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学说与地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灵论文,地域论文,说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在既定的某一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而地理环境就是人类创造历史的空间大舞台。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早期，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表现为决定性的影响。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仍产生一定的作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绪论”中便曾简要描述过历史的地理基础，认为生活在高原地区和平原流域与沿海地带这三个各自不同自然环境中的居民，其精神面貌及行为表现差异很大。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的作用与印象，这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以及创作中也可得到某种印证。本文即拟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性灵学说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作些抛砖引玉的工作。
一、古代南北文风的不同
中国自古地域辽阔，广袤的领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舞台；复杂多样的地质地貌，形成了明显的地域文化现象。各地之间，不论山川水土的自然地理环境，还是语言、风俗、经济、文化方面的人文地理环境，往往有很大不同。其实，前人早已注意到了水土气候等对民俗文化的影响。对此，有一个最集中的话题，这就是“南北文化不同”论。这个南北之分，现代地理学意义上一般是以秦岭——淮河为界，而古人则不见得那么明确。大致说来，把长江、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称为南方，以北的称为北方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研究所谓南北文化的发展和差异，较为详细而影响于思想界较大者，恐怕要数近代的梁启超了。他曾经写过几篇比较有影响的论文，一是《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见《饮冰室文集》第四册），二是《中国地理大势论》（同上），三是《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文集》第三册），四是《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见《饮冰室文集》第七册），五是《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文集》第十四册）。这些论文，对我们研究地理环境与文化学术的关系，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载《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九期），自然也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说到当代，前几年台湾出版的陈序经先生的《中国南北文化观》一书，同样引人瞩目。其中对中国南北文化研究的历史，作了系统而详尽的阐述。中山大学的吴承学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国文学风格学》（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中亦曾辟专章对此作过深入的探讨。另外，辽宁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更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创获。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可以更具体地了解中华民族各族人民是如何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用自己的劳动智慧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形成了至今尚存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活风貌。不过总的来说，目前这种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尤其是对某些具体文化学科的研究是如此。诸如对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个别流派或某种思潮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之类，便很少有人问津。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去深入探讨。
