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园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陵园论文,帝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秦公帝王陵园是秦都城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帝王在驾崩后一般都葬在都城的附近，因而在建都城时，都要事先考虑规划陵区所在，秦也不例外。按照“秦公陵园建筑，随国都而转移”（注：石兴邦：《秦代都城和陵墓的建制及其相关的历史意义》，《秦文化论丛》第一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的规律，秦先后有四大陵区， 即天水附近陵区、雍城陵区、栎阳陵区和咸阳陵区。
秦公帝王陵区成系列化，自西而东延伸，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完整的，为研究秦公帝王陵园奠定了基础。秦的都城前文已讲过，是由西而东逐步护大的，从甘肃的陇东，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而进军关中，并以关中为根据地，发展壮大，逐步统一了全国。因而其陵园也是由西而东，由天水附近的秦、西垂到关中的雍城、栎阳和咸阳。也有的是因为新迁都城的临时性质，而归葬原都城的，如襄公、文公等，虽已越过陇山，但仍归葬陇山以西的西垂陵区，灵公等虽从雍城迁往泾阳，但仍归葬雍城。
一、天水附近陵区
自从非子居犬丘后，由于善养马，被“赐姓嬴”、“邑之秦”，到庄公时被封为“西垂大夫”，“居其故西犬丘”，襄公时，由于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赐以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居“西垂宫”，因此，秦的天水陵区应包括“秦”和“西垂”两个地方。
非子所居的秦，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瓦泉一带，在其地发现了不少秦墓，也出土了很多秦的文物，但目前尚未发现大的陵墓，我曾去当地考察，虽发现一些线索，但由于考古工作者未进行钻探和试掘，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西垂（西犬丘）位于甘肃省礼县永兴乡一带，在大堡子山曾发现三座墓。1号墓为曲尺形，最长一边3.7、深7米，已清理到底， 被盗掘一空，仅余残碎的马骨，推测应为车马坑。2号墓为中字形，总长87米， 墓室在中部，墓室面积为12×11米，深11米。在接近西墓道外发现人牲六具。3号墓为目字形，长110、宽10、深9米以上， 从其形制看应是车马坑。推测在目字形墓之西北，还有中字形墓，为此目字形车马坑的主墓。（注：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文物》1995年6期。）
对于韩伟先生的观点，王辉先生有所补充，他指出，文物考古工作者并未在此发现另一个中字形墓，而认为“目”字形墓可能是秦公的墓葬。他认为大堡子山的“目”字形墓长达110米，大于中字形墓（87 米），而秦凤翔秦公陵园的目字形墓皆小于中字形墓。而且大堡子山“目”字形墓位于中字形墓之右后方，凤翔的目字形墓皆位于中字形墓之右前方。因然，考古所见春秋时诸侯一级主墓大多有一至两条墓道，墓呈甲字或中字形；但也有少数没有墓道，如安徽寿县蔡侯墓、河南淅川楚墓、河南三门峡虢国墓、江苏苏州真山吴王墓都是竖穴土圹或浅穴岩坑墓，均无墓道。对大堡子山目字形墓，我们不能说它本是一座甲字形墓，而被发掘者挖错了；但我们却可以怀疑，秦襄公初为诸侯时，虽有僭越，但礼仪制度并不完备。即以中字形墓而论，凤翔秦公园大者二、三百米，小者一百余米（如V号陵园M13为143米）， 而大堡子山中字形墓仅有87米。这说明在秦初立国时，陵寝制度尚无定制。（注：王辉：《也谈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其铜器》，《考古与文物》1998年5 期。）
这几座墓前些年屡次被盗，有许多重要的文物散失海外，其中有一批金箔饰片。（注：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文物》1995年6期。）上海博物馆已从海外购回了四个铜鼎和两个簋， 其中最大的一个鼎高47、口径42.3厘米。器腹上有“秦公乍铸用鼎”，一秦公簋高23.5、口径18.8厘米，上有“秦公乍宝殿”，还有一个没有铭文的兽目交连纹簋，高19.2厘米，从秦公器的形制、铭文、纹饰、铸造特点及相关的史实看，这些器物应为秦襄公，文公之器。礼县大堡子山两座大墓的年代应为春秋初期，墓主分别为襄公、文公。（注：李朝远《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公器研究》，《上海博物馆馆刊》第7辑， 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9月版。）
李学勤先生在美国发现一对秦公壶，高52厘米，他经过对壶的研究，认为其器制作于周厉王晚期到周宣王初年这段时间，即就是秦庄公时期，壶作于他即位以后，比不其簋要晚一些，这对秦公壶很可能出于器主的墓葬。（注：李学勤， 艾兰：《最新发现秦公壶》， 《中国文物报》1994年10月3日。）
