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的激进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激进论文,同盟论文,妇女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12-0067-08
20世纪初，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The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以下简称 WSPU）在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夫人(Emmeline Pankhurst)领导下，掀起了一场以暴力行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激进运动。
这场运动与早期温文尔雅的妇女参政运动截然不同，“要行动，不要空话”的激进方式在英国乃至世界妇运史上都烙下了独特印迹。英国史学界对WSPU激进行动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很多有关该组织的暴力行动的书籍和文章，主要集中于对参与者的研究上，且对激进的方式持褒扬的观点居多。近年来，又出现了新的研究高潮，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激进妇女参政运动，参与运动的个人仍然是研究重点，从媒体的新视角研究暴力行动成为热点。目前西方学者较为关注的，是WSPU所采取的暴力行动的实际规模、程度以及WSPU采取激进策略的意图，而对该组织暴力行动所呈现的特征等问题则注意得不够。国内史学界也对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陆伟芳的《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较为详尽地叙述了WSPU争取议会选举权的过程，王萍的《现代英国妇女的形象》也提到 WSPU所采取的行动及其所造成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 WSPU采用暴力方式的起因、呈现的特点以及暴力策略所造成的得失等问题略作分析。
一
WSPU是由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夫人及其长女克里斯托贝尔小姐(Christabel Pankhurst)于1903年在曼彻斯特创建的。该组织在1905～1914年的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中扮演了突出角色，成为20世纪初英国妇女争取参政权运动中最著名的、也是被当时舆论界认为是最声名狼藉的一个妇女组织。它致力于争取妇女在议会中的选举权，根据其策略，其行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5～1908年，WSPU采取激进的、但相对和平的方式，如会议质询、干扰政治家集会演说、游行抗议、大规模示威以及到国会请愿等，最为常用的策略是干扰政治会议议程的进行。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争取公众的关注和支持。
1905年WSPU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对自由党政治会议的干预，开了妇女战斗行动的先河。当时前来旁听的WSPU成员安妮·肯尼 (Annie Kenne)和克里斯托贝尔小姐按预定计划数度发言，要求主持会议的爱德华·格雷 (Edward Grey)回答：若自由党再度当政，是否给女性选举权以及该党将对妇女解放做出哪些举措？格雷不仅不予以答复，还令警察将她们赶出会场。于是，她们开始通过袭警来故意寻求被逮捕的机会，并拒缴罚款，因此被判入狱。[1](p49～51)这个行为揭开了英国妇女参政史上主动出击、对抗政府的序幕，也是妇女首次对男性政治领域发起公开挑战的标志。[2](p46)在以后的自由党集会中，WSPU的成员利用一切机会向自由党政府大臣和议员发难，打乱其会议进程。为了制造更多新闻，引起公众关注，向自由党政府施压，WSPU成员采用轮流质询的办法来扰乱会议的正常秩序。她们在会议上提问，故意制造噪音，使得议会议员在致词时不得不提高嗓门，同时又要装出绅士风度，以表明他们根本不在意此时有任何扰乱状况的发生。[3](p10)在大选中，她们还出其不意地干扰自由党的竞选活动，对政府大臣进行质问。
1906年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后，WSPU把总部从曼彻斯特迁到伦敦，以便于对议员进行诘问。WSPU的成员本以为自由党奉行自由主义理念，执政后会推进政治改革，给妇女选举权，但结果事与愿违。于是，她们逐渐采取激进的战斗策略，使争取政治权利的行动升级，组织活动也愈来愈频繁。截至1908年，WSPU成员因破坏秩序、妨碍交通、攻击警察等罪名而被囚禁的入狱时间，累计达541个星期之多。[1](p100)