我国南北文风不同的观念发轫极早，在《左传》襄公十八年的记载中，便已出现“北风”和“南风”之语；《吕氏春秋·音初》篇中也已有“南音”和“北音”的说法。但在文学思想领域人们自觉区分南北文风的不同，则是到六朝乃至唐代的事情。刘勰《文心雕龙》似已初露端倪。其《时序》有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物色》篇又径直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这里已初步涉及到自然环境对形成不同文学风格的作用与影响。北齐邢邵在其《萧仁祖集序》中进而明确说道：“昔潘（岳）、陆（机）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延之）、谢（灵运）同声，遂革太原之气。……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全北齐文》卷三）这是从社会发展变化的角度来论述南北文风不同的必然性。到了唐朝，文学创作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人们的眼界开阔了，从而也更有可能和条件对南朝和北朝文学的风格特点作出总结和评判。《隋书·文学列传序》曾这样说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北史·文苑列传序》亦云：“北朝则略趋厚重，韵气高远，故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所以《北史·儒林列传序》又说：“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象互有不同。”这里指出了南方文学作品的特点偏于清绮、缘情。清绮即为清新绮丽之意，重视文采，追求自然。缘情自然是崇尚抒情或申舒性灵。而北方文学作品则与之有显著不同，偏于质实，趋于厚重。这诚如清人谢元淮《填词浅说》所说：“以辞而论，南多艳婉，北杂羌戎；以声而论，南主清丽而柔远，北主劲激而沉雄。”这大致概括了南北词作各自不同的风情韵致。况周颐《蕙风词话》认为孕育南北两种不同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又进而说到：“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这里又说南方文学作品具有言志抒情的特点，而北方之文不过是记事、析理而已。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论及南北文学风格时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
有趣的是，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也存在类似的看法。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史达尔夫人在其著名的《论文学》著作中，便把西欧文学分成南方和北方。她认为，南方人和北方人各有自己的精神面貌。“南方的诗人不断地把清新的空气、丛密的树林、清澈的溪流这样一些形象和人的情操混合起来”，以至“生动活泼的自然界在他们身上所激起的活动超过在他们心中所激的思想。”“在南方，人们的兴趣更广，而对同一思想的强烈程度却较逊，然而却正是这种对同一思想的专注，它产生热情和意志的奇迹。”他们虽比较安于奴役，却从自然美的艺术的挚爱中得到一种补偿；而北方诗风则与之有别。“由于土壤的硗瘠和天气的阴沉而产生心灵的某种自豪感以及生活乐趣的缺乏，使他们不能忍受奴役”，“个人的独立早在取得集体的自由以前就存在了”。①史达尔夫人的这一观点，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地域环境大致规范了人类种族的分野，在历史上的相当长时期，影响乃至确立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并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不同民族文化心理、精神气质的形成与发展。诚如马克思指出的：“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产品，也就各不相同。”②而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作品，自然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这正象丹纳所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一个观念好比一颗种子：种子的发芽、生长、开花，要从水分、空气、阳光、泥土中吸取养料；观念的成熟与形成也需要周围的人在精神上予以补充、帮助和发展”，这也就是“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③
中西批评家在谈到自然环境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和作用时，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轻视其它因素（譬如政治和经济因素等）的倾向，但他们的确又不约而同地揭示了一定范围内的真理。对此，我们没有理由求全责备。事实上，这如同过分强调政治和经济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和作用所导致的偏颇一样。我们当然不能把环境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夸大到失当的地步，尤其是到交通发达的近代以后，不仅南北文风的差异在缩小，而且整个世界都在寻求沟通。但话又说回来，环境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也决不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至少在古代的中国是这样。诚如黑格尔所说：“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④
