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蒯因的自然主义认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主义论文,认识论论文,试析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逻辑实用主义哲学家蒯因（W.V.Quine，1908－）在对逻辑实证主义“两个教条”（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还原论和证实理论）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体主义知识论，与之相联系，他又提出了自然主义认识论。
波普尔曾指出：“认识论的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看作普通知识或常识的问题；（二）看作科学知识的问题。”（《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页。）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关于科学知识的认识论问题成了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知识的认识论研究中，一种是逻辑主义，如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他们认为科学认识是按照某种特有的逻辑方法进行的。波普尔的一篇著名科学哲学论文的题目就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另一种是自然主义，这是科学认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方向。它认为，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对科学认识进行逻辑的研究，还必须包括对科学认识进行经验的研究。这是把心理学与社会学引入到科学认识论之中的结果。蒯因是自然主义认识论的主要代表。
蒯因在《实用主义者在经验主义中的地位》一文中，通过对休谟以后经验主义发生的五次转变的阐述，通过对皮尔士、詹姆士、席勒、杜威、米德、刘易斯等实用主义者与这五次转析的关系的评论，阐述了自己的自然主义认识论。
他指出，皮尔士、詹姆士、席勒、杜威和米德都被叫做实用主义者，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所有这些实用主义者都属于经验主义的传统。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经验主义发生了五次转折，使它有所改进。
休谟以后的经验主义的第一次转折是研究中心从观念到语词的转变。这就是，在认识论上，只要可能，就用语言表达式代替观念。这一点中世纪的唯名论就曾采用，但只有1786年才真正被近代经验主义者所采用。这一年，约翰·荷恩·图克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我们处处用“word”（语词）这个词来代替洛克著作中的“idea”（观念）的话，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会写得更好。洛克等英国经验主义者认为只有感觉才有意义，只有建立在感觉印象之上的观念才是可以接受的。但图克认为观念自身并不符合经验主义的标准，经验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只有用感觉的术语（sensory terms）来定义语词才有意义。
但是，这里遇到了麻烦，我们怎样用感觉的术语给语法虚词（如介词、连词、系词等）下定义呢？图克从词源上来解释：“如果”（if）原来是“给予”（give），“但是”（but）原来是“除外”（be out）。蒯因认为，这种做法是多余的，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说，只要把这些语法虚词看作“非自足词（syncategorematic），把它们放在一定的语境中就能确定其意义。
由此引出经验主义的第二次转折：从语词到句子的转变。虽然中世纪的学者已有了非自足词的概念，但只有与图克同时代的杰米雷·边沁才把这个概念发展成一种明确的“语境定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指出，如果使用某个语词的每个句子都能被解释为有意义的句子，那么使用这个语词就是有效的。这也就是说，如果发现某个语词使用起来很方便，但在本体上即在它的所指谓上却令人困惑，语境定义则可以使你在某些情况下继续使用这个词，而无须承认其有所指谓。边泌把这个理论应用于语法虚词以及类似的词，甚至还把这个理论应用于某些真正的“自足词”（categorematic）。蒯因说：“语境定义促成了一场语义学的革命；它虽然不如哥白尼天文学革命来得那么迅猛，但却象哥白尼革命一样代表着一种中心的转变。最基本的意义载体不再是词，而是句子。诸如语法虚词之类的词语，其所以能表示意义，是因为它们助成了包含它们的句子的意义。”（《实用主义者在经验主义中的地位》，《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引文，均见此书。）