第二阶段：1908～1912年，WSPU的行动演变为有节制的暴力行动。她们试图对公共秩序制造有限度的破坏，通过砸窗户、毁坏财物、袭击政治家、烧毁信件以及被捕后在监狱中绝食等方式，来吸引社会的广泛关注，给政府施加压力。
1908年7月，当首相阿斯奎思(Henry Asquith)拒绝接受已经通过二读的《妇女选举权法案》时，两名妇女在未经潘克赫斯特夫人许可的情况下，将唐宁街10号首相住宅的窗户玻璃砸碎。受此启发，WSPU领导层签署命令，把砸窗户作为她们的行动方式之一。1910年11月 18日，首相在议会开幕式上未提及妇女选举权法案问题。妇女立即向议会进发，途中与警方发生冲突，双方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较量，最后 119人被逮捕。阿斯奎思拒绝旨在给妇女选举权的《安抚法案》，成为更为激烈的战斗行动的导火索，大规模的砸窗户行动随即开始。目标最初是政府大楼，但很快越出了此界限，一些非政府大楼、商店以及公司的窗户也被殃及。从1911年11月21日清晨开始，妇女的砸玻璃和砸窗户行动达到顶点。外交部、内政部、贸易部，地方政府，全国自由党联盟总部、卫队俱乐部，《每日镜报》、《每日新闻》等杂志社，这些机构和组织的办公大楼的窗户统统被砸。220名妇女被逮捕。短短几天内，在伦敦、利物浦、伯明翰、布里斯托尔以及其他城市都发生了类似事件。
邮件也成为WSPU破坏的目标。在有些地方，当邮递员打开邮筒的时候，突然出现神秘火光；许多信件被化学药剂腐蚀，投递地址或被黑色的液体弄得难以辨认。估计有超过5 000封信完全被毁坏，成百上千的信件被延误投递。[4](p4～9,270～283)
首相和大臣也成为WSPU的袭击对象。 WSPU成员给财政大臣寄送装有硫酸的包裹，甚至用鞭子袭击首相。1909年谣言四起，说 WSPU要暗杀首相。[5](p56)为了保护大臣及其家属，政府被迫增加了不少警力。
此外，WSPU的成员还在监狱进行绝食抗议。她们在行动时并不躲避被逮捕，目的是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通过自己“受折磨”的境遇以表明自己争取选举权的决心。
第三阶段：1912～1914年，WSPU的暴力行动达到顶峰。方式扩大至使用炸弹、纵火、破坏艺术品、破坏公共设施等。
1912年发生过几起WSPU成员纵火焚烧政府官员住宅的事件，1913年更发展成为她们行动的主要手段。纵火的目标不断扩大，住宅、火车站、球场、教堂甚至学校都成为她们纵火的目标。在行动过程中，她们尽量避免被捕，一旦被捕，就绝食，结果导致了《猫鼠法案》的出台。①到1913年，WSPU的目标已不在乎是否得到公众和政府的同情，而是要通过恐怖行动迫使政府让步，实现获得投票权的目的。这时的暴力行动最具破坏性，货物列车、电话线、花圃、艺术品等都成为被破坏的对象，许多公共建筑被烧毁。她们的纵火行动导致了25万英镑的直接经济损失。[6]她们还在火车站、教堂、旅馆和某些私人住所安放炸弹。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卷入欧洲战事，战争影响了妇女参政运动的进程。她们意识到在战时她们的行动会变得无效，强烈的民族感情也促使WSPU领导人下决心与政府共度难关。[7](p56)WSPU和政府谈判，在政府宣布对参与罢工和参加暴力活动的入狱的妇女大赦后，WSPU的暴力活动宣告结束，妇女们投身到支持英国参战的行列之中。
二
从1905～1914年WSPU所采取的策略从激进方式演化成暴力行动的过程来看，WSPU的激进行动策略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有始终如一的明确的政治目标。 WSPU所有的行动都是围绕着立即给妇女投票权这一政治目标展开的，希望通过暴力行为呼吁大众加入其行列，使政府屈服，尽快给予妇女投票权。潘克赫斯特夫人在1914年写道：我们不满足于泛泛地讨论，我们不应该只用语言来表达痛苦，而是准备投身于更大的暴力中，来唤醒公众对妇女苦难的关注；我们不满足于仅仅是语言上的表达，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不满，我们……决心成为战斗的阶级，尽管我们是成立不久的年轻组织。事实上，我们遵循的座右铭是“要行动，不要空话”。[8](p128)她们在1912年以前主要想通过制造新闻，给政府制造麻烦，来激起公众对妇女选举权问题的关注和支持，迫使政府给予妇女选举权。1912年后，她们则希望通过激进暴力行为给社会和政府制造麻烦，敦促选民向政府施加压力，以达到获得选举权的目的。正如安妮·肯尼所言，“我们要在全国到处打‘游击’战，给政府造成无法忍受的局面。否则他们不会明白有关妇女选举权的争论”[2](p228)。