二、南方的性情中人
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群星灿烂，异彩纷呈。而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同样是富瞻精深，多姿多彩。当人们对此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也许会自然发现：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或文学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仅就中国古代主张抒写性灵或倡导表现性情者而言便可看出，他们基本上都是南方人，尤以江浙一带的文人居多。这种情况，自明代以后则更为显著。
先秦时期的庄子，是中国古典浪漫主义的鼻祖。他生于宋国，而学术界不少人却认为他代表了南方文化思想体系，庄屈或庄骚并称，便是明显标志。权作一说，未为不可。如果我们将《庄子》与以前或大约同时的其他著述相比，特别是与儒家或被儒家尊奉的重要典籍相比，便会发现一个颇启人思索的语言现象：《庄子》一书“情”字用得最多，其本身就是“缘情”理论的滥觞。⑤这就难怪《荀子·非十二子篇》要把庄周斥为“纵情性”了。庄子那种“法天贵真”和要“原天地之美”的思想追求，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观念的产生和明清以来个性解放思潮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对儒墨两家所供奉的仁义礼乐等伦理规范的猛烈抨击，对后世性灵派作家、思想家之与宋明理学的批判和视《六经》为糟粕的思想都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都经历了这一转折。社会的动荡，儒学的衰落，玄学的勃兴，使士大夫的思想相对得到解放，人们的感情世界丰富了，并逐步开始反思自己存在的价值。出生于吴郡华亭的陆机，在其《文赋》中，第一次把“情”的多寡视为文学创作的审美标准，认为“言寡情而鲜爱”，“诗缘情而绮靡”。“诗缘情”理论的提出，为中国诗歌美学开创了一个新天地。梁元帝萧绎也明显表现出重情尚文的倾向。他认为，作文须象民间歌谣那样表现真率自然的情思和性灵，并须有一定的声韵和色彩之美感。（《金楼子·立言》）而梁简文帝萧纲则更是把等于体察、描绘女性情态的美誉之为“性情卓越”（《答新渝侯和诗书》），实际已完全背弃了儒家的诗教传统。《诗品》的作者钟嵘，虽祖居北方，而他却长期生活在江南地区，对陆机的“缘情”理论作了进一步阐发。在《诗品序》中，他认为诗歌就是“感荡心灵”的产物，是以“吟咏情性”为主要内容的，而不必为政治教化服务。
唐宋时期有两个人是令后世性灵文人仰慕不已的，这就是白居易和苏轼。白居易作为一名北方诗人，虽早年有济世之志，但自贬为江州司马以后，人生态度和诗文风格亦为之一变：其“乐在身自由”（《咏意》）的思想更重了，且多怡情悦性、流连光景之作。这当然与生活挫折有关，同时也与江南尤其是苏、杭一带的山光水色相连。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山，其生活态度与处世哲学同白居易有不少相似之处。其文诚如袁中郎所说：“如舞女走竿，如市儿弄丸，横心所出”；又“如晴空鸟迹，如水面风痕”，天然去雕饰（《识雪照澄卷末》）。这无疑都是后世性灵文人所致力追求的。宋代江西吉水的杨万里和闽北邵武的严沧浪，对明清时期的性灵论者，同样是有影响的。杨万里诗篇中对童心的向往和对自然天成艺术境界的追求，曾使袁子才“深爱”不已（《随园诗话》卷一）；严沧浪所谓“吟咏情性”和“别材”、“别趣”的理论（《沧浪诗话·诗辨》），又是日本学者为性灵说溯源立论的重要依据。⑥
明代是性灵文学思潮的成熟期，江南的性情中人更是不可胜数。心学的主要创始者王守仁，便出生在浙江余姚。明中叶以后影响很大，曾分化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粤闽王门等派别。其中尤以王艮、颜山农、何心隐等为代表的泰州学派的异端思想最具影响力。作为“童心说”的倡导者、泉州晋江的李贽，也同属这一派别。他们肯定人的欲望，提倡怀疑精神，极力批判假道学，主张率性而行，纯任自然，对晚明的思想解放运动曾产生巨大影响。家居绍兴的徐渭，诗文创作本于真情，发乎性灵，也与王学有关。他始以季本为师，后又师事王龙溪。季、王均为王学门人。与李贽并称两大教主的吴中达观禅师，也是主张究心见性的人物。他虽立身佛门，但却具有顺应人性、反抗程朱理学的强烈思想倾向。⑦作为性灵文学主张的得力干将，江西临川的汤显祖，湖北公安的袁氏三兄弟，他们的思想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强烈的浪漫精神。⑧此外，与竟陵派钟惺、谭元春追求幽深孤峭的风格相比较，山阴人张岱的诗文创作和文学思想，显然更接近中郎，也是反对拟古，主张抒写性灵的。
