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海外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与局限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局限性论文,积极作用论文,海外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The Yuan period past on us a great deal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s in the field of overseas trade development.It saw a peaceful course which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European Middleages overseas trade.Though the Yuan overseas trade didn't go far beyond of the federal economic confines.It really gained much in promoting economic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ountries.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通过海路对外贸易最繁荣的朝代之一，它上承唐、宋，下接明、清，在我国古代海外贸易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元代的海外贸易与唐、宋相比，确实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海外贸易的范围更加扩大，贸易的规模和形式更加多样化，而且还特别表现在官方对海外贸易的管理更加制度化和正规化。①
同其他封建王朝对外贸易一样，元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也明显存在着二重性的倾向。即一方面它对当时社会经济、对外关系等方面产生过许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又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本文将借助大量客观生动史料，对元代海外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与局限性作一番初步探索，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元代海外贸易发展的历史地位。
一、元代海外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
“海外贸易是可以利用人类一切进步的特殊经济部门”。②元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对促进中国乃至亚、非各国经济发展，加强中外联系和中外人民传统友谊等方面产生了许多有益作用。
首先，舶货的大量进口，丰富了国内商品市场，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各种需要。
元代开放市舶贸易之初，就本着“损中国无用之赀，易远方难制之物”的精神，③鼓励商人们大量进口海外货物，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大德南海志》在谈到海外贸易的重要性时也曾指出：“山海为天地宝藏，珍货从中，有中国之所无。风化既通，梯航交集，以此之有，易彼之无，古人贸易之良法。”④
元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进口舶货数量和品种都倍于前代，且呈不断增长趋势。据《大德南海志》卷七“舶货”条开列，元代前期经广州港进口的舶货计有七类七十多种。⑤元代后期，海外贸易全面繁荣，舶货进口量剧增，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市舶物货”条记载，由四明（又名庆元，即今浙江宁波）进口的市舶物货高达二百二十四种。⑥比元前期翻了三番。这二百二十四种舶货中按其价值高低分为粗、细两档。价值较高的细色货物有珊瑚、玛瑙等一百三十四种，价值较低的粗色货物有红豆、牛皮、筋角等九十种。
值得注意的是，在品种繁多的进口货物中，纯粹奢侈品的数量较前代有明显减少，而用于生产、生活的日用品比例大大增加。如元后期进口货物中，仅布匹一项就有吉贝布、吉贝纱、三幅布罩、香花棋布、毛驼布、鞋布、袜布、丝布、油崖布、焦布、手布、生布等十余种；金属及金属制品有铜青、铜钱、铅、锡、倭金、倭银、丁铁、炉铁、高丽铜器等项。这充分说明海外贸易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不断得到体现。
舶来品输入中国沿海港口以后，通过商贩们的转运，销往全国各地。于是，不但沿海港口，而且内地都市，舶货随处可见。泉州是元代最大的进出口港口，那里“各种货物堆积如山，仅胡椒一项，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的胡椒，就相形见绌了，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⑦江南最繁华的都市杭州，是元代最大的舶货聚散地，政府在此设有市舶仓库，专门贮存从各地转运来的舶货。杭州本身也是最大的舶货消费城市，“仅胡椒一项，每日销量竟达四十三担，每担重九十公斤”。⑧也就是，杭州市民每日消费胡椒三千八百七十公斤。数目之大，令人咋舌。元大都（今北京）虽远离东南沿海贸易港口，但由于它是元朝统治中心，达官贵人，三教九流，富商大贾云集于斯，拥有大量的舶货消费者。所以，不论是政府官方，还是民间商贩，都不惜长途，将各国商品转运来此经销。当时的大都，“凡是世界上最为稀奇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里找到，特别是来自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⑨
