题、青年现象的描述和阐释仅限于现象层面的感性描述，对青年问题所折射和反映的社会深层次问题缺乏广泛而深入的理论观照。由此导致了黄海所指出的短平快的政策性研究路径[9]。近年来，虽然各种貌似科学的政策性“实证”研究层出不穷，但不管是对青年问题的阐释理解，还是对青年问题的解决似乎都无甚助益。最终，以政策导向为旨归的政策性研究，并没有为政策的考量和制定提供多少实质性支撑。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研究方法和阐释模式的原因，也涉及研究主体构成情况和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问题。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带有政策性指导意义的研究缺乏一种长远的理论眼光和科学深入的学理根基。因此，不深入探讨我国青年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而进行的所谓政策性研究，就像医生盲目对“症”下药一样，治“症”不治“病”，代表了国内青年研究的某些倾向。缺乏基本理论范式的所谓政策性研究，混淆了症状与病因，并往往以症状置换病因。对青年研究而言，探明病因或许应该是第一位的工作。探明病因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对症状进行合理解释的工作。
另一方面，国内青年研究理论范式的缺失导致国内青年研究有问题而没有问题意识，基本上成为一种“问题导向型研究”②。从实际情况看，这种“问题导向型研究”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更多止于现象描述和对现状的眼前忧虑。诚然，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带有某些亡羊补牢的成分，但止步于此显然是异常危险的。青年研究能否摆脱目前粗浅的“问题导向”模式而走向某种程度的预见性和前瞻性研究，可能是国内青年研究必须直面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虽然陆玉林倾向于将问题导向型研究与解释性研究对立起来，但他同样强调了两者可能达成的一致。目前，国内“问题导向的实证研究”由于缺乏对青年问题的深入理解和有效阐释，而失去了基本的文化方向和方法立场。这不仅反映在对青年问题的随意命名上，也体现在对问题青年的草率甚至粗暴的道德评判上。那种基于理解的同情和基于同情的宽容，恰恰是国内青年研究在情感维度上的重大缺失。
陆玉林在《全球化时代青年研究的发展趋势》一文中，概括了全球化时代青年研究的主要趋势，在介绍了国外青年研究的相关倾向后，陆玉林情不自禁地追问道：“青年研究中重视解释的研究路径发生在西方，而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其实也是在西方知识界发生的。那么，解释性主导的青年研究，是否会在我国未来的青年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呢？”[10]在简短剖析了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后，陆玉林得出结论说：“在这种情况下，解释性主导的青年研究还不可能成为一种潮流。”③ 这里，陆玉林把青年研究的理论范式与社会发展状况相关联。但其问题在于，他颠倒了解释性研究与实证性研究的基本关系，否认解释性研究对于国内青年研究的优先性。或许，正是因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某些后发性，我们的青年研究才更应该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正是因为我国现代性尚未发展充分，我们的青年研究才更应该具有针对性和问题意识；正是因为国内目前实证性研究的诸多弊端，才使人们求助于解释性研究。正像黄海所呼吁的那样：目前，国内的青年研究应该摆脱虚幻的政策性研究，而倡导一种解释性研究。在黄海看来，国内政策性青年研究之所以沦为虚幻，根本原因在于解释性研究的缺场和不力。当然，对学术研究而言，解构与颠覆是容易的，但困难在于颠覆之后的重建和重构。由此，黄海通过自身实践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研究范式和阐释路径——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或许，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方法和范式所具有的深刻的社会关怀和历史责任。黄海在介绍文化人类学的青年研究模式时提出：“在进行青年研究的时候，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是我们的研究对象——问题的指向性，这个研究对象是什么样子——问题的描述性，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问题的解释性，为什么这个样子与我们认为应该的样子不同——问题的互为主体性。”[11]这四个问题构成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所谓的“深描”和阐释。只有对研究对象及其状况、特征和本质有了深入细致的了解，才谈得上解决问题。了解的前提就是对问题本身合理适当的解释。目前，国内青年研究很多时候似乎颠倒了学术研究的上述逻辑。国内青年研究普遍存在的阐释不力导致了很多不着边际的空泛描述与评论。