清代可谓性灵文学思想的重要发展期。作为明末清初著名文学思想家金圣叹，他自幼就生活在人文荟萃的苏州吴县，是晚明浪漫文学思潮当之无愧的精神继承者。他认为，“从来文章一事，发由自己性灵，便听纵横鼓荡；一受前人欺压，终难走脱牢笼。”⑨这与中郎的性灵主张旨意相投。曲江的廖燕，活动时期比金圣叹稍晚，而其思想特点却与金圣叹极为相近，是金氏的崇拜者。历史发展到乾隆时期，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性灵诗说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浙江钱塘的袁枚在文坛上出现了。袁枚性灵说，哲学上是针对程朱理学，而文学上则是抑格调和斥肌理的。江苏阳湖的赵翼，与袁枚大体同时，也是主张抒写性灵的。稍后的张问陶，四川遂宁人，其诗论主张也与袁枚、赵翼等深为契合。值此，扬州八怪中如郑板桥等人无疑也名列其中。
至龚自珍的童心说和尊情说，以及梁启超、蒋智由等人的写作“自由文学”（见1905年《新民丛报》第三期第二十二号），意味着性灵学说已明显走出中世纪，而更具近代色彩或新变精神。
上面所列举的这些人物，也只是就其较为著名者而言，事实上作为一种学术界思潮的形成，是需要一大批文人来推波助澜的。而正是这些无数的文人墨客，书写着中国古代南方的文学历史，丰富着中国古代南方的灿烂文化，笔者在这里当然不可能作全面的一一介绍。但从上面这些代表人物的评介中，我们不是已经或多或少地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中国古代南方文学思想发展的脉搏吗？尤其是人杰地灵的江浙一带，其文学更是别具特色。这种鲜明的色彩，突出地表现在对人性的重视、对个性的张扬、对世俗欲望的充分肯定，反抗传统道德，倡导抒写真情，反对摹拟剽窃，等等。这与北方以杜甫、李梦阳和李攀龙等人为代表的文学群体形成了完全并峙的局面。当然，笔者在这里并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无非是指出这么一种文学现象，并力求能从多学科和多角度去阐释这种现象。此外，我们还必须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审视这一文学现象。说起江南的性灵文人多，北方性灵文人少，也只是就某一特定时期而言，不是历史的全部，不能把它作为既定的公式进行概说。事实上，即使江南性灵文学思潮风起云涌的明清时期，徐祯卿、王世贞都是地道的吴郡人，但其诗文风格却属南方文人集团；而李开先、谢榛等人是真正的北方人，但其思想主张却又与同期的江南性灵文人相通⑩。这都是最好的说明。
三、性灵学说的成因
性灵文学思潮之所以会产生在南方，尤其会出现在江浙地区，首先是由于经济原因。秦汉时期，这个地区的居民还被北方人称作“南蛮
舌之人”(11)时，但其生活即已算丰衣足食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有这样的描述：这里“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三国时期，魏、蜀、吴各国都有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孙吴统治下的江南地区，在各族人民的辛勤耕作下，已出现了“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12)的繁荣景象，首府建业附近，“四野畛畦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13)”，有了更为明显的发展。自从东晋政治中心南移到南宋结束为止，江南一带的经济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是实现这一发展的前提，人口大量南下为实现这一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与智力保证。这时，国家的财政收入的粮食供应主要“仰于东南”。(14)其中三吴地区，广修水利，“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出现了所谓“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15)的局面，当时人们曾以“苏湖熟，天下足”(16)来称赞富于中原的江南经济。
政治中心的南移成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契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趋势的真正建立，开始于南宋，完成于明清。元朝初期，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北方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而南方却相对稳定，南盛北衰的局面继续发展。明代以后，江南的社会经济发展更为突出。当时的苏、松、杭、嘉、湖五府是最繁荣的地区，是商品经济活跃的繁华城市。除此之外，并兴起了许许多多的市镇。市镇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对于“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也是一种有力的冲击。宋代的作家陆游，当年在其《家训》中曾不厌其烦地告诫家人：“不仕则农，无可撼也；但不可迫于衣食，为市井小人之事耳。”(17)纵使到了“迫于衣食”的窘境，也不愿以商贾之业污身，由此可见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观念。这一现象，自明代中叶以后有了重要转变。一些文人作家，已在开始努力为商人在士农工商四民中的地位鸣屈。储瓘《赠曾舜善冠带还莆序》即言道：“古之为民者四，货殖者，盖商之流，王政所不可无也。”