海外产品的源源输入，大大地满足了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当时，民间不乏“洗白复生高丽毛丝布”的例子。⑩从海外进口的“倭扇”，由于其“巧艺夺天工”，而深得士大夫们钟爱；至于那些“切金削玉”的“西番刀”，更是为江湖勇士们所乐道。(11)外国进口的药材、各类纺织品及其他手工制品，进入千家万户，受到普遍的欢迎。以皇室为代表的元朝统治阶级则是最大的舶货消费者，海外进口的药物、香料、奇珍异宝，是他们须臾不可少的必需品。由于各阶层人们都喜欢使用舶货，逐渐建立了对进口商品很大程度上的依赖性。所以，一个时期内，舶货进口多寡，不但深系市场荣枯，而且直接关联到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如元中期，从至大四年到皇庆二年（1311-1313年）间，元政府曾实行“海禁”，导致“番货、药物销量渐少，民用缺乏”。(12)不得不重新开禁。元代后期，由于政府全面开放私人海外贸易，舶货进口剧增，于是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薰陆胡椒腽肭齐、明珠象齿骇鸡犀；世间莫作珍奇看，解使英雄价尽低”(13)的舶货充溢，供过于求的现象。
其次，我国大量农业、手工业产品和文化用品的输出，有利于促进海外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文明进步。
由于当时我国文明发展的总体水平较高，我国生产的各种农业、手工业品，以及文化用品、文物制度等等，早已蜚声海内外，深得各国人民喜爱和效仿。元代海外贸易的繁荣和发展，中国商品的出口不断增加。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国际贸易大多是以物物交换形式进行的，故出口量和进口量基本上是持平的。元代通过海上贸易，向海外各国出口的物品数量和品种较之前代均有显著增加。特别是元代后期，我国出口货物的品种高达一百五十多个。(14)这一百多种商品可按其性能分为七大类型：(1)纺织品，又分为丝织品和棉纺织品两种。丝绸及其制品有诸色绫罗匹帛、南北丝、建宁锦、苏杭五色缎；棉布及其制品有小印花布、五彩红布、青布、海南布、五色布等；(2)陶瓷器，如粗碗、青白花碗、青白处州瓷器、瓷器盘、青白花瓷器、青器、大小水罐、大小埕翁等；(3)金属及其制品，如金、银、铜、铁、铜线、铁器、铜鼎、铁条、铁锅等；(4)药物，如川芎、朱砂、大黄、良姜、白芷等；(5)农副产品：如谷米、酒、茶叶、荔枝、盐、糖之类；(6)日用小商品，如牙箱、伞、针、木梳、篦、綦子手巾等；(7)文化用品，如纸札、乐器（阮、琴、鼓、板、瑟之属）、书籍等等。
由于从中国输出的商品，不但是中国工艺的结晶，而且许多都是实用型的，适合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要。所以“唐货”成为各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东西。真腊（今柬埔寨）“其地想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今江苏仪征）之锡鑞（铜锡合金）、温州之漆盘、泉、处之青瓷器，以及水银、银珠、纸札、硫黄、焰硝、檀香、草芎、白芷、麝香、麻布、黄草布、雨伞、铁锅、铜盘、水珠、桐油、蓖箕、木梳、针。其粗重则如明州之席”。(15)中国产品的输入，对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真腊自从引进“唐货”以后，人民的生活习俗为之一变，“盛饭则用中国瓷盘或铜盘（注：原用树叶盛饭，以手抓食），地下所铺者，明州之草席，然近也有矮床，往往唐人之制也”；(16)“伞皆用中国红绢”；(17)“其先无鹅，近有舟人携去，故得其种”。(18)位于印度西南海岸的下里，“地产胡椒，冠于诸番”，(19)但“采椒之人为辛气薰迫，多患头痛。（惟）饵川芎可愈”。(20)川芎，又名草芎，多年生草木，盛产于我国四川、陕西、湖南等地，可供药用，有活血、止痛之功用，宋、元时期大量出口，成为采椒工人必备止痛药。中国商品在东洋受欢迎的程度，决不亚于南海、西洋诸国。东洋的高丽（今朝鲜）、日本二国，早已实行“汉化”，中国商品和文物制度盛行二国。元代，通过海上贸易输往高丽的中国产品有沉香、玉香盒、玉器、金带、铁杖、彩缎、彩帛、弓矢、佛玉香炉、屏风、书轴、《玉海》、《通志》，山水精画、美酒、孔雀、羊等等。(21)元代输往日本的产品更多，而尤以铜钱和瓷器为大宗，如新安沉船遗物中就有铜钱二十二吨、瓷器一万六千四百二十件。(22)此外，元代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尚有茶叶、茶具、书籍、绘画、文具等项。(23)
中国出口产品在海外各国人民日常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一些地区形成了对华商的依赖性，交趾“其俗以商贩为业，饮食衣服，皆仰北客（华商）”。(24)苏门傍（今印尼爪哇三发）“赖商贾以资国用”。(25)文老古（今印尼摩鹿加群岛）人民更是“每岁望唐舶贩其地，往往以五枚鸡雏出，必唐船一只来，二鸡雏出，必有二只。以此占之，如响斯应。”(26)曾几何时，中国商船，竟成了海外各国人民众盼之所归。
第三，海外贸易的发展，有力地刺激了国内生产发展，并进一步带动了沿海经济开发，促进了社会进步。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制品的出口增加，必然会刺激国内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农副产品的出口，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导致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27)而品种繁多的手工业制品的大量出口，促进了国内生产这些产品的手工业行业生产繁荣，推动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如传统的丝绸和瓷器的大量出口，使纺织业和制瓷业成为元代国内两个最大的手工业行业。《岛夷志略》所列举的丝绸织品有十几个品种，如南北丝、苏杭五色缎等。说明当时出口的纺织品有南北两大类型，而以苏、杭等地生产的各色丝绸最为畅销。元代瓷器出口增多，南北各瓷窑争奇斗艳。《岛夷志略》记载的出口瓷器品种就有青白处州瓷器（浙江龙泉窑系列），青、白花瓷器（江西景德镇系列），以及东南沿海为适应外销需要而新兴的仿青、白瓷系列。如福建德化白瓷、泉州青瓷，特别是德化白瓷非常著名。近年发掘的屈斗宫窑遗址，知道它主要是为外销而生产的。(28)而泉州青瓷器主要是仿龙泉窑技术制作，大量销往海外。此外如广州、潮州各窑，广西村窑、浙江温州地区群窑的产品也大量行销于海外市场。瓷器的生产就是为了满足广大市场的需要。元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对瓷器生产形成了巨大的刺激力量。“沿浙江省瓯江和松溪两岸分布的大量新增窑场，就是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巨大需要而建造的。龙泉窑的薄胎厚釉工艺进一步得到发挥”。(29)海外贸易的发展同样也给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带来了兴旺的契机，当时景城就有各色大小瓷窑三百多处，除了生产著名的枢府白瓷外，元末一种新型先进工艺瓷——白底青花瓷在此研制成功，投入批量生产，成为外销瓷器的拳头产品。汪大渊《岛夷志略》中记载的“青白花器”可能就是指青花瓷。据称，最初，青花瓷的釉料苏渤尼青（又称苏麻离青、回回青）就是从海外进口的。(30)这有力证明了海外贸易与国内生产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良性互动关系。海外贸易也促进了国内棉纺织业的发展。棉纺织印染业，是元代新兴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元后期，棉纺织品成了大宗出口商品，《岛夷志略》中列举的出口棉织品就有三十二种之多，几乎可以同丝、瓷并论。