蒯因指出，正是认识到句子的语义优先性（semantic primacy of sentence）才产生了语境定义理论，反过来说也一样。这个贡献归功于边沁。边沁的理论到了适当的时候就被纳入和渗透到认识论中去了。过了几代的时间，分析哲学的理论先驱弗雷格对句子的语义优先原则推崇备至。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罗素在数理逻辑上充分利用了语境定义理论。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证实理论就是研究句子的而不是语词的意义和有意义性的。英国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仿效他们的导师维持根斯坦在早期和晚期著作中树立的榜样，也是分析句子而不是分析语词。
经验主义的第三次转折是：语义中心从句子到句子系统的转变。蒯因说：“我们逐渐认识到：在一个科学理论中，即使是一个完整的句子通常也只能构成很短的本文，而不足以充当经验意义的独立载体。它不能单独产生一系列可观察的或可验证的后果。”因此，应当把整个理论或语句系统看成是经验意义的载体。当然“整个理论”并不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科学系统，只有相当一部分科学系统就够了。“所以，第三个转折所产生的整体主义只应看作是一种温和的或相对的整体主义。重要的是，我们不再要求或期望一个科学语句具有自己的独立的经验意义。”
经验主义的第四次转折是随着整体主义而来的方法论的一元论，即蒯因用整体主义科学观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关于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别的二元论。在蒯因看来，关于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别是站不住脚的，没有根据的。原来认为分析命题不受经验的检验，是永真的。蒯因认为分析命题与理论体系一起经受经验的检验，没有不受经验检验的永真命题。原来认为分析语句所具有的组织功能现在被认为是一般命题所共有的，原来认为综合语句所特有的经验内容现在被认为是遍及整个体系的任何语句的。
经验主义的第五次转折是导致自然主义认识论。蒯因说：“最后，第五个转折点导致自然主义：即对第一哲学目标的摒弃。自然主义把自然科学看成是对实在的一种探求，这种探求是可能有误的也是可以校正的，但它不服从任何超科学的裁决，也不需要得到超乎观察和假设演绎法之外的任何证明。”
自然主义“对第一哲学目标的摒弃”，就是自然主义摒弃传统哲学所坚持的绝对主义本体论，只承认相对主义本体论，即只承认本体论的许诺。由于实证主义者奥古斯特·孔德坚持“实证哲学”，把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说成是“形而上学”加以反对，所以蒯因说，自然主义早在1830年就有了反形而上学家孔德作为其代表人物。
自然主义“把自然科学看成是对实在的一种探求”，即认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实在的。自然主义坚持一种素朴的实在论。蒯因指出自然主义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整体主义或系统中心论的观点，另一个来源是顽固不化的实在论，这是自然科学家的那种坚强的心理状态。
自然主义坚持科学理论的可错主义。他认为，科学理论对实在的“这种探求是可能有误的也是可以校正的”。
自然主义认为科学理论的形成是科学家进行观察，提出假设，进行演绎推理的过程，科学的认识论同于经验心理学。蒯因说：“自然主义并不排斥认识论，但是它把认识论视同经验心理学。科学自身告诉我们：我们关于世界的信息限于对我们外部感官的刺激，所以认识论问题也是在科学范围内的一个问题，即我们这些人类动物如何能够从如此有限的信息设法达到科学的问题。”
自然主义者是在接受、澄清和改进现有的各种理论的过程中进行研究的。蒯因说：“自然主义哲学家是在传统的而现仍流行的世界理论的范围内开始他们的研究的。他试验性地接受这个理论的所有观点，但又相信有些未确证的观点是错误的。然后在这个体系的范围内对它进行改进、澄清和理解。自然主义者就是在纽拉特的船上飘泊忙碌的水手。”
蒯因认为，休谟以后经验主义的五次转折引起的重大进展，就构成从皮尔士开始的实用主义者的背景材料。
他指出，1878年皮尔士写下了著名的“实用主义的原则”：“思考一下我们认为我们概念的对象所具有的效果（这些效果可以想象具有实际意义），那么，我们对于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对象的全部概念。”从表面上看，这段话把眼光注意在概念、观念上，看不出图克的从观念到语词的转变的思想对皮尔士有什么影响，更看不出边沁的从语词到句子的转变的理论对他有什么影响。但是实际上皮尔士是坚持句子中心论的。因为皮尔士是通过行为来解释信念的，信念当然就是一些句子和命题。
蒯因说：“实际上，皮尔士的观点是更接近于边沁，更接近于句子中心说的，而不是象这段蹩脚的论述所表明的那样。皮尔士是通过对信念的强调突出语句的作用的，因为信念的主要对象是一些强有力的句子，或者至少也是一些命题。皮尔士用行为的倾向对信念所做的行为主义解释，甚至也可望用行为意向对句子做行为主义的解释；因为句子的意义可以解释为包含构成对句子的真理性的信念的那些行为意向。于是句子的意义就是信念。”这就是说，皮尔士对信念做行为主义的解释，认为信念就是行为的习惯。蒯因认为，对句子也可以做行为主义的解释，认为句子的意义是行为的意向。于是句子的意义就是信念。因此，皮尔士强调信念就是坚持句子中心说的。
他又分析了皮尔士的这样一段话：“如果一个人能够对确定或否定一个概念所能涉及到的所有实验现象作出准确的定义，他将因此而得到这个概念的完全的定义……”。蒯因分析说，这里尽管保留了“概念”一词，但其中的“确定或否定”则充分体现了对句子的强调。把以上思想作为句子意义的标准加以重新解释后，它就变成了这样的意思：句子的意义在于句子的真假性对可能的经验造成的差异。这种观点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观点是一致的。维也纳学派的意义证实理论就是强调：意义是经验的意义；句子的意义在于它可观察的结果。