在大堡子山几座大墓的旁边，甘肃省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9 座中小型秦墓葬。（注：陈平：《浅谈礼县秦公墓地遗址与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1998年， 考古工作者又在大堡子山的对面赵坪发现了三个秦墓，这三个墓虽小，但未被盗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车马器、陶器等，这批文物现藏甘肃省礼县博物馆。
虽然对两座中字形墓葬的墓主有分歧，但都认为是秦先公的墓葬，说明西垂陵区就在甘肃省礼县永兴乡的大堡子山一带，其都城西垂也在此附近。
笔者认为秦文公及其以前的诸公均葬在天水附近的陵区。对于文公的葬地，《史记》的记载是矛盾的，《史记·秦本纪》云：“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秦纪》曰：“文公立，居西垂宫，五十年死，葬西垂”。在这两条史料中，《秦纪》的史料早，其可靠性要大于《秦本纪》是无疑的，因此，笔者认为文公归葬于西垂是正确的。高次若先生认为文公葬在宝鸡陈仓一带，（注：高次若：《先秦都邑陈仓城及秦文公、宁公葬地刍论》，《秦文化论丛》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是值得商榷的。
二、雍城陵区
秦都雍城的秦公陵墓，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勘探已基本清楚，位于都城以南的三畤原上。在此已发现了14个陵园，49座大墓，一座丰字形，18座中字形大墓，5座甲字大墓，分布在东西长约12公里， 南北宽近3公里的范围内。（注：焦南峰、 段清波：《陕西秦汉考古四十年纪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5期。）
三畤原所在，南临渭河，北眺雍山，西依灵山，东接扶岐，位于周原的西部，因而土厚水深，地势平坦，是理想的秦公墓地，所以先后有23位秦君葬于此（包括两个不享国的）。
雍城作为国都255年，在此之前的平阳和其后的泾阳， 曾也作为都城，但其国君死后仍归葬在雍城。这是因为一则这儿地理环境优越，二则作为都城时间长，形成传统的墓地，即使后来迁至泾阳，但宗庙等仍在雍，所以死后仍葬在雍城以南。因而形成庞大的陵墓区。第三、平阳、泾阳作为都城，或时间较短，或只具临时性的功能，因而陵墓多葬在雍城。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先罗列一下司马迁关于秦公陵墓的记载，据《秦纪》记载，“宪公死葬衙”、“出子葬衙”、“武公葬宣阳聚东南”、“德公葬阳”、“宣公葬阳”、“成公葬阳”、“缪公葬雍”、“康公葬竘社”、“共公葬康公南”、“桓公葬义里丘北”、“景公葬丘里南”、“毕公葬车里北”、“惠公葬车里康景”、“悼公葬僖公西”、“刺龚公葬入里”、“躁公葬悼公南”、“怀公葬栎栎圉氏”、“肃灵公葬悼公西”、“简公葬僖公西”、“惠公葬陵圉”、“出公葬雍”，均为迁都雍城以前和以后的各位秦公，其墓葬应在都城雍附近。
到了献公迁都栎阳后，才把陵墓迁至栎阳。因此共有二十三位秦公葬于雍城之南。这符合古代陵随都移的规律。
平阳都城为何要和雍都的陵墓建在一起呢？这是因为当时虽然都城不在一地，但相距并不远，在选择陵墓时，大家都觉得雍城以南的三畤原最为合适，故将陵墓修在此地。后来建都雍城后，陆续在这里修建陵墓。
关于秦宪公的陵墓，《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秦纪》云“葬衙”，《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宁（应为宪）公墓地歧州陈仓县西北三十七里秦陵山”，《帝王世纪》也云：“秦宁（宪）公葬西山大麓，故号秦陵山。”在今天的凤翔以西仍有一灵山，韩伟先生提出：“凤翔以西之‘灵山’可能为‘陵山’之讹。（注：韩伟：《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 ）从地理方位上来讲，韩伟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其实，灵山并非峻拔挺秀的山峰，只不过是黄土质的山前冲积扇，界限不明显。由于灵山之西为干河河谷，“西山大麓”只能是“灵山”东南的“三畤原”，这里原面完整平坦，黄土层深度在80—120米，土厚水深适宜于墓葬。 （注：李健超：《关中周秦帝王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2期。 ）正因为三畤原优越的地理环境，平阳和雍城均在此修建陵墓，并一直延续到迁都栎阳时。
中字形墓无疑为秦公的墓，级别高，墓室呈长方形，东西各有一条墓道，东墓道较西墓道长而平缓，为主墓道，墓葬均为座西向东。已经发掘的秦公1号大墓就是一个中字形墓，全长300米，面积为5334平方米，东墓道长156.1米，西墓道长84.5米，深达24米， 是目前发现的秦公陵园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也是目前全国发掘的先秦墓葬中最大的一座，根据墓中出土铭文推测应为秦景公的墓葬。