海外贸易的发展，带动了沿海经济开发。昔日的荒滩变为通商大埠和东南巨镇。元代太仓、澉浦、上海的兴起都无不得益于海外贸易。
江苏太仓，“旧本墟落，居民鲜少”，(31)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朱清、张瑄迁居于此，“剪荆棘，立第宅，招徕番舶，屯聚粮艘，不数年间，凑集成市”。(32)为了便于海舶出入，朱、张二人又组织“开刘家港，导娄江入海”。(33)使刘家港一跃成为“可容万斛之舟”的良港。(34)太仓因此也成了商贾云集的“六国码头”。(35)太仓的经济在海外贸易的带动下迅速成长，元代中期，诗人形容太仓是“市舶物多横道路，江瑶价重压鱼虾”；“山城近海金汤固，市舶通番食货稠”。(36)自从刘家港开辟成为海运基地和海外交通港口以后，原来居民不足百家的太仓，至被作为昆山州治，发展成为东南巨镇。“官第甲于东南，税家漕户，番商胡贾，云集
；粮艘商舶，云集如林；琳宫梵宇，朱门大室，不可胜计”。(37)值得一提的是，直到明初，郑和下西洋仍以太仓刘家港为基地，这和元代刘家港的兴盛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太仓的兴起并不完全缘于海外贸易的话，那么浙江澉浦的兴起，海外贸易无疑是第一的和主要的驱动力，澉浦（今海盐县）在宋代以前还是一片盐碱地，鲍郎盐场即设于此。南宋末年，逐渐成为“商旅阜通”。(38)元初，成为最早设立市舶司的港口。同时，由于身兼“浙东西市舶总监”的福建安抚使杨发“占籍”于此，更加突出了它的重要性。杨氏以此为据点，筑室招商。组织海外贸易，使得“番舶咸萃于此。居民贸易，遂成村落”。(39)元中期，澉浦作为杭州外港，发展成为一个“远涉诸番，近通福、广的冲要之地”。(40)
元代上海的崛起，同海外贸易息息相关。上海原名华亭，至元十四年（1277年）首立市舶司。后来由于“市易日盛”、“户口繁多”、“民物富庶”等原因，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上海）镇，隶松江府”。(41)元代上海辖地，包括今天的市区和上海、青浦、南汇、川沙四县。元代上海设县，无疑是上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设县以后，上海的对外贸易更加繁荣，上海成为重要的外贸物资生产基地，如棉花和棉布的主要产地就是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上海县民众勇跃投身海外贸易行列，元末的一个时期，上海县从事对外贸易的“海船舶商梢水五千六百七十五人”。(42)由此可见，海外贸易在上海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海外贸易的发展，对社会公益事业也有不少帮助。海商经营获利以后，一些人以“周穷援急”、(43)“散积济贫”(44)为己任，积极投资社会福利事业。不少海商为地方公益建设慷慨解囊。如广州市舶司造库房，“舶商欣然以私钱相助，不逾月而造成”。(45)又如澉浦海商集团首领杨氏，利用经营海外贸易所获利润，“饭僧写经建刹，遍两浙三吴”。(46)以刺桐闻名中外的泉州，元代后期的市政建设成绩卓著，部分资金即由当地各族海商勇跃捐赠的。(47)
除了物质的东西外，元代海外贸易发展所带来的结果中还包括了精神财富在内，这就是，受海外贸易浪潮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了更新。
传统的“农本商末”教条在巨大的商品经济洪流面前愈来愈显得理屈词穷，“男耕女织”的传统自然经济劳作模式在海外贸易的厚利诱惑下不得不更弦易张。受海外贸易潮的冲击，元代后期，人们的思想出现了一次重大解放，商品经济思想更加深入人心，熊禾《勿轩集》，“上致用院李同知书”中描写了当时人们在选择农业经济和海外贸易经济过程中激烈的思想斗争。“寒机冻女子，汁粒赬农耕；织衣不上体，舂粟不下咽。伤哉力农家，欲说泪涕涟”。“何如弃之去，逐末利百千，矧此贾舶人，人海如登仙；远穷象齿徼，深入骊珠渊；大贝与南琛，错落万斛船”。“上资国脉寿，下拯民瘼癫”。(48)书中非常生动地描述了东南沿海广大农民挣脱传统自然经济束缚，投身海外贸易的痛苦经历和明智抉择。也正是这样思想解放，才迎来了更大一波的海外贸易热潮。受这股思想解放风气驱使，东南沿海商业竞争意识不断增强。如“广海，贾舶所凑，人罔市利，则商民杂处，故礼让之风少，而趋竞之风滋”。(49)刺桐城的人们，争“效陶朱致富”，“往往机巧赵利，能喻于义者解”。(50)这里所谓的“义”，不外乎是指封建思想的礼仪，而“人罔市利”、“趋竞之风”和“机巧趋利”，则是封建文人对商品经济活动的贬语。海外贸易思潮波及之处，不但“小民争相效慕”，(51)而且上至王公贵族、官僚地主，甚至知识分子及宗教界人士，也跃跃欲试，裹夹加入。(52)
第四，随着海外贸易的开展，中外人民的传统友谊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更加繁忙。
在大多数情况下，元政府总是采取积极主动姿态，同海外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并同时实行“厚往薄来”为指导思想的朝贡贸易，激励各国君主遣使来华。而对于民间市舶贸易。元政府始终奉行“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开放积策。每当海外朝贡使节或外国商人来到中国沿海港口以后，所在官司设法进行招待，印度马八儿国国王就曾经因为“本国船到泉州时，蒙官司亦尝慰劳，无以为报”，而耿耿于怀。(53)元代政府颁布的市舶法则中就专门列有保护外商合法权益的条款，禁止权豪富户“诡名请买”外商急于出手的货物，避免权贵对外商的剥削，而由政府根据市场供需情况，好坏搭配，一并出售。(54)对因遭暴风雨袭击或其他意外事故漂至东南沿海的外国商船，元政府一律给予人道救援。如延佑年间，婆罗公（今菲律宾）国和倭国（日本）商船遭风飘至浙江温州沿海，当地政府妥善安置，待他们交易完毕后，设法遣送他们回国。(55)