(18)王阳明所作的《节庵方公墓表》，也是一篇颇具时代意义的重要文章，其中有云：“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从而导致社会风气的大变。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三四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遂在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其中尤以纺织业最为突出。据《明万历实录》卷三六一记载，万历年间的苏州，已是“家杼轴而户纂组”，并逐渐出现了“机户”和“机工”这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明代张瀚在其《松窗梦话》中便记述了他的先世以丝织起家从而“家业大饶”而“富致数万金”(19)的详细经过。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也记载过苏州当时的富商潘璧成，说其先世“起房织手”，以致财富达百万。(20)这种情况，冯梦龙在其小说《醒世恒言》的《施润泽滩阙遇友》等篇幅中也有具体而又生动的表现。小说描述了盛泽镇上一个名叫施复的人，如何由一个小生产者而上升为拥有三四十张织机作坊主的过程，从而“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还“讨了几房家人小厮”。
以巨商为主体崛起的富豪阶层，当他们占有大量物质财富后，便自然又会产生一种精神上的要求，他们要使自己获得文化上的价值。明代吴宽曾言道：“元之季，吴中多富室，争以奢侈相尚，然好文而喜客者，皆莫若顾玉山。”(21)另外，当时宜兴的富商王子明，名声虽不显赫，然而“家饶于财，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来法书名画，实冠浙右。”(22)还有无锡的著名画家倪瓒，也是经营商业出身。(23)松江的曹云西经商致富以后，便“招邀文人胜士，终逍遥于嘉花美木清泉翠石间，论文赋诗，挥尘谈玄，援琴雅歌，觞咏无算，风流文采，不减古人。”(24)到了明朝，士商关系的这种密切程度又大大超过元代。从诗文作家方面看，许多著名作家都出于商贾家庭，如唐寅、何良俊、张献翼、汪道昆、顾宪成等。尤其是晚明时期，许多作家的观念转变了，他们除大力称赞商人及肯定“利”“欲”之外，还高高举起了“性灵”的旗帜。如蔡羽《志内三首》其一：“光景不自爱，嗜好失性灵。”(25)归有光《冯会东墓志铭》：“诗人之作，匪以词豪：性灵所出，其道亦高。”(26)黄省曾《李先生文集序》亦云：“夫文者，所以发阐性灵，叙绍伦则，形写人纪，彰泄天化。物感而言生，声谐而节会，乃去黄之英华，而神理之自然也。”(27)他们都是从文学角度提到性灵，不单指作家的主观精神，更指一种自发的心灵活动，带有一种要求表现自我个性的含义。陈继儒在使用性灵一词时，便已明确是指不受束缚的个性：“直呕其性灵之所欲言，乃大快。”(28)至李贽、徐渭、袁中郎的“独抒性灵”和汤显祖主情的思想，把中国文学中的性灵文学思想真正推向了高潮。
性灵文学思潮之所以会发生在南方尤其是江南一带，还与江南浓厚的文化空气有关。任何一种新兴思潮的产生，不但总以某些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为温床，而且总以某一特定的知识分子群为社会载体。西晋时期，黄河流域遭受“永嘉之乱”的影响，陷入一片战乱。晋室南渡，北人纷纷南逃。在南迁的人群中，有官僚豪强，也有相当一批是文人学士，如严子陵、王羲之等。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充满动乱、流徙、兵燹和屠戮，由于长江天堑，而南方则相对安定一些，这样，便有大批北方文人荟萃江南，形成了文人云集，尚文世风日盛的壮观景象。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史上独具特色的一段。东汉末年以来的动乱纷争，使儒学失去了独尊的地位，玄学思潮继之而起。(29)在玄学思潮的影响下，追求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成为时代的主要价值取向。随着大批北方文人的南迁，玄学思潮对江南尚文风气的形成也不无影响。玄学是时代的产物，它反映了社会的风貌，也影响着世风的发展。
受玄学思潮的影响，一些文人学士从关心时务、入仕参政之路走向归隐自然，交友习文，江南崇文之风日厚。文人集会，是文人表现自我，以文会友的一种形式。文人集会是独尊儒术传统打破以后出现的，建安时期文人在邶宫西园的集会开后世文人集会之滥觞。南渡江南的文人继承了这一传统。东晋王羲之等人兰亭集会时演出的那段“曲水流觞”的故事，令后世许多文人雅士羡慕不已；刘宋时期的谢灵运、谢惠连等人的“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30)在文学史上也是颇富盛名的；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在鸡龙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以《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31)文化史上也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这次集会，不仅使佛教大盛，而且形成了一个宠大的学术团体，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等并游，因此成为竟陵八友。南朝以降，整个江南崇尚文学蔚成风气。