该墓虽经历史上近三百次的被盗，墓内仍出土文物3500余件，文物质地高贵，造型精美。该墓是一个上大底小的土圹竖穴墓，由底到顶有三层台阶，台阶环绕墓壁，宽2—6米，第三台阶中部即为椁空，深 4.2米，椁分主副椁室两部分，平面呈曲尺形。主副椁室各有柏木椁具一套，形成一座长方体的木屋，长14.4米，宽、高均为5.6米， 用截面边长为21厘米的枋木垒砌而成。（注：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
陵园平面多作长方形，墓葬集中于陵园南部，根据陵园内中字形墓葬数量，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只有一个陵园，陵园内有三座中字形墓，埋葬的国君在二位以上。第二种类型陵园内只有一座中字形墓，即只埋葬一位国君。第三种陵园内有两座中字形墓东西并列，应是国君和其夫人并穴合葬。西边的中字形墓和车马坑都大于东边的中字形墓和车马坑，应是国君墓葬，东边的中字形墓应是国君夫人墓葬，这三种类型陵园以第一种类型最早，第三种类型最晚。（注：马振智：《秦国陵区考述》，见《庆祝武伯纶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三秦出版社 1991年9月出版。）
这十八座中字形的墓室之上均有建筑遗迹，应为享堂建筑。
甲字形墓5座，墓室为长方形，仅有东侧一条墓道。 估计应为当时未享国的秦国公子的墓葬。
从49座大墓的形制、布局和隍壕设施来看，分为14座陵园，每座陵园由不同类型的大墓2～8座按一定布局有机地组成。每座陵园的周围及部分中字形墓的周围都设有中隍或内隍，将陵园或中字形墓环围其中，其中有双隍形、单隍形、组合形。双隍形即以双马蹄形内隍围绕中字形主墓，再以中隍环围主墓、附葬坑及车马坑。单隍形为主墓两侧无内隍，仅以中隍环围主墓和车马坑。组合形即几座陵园共用中隍或陵中套陵。
从考古发掘结合史料记载来看，笔者认为虽然《史记》中对从宪公到出公的葬地记载有所不用，但都在三畤原上，只是当时人在选择墓葬地时地理位置更详细一些，虽然有“衙”、“阳”、“宣阳聚”、“雍”、“竘南”、“栎圉”、“陵圉”、“车里”、“丘里”、“义里丘”、“入里”、“左官”等，但都应在雍城以南一带，这些地名后来失传了，因而我们今天只能推测其大体所在。
对于“衙”之所在，《汉书·地理志》云：“冯翊有衙县”，位于现在的白水县。当时秦国的势力还未及此，故不会将葬地选在此，在此宪公和出子的葬地“衙”，应在雍城以南的三畤原上。
三、栎阳陵区
秦献公二年徙都栎阳，直到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栎阳为都34年，其间只有献公和孝公两位秦公，他们二人的墓葬，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献公葬嚣圉”、“孝公葬弟圉”，“嚣圉”所在不详，“弟圉”据《水经·渭水注》云：“白渠又东支渠出焉，东南迳高陵县故城北，又东迳栎阳北。白渠又东迳秦孝公陵北，又东南迳居陵城北，莲芍城南，又东注金氏陵……”。白渠在栎阳城北，今康桥和关山镇以南，莲芍故城在今渭南市下邽镇附近，由此可知秦孝公陵所在的弟圉应在栎阳城东、下邽镇以西一带。据考古钻探所知，栎阳城的东北郊为王陵，东南郊为一般人的墓葬。（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3期。）那么献公的陵墓也应在孝公陵附近。
献公和孝公的陵墓在《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也有提及，“何为甸人，守孝公献公冢者殹”。何为冢呢？扬雄《方言》云：“冢，秦晋之间谓之坟”，《周礼·冢宰》云：“山顶曰冢”。《周礼·序官·冢人》也云：“冢，封土为丘陇象冢而为之。”从其所言，冢就是在墓上筑起了象山顶一样的封土。说明献公、孝公陵上已开始筑起封土了。
有人指出，秦献公和孝公的陵墓在秦东陵，（注：韩伟、程学华：《秦陵概论》，见《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秦东陵所埋葬的秦王，史书中均有记载，而献公、孝公的陵墓，史书记载根本不在东陵，而在栎阳附近。两个陵区之间无必然的联系，在这两个陵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咸阳西北的公陵和永陵区。
四、咸阳陵区
秦都咸阳的帝王陵分布都城的西北方和东南方，有惠文王陵、武王陵、昭襄王陵、孝文王陵、庄襄王陵、秦始皇陵。离都城最近的是惠文王和武王陵，较远的为秦始皇陵。
（一）秦惠文王、武王陵
惠文王、武王陵位于都城咸阳的西北方，在今咸阳北的周陵中学附近。就是以前讹传的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长安志》卷十三咸阳云：“周文王陵在县北一十五里毕原上，武王陵在文王陵北。周公墓在文王墓东”。之所以会出现讹传，是由于古人对毕原的所在有歧义。
关于毕原及墓葬的所在位置，一说毕在渭南镐京附近。《史记·周本纪》云：“周公葬于毕，毕在镐东南杜中”。镐指西周都城镐京，遗址在今长安县斗门镇附近。杜指周时杜伯国，秦时的杜县，即今西安市杜城村附近。《括地志》记载周文王、周武王陵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和《史记》记载位置相近，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毕原在咸阳北。《史记·鲁周公世家·正义》引《括地志》：“周公墓在雍州咸阳北十三里毕原上”。