蒯因指出，皮尔士不仅十分重视语句的意义，而且具有整体主义或以语句系统为中心的语义学思想。“皮尔士无疑非常清楚地知道科学理论是整体主义地面对它的证据的。如果你比我更有耐心地阅读皮尔士的著作，一定能举出皮尔士更多的关于这种观点的文字。”皮尔士的整体主义思想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真理的论述上。皮尔士把真理看成是人们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实在，经过长期探索所达到的共同认识。这样真理就不可能只是一个句子，而只能是由许多句子组成的整体或系统。蒯因说：“当皮尔士讲到真理的理论时，他的确是更为整体主义地对待科学理论的。真理是理论在坚持使用科学方法时所趋近的极限。”尽管他认为皮尔士的极限理论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他还是承认皮尔士的真理理论坚持了整体主义观点。
他指出，皮尔士有时用行为的意向，有时用确证的经验来解释他的实用主义原则。詹姆士为用这种两种解释来理解实用主义原则而作了忠实的努力。詹姆士认为，对真理是什么的最终检验乃是真理所支配或激发的行为。詹姆士这样来解释皮尔士的原则：任何哲学命题的有效意义总是可以归结为我们未来的实际经验中某种具体的结果，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詹姆士的话鼓舞了具有人本主义哲学观的席勒，席勒可以说是再生的普罗塔哥拉。席勒提出一种“假定”理论：凡是我们所希求的东西，直到成为一种讨厌的东西之前，都是真的。席勒的这个假设，这个实用主义真理观，与整体主义系统中心的观点是十分吻合的。
一提到席勒，人们可能说，应当同席勒的人本主义关于人创造真理的观点分道扬镳，因为真理是发现的，而不是创造的。但蒯因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我虽然是个自然主义者，我还是必须承认科学理论的系统结构是人造的。不错，科学理论是人们用以适应经验材料的，但它是被发明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因为它不是被经验材料所唯一决定的。各种各样想不到的可采用的系统都可能适合这些材料。”
这样，自然主义者同实用主义者、欧洲的唯心主义者一样，都把科学理论说成是人的创造。蒯因说，詹姆士、席勒、杜威这些实用主义者把科学理论看成是用以组织感觉经验的概念速记法（conceptual shorthard），欧洲的唯心主义者，如马赫、毕尔生、彭加勒等都持这种观点。自然主义者与他们持同一立场。那么，自然主义与它们有没有区别呢？
蒯因认为，自然主义同它们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本体论中。詹姆士和上述那些欧洲的唯心主义者认为实在主要在于感觉。席勒的实在是由人的心灵所塑造的原始的无形式的实体。杜威的实在由可观察的对象所组成。米德似乎也持这种观点。相反地，对于象我这样的自然主义哲学家来说，物理的东西，直到纯属假设的微粒子，则是实在的，尽管对它们的认识同所有的科学一样，是可以纠正的。我可以采取这种素朴而顽固不化的实在论的本体论倾向，同时也可以把人主要看成是真理的创造者而不是真理的发现者。”
这就是说，一方面，自然主义者同实用主义者、欧洲的唯心主义者在对科学理论、真理的看法上一致，坚持它们是由人创造出来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自然主义者与他们在本体论的观点上不同，他们都认为实在是人的感觉，自然主义者却坚持物理对象是实在的，采取素朴的实在论。自然主义兼有两种倾向。
蒯因指出，在经验主义的第四次转折方面，即在彻底抛弃分析——综合的二元论方面，实用主义者表现各不相同。詹姆士反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这种区分。杜威对这种区分则采取了犹豫不决的态度。刘易斯是一个概念论实用主义者，他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康德哲学的一个实用主义变种。这样刘易斯仍然把知识分为分析命题的知识和综合命题的知识，缺少经验主义发展的第四步。
他又指出，在经验主义的第五次转折方面，实用主义与自然主义认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他说：“尽管詹姆士坚持的是唯心主义本体论，杜威持中间立场的本体论，他们在认识论方面无疑都是自然主义的。……詹姆士和杜威可以从本体论的观点，把科学看成是完全虚假的，但是他们仍然认真地把科学看成是概念速记法，然后他们才可能根据这种概念速记法的观点合理地问道：人们是如何去建立科学的。他们可以认真地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发生学的认识论，就象他们曾认真地接受了科学的其他部分那样。”
自然主义坚持可错主义，在这点上，自然主义与实用主义是一致的。自然主义认为，科学理论都是不断变化的，科学理论的变化说明了，我们曾认为正确的东西是错误的假设，科学理论、真理都是可错的。“可谬主义和自然主义是兼容并存的。”自然主义的可错主义不仅与实用主义一致，而且来源于实用主义。“不管怎么说，‘可谬主义’乃是实用主义者特有的产物。”皮尔士和詹姆士认为，从原则说，未来是不确定的。杜威则取消了对确定性的寻求。