第二，资金充足，成员多为单身女性。 WSPU的资金收入主要来源于同情者的捐赠、会费收入、集会的门票、演说的收入、附属商店的收入以及发行杂志等。②其中杂志收入不菲，单册最高发行量曾达到5万册。捐赠也是一项主要的收入。潘克赫斯特夫妇在1906～1912年6年间捐献了6610英镑。[9](p24)在1913年3月到 1914年2月之间，WSPU仅募捐一项就超过2.8万英镑。一战爆发前，WSPU在银行的储蓄有 4.6万英镑。[10](p65～78)WSPU资金收入远多于另一个妇女组织“全国妇女参政协会联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简称NUWSS）。WSPU的资金增长极快，从1906～1907年的3000英镑增加到1913～1914年 3.7万英镑。实际上，当时即使工党手中也没能掌握如此多的资金。[11](p82)WSPU能募集到那么多资金，说明以争取妇女选举权为目标的暴力行动有它一定规模的支持群体，WSPU具有很强的吸纳资金的能力。
WSPU的构成有鲜明特点，成员均为女性，来自中产阶级阶层的占绝大多数。1903年夏以后，克里斯托贝尔小姐就指示WSPU不与男性成员合作，更不允许男性参加她们的战斗行动。[1](p212～213)1913～1914年，在给WSPU以捐赠的捐赠者名单上的签名，有2/3是“MISS”，几乎所有的WSPU的领导者和暴力参与者都是寡妇和未婚女士，如积极搞纵火和炸弹袭击活动的利·玛丽，就是一个寡妇。[12]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这些女性较少受传统的羁绊和家务的束缚，她们希望通过行动摆脱没有存在价值的境遇，实现自我价值。③而对参加暴力行动的其他成员来说，有一个能为她们提供住宿、就业机会以及友谊的支持网络，可以解除她们从事这项战斗事业的后顾之忧。
第三，暴力方式的采用从自发到自觉，行动从零星到统一。尽管WSPU成立伊始就给自己冠以“战斗”组织的称号，但每个阶段具体的行动策略都是在斗争中逐步摸索，随之被组织采纳和推广的。比如，干扰政治会议、袭警，一开始都是由WSPU成员无意识引发的，然后被组织采纳，成为统一指挥下的自觉行动。1908年7月砸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的玻璃，事前并没有得到领导层的同意，纯粹是一种自发行动，事后才被潘克赫斯特夫人确定为组织行动的主要方式，并有了以后大规模的统一砸窗行动。此外，像入狱妇女在狱中的绝食斗争方式，由最初的个别绝食行动发展到后来成为WSPU的惯用斗争策略。前期的绝食行为是为了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同情，后期的绝食行动则是为了迅速获释，恢复体能以便重新投入战斗。
应该看到，每次暴力升级均与政府处理妇女选举权问题的态度密切相关。每当妇女参政权的要求遭到拒绝，或者WSPU领导人遭逮捕时，暴力行动就会升级，破坏力度就加大。如每次潘克赫斯特夫人的逮捕，都会引发暴力狂潮；1908年首相拒绝接受已经通过二读的《妇女选举权法案》，愤怒的妇女砸了唐宁街10号的窗户。与此同时，作为对暴力升级的反弹，政府也必然加大对暴力行动遏制的力度，相应引发妇女因对政府的行为更加绝望而采取新的行动，从而使暴力呈螺旋式上升的态势。
第四，后期暴力行动带有恐怖主义色彩。 WSPU成员在行动中以身体为斗争武器，当时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带着宗教的狂热来从事暴力活动，呈现出殉道者的狂热特征。潘克赫斯特夫人曾明确指示在行动时应以物而不是人为破坏对象。对此，1965年，一位当年的妇女参政运动参与者曾回忆道：潘克赫斯特夫人对于纵火有严格的指令，即使一只猫或一只金丝雀也不该杀害。针对的不是生命，我们只允许献出自己的生命。[13](p9)有的WSPU成员在投掷时，给石头包上纸或系上绳子，以免造成人身伤害。[14](p81)然而，实际上还是出现了不加选择对象和伤人的事件，呈现出恐怖主义的成分。1912～1914年这一特征较为明显，出现了焚烧私人住宅、教堂、草皮，在公共场合和私人领域安置炸弹，对政治领导人进行人身杀害，等等。[15](p6)根据《泰晤士报》报道，她们纵火焚烧了阿伯鲁奇尔城堡(Aberuchill Catle)，所幸仆人死里逃生。[16](p5)，根据《泰晤士报》1913～1914年有关炸弹事件的数据统计，WSPU应对其中53颗炸弹负责。许多学者相信，若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将会出现死亡和严重伤人事件。④正如摩根(Morgan)在他的书中写道：到 1913年，对大臣和警察的住宅纵火已成为 WSPU最常规的斗争形式，战斗者深陷于游击战中，旁观者和战斗者的死亡已经不再遥远。伦敦俱乐部的窗户被打碎，克佑淡紫色的房子被毁坏，伯明翰的高尔夫球场被泼洒硫酸。人们的恐惧在增加，对警察的作用感到沮丧。[17](p118)
随着暴力的升级，WSPU成员在与政府的对抗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的斗争方式：从和警察的正面冲突中的扭打，到逮捕入狱后在狱中的绝食和被强制喂食，甚至有人以生命作为代价来表现自己实现这项事业的决心。