笔者认为古代的毕原有两个，一在渭河南的镐京一带，一在咸阳。正如《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一有二毕原，万年县云：“毕原在县西南二十八里。诗注云：毕，终南之道名也。书云：“周公薨，成王葬于毕是也。”又咸阳县云：“毕原，即县所理也……原南北数十里，东西二、三百里，无山川陂湖，井深五十丈，亦谓之毕陌。”但周文王、武王的陵墓应在其时的都城镐京一带，这也符合古代陵墓随都迁移的规律。
实质上早在三国时，魏刘劭已指出这两座陵墓非文王、武王的陵墓，“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人以为周武王冢，非也。周武王冢在杜中”（注：刘劭：《皇览》。），《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也云：秦悼武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十五里也”，关于周文王、周武王的陵墓，古代文献中多记载在渭河以南的镐京附近。
对于周天子墓地所在，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指出：“所谓周公葬我毕，毕在镐东南杜中”，即在今长安县杜曲一带。司马迁是距周代较近的史学家，其治史态度一向以严谨著称，所以其论是可以信服的。
《皇清经解》引孙星衍《毕陌毕原考》指出：“毕陌在渭水北，秦文王、武王所葬，即今咸阳之陵，先诸书甚明，其误自宋人始。”
何况周文王、武王当时的墓是没有封土的，这是因为一则当时“不封不树”，二则据《汉书·楚元王传》云：“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丘垄之处”，又指出“及秦惠文、武、昭、严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其意为从古代到惠文王以前的秦诸公、王陵墓皆无封土，而惠文王、武王才有封土，由此可见，咸阳周陵中学附近的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为秦惠文王陵和武王陵，是后代人把渭河南的毕原混淆为渭北咸阳原的毕陌，而周文王、武王的陵墓区在渭河以南的镐京附近。
二陵封土均为覆斗形，惠文王陵（即公陵）高11.8、底边长78、顶边长48米；悼武王陵（即永陵）在惠文王陵北200米处，高12.3、 底边长71、顶边长14米。1973年7月，在公陵南40 米处地下未经扰乱的地层中，出土战国圆形瓦当两种，其形制相同，泥质夹沙，灰陶，面径12厘米，无边轮，当面有一凸圆，径10.3厘米，纹饰用圆印模制，中内十字单线分四区，各饰云纹。（注：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志·文物志·古墓葬》，三秦出版社1995年8月版。）
（二）秦东陵
秦东陵座落在咸阳以东的临潼县韩峪乡东部骊山西麓，南起洪庆沟，北至武家沟，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
何以称为东陵呢？这是与位于关中西部的秦雍城的秦公诸陵相对应的，因此也可以把雍城的秦公陵园称为“西陵”。东陵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萧何传》：“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长安城东，瓜美，故世谓之东陵瓜”。从而说明先有东陵，后有东陵侯，秦亡后，东陵侯开始在长安城以东种瓜，现西安东灞桥区与临潼区斜口乡交界处有邵平店村，即昔日召平种瓜处。秦东陵所在地就在邵平店之南。直到宋代的咸宁县，仍有“东陵乡”。
秦东陵所在地为秦时芷阳县所在地，故史书多记载“葬芷阳”。
秦东陵到底都葬有那些秦王？据史书记载：
《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四十年悼太子死魏，归葬芷阳”。
《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四十二年，安国君（昭襄王次子，即孝文王柱）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昭襄王享国五十六年，葬芷阳”。《索隐》云：“十九年而立，葬芷陵也”。可知昭襄王陵寝亦名芷陵。
《史记·秦本纪》载：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葬于先王”。唐八子是孝文王的母亲。“合葬于先王”即与孝文王之父昭襄王合葬，当然是葬于东陵。
《史记·秦本纪·索隐》云：“孝文王名柱，五十三而立，立一年卒，葬寿陵”。《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正义》云：“秦孝文王陵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唐万年县即宋咸宁县，治所在长安城中，由道里推之，寿陵亦当在东陵之内。