自然主义坚持行为主义语义学，在这点上，自然主义与实用主义也是一致的。他认为，心理学上和语义学上的自然主义就是行为主义。当皮尔士宣称信念在于行为倾向的时候，表明他提出一种行为主义语义学，这就为自然主义立了一大功。蒯因说，皮尔士对信念的行为主义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值得称道的是其行为主义精神。皮尔士在下面一段话中提出了一个概括而明确的宣言：“我们没有内省的能力，但是关于内心世界的一切知识都是根据假设推理从我们对外部事实的知识中得出的。”这就是说，我们关于自己内心世界的知识是从我们的外部行为推导出来的。这种行为主义的精神以新的活力重现于杜威的语义学以及米德的哲学和心理学中。杜威早在维特根斯坦之前就强调，意义只能在语言形式的社会应用中去寻找。米德的学生莫里斯在其指号学中又提出了“语用学”（Pragmatics），是很有意义的。行为主义语义学的产生要归功于实用主义者。行为主义语义学本可以列为休谟以后经验主义发展的第六次转折，蒯因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认为，行为主义语义学属于自然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蒯因总结说，实用主义者同经验主义发展的五次转折表面看没有直接联系，仔细研究还是有联系的。皮尔士和其他实用主义者都含蓄地主张句子中心说，整体主义或系统中心说，实用主义者在分析——综合的区别和自然主义问题上则是忽褒忽贬反复不定的。
他认为，有两个观点是所有实用主义者所共有的，也是他赞同的，这两个观点就是行为主义语义学和真理是人创造的观点。他说：“最多有两点似乎可以认为是实用主义者共有的，一个是行为主义语义学，对此我衷心赞同；另一个是人作为真理的创造者的学说，我在很大程度上赞成这个理论。”
从蒯因的以上论述可以归纳出其自然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第一，自然主义是经验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第五次转折，它是以前四次转折为基础的，换句话说，它是建立在观念向语词的转变、句子中心说、整体主义或系统中心论、彻底抛弃分析——综合二元论基础之上的。蒯因对逻辑实证主义“两个教条”的驳斥，对整体主义科学观的强调，恰恰为其自然主义认识论奠定了基础。在这点上，蒯因的自然主义比其他实用主义者的观点明确得多。皮尔士等实用主义者都没有直接了当地坚持句子中心说与整体主义科学观，只是含蓄地主张这两种观点。实用主义者在彻底抛弃分析——综合二元论方面更是反复不定，直到刘易斯还坚持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相区分的“教条”。
第二，自然主义在本体论上摒弃第一哲学的目标，即摒弃传统哲学的绝对主义本体论，又坚持素朴的实在论，认为科学理论的对象是实在的。他反对詹姆士、席勒、杜威等在本体论上把实在归结为感觉经验。
第三，自然主义在真理观上坚持真理是人创造的，坚持可错主义，在这两点上与实用主义者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在关于真理是人创造的观点上，自然主义与实用主义没有什么区别。在可错主义观点上，自然主义与实用主义基本相同、但也有些区别。蒯因认为可错主义是实用主义的特有产物。因为皮尔士就提出可错主义，詹姆士、杜威等都把真理看成是人创造的，是人用以组织感觉经验的概念速记法，因而是可错的。由此，詹姆士、杜威否定了真理对象的实在性，把它们说成感觉经验。删因也认为真理是人创造的，科学家可以创造各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因而是可错的，但错误的只是我们以前的认识，真理的对象还是实在的。
第四，自然主义包含行为主义语义学，即主张用人的行为解释语词、句子、理论的含义。行为主义语义学是实用主义者的贡献，蒯因赞同这一观点，认为它属于自然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蒯因从休谟以后经验主义发展的五次转折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并且把皮尔士等实用主义者的观点同经验主义发展的五次转折联系起来评论实用主义的观点，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思想。
第一，蒯因的自然主义认识论是经验主义发展的第五次转折，以观念向语词的转变、句子中心说、整体主义科学观、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相区分的否定为基础，这就把科学认识论问题同语言哲学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科学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近代以培根为代表的归纳主义科学观主要探讨科学理论是怎样产生的，是从观念的角度来探讨的，认为科学理论是在对观察经验逐级归纳上升而形成的。现代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认识论认为科学理论不是归纳而来的，而是科学家大胆猜测提出来的，归纳法只能起证实的作用，用归纳法证实的真理只能是概率性真理。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则提出了反归纳主义，认为科学理论不仅不是归纳而来的，而且也不是由归纳来证实的，科学理论的提出是大胆的猜测的结果，理论不能证实，只能证伪，科学理论的发展是不断猜测和反驳的过程。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都涉及到了语词问题，但它们强调的是科学发现和证实和发展的逻辑问题，主要也是从观念的角度来探讨的，尽管逻辑实证主义也是坚持句子中心说的。而蒯因则把科学理论的提出、证实、发展同语词、句子、特别是句子系统联系起来。正因为他把科学理论同句子系统联系起来才提出了整体主义科学观，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两个教条”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在英美分析哲学家中激起了极大的反响，使分析哲学的发展在60年代以后进入一个新阶段。