海外贸易开辟的航线，成了中外使节往来的友谊之路，马可波罗于至元二十八年（1292年）伴送蒙古公主远嫁波斯王汗；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元朝遣使火鲁没思（今波斯湾口霍尔木兹）；罗马教皇本笃十二世于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遣马黎诺里出使元廷，以及旅行家鄂多力克、伊本白图泰来华，都是由最大的贸易港口泉州放洋或登岸的，都是经由海外贸易往来所沟通的南海航线。华南的泉州同波斯湾头的火鲁没思之间的航路，不仅是当时最为繁忙的东西贸易通道，而且也是联结元朝中国同阿拉伯，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友谊的纽带。海外贸易的商船，不仅递运着互通有无的货物，而且有时还搭载官方往来信使。如大德三年（1299年）为修复中日邦交，元廷“遣僧一宁，加妙慈弘济大师，附商舶往使日本”。(56)大德年间，官本船商人杨枢在忽鲁模思搭载伊儿汗国贡使那怀来元。杨氏后来又“自备舟楫糗粮”，护送那怀西还。(57)
元朝中国商船在从事中外海上互市贸易的同时，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起国际贸易的任务。中国海商同各国土著商人之间由于业务往来，而发展到亲密的合作及友谊。在苏禄群岛，当中国商人将铜鼎、铁块、五彩红布、红绢、牙锭等中国产品运达以后，当地“蛮贾议价领去博易，然后所得准偿舶商，守信始终，不爽约也。”(58)
华商所到之外，以华夏文明风范严格要求自己，一举一动，深得海外各国人民的崇敬和爱戴。当地人民“见唐人颇加敬畏，呼之为佛，伏地顶礼”。(59)有的华商长期以宝货往来海上数十年，务有信义”，(60)被各国人民目为“义士”，称羡不已。(61)由于华夏美名远播，海外各国“其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国人以尊长之礼待之，延之上坐，虽父老不得与争。”(62)以上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中国人民与海外各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又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由于中外人民传统友谊的加深，为华侨定居海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商务及其他原因，当时有不少中国人开始定居海外，成为第一批华侨。缅甸鸟爹，“俗厚民泰，故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63)华侨且与当地人民通婚，结为秦晋之好。在真腊，“国人贸易皆妇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纳一妇人者，兼亦利其买卖故也”。(64)“唐人之为水手者，利其国（真腊）中不着衣裳，且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屋室易办，日用易足，买卖易为，往往皆逃逸于彼”。(65)元末明初，东南亚的一些交通要道地区开始出现了最早的华人社区。如勾栏山（今印尼格兰岛）“唐人与番人杂而居之”；(66)龙牙门（今新加坡）“男女皆中国人居之”。(67)爪哇的革昔儿（今华侨称其为锦石）原为荒滩一片，十四世纪后期，大批中国人来此创居，遂成村落，名曰“新村”。(68)
同时，中外往来的增多，特别是元政府保护外商利益的政策及包容各种宗教文化的做法，吸引了大批外侨定居中国。沿前代之习，东南沿海各大城市都设有安置外侨的特定区域——番坊。从广州到杭州，外侨活动踪迹随处可觅。广州的“穆斯林居住区，内有清真大寺和教堂，并设有法官和谢赫（总教长）。(69)泉州城南，靠近后渚港一带，成为“殊方异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70)而杭州荐桥附近，“皆富实回回所居”，(71)是番坊所在地。
随着外侨居住的增多，东南沿海各大城市染上了一层浓浓异国情调。广州就是“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语声咿哑”，(72)而杭州则出现了“苍南苍北痴儿女，把臂牵花学番语；黄金白璧骑西马，明珠革贝输南船”的场面。(73)更加有趣的是，据说当时杭州城里活跃着一支可用波斯语、汉语和阿拉伯语三种文学演唱的中西合璧乐队。(74)这无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朵奇葩。
元代，随着中外交通、贸易的繁荣，外国文化和科学技术成就不断传入我国，形成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次高潮。其中，特别是阿拉伯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天文学、医学和航海术，正是在此时大量传入中国的。元初，阿拉伯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将七种天文仪器献给元世祖忽必烈，元中央设有回回司天监，专门研究运用阿拉伯天文学，一些来自阿拉伯世界第一流的天文学家供职其中。阿拉伯医学素称发达，独树一帜。元朝在中央太医设有广惠司，下属回回药物院，采用阿拉伯医药和医学成果。阿拉伯名医随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我国人民带来了“海上奇方”。(75)阿拉伯航海术，是人类智慧宝库中的精华，元代传入我国受到朝野普遍欢迎和高度重视。元政府就曾动用中书省权力，下令各地搜集阿拉伯航海资料。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二月二十六日，“奉秘书台福建道遍海行船回回每，有知海道回回文字刺那麻者，具呈中书省行下合取索者，奉此”。(76)所谓“海道回回文字刺那麻”，据考证，就是阿拉伯航海地图或手册。(77)阿拉伯航海术的传入，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海外贸易对中外经济发展，中外人民友谊和文化交流上的促进作用，充分证明了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是在和平、友好、互惠互利的气氛中进行的，这一点与欧洲中世纪末年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以殖民掠夺为宗旨的欧洲海外贸易是有着本质的不同。
二、元代海外贸易发展的局限性