《史记·秦本纪》载：“孝文王元年……除丧，十月巳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索隐》云：“庄襄王“名子楚，三十二而立，立四年卒，葬阳陵”《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载：“庄襄王享国三年，葬芷阳”，可知庄襄王的陵寝名阳陵，亦在东陵之内。
《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曰帝太后，与庄襄王合葬芷阳”。
从文献记载来看，芷阳是一个大的墓葬区，埋葬着秦悼武王以后到秦始皇之前的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宣太后等秦时著名的人物。
考古工作者已对秦东陵进行了详细的勘探，在此发现了三个陵园，一号陵园依山坡而建，其范围南至小峪沟，北到武家坡村南无名沟，西界洞北村的小浴河，东达范家庄的人工壕沟， 平面呈长方形， 东西长4000米，南北宽1800米，面积72万平方米。发现了两个“亚字形”的大墓，这按当时礼制是属于天子级别的墓葬，但由于一则当时的秦国处在统一的前夕，在对东方的战争中所向无敌，加之秦人好大喜功的特点，便僭越礼制，二则当时的周天子已名存实亡，秦便以老大自居。这两个亚字形大墓，墓顶上有封土堆，高2～4米，东西长250米，南北宽150米，表面呈鱼脊形，两墓的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南北并列，相距40米，经钻探得知，其中的一座墓室略呈正方形，南北58米，东西57米，四个斜坡形墓道，东墓道和北墓道的右壁各有一耳室；另一座的墓室亦近方形，东西58米，南北56米，四个斜坡墓道，东墓道和北墓道右壁也各有一个耳室。在一号陵园还有两处陪葬墓区和四处地面夯土建筑台基，陵区南北两侧各有一天然壕沟，东面有一人工壕沟，相互连接。（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4期。）
第二号陵园位于一号陵园的东北方向1.5公里处， 即韩峪乡范家村北，骊山西麓阪原之上。陵园范围东自北沟村，西到枣园村，南至三冢村北无名沟，北达武家沟。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00米，总面积15万平方米。有中字形大墓一座，甲字形大墓三座，陪葬坑一座，陪葬墓区两处和地面建筑遗址一处。中字形墓与甲字形墓基本呈“品”字形排列。中字形墓通长81米，墓室居东西墓道之中，东西长27.5米，南北宽23米。地面留有残冢，高10米，冢底周长120米。 （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二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4期。）
四号陵园位于马斜村，属骊山西麓的阪原地带，与一号陵园隔河遥相对应，约距2.5公里。陵区的规模，东起马斜村，西至染房村， 南抵井深沟，北到小峪河南岸，总面积80万平方米。陵园内有“亚”字形墓一座，“甲”字形陪葬墓两座，小型陪葬墓群一处。四周有隍壕，北面为造陵时专门开挖的，东、西、南则利用天然壕沟。“亚”字形大墓地表无封土，东西长278米，南北宽181米，墓室近于正方形，东西56.6米，南北55米。东墓道长152.5米，西墓道长68.5米，南墓道长78米， 北墓道长54米。四条墓道均在其右侧边各有一耳室。从该墓4 个墓道都带有耳室这一点看，其时代可能略晚（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站：《秦东陵四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4期。）。
从墓葬的形制及钻探出土的文物来看，这几座墓绝对是秦王的墓葬。不但规模大，而且每一个陵园都有壕沟，其壕沟既有对自然的利用，也有人工开挖的。
过去对西安东郊的韩森冢，有人指出是秦襄王墓，有人指出是秦孝文王陵，歧义甚多。《长安志》卷一尖冢条：“《两京道里记》曰：‘在通化门外二里’。《皇览》云：‘是吕不韦冢’。《三辅旧事》云‘是子楚母’，皆非也。其冢制度广大，岂大臣所宜，据韦述《两京新记》云‘秦襄王寿陵’”《长安志》认为是秦襄王陵，但究竟是昭襄王还是庄襄王并不清楚。从《史记》所记，秦昭襄王、庄襄王皆葬芷阳，况且，在东陵已发现了三个“亚”字形大墓及多个中字形大墓。所以认为韩森冢为“秦襄王墓”是错误的。
之所以会产生以上错误的猜测，可能是受《史记·吕不伟列传》记载的影响，“始皇七年，庄襄王母夏太后死。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合葬寿陵。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百年后，旁当有万家邑’”。夏太后葬在杜东，《史记正义》云：“夏太后陵在万年县东南二十五里”，约在今杜陵附近。按西望吾夫言之，孝文王陵应在杜陵的西或西北，遂有后人认为韩森冢为秦冢。