从学理上说，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建立在对问题全面、充分、深入和细致的认识和理解基础上。不了解青年问题的真正本质和内在根源，将青年问题抽离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基本历史语境，就事论事，最终无疑造成大量学术资源的浪费。因此，人们庆幸：幸亏那些所谓的政策性研究可能并没有对政策产生多大影响。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研究既于事无补，也于社会无益。建立在对基本社会状况充分理解基础上的青年研究，不仅有力地解释了社会所面临的青年问题及其挑战，同样也可以反观社会本身的现实状况和未来走向。当然，这样的青年研究无疑是解释性研究与实证性研究、理论性阐释与政策性考虑的统一。
三、当下中国青年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
从国内外青年研究的现实看，由社会变迁导致的青年问题必须将社会自身的变动纳入阐释框架中。在现代性全球化推进的过程中，国内外青年研究都到了转换研究范式的关头。
陆玉林等人在忧思国内青年研究现状的同时，指出青年研究的可能路径。陆玉林指出，在全球化时代，青年研究应该关注青年问题的全球化趋势和地方性表现。针对国内青年研究理论范式基本缺失的现状，他坚持主张：“在全球化时代……青年研究的发展趋势问题，自然需要放在全球范围内来思考。”[12]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内青年研究指明了方向④。在陆玉林看来，全球化应该成为当下中国青年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对沈杰而言，元学科的青年研究旨在建立一种基本的学科架构；黄海坚持国内青年研究应该从政策性研究转向解释性研究，并将文化人类学作为这种解释性研究的可能路径；陈亮则呼吁国内青年研究首先应该从问题意识入手。看来，在全球化时代，不仅中国社会面临全新的问题，中国青年研究也同样面临危机与挑战。其实，不管具体的理论方法和阐释模式如何不同，只要能合理观照中国当下的青年问题，都应该为青年研究所借鉴和采用。高度的开放性、包容性和适当的灵活性应该是青年研究应有的态度。
在拉葛雷看来，现代性和全球化不仅是观照青年问题的特定社会历史语境，同样也是阐释、研究和解决青年问题的理论范式和方法模型。对中国当下的青年研究而言，拉葛雷的见解尤为深刻。他将全球化时代青年研究理论创新和范式创建的重任寄托到亚洲学者身上。拉葛雷在前言中特别指出：“第三部分是专门为中国的读者所安排的。”拉葛雷认为：“与社会理论或一般社会学相似，亚洲的青年社会学在两种不同但不对立的传统中发展。因此，亚洲的青年社会学必须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既要从两种传统中寻求借鉴，又要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进而建立起一个独特的社会学分支。”[13]当然，拉葛雷是站在青年社会学的角度期待亚洲的。但是，不管我们如何强调青年研究的学科性和独立性，从本质上讲，青年研究依然是一种多面相的社会学研究。正像沈杰期待青年研究的学派形成一样，拉葛雷也寄望于青年研究的中国或亚洲范型的产生。
或许，我们应该忧虑的是闭门造车式的臆想和无所适从的现象描述。其实，人文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学科之间泾渭分明的隔离状况。从理论上说，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都可以成为我们观照青年问题的理论模型，并最终成为一种研究范式和阐释策略。这里，只需简单提及郎咸平从经济学角度对许三多和大学生就业等问题的有趣阐释⑤，就可以想象学科交叉所蕴藏的巨大解释力。同样，如果我们把经济学的“信托责任”观念引入青年问题研究，那么当下诸多青年问题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由此，我们可以按照经济学上对经济人信托责任的相关原则，从政策或制度层面强化当代青年的信托责任意识。这样，经济学的理论原理和研究范式不仅阐释了当代社会所面临的青年问题，而且可以借鉴解决经济学相关问题的方法，解决相关的青年问题。
当然，以郎咸平对青年问题的经济学解读为例，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上的所有观念都可以成为观照青年问题的理论范式。就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而言，在借鉴其他学科的具体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时，首先必须把青年问题纳入当代中国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在中国融入世界、世界走进中国的历史进程中，青年问题逐渐凸显。与现代性相伴而生的青年问题不可能脱离现代性的历史语境和理论范式得到解释和解决。同样，在全球化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面临的问题。因此，不管具体的青年研究采用什么样的理论方法和阐释策略，现代性的理论模型和全球化范型都应该是我们研究青年问题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原则。