元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尽管有上述积极作用，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不能不重重打上封建商业经济的烙印，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封建官方的严格控制，束缚了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
元代官方控制海外贸易的手段主要有二：一是实行官方贸易，并佐之以“海禁”政策，极力排斥私人海外贸易活动；二是制订和健全市舶制度，将海外贸易纳入封建法制管理轨道，使海商不敢越雷池一步。
元朝立国之初，为稳定统治和恢复经济，确实曾经采取过一些鼓励海外贸易和扶植海商的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不久以后，随着元朝对全国统治的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者终于暴露了其专制和剥削的面目，于是，一系列旨在加强政府控制和提高剥削量的政策纷纷出台。
在元代前、中期（1285-1322年）政府制订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始终贯穿着控制和垄断两大宗旨，极力排斥民间海外贸易。而官方贸易的主要形式有二：一是朝贡贸易。朝贡贸易是传统的官方对外贸易形式，它兼有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的双重功能。朝贡贸易中实行“厚往薄来”原则，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亏本买卖；而贸易过程中对百姓的役使，均说明了朝贡贸易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副作用。朝贡贸易的“贡品”以奢侈品为主，助长了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和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元朝后期，朝贡贸易不断遭到朝野有识之士的抨击，迅速走向衰落，说明了朝贡贸易的局限性。二是官本船贸易。官本船贸易制度是元代官方精心设计出来的控制和经营海外贸易的“良策”。官本船制度巧妙地借用了“翰脱”官本商办精神，以政府雄厚的财力，并佐之以行政强制命令，大规律推行了近四十年。在官本船贸易期间，“个别民户，均不得以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藉其家产之半”。(78)私人海外贸易遭到野蛮禁止，成为非法。为了配合推行官本船贸易，元政府多次厉行“海禁”。尽管“海禁”的程度和内容多种多样，私人海外贸易总是首当其冲。元政府实行的官方垄断海外贸易政策及“海禁”，严重地摧残了私人海外贸易，阻碍了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
元政府控制海外贸易最经常性的途径，是建立和完善市舶管理制度，制订严格的市舶条例，对海外贸易（主要是私人海外贸易）进行严格管理。
中国的市舶制度虽源起唐、宋，但到元代才真正达到“详密”的程度，(79)这从元政府两次颁布的市舶则法的有关条文中得到很好证明。元代的市舶则法又叫“市舶抽分杂禁”，共二十二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有关舶货进口抽分（税）税率的规定，及应履行的手续。舶商如不照章纳税，便按“漏舶法”处理，其后果往往是货物被没收，犯人处以杖刑。二是有关进出口贩运许可证——公验、公凭的申请、审批、发放及有关管理规定。无证经营，一律以“私贩法”处置。三是有关违禁物品的查处。元代市舶法列入的禁贩物品前后共有十一种。同时，为了加强对舶商的控制，元政府还将“保甲法”推广到海船航运中，要求舶商出海须有岸上“物力户”和“保舶牙人”作保，海船上所有成员每五人结成一甲，封建政府委任“纲首”对其加以管束。这样，一人犯禁，不但整船货物都要被没入，而且所有结甲之人和担保人都要株连坐罪。为了瓦解海商队伍，市舶则法中还明文规定，对举报犯禁者，奖以犯人名下货物1/3-1/2。
在政府如此严密控制下，海商必然是动辄得咎，举步维艰的。《元刑统赋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泰定二年（1325年）十一月，‘江浙省咨：舶商沈莹等告，原经庆元市舶司请给验籍，起发船只往罗斛番经纪，被贼棍赶使至暹番拘勒博易。就委抽分官绍兴路总管王亚中追究。得纲首凌宝所供原情，事不获已’。”后来，沈莹只得上拆刑部和中书省，官司才算了结。(80)又据《春草斋集》卷五“转运使掾倪君太亨行状”载：“凡舶户有敢私匿舶货者，则尽没入所有而罪其人如律。有商匿龙脑一巨简于舶中，直百金，适君家童得之。君独念吾为吏耶，家童私其物，吾焉委罪。吾不私而吁之官，则必有受其罪者矣，宁恶乎！乃密沉简水中。商闻之，拜且泣曰：“微君，吾家为齑粉矣。”(81)这种私藏一物则没收全部货物的做法，伊本白图泰称其为“一种暴政”。(82)
2、官僚、贵族等封建势力对海商的压迫和侵夺，严重地挫伤了海商经营的积极性，阻碍了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
元朝蒙古贵族、官僚地主，及其他封建势力利用特权，染指海外贸易，攫取了大量利润。从诸王、驸马、权豪、势要，到各级行省官，行泉府司官，市舶司官，下番使臣人等，以及僧、道、也里可温（景教徒）、答失蛮（穆斯林）等宗教界人士，纷纷通过各自渠道，或间接、或直接经营海外贸易。构成了元代的海外贸易特权商人。这批特权商人不但经常从事非法经营，偷税，漏税、贩卖违禁物品而牟取暴利，而且，经常对普通商人敲诈勒索，肆意侵夺，对中、小海商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特别是元朝各级主管部门官吏利用职便，侵渔海商利益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他们有的乘商船出海之际，“勒令舶商户计梢带本钱下番（博易），回船时，准折重取利息”。(83)或者，如有外国船只进港以后，市舶司官“自己根底寻利息上头，船每来也，教军的每看守着，将它每的船封了，好细财物选拣要了。为这般奈何上头，那壁的船只不出来有，咱每的这里人去来的每些小来。”(84)
元朝官吏的贪污现象愈演愈烈，沿海各贸易港口的商民颇受其害。
广东市舶司，“先是胥吏恣为奸利，凡舶商舶货择其善者出而售之，不善者积久不售。”(85)泉州市舶司，“众所啖利如饥渴”。(86)庆元，“异时富商货江浙省者，分遣属官监赋，侵牟百出”。(87)市舶司“或委他官选择来精，法外生弊，舶户病之”。(88)澉浦市舶司，“算舶官多利其私”。(89)特别是到了元末，“长吏巡徼，上下求索，孔窦百出。每舶商一至，众皆欢呼曰：亟治厢廪，家当来矣。至什一取之而犹不足。”(90)