韩森冢现存封土近方形，底边长67米，高22米，原定为秦庄襄王陵，公布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有人疑其为汉墓，（注：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志·文物志·古墓葬》，三秦出版社1995年8月版。 ）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三）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位于东陵以东的骊山北麓。陵园面积达56.25平方公里。 封土的高度，据记载为“陵高五十丈”。（注：《汉书》卷36《楚元王传》。）约相当于现在的115米高，而实际上现存高度为76米。 （注：因秦陵周围地形复杂，高低不一，因而在不同的测高点测出的现高度不同，有43米、4米、51.5米、71米、73米等不同的说法。）
1.秦始皇陵为何选在临潼骊山北麓
秦始皇陵为何要选在临潼以东呢？他之所以脱离其祖父、父亲的陵园而另辟陵园，是一墓独尊思想的反映。他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所以把自己的陵墓独立出来，以表示自己的崇高地位，同时也与这里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据《水经·渭水注》云：“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郦戎之山，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这实质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优越的地理环境也是当时选择墓址的一个重要原因。
骊山素以风景秀丽、富有温泉而享誉天下，早在周代时，周天子就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在此修建离宫，秦时继续在此修建离宫别馆。正因为如此，秦始皇才修建了一条阁道从极庙通到骊山。秦始皇生前常来此游幸。
秦始皇陵所在地从“堪舆”学上来讲，也是一块风水宝地，南有骊山，北有渭河，是“背倚山峰，面临平原”的“山冲”之地，处于骊山北坡的大水沟和风王沟之间的开阔地带，位当渭河南岸三级阶地与骊山山地之间的台原上，不但地势较东西为高，而且受东西两侧水流的拱卫。是一处极为理想的墓地。
2.秦始皇陵园的布局结构
秦始皇陵墓的周围有内外两重夯土城垣，除南边的内外城垣仍有局部残段存留地表外，其余仅在地下存有墙基。经探测，内外城垣均呈南北向长方形。内城长1355、宽580、周长3870米，占地面积785900 平方米。内城的中部由东向西有条长330、宽约8米的隔墙，把内城分为南、北两区。内城的北区又有一条南北向宽约8米的夹墙， 把北区分隔成东西两部分。内城垣的南、东、西三面各有一门，北面有二门，中部东西向的隔墙上有一门，南边的门址保存较好，门阙的基址仍高出地表2至3米，秦始皇陵墓位于内城的南区。秦始皇陵外城垣，经实测南北长2165、东西宽940、周长6210米，墙基宽约8米，外城的四面各有一门，门址上堆积着大量瓦砾及红烧土、灰烬，证明原来有门阙建筑。内城垣四个转角处有角楼建筑遗址。（注：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
在秦始皇陵的外城垣以外，还分布有陪葬坑和陪葬墓。据勘探，到目前为至已在秦始皇陵园以内发现陪葬坑、陪葬墓500多处， 计有兵马俑坑、车马坑、珍禽异兽坑、马厩坑、陪葬墓、寝殿、便殿、飤官等遗址。这些遗址都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礼制修建的，生前享有的，死后也都体现在陵园中。
秦始皇陵地宫中的情况如何呢？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了地宫周围的地下宫墙，宫墙南北长460、东西宽392米，墙体高和厚各约4米。 其顶部距现地表深2.7至4米，系用未经焙烧的砖坯子砌成。宫墙的四面有门，东面发现斜坡门道五个，北边、西边各有门道一个，南边估计可能有一个门道。在四周地下宫墙环绕的范围内当为地宫，其平面近似方形，面积为180320平方米。（注：苏民生等：《秦陵地宫之谜》，《啣望》1985年42期。）关于地宫内的情况，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汉书·楚元王传》也载：“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到底地宫内情况如何？由于未经发掘，我们暂且只能以文献为凭。
1981和1982年，经中国地质科学院物化探研究所的常勇、李同两位先生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对始皇陵地宫进行了含汞量的测试。结果在始皇陵封土中心，发现一个面积约12000平方米范围的强汞异常区。 在异常区内汞含量变化为70—1500PP[b]，含汞量平均值为205PP[b]。 而原说始皇陵部分封土取自渔池地方的土样，汞含量仅为5—65PP[b]，平均值为30PP[b]。 这表明始皇陵封土中的强汞异常含量不是封土固有的，而是封土堆积后由陵墓的地宫中人工埋藏的汞挥发而渗透于其中的。同时证实文献记载大体可信。（注：常勇、李同：《秦始皇陵中埋藏汞的初步研究》，《考古》1983年7期。）