明代是江南的文人团体达到最兴盛的时期。元末明初，浙江诸暨的杨维祯创作古乐府，追随者甚多，“南北凡百余人”，并号为“铁雅”派(32)。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继之有年少才高的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和徐贲；洪武、永乐年间有结社唱和的“闽中十才子”；(33)还有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针对北方兴起的前后七子的拟古理论，散文方面，江南产生了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诗歌方面有以二袁为代表的公安派和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等，戏曲方面还有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等，哲学方面影响最大的当属王阳明“心学”了。其后学若按地域所分，共有七个学派。《明儒学案》除列“姚江”（以王守仁为代表）之外，又明标浙中王门、江左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王学不仅对中国明清两代的文化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还远及日本。自南朝以后，无论隋唐还是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江南地区不仅书院最多，而且秀才名士也远非北方所能相比。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曾把四百六十一位学者作为研究的对象，而寻出他们在地理上的分布。这个研究虽只限于一代的学者，但从其地理上的分布也能窥见他们在南北文化中的位置。依梁氏研究所得，此时学者最多的地方，首推江苏，次为浙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文人集团的云集，新兴的思想，市民的要求，真正在书院中找到了传播表现的场地。
性灵文学思潮之所以会发生在南方尤其是江南一带，又与江南的自然环境有关。在古老的中国，长江是沟通南北方的天然屏障。正因为如此，所以历代都把六朝和南宋视为偏安一隅的王朝。可以说，江南地区是南方的领导地区，它可以凭借南方的经济力量与北方政权相抗衡，诚如顾祖禹所说：“以东南之形胜而能与天下相抗衡者，江南而已。”(34)长江曾给中下游人民带来过无数的灾害，但也为人们创造了大量财富。太湖流域及其支流和太湖平原的形成，便经历了使大片沧海变成桑田的形成过程。作为长江支流的钱塘江，则又是越地人民的一条生命线。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最早在这里出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35)便成了人们对江南经济和文化的最好礼赞。除此之外，江南还有无数的名胜古迹，湖光山色，相映生辉，这也是吸引文人墨客诗兴大发的必要条件。诚如宋代庄绰所说：“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杨多水，故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36)刘禹锡则说：“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37)戴震也说：“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而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38)《旧浙江通志》亦云：“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明人钱澄之在《记黄檗山居》一文中曾针对吴人笑话他的家乡桐城龙眠山园亭简陋时反诘道：“吾乡有真山水，何以假为？唯任真，故失诸陋，洵不若吴人之工于作伪耳。”(39)富春江一带山水奇秀，当然无须作伪，而吴人的巧于凿池叠山，大概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苏州的虎丘、杭州的西湖，徽州的黄山，六朝烟雨、秦淮风月、金陵春梦……这都为江南文化抹上了一层极其浪漫而有诗意的色彩。东晋以来的历代文人集会和书院的建立，无不选择在这些佳山胜水之间，(40)如兰亭之会、东林书院（又名龟山书院）、万松书院（位于浙江仁和县凤凰山万松岭）、紫阳书院（位于杭州凤山，地处紫阳山麓）和稽山书院（位于绍兴）等。这就难怪袁中郎要弃官而游，浪迹江湖了，又怎能不令袁子才耽迷于随园呢！性灵文学的倡导者和思想家，其中不少人都写有大量描述江南山水的游记作品，(41)借以展露情怀，表现心曲，这想必也与江南优美的自然山水有一定关系。
事实上，江南地区的民歌时调对性灵文学思潮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江南地区民歌的主要内容便是表现男女之情。其语言柔美委婉，靡曼缠绵，就像江南的青山秀水一样令人陶醉。在当地人听来，亲切自然，对异乡人来说，江南民歌也会借助似水的方言，款款流进听者的心田，使人赏心悦性。时至今日，以江南方言演唱的《采茶舞曲》、《茉莉花》等江南民歌能如此广泛的流传，其魅力即在于此。