第二，蒯因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在本体论上坚持素朴的实在论，反对詹姆士等实用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具有一定唯物主义因素。蒯因反对逻辑实证主义消灭本体论的作法，也不同意詹姆士等实用主义者否定本体论问题的观点，重提本体论问题，并且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本体论许诺问题，对哲学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并且，他的自然主义认识论承认科学理论的对象是实在的，反对詹姆士等实用主义者和马赫等唯心主义者把科学理论的对象归结为感觉经验，这无疑包含着唯物主义思想因素。这无论从分析哲学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实用主义哲学发展的角度看，都是可贵的。
第三，蒯因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强调真理是人创造的，特别是坚持可错主义，是有一定合理因素的。当然把真理归结为人的创造是错误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人在发现真理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可错主义是实用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自然主义的共同观点。坚持可错主义就是说，人们提出的科学理论不会是绝对正确的，有可能发生错误，因此不要把它当成僵死不变的教条，要不断修正和发展这种理论，同时要容许别人提出不同的理论。这对清除绝对主义僵化的观点和独断主义的影响是有意义的。
第四，蒯因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包含了实用主义的行为主义语义学，坚持用人的行为来说明语词、句子、理论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蒯因正是把语言问题同人的行为联系起来，阐述了概念的相对性、翻译的不确定性以及本体论的相对性的。
蒯因的自然主义认识论虽然提出一些有意义的思想，但也存在着一些应当批评的错误。
第一，蒯因片面夸大了人在发现真理过程中的创造性，把真理说成是人的创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并且与他在本体论上的素朴实在论也是矛盾的。如果坚持素朴实在论，认为真理的对象是实在的，那就应该坚持真理是人发现的，而不是创造的。但蒯因却坚持真理是人创造的，因为对同样的感觉材料，不同的科学家可以提出各种意想不到的理论体系。这里，蒯因看到了科学家在发现真理中的创造性，但却忽略了这种创造归根到底是在对实在反映的基础上的创造。正因为蒯因片面夸大了人在发现真理中的创造性，所以他把科学理论讲的物理对象同荷马史诗中的诸神说成是同一性质的东西。科学理论对物理对象的设定，同荷马史诗对诸神的设定，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是人的创造。但前者是在对客观世界正确反映的基础上的创造，并且在社会实践中得到了证明；而后者则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想象，并在社会实践中被否证。所以，蒯因抓住二者都是人的创造，就断言二者是同一性质的东西，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一来，真理和谬误就毫无区别可言了。
第二，蒯因在本体论上虽然坚持素朴实在论，但这里包含的唯物主义因素是微弱的，因为蒯因又认为科学理论的对象和本体论许诺的对象都不是客观存在的，而只是人们一种方便的假定。显然前后观点是矛盾的，后一种实用主义观点是错误的。在蒯因看来，科学理论问题和本体论问题实质上是语言问题，是为科学选择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一个方便的概念体系或概念框架的问题，而与客观存在的现实无关。判断科学理论和本体论不应当以是否与客观实在相符合为标准，而应当以是否方便、有用作为取舍的标准。可见，蒯因在科学理论和本体论问题上，是站在主观唯心主义立场上的。实际上，科学理论、本体论许诺的方便、有用是不能离开在社会实践中对客观事物正确反映这个基础的。
第三，蒯因的可错主义有抹煞真理的绝对性，片面夸大真理的相对性的相对主义倾向。蒯因的可错主义源于皮尔士等实用主义者的可错主义。实用主义的可错主义就有抹煞真理绝对性的相对主义倾向。蒯因的可错主义也是一样，特别是蒯因把科学理论讲的物理对象与荷马史诗中的诸神说成是同一性质的东西，其相对主义倾向更加突出，完全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真理似乎成了人们的主观幻想。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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