关于秦始皇陵中“上具天文”的现象，我们在西汉壁画墓中已有发现，在西安交大校园的一座西汉墓中，上部即有二十八宿图像，（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 ）可以想象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的陵中肯定会有的。
秦始皇陵园中寝便殿的设置，证明了《后汉书·祭祀志》中“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记载的正确。实质上在秦东陵，已把寝殿从陵上移到墓侧了。便殿的用途为“以像休息闲宴之处也”。（注：《三辅黄图》卷五。）秦始皇陵园制度对以后的帝王陵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吕氏春秋·节丧》云：“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秦始皇陵众多的陪葬坑和陪葬墓正好反映了《吕氏春秋》的思想。
《吕氏春秋·安死》云：“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有些学者根据这段记载指出：秦始皇陵是按咸阳都城建设的（注：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从上文中只能看出，古代帝王修建高大的陵墓，好象一座山，陵墓上种树，好象是树林，然后在陵园中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好象都邑。并未特指某一座陵墓，从吕不韦所在时代分析，东陵中的有关陵墓和秦始皇陵可能是吕不韦写作《吕氏春秋》所参考的，也有可能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帝王陵墓制度的总结。
我认为秦始皇陵的修建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对秦都咸阳的有关部分进行模仿，并不完全是对秦都咸阳城的照搬，因为无论怎么讲，都城和陵墓还是有区别的，其性质不完全相同，所以不可能把咸阳都城中的所有设施都搬到秦始皇陵中来，即使有相同的方面，也仅具象征意义。关于这一点，前文中已有陈述，在此不赘。
3.秦始皇陵园的石刻
对于秦始皇陵上有无石刻，是有争论的。最早记载秦始皇陵上有石刻的是晋代的葛洪，他在《西京杂记》中指出：“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三抱，上枝荫覆数十亩。其宫西有青梧观，前有三棵梧桐树。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皆含血属筋焉”。杨宽先生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是东汉时人作，他指出“从东汉到明清，陵园南门外大道两旁陈列有石刻群”。（注：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林剑鸣和张文立先生认为秦皇陵上已有石刻，并撰有专文发表。（注：林剑鸣、张文立：《秦陵墓上石刻探微》，《宝鸡师院学报》1988年2期。）笔者认为， 秦始皇陵上已有石刻，杨宽先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西汉茂陵的陪葬墓中霍去病墓上就有石刻，且都留传下来，并在茂陵博物馆中陈列出来，其石刻古朴粗犷，有石虎、石蟾蜍、马踏匈奴等，栩栩如生。从汉承秦制来说，千古一帝秦始皇陵园置石刻是可信的。
因为从石刻艺术来讲，是有继承关系的，汉一定是继承了秦的石刻艺术和陵墓制度。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指出：“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
秦始皇陵曾有大量使用石料的记载，“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钩，金陵余石大如
。（注：范宁：《博物志校正》，中华书局1980年版。）大量的石材，从渭北运来，供奉始皇陵使用，这些石料一部分用作建筑材料，一部分用作石刻。石刻除《西京杂记》中记载的石麒麟外，还有其它一些石刻，以动物为主。那么，秦人有无石刻的才能呢？笔者认为秦人是有此才能的，虽然现在除文献记载而外，再无其它石刻留存下来，但从秦陵兵马俑和秦陵铜车马的雕塑艺术就可以看得出来，秦人完全具有此能力。
之所以秦陵上的石刻或留落地方，或散失不见，是由于两千多年来，对秦始皇陵的人为破坏，秦始皇陵的历朝历代的战乱的几乎都遭厄运，因而其地面上的遗留已荡然无存了。
4.中国古代最早的陵邑
秦始皇十六年，“置丽邑”，《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雍州新丰县，本周时骊戎邑。左传云：晋献公伐骊戎，杜注在京兆新丰县，其后秦灭之以为邑”。丽邑是为秦始皇陵而设立的，开了中国历史上帝王陵设邑的先例。也证明了“园邑之兴，始自强秦”。（注：《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