封建势力不但肆意侵夺舶商财产，甚至公开迫害舶商者也时有出现。如泉州经历林泉生强迫舶商代偿本地所欠全部酒税。(91)少数不法之徒“聚党于海道，劫夺商货”。(92)甚者，还有的封建官吏“诬海商一百十有六人为盗而掠其货”。(93)
针对官府的压迫和剥削，海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反抗，他们有的对贪官污吏“露刃相杀”，(94)有的不堪“吏卒侵渔，而焚毁衙门。”(95)海商中的破产者不少人后来加入了反元义军行列，成了令封建统治者闻声胆寒的“海盗”。(96)
3、从海外贸易利润的转化看元代海外贸易的局限性
由于封建官府的严密控制和各种封建势力的重压，元代海外贸易走上了一条畸型发展道路，酿成了悲剧性的结局。本文最后，将从海外贸易普通利润率的估算，海商获利的机会，以及利润的转化三个方面，一步步分析海商资本的一般规律性走向，来阐明海商的两极分化，即部分致富海商转化为官僚、地主，成为集官僚、地主，和商人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者，而部分破产商人则沦为“海盗”。
(1)元代海外贸易基本利润率的估算
根据利润率高于利息率的原则，(97)可以推测，元代海外贸易的基本利润率是百分之百以上。因为，当时海商从事海外贸易很多是靠举借高利贷来筹措资金的，而当时海商贷款支付的利息是百分之百，即所谓“倍称之息”或“举债总一倍”。(98)因此，海商只有在获得百分之百以上的利润情况下方不致亏本。同时，古代海外贸易中的高利润现象，起源于“不发达的两个国家当中的贸易差价”。(99)另外，海外贸易的高利润现象还同海上风险有关。由于海外贸易同其他商业活动相比，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它依靠远距离海上航行，期间，不但市场变化莫测，而且气候、海盗、海洋地理复杂等原因，“死神”时时缠绕着商人们。故海外贸易的原始利润率必然是很高的。”(100)
(2)海商获得利润的机会和可能
尽管元代海外贸易的一般利润率较高，但利润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获利的机会也很难预料。人称：“珠玑象犀兼金大贝，产于海外番夷之国，去中国数万里，舟行千日而后至。幸一遂，可以富矣；而不止也，幸而再遂则大富；而又遂，则不胜其富。”(101)海外贸易中的这种很强的机遇性，使利润率和获得利润的可能变得很不稳定。汪大渊在《岛夷志略》“第三港”中指出：（中国）舶人幸当其取珠之岁，往往以金互易，则乐数倍之利，富可立致。”否则，出师不利，遇上海盗便“人为所戳，货为所有，则人死乎倾刻之间”。(102)所以，古人常有“海贾以生易利”的感叹。(103)再加上进出口过程中，封建官府的盘剥，一般商人获利的机会并不大。
尽管如此，文献中仍有不少大海商和少数“幸运”的中小海商获利的记录。要不然，通番求富就不会有“趋之若鹜”的轰动效应了。当时，东南沿海普遍流传着“富聚海南船，贾客财常万”的说法。(104)广东黄慧，“善货殖之道，置家殷富”。(105)杭州张存“起家贩舶”。(106)“嘉定地濒海，朱管二姓为奸利于海中，致赀钜万”。(107)“沈氏因下番买卖成巨富。”(108)定海夏仲贤，“为之（海外贸易）数年，泉余于库，粟余于廪，而定海之言富者，归夏氏”。(109)而那些海商集团首领，靠海外贸易聚欲的财富更是令人瞠目。如泉州蒲氏海商集团主要成员，家有“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110)太仓朱清、张瑄二氏“田园巨宅遍吴中，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111)
当然，元代海外贸易最大的获利者是政府和皇室。元政府通过官方贸易和市舶抽分，获得了“赢亿万计”的巨利。据泰定年间（1324-1327年）的一份官方档案透露，此时元政府国库中贮存有舶货价值达四十万锭，相当于政府四年的财政收入。(112)从这个意义上看，有识之士将海外贸易称为“军国之所资”，(113)不是没有道理的。
(3)海商利润的转化
研究海商资本流向和利润转化，有助于我们认识元代海外贸易的性质。海商经营获利以后，其利润除了用于扩大再生产资金，重新返回到海外贸易经营中去外，剩余部分一般有三大流向：一是提高自身的生活消费；二是购买不动产和官爵；三是捐赠社会福利公益事业。
那些“获得大赀”的大海商，首先是追求奢侈生活。如杭州“赵孟曦性侈靡，家有沉香三暧客，窗户皆缕花，香雾约郁，终日不绝。又造黑漆大船，船中艎板皆用香楠缕花，下焚沉香”。(114)又如“元孚乃泉南大贾，挥金不啻于泥沙”。(115)那些官僚海商更是“富至僮奴千指”，(116)“钱粟满仓庾”。(117)
其次，购买不动产的官爵。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大海商，最终都象其他商人通常所做的那样，把自己的商业资本转移到农村，变买土地产业，并不把海外贸易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海外贸易只不过是他们发财致富跻身于地主阶级行列的跳板。南宋洪迈《夷坚志》就曾记述泉州有个姓杨的海商，“为海贾十余年”，在获得四十万贯的利润以后，表示要“携归泉南，置生业，不复出矣”。(118)吕祖谦文集也提到一个姓张的大海商，“以数航海”，待至“其货日凑”，就认为“今可止矣。于是买田婺州郭外”。(119)由此可见，大海商转化为地主，并不是个别现象。元代，许多大海商本身就是官僚地主，如三大海商集团头目，无不拥有大量田园别业。朱（清）、张（瑄）二氏“田园地宅遍吴中，库藏仓庚相望”。(120)泉州蒲氏，不但拥有自己大型船队，且有诸如“望海楼”、“蒲氏香室”、“蒲氏花园”之类的不动产。(121)澉浦杨氏更是“广构屋宇”田园，富盖两浙三吴。(122)至于一般中、小商人，也有不少人“钱余于库，粟余于廪”，(123)而集商人，地主于一身的。
海商资本除了流向购买不动产外，还有用在巴结官府，交换特权，提高自己的地位上面。元代有不少海商企图通过金钱关系，来为自己牟取名利。泉州大商合即铁即刺、马合马丹曾向元廷进贡“异木沉檀”，(124)希望获得朝廷赏赐。官本船商人杨枢甚至不惜“以私钱市其（忽鲁模思）土产白马、黑犬、琥珀、葡萄酒、番盐之属以进”朝廷，而被封为海运千户。(125)少数海商同官府勾结，从事不法经营。如广州“豪民濒海筑堰，专商舶以射利，累政以赂置不问”。(126)浙江“嘉定地濒海，朱、管二姓为奸利于海中，致赀巨万。后以事发，上下受赂，莫敢捕”。(127)泉州大商元孚，靠经营海外贸易发家，后由于涉嫌科场贿赂案而受到查办。(128)
第三，元代海商资本最后还有一个流向就是捐赠社会公益事业。如修桥、铺路、济贫、援难。泉州李广斋“数航海”获利以后，“散积济贫”；(129)“泉州两义士”陈宝生、孙天富，从事海外贸易数十年后，移居太仓，“方以周穷援难为务”。(130)宗教事业在古代也往往视为造福于民的社会公益事业，元代海商为了表示对宗教的虔诚，纷纷解囊捐资兴建庙宇。如澉浦杨氏就曾经“饭僧、写经、建刹，遍两浙三吴”。(131)又用从日本进口的铜，为海盐惮悦寺铸钟一口，建六丈楼悬挂之，声闻数十里之外。(132)海商一时成了寺院最大的施主。“杭州延祥观四小圣像并从人二十身，皆蜡沉香，凡数百两，皆饰以大珠”(133)广州郊外的崇福夫人庙，“南船往来，无不乞灵于此。珠玉异宝，皆海商所献”。(134)