江南民歌也深受一些文人雅士的喜好。如晋代左思，就对之大加赞赏：“荆艳楚舞，吴愉越吟，翕习容裔，靡靡愔愔。”(42)庾信也有同感：“吴歈越吟，荆艳楚舞，草木之逢阳春，鱼龙之逢春雨。”(43)民歌发展到南朝时，被一些文人加以润色，并施以管弦，从而成为一种歌体——吴声歌曲。(44)到了明代，江南民歌呈现出更加引人瞩目的繁荣景象。冯梦龙曾编成《挂枝儿》、《山歌》、《夹竹桃》等集，醉月子也辑有《吴歌》集，这都是珍贵的文学遗产。陈宏绪的《寒夜录》曾载有卓珂月这样的一段议论：“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杆》、《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江南民歌强烈的抒情特色，对明代文坛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公安派主将袁中郎就酷爱民歌时调，他在《叙小修诗》中便言称：“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杆》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他还曾一度采用民歌体写诗，《与伯修》尺牍中即说道：“近来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草竿》、《擘破玉》为诗，故足乐也。”徐渭等人具有同样的态度。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素以复古自命，但他到了晚年，也由衷地认识到：“今途咢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并进而提出“今真诗乃在民间”的文学主张。(45)江南民歌，便是这样以如此情真语直的特点而征服了无数文人雅士的心，投合了那些要求个性解放者的性情。
注释：
①引自《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②《资本论》第一卷上册，第39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③参见《艺术哲学》第32-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④《历史哲学》第123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⑤参见拙作《性灵文学思想探源》，《学术月刊》1993年第12期。
⑥见日本《中国文学报》第九册；或参看《明清的三诗说》，明治书院出版。
⑦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二大教主》条。
⑧参见拙作《试谈公安派的性灵说》，《兰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⑨《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元稹》诗批。
⑩参见袁震宇、刘明今著《明代文学批评史》中有关章节。
(11)《孟子·滕文公上》。
(12)葛洪《抱朴子·吴失》。
(13)左思《吴都赋》，据萧统《文选》。
(14)《新唐书》卷一六五《权德舆传》。
(15)《宋书》卷五十四《孔季恭等传论》。
(16)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
(17)叶盛《水东日记》卷十五《陆放翁家训》。
(18)《柴墟文集》卷六。
(19)该书卷六《异闻记》。
(20)该书卷二十八《守土吏狎妓》。
(21)《匏翁家藏集》卷五《跋桃源雅集记》。
(22)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鼎作牛鸣》条。
(23)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六。
(24)叶盛《水东日记》卷三《曹云西》条。
(25)《林星集》卷二。
(26)《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27)《五岳山人集》卷二十六。
(28)《晚香堂集》卷二《文游草叙》。
(29)玄学是《庄子》、《老子》和《周易》三玄之学的简称。当时南朝大官僚王僧虔为了教导其子用心读书所写的《诫子书》一文，便反映了这一情况：“见诸玄（玄学著作），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尘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南齐书·王僧虔传》）
(30)《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论》。
(31)《可传集序》，见袁华《可传集》卷首。
(32)《东维子文集》卷十《一沤集序》。
(33)《明史·林鸿传》。
(34)《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
(35)《吴郡志》卷五。
(36)《鸡肋编》卷上。
(37)《刘梦得文集·送周鲁儒序》。
(38)《戴震文集》卷十二。
(39)见《田间文集》。
(40)参见日本横田辉俊著《中国近世文学评论史》中有关章节，溪水社出版。
(41)参见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的系列丛书如《山水幽情》、《闲情逸趣》、《小桥流水》等。
(42)《吴都赋》，据萧统《文选》。
(43)《哀江南赋》，据《历代赋汇》。
(44)参见王运熙先生《六朝乐府与民歌》。
(45)《诗集自序》，《空同集》卷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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