丽邑究竟在临潼的什么地方呢？既然与秦始皇陵有关，当与秦始皇陵不会太远。《水经·渭水注》云：“戏水出丽山冯公谷，东北流，又北迳骊戎城东，……秦之骊邑也”。“渔池水又迳鸿门西，又迳新丰县故城东”。《汉书·地理志》亦载：“新丰骊山在南，故骊戎国，秦曰骊邑，高祖七年置”。由上记载可知，新丰故城在今新丰镇西。赵康民先生指出：在南至新丰原，北至铁道，东至刘家寨，西至阴盘坡一带，常有秦汉云纹瓦当、五角形陶水道等文物出土（注：赵康民：《骊山风物趣谈》，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8月版。）。 袁仲一先生认为：“秦之丽邑故城，在今临潼区东北代王乡”（注：袁仲一：《秦代的市、亭陶文》，《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刘庆柱先生也持此观点。
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以北约四公里的刘家寨一带发现了三处大型的秦汉地面建筑遗址。其中的刘家寨遗址占地75万平米，文化堆积层厚约半米，出露有建筑夯土、五角形陶水道、条形砖、板瓦、筒瓦和各式云纹瓦当；其西北的沙河村一苗家寨遗址，面积可达150万平方米， 除常见的秦汉砖瓦堆积外，还发现一段长40、残高2、基宽8米的城墙；刘家寨东的前街遗址及其建筑时代，有秦有汉，或处于同地异域，或两者叠压。属秦的文物，无论从其大小、规格、形状、纹饰或质地上，都同始皇陵的出土物并无二致。尤其是砖瓦上戳印的“宫寺”、“宫门”、“频阳”、“寺婴”等陶文，与陵园陶文酷似。王学理先生以为刘家寨、沙河村南遗址就是秦丽邑—汉新丰的故址。（注：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来看，笔者认为王学理和赵康民两位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在秦始皇陵设置丽邑，完全是为了秦始皇陵修建及以后供奉的需要。丽邑管辖范围南到骊山，北到渭河，西到芷阳，东到郑县，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当时的人口是很多的，不要说这里的常住人口，单修建秦始皇陵的劳工最多时就达70余万人，还有在置丽邑19年后，秦始皇下令迁三万户于丽邑，按每户四口人计，这一次迁入的人口达12万人。
陵邑制度在中国古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汉代设置了五陵邑。
秦都咸阳的帝王陵区之所以出现以上三个地点的变化，除秦始皇陵本身原因之外，与秦咸阳的发展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秦咸阳刚建都时，集中在渭北地区，筑冀阙、咸阳宫等，到惠文王扩大咸阳时，都城已逐渐向渭河南发展，秦昭王时，开始修建横桥连接渭河南北两岸，说明这时的都城的政治中心已转向渭南。随着都城向南转移，陵墓也随之迁移，从昭襄王开始，便把陵墓区搬到东陵地区，从而形成东陵和秦始皇陵园。
综上所述，秦公帝王陵园是非常系统的，从其陵墓的演变来看，“秦大墓与殷大墓制度接近，其中的继承和渊源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注：韩伟：《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 ）秦文化继承了周文化中的许多文化，因而其陵墓制度肯定也要受周陵影响，但由于迄今尚未找到周王陵，所以关于周大墓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还难进行具体的比较。
秦公帝王陵园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礼制建设的，因而生前享有，在死后的陵园中也大多能找到其遗迹。关于这一点在秦的陵园中有明确的反映。
陵寝制度到秦时发生了大的变化，秦昭王时已把陵寝从墓上移到了墓侧，秦东陵的几个陵园中陵侧已有建筑，到了秦始皇陵时，寝殿、便殿、飤官遗址等陵侧建筑已成体系，以至于影响了后代的陵园体制。
秦陵的四周由雍城陵区和陵的隍壕，演变到秦始皇陵的墙垣，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其它国家有所不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秦始皇陵上的石刻对后代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汉代以后，在陵上或陵旁都有大量的石刻，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陵前的神道给人一种森严的威慑感。
秦陵墓的发展变化正处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人们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影响到陵墓制度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我们可以说，秦的陵墓在中国古代陵墓史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影响深远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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