三
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肇始于1832年，第一次关于扩大议会选举权的议会改革引起了少数妇女的关注，成为妇女开始要求选举权运动的先声。尽管1867年、1884年的两次议会改革都未将选举权扩大到女性，但妇女参政运动者仍然锲而不舍地采取议会斗争的和平宪政路线。为何WSPU成立后，妇女会采取暴力的战斗策略来争取选举权呢？笔者认为这有多方面原因。
第一，女性社会权利增加与政治地位低下的矛盾。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1857年的《离婚法案》使妇女在合法分居后获得了有限的财产权和对孩子的监护权。1857、1870、1882、1884年4次已婚妇女财产法修正和改革，使英国已婚妇女最终获得了可以独立支配财产的权利。⑤与此同时，教育改革更是成效卓著。随着1870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实行，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接受教育、从而进入公共领域，一部分女性开始进入高等学府。 20世纪初英国女权主义者在参政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如妇女可以就职于地方议会和学校董事会，担任工厂巡视员；有一定财产的妇女还可以拥有地方选举的投票权。1892年，英国已经有50.3万名妇女拥有地方选举权，甚至在1901年以后出现了女市长。[18](p133)可是，全国议会的大门却始终未向妇女敞开。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她们的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强烈，一部分新女性开始思考诸如“女性公共领域的边界在哪里？”等问题。她们拥有自己的收入，缴纳赋税，却没有议会投票权；她们和男性一样服从相同的法律，却无法对立法施加影响；她们可以登台发言，帮助政党拉选票，却得不到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种政治权利的缺失是导致战斗行动出现的原因之一。
同时，维多利亚时期对“女性形象”的诉求——羞怯、文雅、柔弱的女性气质备受赞赏，人们普遍认为女性的成年生活应局限于家庭，单身女性被视为人生的失败——也引发了部分妇女的反叛。这就不难理解WSPU中有63%是未婚女士。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参加该运动，是想逃离老处女在上层社会处于顺从和被歧视的地位，摆脱孤独而得不到社会认可的境遇，暴力行动给了她们希望。
第二，暴力策略的采用是在政府顽固拒绝给予女性选举权后妇女的绝望选择。妇女为争取选举权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如请愿、写书、散发小册子、演说，以及在各地的选举和议会的辩论中向男人游说和请求支持，但公众意识的转变不可能在短期内见效，争取选举权运动进行了 50年却收效甚微。由于对政府缺乏诚意和拖延行为的日益失望，同时为了让呼声不至于沉寂，她们采取引人注目的过激举动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潘克赫斯特夫人所说，“到了1903年——当时我还在担任曼彻斯特教育委员会的一员——我已经得出结论：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旧方法是绝对失败了，已经不可能达到什么目标；必须想出新的方法才行”[8](p142)。何况新的策略也可以激励温和派更有活力地从事运动。对于WSPU采取破坏财产的策略，潘克赫斯特夫人有自己的认识。在她看来，政府真正要保护的是以公有或私有财产为纽带的社会结构，所以，WSPU破坏这些财产就能使政府和议会在世人眼中声誉扫地，使法律不能发挥作用，让公众觉得给予妇女选举权是停止这些暴力行动的惟一方法，从而迫使政府考虑妇女的参政要求；如果政党拒不履行它在大选中许下的给予妇女选举权的诺言，那么所有过激行为造成的损害、责任就应由该政党组成的政府来承担。