所以，从上述海商资本利润转化来看，元代的海商资本并不具备向产业资本转化的任何清楚迹象，大海商也没有将“包买主”这个任务加在自己身上，因而也没有产生资本家阶级。而海商将获得的利润投资于不动产和宗教迷信活动上面，更加说明了他只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支补充力量；海商同封建官府相勾结，为非作歹，挖空心思捞取政治资本，证明大海商根本不是人们所期待的成为反封建的新生力量代表，而是沦为封建生产关系的附庸。
在这种形势下，获利致富的少数大海商转化为地主或官僚，集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人物。而广大的中小海商，由于获利机会甚少，或因遭受风暴、海盗侵夺及封建官府压迫而沦为破产者。其中不少人走上了反抗道路，成为统治者心目中的“海盗”。元人张之翰写了一篇《议盗》的文章，揭露说：“始则海运之夫，番舶之商，终则因海运番船而为盗”。(135)我们认为，海商队伍的这种两级分化，是中国传统海外贸易难以直接过渡到近代航运业或资本主义商业的根本症结所在。
注释：
① 参阅拙作：《元代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博士论文，1992年5月。
② 王绍熙：《中国对外贸易理论和政策》，第51页，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
③ 苏天爵：《元文类》卷四十，“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市舶”。
④ 陈大震：《大德南海志》卷七，“舶货诸番国附”。
⑤ 陈大震：《大德南海志》卷七，“舶货诸番国附”。
⑥ 王元恭：《至正面明续志》卷五，“土产·市舶物货”。
⑦ 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192页，福建科技出版社。
⑧ 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177-178页。
⑨ 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111页。
⑩ 《元曲选》下册，“朱太守风雪渔樵记”。
(11) 张宪：《西番刀歌》。
(12) 《通制条格》卷十八，“关市·市舶”。
(13) 《元诗选》二集，宋本《至治集》“舶上谣”。
(14) 参见汪大渊：《岛夷志略》。
(15)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二十一，“欲得唐货”。
(16)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三十，“器用”。
(17)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四十，“国主出入”。
(18)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二十四，“走兽”。
(19) 汪大渊：《岛夷志略》，“下里”。
(20) 赵汝适：《诸番志》卷上，“志国·下里”。
(21) （朝）郑趾麟：《高丽史》，并参见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茶王世家”卷上。
(22) 台湾文化财管局：《新安海底遗物》。
(23)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
(24) 《大越史记全书》卷五，“陈纪”。
(25)
汪大渊：《岛夷志略》，“苏门傍”。
(26) 汪大渊：《岛夷志略》，“文老古”。
(27) 邓端本：《广州古港史》，第129页；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第219页。
(28) 李辉炳：《关于屈斗宫窑之我见》，载《文物》1955年第2期。
(29) （朝）尹武炳：《关于新安发现的文物调查报告》，载《中外关系史译从》第5辑，第335页。
(30) 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第12页。
(31) 杨惠：《至正昆山郡志》卷一“风俗”。
(32) 杨惠：《至正昆山郡志》卷一“风俗”。
(33) 夏定域：《元朱清张瑄事迹录》，第4页。
(34) 杨惠：《至正昆山郡志》卷一“风俗”。
(35) 杨惠：《至正昆山郡志》卷一“风俗”。
(36) 谢应芳：《龟巢集》卷二“过太仓”；卷三“送梅州判之昆山”。
(37) 《嘉庆太仓州志》卷三，“城域沿革”。
(38) 常棠：《澉水志》卷七，黄寅：《还朝诗》。
(39)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一，“嘉兴府·海盐县”。
(40) 《元典章》卷五九，“工部·造作”。
(41) 《弘治上海县志》卷一，“风俗”。
(42) 《嘉靖上海县志》卷四，“志赋役·户口”。
(43) 王彝：《王常宗集》，“补遗·泉州两义士传”。
(44) 泉州《林李宗谱》，“始祖李广斋”，转引自庄为玑：《古刺桐港》，第276页。
(45) 黄缙：《黄学士集》卷三四，“王公墓志铭”。
(46) 《光绪海盐县志》卷十，“市舶”。
(47) 庄为玑：《古刺桐港》，第八章“元代交通史迹”。
(48) 熊禾：《勿轩集》卷五，“上致用院李同知书”，载《元诗选》初集·甲集。
(49) 刘仁本：《羽庭集》卷五，“送吴仲明赴广东师阃经历序”。
(50) 吴澄：《吴文正集》卷二八，“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
(51) 《光绪海盐县志》卷十，“市舶”。
(52) 参阅拙作：《元代海外贸易》，第三章“元代海外贸易发展的三个阶段”。
(53) 《元史》卷二一0，“马八儿等国传”。
(54) 《元典章》卷二十二，“户部”八，“课程·市舶”。
(55) 汤日照：《万历温州府志》卷十八，“杂志·番航”。
(56) 《元史》卷二0八，“日本传”。
(57) 黄缙：《黄金华文集》卷三十五，“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
(58) 汪大渊：《岛夷志略》，“麻逸”。
(59)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贸易”。
(60) 王彝：《王常宗集》，补遗“朱君墓志铭”。
(61) 王彝：《王常宗集》，补遗“泉州两义士传”。
(62) 汪大渊：《岛夷志略》，“三屿”。