只有将当代中国面临的青年问题置于现代性文明的整体框架中，才能较为全面地把握青年问题的历史、现状及未来，青年问题也才能得到合理阐释和全面观照。从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审视青年及青年问题，自然会摈弃青年研究的泛道德化和泛意识形态化倾向。因为，当代社会的青年状况并非青年本身的问题，而是现代性文明的结构性问题。
现代性毕竟是一套源自西方文化传统的制度设计和价值准则。在全球化的今天，现代性全球传播必然引发一系列问题：现代性自身的内在紧张，现代性的适应性问题，全球化与地方化的问题，全球化传播与个体化接受的问题等。对中国而言，去封闭、媒体化和全球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经程序。这些问题与这些程序扭结在一起，促使人们思考：作为一套社会方案和社会建制，现代性确实带来了物质的文明；但作为一套价值准则，现代性又将个体置于尴尬境地；作为一种社会模式，现代性全球传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也应当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当下的情况似乎是，只要现代性仍然是我们追寻的目标，与此相关的青年问题就不会消失。同样，只有将中国面临的青年问题置于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才能明白中国青年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对全球性的普遍问题，我们不能强求其在一国范围内得到解决。
对中国而言，在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中遭遇全球化，这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历史境遇。与现代性的发源地欧美不同，不论是中国的现代性追寻还是全球化的融入，都是与自身的历史传统、价值信仰和社会制度相连的。如果青年研究对中国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充耳不闻，而执著于“泛道德化”和“泛意识形态化”的某些方式，关注、理解和解决青年问题就成为一句空话。诚然，在全球化的理论框架中，世界各国青年研究的经验和理论方法既可能成为我们的参照，也可能成为我们的桎梏。只有清醒地认识中国在全球现代性处境中的具体位置，才能为中国的青年研究准确定位，中国的青年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观照和有效的阐释。
青年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现代性文明的独特建构。在现代性全球传播的过程中，青年问题也成为全球化的问题之一。立足于当下中国的独特境遇，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基本理论框架中，厘清全球化的青年倾向和地方性的青年问题是我们观照、阐释和理解青年问题的前提。建基于此，拉葛雷赋予中国和亚洲青年研究的重任才能实现。
收稿日期：2011－09－25
注释：
① 他们主要是陆玉林、沈杰、黄海和陈亮等人，他们关于青年研究危机讨论的文章分别是《全球化时代青年研究的发展趋势》、《“青年研究”何去何从？》、《从政策性的青年研究到解释性的青年研究》和《当前我们的“青年研究”缺什么？》，这些文章归在“中国青少年研究网”“前沿话题”栏目中，参见http://www.cycs.org/ArtCoList.asp? Category=1&Column=30。
② 陆玉林在概括青年研究的基本倾向时使用的术语。参见陆玉林：《全球化时代青年研究的发展趋势》，中国青少年研究网，http://www.cycs.org/Article.asp? Category=1&Column=30&ID=3939。
③ 陆玉林这样概括中国当下面临的现实：“确实，我们国家正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现代性尚未形成，本土的现代性批判也未真正开始，人文社会科学的后现代转向也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参见陆玉林：《全球化时代青年研究的发展趋势》，中国青少年研究网，http://www.cycs.org/Article.asp? Category=1&Column=30&ID=3939。
④ 但遗憾的是，陆玉林后来似乎又否定了自己的这种认识。在考查了全球化时代青年研究的趋势之后，他将解释性研究与实证性研究对立起来，并以“我们国家正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现代性尚未形成，本土的现代性批判也未真正开始，人文社会科学的后现代转向也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为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解释性主导的青年研究还不可能成为一种潮流”。参见陆玉林：《全球化时代青年研究的发展趋势》，中国青少年研究网，http://www.cycs.org/Article.asp? Category=1&Column=30&ID=3939。
⑤ 参见中央电视台：《郎咸平说》之《〈士兵突击〉的经济学解读》和《大学毕业，到哪里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