必须承认，1905年自由党上台后没有给女性选举权是有复杂原因的。一是首相阿斯奎思的个人原因，他在国会一再推迟给予妇女选举权。二是政治上的顾虑。自由党担心富裕的女性有了投票权后会把选票投给保守党。三是在自由党看来，给予妇女选举权问题的重要程度有限，尚未摆上政府议事日程。在政府高层看来，当时英国面临的罢工、爱尔兰冲突、社会福利改革以及欧洲局势尤其是英德之间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等问题，是急切要面对和解决的，相比之下，女性选举权问题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第三，受暴力思想的影响。妇女参政权运动中激进形式的出现，源自男性的激进主义传统，可以说是激进政治环境的衍生物。WSPU曾经附属于英国独立工党，颇受19世纪工人激进主义运动的影响，主张公民有权抗议专制政权，可以通过使用暴力来和政府讨价还价。19世纪30～50年代中期的宪章运动，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也是英国工人阶级通过激进的方式实现政治权利的运动，最初的“人民宪章”里包含了妇女的选举权，但不幸的是后来被删除了，主要担心因此会妨碍成年男性选举权的获得。[19](p118)英国的妇女运动视宪章运动为选举权斗争的先驱。潘克赫斯特夫人在1912年的讲演中肯定了宪章运动的影响：“如果你能够抛开所有的懦夫的恐惧，就去买铁锤，去战斗，用你自己的方式战斗。你们能够砸破窗户（热烈鼓掌），你们能够袭击神圣的财产，通过这种方式，使政府意识到财产被妇女大量地毁坏正如昔日的宪章运动所为。”[20](p281～282)实际上，在几次议会改革中，各个阶层男性也不同程度地使用了战斗的方式，最终使改革得以步步推进。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有很多因采用暴力抗议的方式而最终迫使政府让步的先例，这给女权运动者以极大的启发。1884年男性农民通过抗议而获得了选举权，1905年失业工人通过暴动使政府迅速通过了《失业救济金法案》。这些事例无疑增强了女权运动者的信心，起到了示范作用，并被WSPU引为暴力合理化的重要历史依据。她们认为，暴力是正义战争，也是传统的政治手段，通过使用类似男性激进暴力的方法，不仅可以强迫政府屈服，最终使女性的政治权利得以实现，而且可达到制造新闻的目的。因为随着《妇女选举权法案》在议会中一再无法通过，媒体的注意力已经转到了布尔战争，公共舆论对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关注日益减少。WSPU希望通过采用新的运动策略，即战斗的方式来重新获得公众的关注。
当然，WSPU领导人的个人信念也是导致该组织的行为越来越激进的因素之一。潘克赫斯特夫人及其长女均是激进主义者，不信任任何党派，坚信所有党派都是为男性利益服务的，都漠视女性的权利，不愿意女性的参政诉求依附于任何党派，因此在所有努力失败后，她们就只有诉诸暴力来争取妇女选举权。
四
在当代欧美大众的心目中，组织暴力行动的潘克赫斯特夫人是一位英雄，一个争取平等权利的勇士。妇女选举权的最终获得与暴力参政行动紧密相连。2000年她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 20世纪最有影响的100位名人之一，同时名列英国BBC广播电台、《镜报》等著名媒体评选的 10位伟大女性的榜首。这是后人对她们在参政运动中行为认同的一个明证。不过西方学术界尤其历史学界对她们为争取选举权利而采用的暴力的战斗策略一直存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其暴力策略使WSPU失去人们的普遍同情，使自由党政府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来拒绝给予妇女选举权，因而是一种徒劳的努力。有的学者认为，如果她们多一些耐心，少一些暴力，也许获得选举权会来得更早一些。但也有学者认为，正是 WSPU的暴力行动宣告了女性平等的黎明的到来，这些暴力参政者是为妇女赢得选举权的英雄，正是她们的努力为一战后妇女赢得选举权铺平了道路。笔者认为，暴力行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正面的影响，也不乏负面的效应，我们不应忽视它的整体性和复杂性。
WSPU用暴力的方式来抗议女性被剥夺选举权的不公，是对流行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中产阶级分离领域(separate spheres)定势观念和男女角色理想模式的强有力挑战。20世纪初的英国关于性别从属领域的刻板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公共领域是男人的，诸如工作场所、法律、经济、政治、知识以及文化等具有权力和权威性的生活层面被视为男性当然的领域；家庭、炉灶边和孩子等私人领域被认为是最适于女性的活动领域。女性应该柔弱，需要男人保护，应该没有政治权力的欲望。当这些女性为了她们的政治权利而一扫往日的温文尔雅和柔弱的形象，冲上街头，砸毁窗户，纵火烧房，安置炸弹，投身于“战火硝烟之地”时，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意识和要求改变性别领域现状的行动，被视为对男性领域的公然入侵，整个英国社会为之震撼。