(63) 汪大渊：《岛夷志略》“鸟爹”。
(64)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流寓”。
(65)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流寓”。
(66) 汪大渊：《岛夷志略》，“勾栏山”。
(67) 汪大渊：《岛夷志略》，“龙牙门”。
(68) 马欢：《瀛涯胜览》，“旧港”。
(69) 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第55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70) 吴澄：《吴文正集》卷二八，“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寻事序”
(71)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八“嘲回回文”。
(72) 《光绪广州府志》卷十五，“风俗”，引孙蒉《广州歌》。
(73) 潘纯：《子索集》，“送杭州经历李金初代归”，载《元诗选》三集。
(74) 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第558页。
(75) 王沂：《伊滨集》卷五，“老胡卖药歌”。
(76) 王士点：《元秘书监志》卷四。
(77) 陈得芝：《元代海外交通的发展》，载《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78) 《元史》卷二0五，“卢世荣传”。
(79) 苏天爵：《元文类》卷四十，“经世太黄序录·政典·市舶”。
(80) 沈仲伟：《刑统赋疏通例编年》，载黄时鉴：《元代法律资料辑存》，第20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81) 乌斯道：《春草斋集》卷五，“转运使掾倪君行状”。
(82) 马金鹏：《伊本白图泰游记》，第548页。
(83) 《元典章》卷二十二，“户部”八，“课程·市舶”。
(84) 《元典章》卷二十二，“户部”八，“课程·市舶”。
(85) 黄缙：《黄学士集》卷三四，“王公墓志铭”。
(86) 唐元：《筠轩集》卷十二，“松江府判致仕吕公墓志铭”。
(87) 程端礼：《畏斋集》卷五，“庆元路总管沙木迪音公去思碑”。
(88) 程端礼：《畏斋集》卷五，“监抽庆元路市舶右丞资德约苏穆尔公去思碑”。
(89) 邓文源：《巴西集》卷上，“故征事郎徽杭等处榷茶提举司吴君墓志铭”。
(90) 姚桐寿：《乐郊私语》，“澉浦市舶司”。
(91) 沈庆瑜：《福建通志》，“列传”卷十八，“林泉生传”。
(92) 《元史》卷十一，“世祖本纪”八，“至元十七年六月”。
(93) 《元史》卷一三六，“阿沙不花传”。
(94) 姚桐寿：《乐郊私语》，“澉浦市舶司”。
(95) 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十，“释道·道观·玄妙观”。
(96) 张之翰：《西岩集》卷十三，“议盗”。
(97) 《资本论》第三卷，第102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98) 朱烺：《萍州可谈》卷二。
(99) 韩振华：《郑成功时代的海外贸易》，载《南洋问题文丛》第一集。
(100) 《资本论》第三卷，第102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101) 吴莱：《闻过斋集》卷三，“知止轩记”。
(102) 汪大渊《岛夷志略》“第三港”。
(103) 汪大渊：《岛夷志略》“古里地闷”条引（唐）柳宗元说。
(104) 贡奎：《云林集》，“次王大容经历赋广东二十韵”，载《元诗选》初集、丙集。
(105) 《嘉庆广东通志》卷二二八“古迹”，十三“琼州府”、“连州元处士黄慧墓”。
(106)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三，“圣铁”。
(107) 宋濂：《文宪集》卷十七，“元故嘉义大夫汪先生神道碑”。
(108)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七，“金甲”。
(109)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五，“元逸处士夏君墓志铭”。
(110)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佛莲家赀”。
(111) 《陶宗仪》：《辍耕灵》卷五，“朱张”。
(112) 《元史》卷一七五，“张瑄传”。
(113) 《元史》卷一六九，“贾昔剌传”。
(114)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黑漆船”。
(115)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八“非程丈”。
(116) 《光绪海盐县志》卷十，“
市舶”。
(117)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五十，“元逸处士夏君墓志铭”。
(118) 洪迈：《夷坚丁志》卷六，“泉州杨客”。
(119) 吕祖谦：《吕东莱先生文集》卷五，“大梁张君墓志铭”。
(120) 陶宗仪：《辍耕录》卷五，“朱张”。
(121) 庄为玑：《古刺桐港》，第249页。
(122) 《光绪海盐县志》卷十，“市舶”。
(123) 《元史》卷二十二，“武宗本纪”。
(124)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五，“元逸处士夏君墓志铭”。
(125) 黄缙：《黄金华文集》卷三十五，“松江嘉定等处海运千户杨君墓志铭”。
(126) 《元史》卷一八二，“卜天璋传”。
(127) 宋濂：《文宪集》卷十七，“元故嘉义大夫汪先生神道碑”。
(128)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八，“非程丈”。
(129) 泉州《林李宗谱》，“始祖李广斋”，转引自庄为玑：《古刺桐港》，第276页。
(130) 王彝：《王常宗集》，“补遗·泉州两义士传”。
(131) 《光绪海盐县志》卷十，“市舶”。
(132) 《光绪海盐县志》卷十，“市舶”。
(133)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沈香圣像”。
(134) 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新志》后集卷二，“神明门·崇福夫人庙”。
(135) 张之翰：《西岩集》卷十三，“议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