同时，暴力行为也对政府权威和法律提出了挑战。它鼓励女性为自己的权利而战，鼓励男性和女性来共同考虑女性的平等权问题。正如潘克赫斯特夫人在演讲中一再重申的，“我们的暴力行动是向‘政府建立在力量的基础上，妇女没有力量，她们必须屈服’的观念挑战。我们向世人表明：政府根本不是建立在力量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的。只要妇女同意接受不公正的统治，她们就会受到不公正的统治；但是妇女们直截了当地宣称：‘我们保留我们的同意，只要政府是不公正的，我们就不会接受它的统治。’你们无法依仗武力去统治一个最最柔弱的女子。你可以杀死这个女子，而她却因此可以摆脱你；你无法统治她，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向世界表明的最重要的一点”[21]。同时，与政府交锋的过程也是挑战法律的过程。如因参与暴力行动而入狱的WSPU成员被视为普通刑事罪，关押在第二监狱。她们为此绝食，要求享受政治犯的待遇，即要求被关押在第一监狱。她们认为，所有的暴力行动的政治动机是为了获得选举权。在狱中绝食的过程中，这些妇女所表现出来的追求自由平等的信念和勇气，实在难能可贵。潘克赫斯特夫人在1913年在美国作题为《我们为什么要暴力》的演讲中说：“生命对我们是神圣的，但如果要有人去牺牲，那将是我们；我们要让政府处于这样的境地：要么给我们投票权，要么处死我们。”[21]WSPU用极端的暴力的方式对抗政府和法律，尽管没有达到直接的目的，但却带来了观念上的一系列转变：不仅引发了男性对女性问题的认识的深化，而且使女性自身开始认识自身的问题，它也深化了英国政府对人的权利问题的认识。
还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正是WSPU的一系列暴力行动，把妇女选举权问题提到了政府必须加以考虑的程度。最初，WSPU实施暴力策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制造新闻，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实际上，这个目标成功地实现了。1905～1914年，英国各大媒体竞相报道WSPU的暴力活动，同时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的主要报纸的头版头条也进行了报道和评论；甚至中国《东方杂志》、《世界》在内的媒体也对她们的行动做了相应的报道。从媒体报道的立场来看，经历了从初期对她们的同情和支持到暴力升级后对她们的谩骂和诅咒的变化。尽管如此，但她们的行动，她们的要求，她们的形象，已经渗透到英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使所有的人——无论男人和女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自由党、保守党，都无法回避妇女要求选举权的事实。
但是，必须看到，作为WSPU推动妇女获得选举权的惟一策略，暴力行动日趋狂热，逐渐偏离了原有妇女参政运动的轨道，也导致了诸多不良的后果。一是她们的暴力行为遭到了政府的强硬对抗，妇女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二是她们的暴力行为疏远了原本支持妇女参政的男性政治家群体，就连支持给予妇女选举权的主要政党工党，也不赞成她们的暴力方式。三是她们的暴力行为，特别是对私人和公共财产的破坏，已经构成恐怖主义行为，致使普通民众也疏远了她们。1905～1912年初，WSPU在与政府的较量中处于劣势，获得了公众的同情，但随着1912年尤其是1913年对公共财物和私人财物进行破坏的行动的滥用，公众越来越无法接受WSPU的行为，一些被激怒了的民众开始直接用“以暴抗暴”的方式来对抗她们。四是导致了WSPU组织内部的分化和力量的削弱。基于对待暴力行动的认识不同，组织内部多次发生分裂，一些骨干人物相继离去；更多的妇女转而支持由全国妇女参政协会联盟(NUWSS)倡导的和平宪政道路，希望通过民主的、和平的途径来获得妇女的选举权。
WSPU之所以采取激进的方式来追求妇女的平等权利，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妇女长期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因而手中不拥有可以对政治权力机构施加影响的资源。中产阶级男性可以通过常规的渠道、低成本的方式，以公共领域作为平台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通过参与公共生活，发表意见，通过手中掌握的媒介形成公共舆论，对政府施加影响，实现政治权力结构的重建。而一向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的女性，各种资源严重不足，根本无法形成有利于实现女性政治权利并对权力机构产生压力的公共舆论。她们曾通过诸如集会、请愿、依托男性在议会中提交选举权法案、辩论等正常渠道，寻求突破，但均未达到目的。在所有努力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为了打破僵局，寄希望于极端的手段，来赢得公共舆论，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虽然 WSPU的行动引起了整个公共舆论的关注，但暴力的方式和民主的目标背离，而且当时女性要求参政的主张还不具有公共性，因此未能形成对权力结构产生压力的公共舆论，公共领域与政治权力领域沟通失效。
应该说，在妇女长达半个世纪的要求选举权的温和努力失效以及政府和民众对该问题陷入淡漠期的情况下，激进的暴力策略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它把女性要求政治权利的问题凸显出来，为英国妇女在一次大战后最终获得选举权奠定了基石。英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是一个改良渐进的过程，有时为了实现最终的目标，并不排除用激进的方式来促进，但暴力方式毕竟不是英国民主发展进程的主导性方式，在英国政治环境里不可能成为持久的方式，因此1912～1914年随着暴力升级，WSPU的暴力行动就成了无人喝彩的孤独表演，失去了整个社会的支持。有很多学者认为，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 WSPU停止暴力行动，投身于对民族国家的支持，潘克赫斯特夫人极有可能成为失败的恐怖主义者，而不是英雄。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另一支主张走宪政道路的全国妇女参政协会联盟的持续不懈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消除了WSPU暴力不断升级后对妇女参政运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保存和发展了妇女暴力参政运动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也使政府看到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的理性和耐心的一面。当然，英国妇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勇敢表现和努力也为她们最终获得议会选举权增添了重要的砝码。战争结束后， 1918年，鲍德温保守党政府通过《人民代表法案》，年满30周岁以上的妇女最终赢得了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
1905～1914年WSPU为争取投票权而进行的暴力行动，也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政治民主的发展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当政治民主不能发展，社会就会出现严重的危机。英国妇女暴力参政运动的出现，迫使权力阶层听到女性发出要求参政的强烈呼声，无论这种诉求的方式是如何令人难以接受，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终将把目光投向女性。一种社会政治危机发生后，如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及时的解决，政权就难免会面临用非正常的诉求方式来解决该种危机的威胁，社会也会因严重的不和谐而陷入某种恐怖主义的威胁之中。
收稿日期 2005-11-28
注释：
①WSPU成员被捕入狱后采取绝食的方式来抗议，政府当局则采取强制喂食的方法来阻止她们的绝食行动，但此行为遭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于是通过了《猫鼠法案》：入狱的妇女若采取绝食行动而导致身体虚弱，就暂时加以释放；一旦出狱后她们体能得以恢复，再重新将其逮捕入狱。
②WSPU创办的杂志有1907年创办的《给妇女投票》(Votes for Women)及1912年创办的《战斗妇女参政者》(Suffragette)。
③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的英国社会存在相当数量的年长未婚的女性，她们普遍受到社会的歧视，认为她们是没有价值、多余的人。
④历史学家布莱恩·哈里森(Brian Harrison)和大卫·摩根(David Morgan)均持这种观点。前者著有Peaceable Kingdom:Stabiltry and Change in Modern Britain，后者著有Suffragists and Liberals。
⑤在《已婚妇女财产权法案》通过之前，无论何种出身的女性，一旦进入婚姻状态即意味着她在法律上的死亡，丧失公民权和财产权，无法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