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毛泽东“共同领导”观点解读及相关问题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观点论文,领导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4)06-0072-12 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近代以来)的论述，无疑属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945年)最为丰富。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中，毛泽东以发生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五四”运动及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分界(为行文便利以下仅以“五四”运动指称该分界)，在中共思想史上，首次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之前)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之后)①。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虽同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但其显著区别就在于有无无产阶级(政党)领导。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以下简称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这是抗战时期毛泽东革命文论中一个较为常见的观点。这里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在毛泽东的论述语境中，通常意指无产阶级(政党)对中国革命的单独领导②。除此之外，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文论中，还存在一种可泛称为无产阶级(政党)与其它革命阶级(政党)共同领导中国革命的观点(以下简称“共同领导”)。 “共同领导”观点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言说中，虽时显时隐、时起时伏，但并非难以辨识。本文拟通过以下内容，对毛泽东“共同领导”观点的基本含义与该观点所具有的对话性③特征作一解读，进而辨析1940年4月后，“共同领导”观点在毛泽东论述中的被淡化等问题。 一、“共同领导”观点的含义及其对话性的解读 (一)“共同领导”观点的含义解读 (一般意义上的)“共同领导”观点可觅于毛泽东1940年2月发表的名篇《新民主主义论》，集中体现在文中的两个章节段落，本文分别称为A段与B段。 A段：《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章。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基本特征作了一个概述：这种革命，“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完全被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着重号为笔者所加)④。 B段：《新民主主义政治》章。毛泽东对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革命的政治领导(政治指导)者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主要的已经不是属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而有中国无产阶级参加进去了”⑤。 以上两段均含有“共同领导”观点。我们的解读从A段的一个表达式开始。该表达式为“这种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 表达式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这句话，其内容显为逻辑学所谓的选言判断。“选言判断”按逻辑学定义是为：“反映几种事物情况中至少有一种为真的命题”⑥。据此，我们可将A段段意解读为，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通常表现为可择其一的两种方式。一种毛泽东称为“领导”，另一种则称为“参加领导”。 “参加领导”顾名思义，一则领导主体并非单一，二则领导行为富有合作特征，概言之，“参加领导”显含“共同领导”之意。而“领导”与“参加领导”之别，在A、B段中显示为是单独领导还是共同领导之别。 如果说“参加领导”意含“共同领导”，那么A段与B段则蕴含“共同领导”观点。要显化该观点，首先应明确：第一，所谓“共同领导”，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文本中，无疑是指无产阶级与其他革命阶级的共同领导，这里的其他革命阶级，只要对A、B段稍加留意即可推断主要应指(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共同领导”与“单独领导”对举，在逻辑上有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然A段中的“领导”(“单独领导”)与“参加领导”(“共同领导”)所领导的对象均为发生于“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革命，这就提示我们，在毛泽东的具体论述中，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与无产阶级参加领导的中国革命肯定不是同一时段的中国革命而应是不同时段的中国革命。否则，逻辑上难免自相矛盾，其矛盾式可表达为，对某一时段的中国革命无产阶级既施以领导(单独领导)又没有施以单独领导而是参加领导(共同领导)。 从流通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文论可知，通常毛泽东将“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革命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即大革命(北伐战争)时期(1924年～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苏维埃革命)时期(1927～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一)。并且毛泽东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是由无产阶级(政党)单独领导的⑦；而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在毛泽东的论述中则多有共同领导之意。由于在毛泽东看来，上述时期的革命战争均属中国革命范畴，故也常以中国革命称之。由此可以明确，A段中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的具体论述中主要指土地革命战争。而“无产阶级参加领导的中国革命”(共同领导)则主要指北伐战争与抗日战争。 明确以上两点后，我们可对A、B段中的“共同领导”观点的含义作一初步界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领导了(以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为具体内容的)中国革命。 此含义，也可证于毛泽东1940年4月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在该文中，毛泽东写道：“中国的资产阶级本来也是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它们也曾领导过光荣的革命斗争，也曾经在革命中起过主要或部分的领导作用，例如：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与当前的抗日战争”⑧。 此段中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与当前的抗日战争”，在毛泽东的论述中分属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后由无产阶级参加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正因为毛泽东认为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已有无产阶级参加领导，文中才有资产阶级只有“部分的领导作用”之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领导中国革命之意于此可见一斑。 与毛泽东此论相关，毛泽东在1938年的《战争与战略问题》中，也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援助资产阶级进行”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之说⑨。毛泽东以上论述归结到一点，即如其1939年与斯诺谈话中所说：“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⑩。 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其领导作用都必须通过相应的政治代表(政党)才能实现。因此在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论中，革命阶级与革命阶级的政治代表(政党)通常具有相互指代之意，如“无产阶级”在毛泽东的文论中，不仅有字面义(无产阶级)而且还代指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反之亦然。 抗战时期的1937年～1940年，在毛泽东的论述中，由“资产阶级”代指的资产阶级政党通常是与中共有着“合作——分裂——又合作”(11)关系的中国国民党。关于中国国民党，这一时期毛泽东往往将其视为(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如说“国民党是以资产阶级为骨干的党，是在资产阶级指导之下的”(12)；“作为觉悟了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主要的是国民党”(13)等。 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国(民党)共(产党)两党曾有过两次重要的合作(北伐战争与抗日战争)。对这两次合作，抗战时期，毛泽东多有论述，其中一些论述明显表达了“共同领导”观点。例一，“中国革命自从一九二五年开始，就是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领导了一九二五年的胜利的大革命”(14)。例二，“假如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15)。例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可能设想的。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16)。例四，“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假如没有国共合作，在中国就不会有国民革命……从一九三七年至今，如果没有国共合作，我们就不可能进行抗日战争，至少不会坚持这么长久”(17)。 即使到了中共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为首要目标的解放战争时期，在1947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还如是说道：中国革命高潮“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其中“第二次是北伐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第二次、第三次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的”(18)。“这一次高潮(指解放战争，笔者注)是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没有国民党参加领导”(19)。 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上述论段与1947年2月此论段相联系，我们对抗日战争时期上述论段所含的“共同领导”(国共两党)之意应会有更明确的认识。 此外，在抗战时期，特别是1937年～1939年的抗日战争前期即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多次表达了中共应与国民党(在共同领导中国革命的意义上)长期合作的意愿。如“共产党不但要在抗日问题上与国民党合作，而且要在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新中国上与国民党合作……这是一个长期几十年的合作”(20)。又如“我们共产党方面……不但希望长期合作，而且努力争取这种合作”(21)。 综合以上内容，可对“共同领导”观点的基本含义，从认知表达与意愿表达两方面作进一步的概括。 1.认知方面，“共同领导”观点又可分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两个层面，其内容可分别表述为：事实判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共同领导了中国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价值判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应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共同领导中国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 2.意愿表达方面，“共同领导”观点可表述为：共产党(无产阶级政党)愿与国民党(资产阶级政党)在共同领导中国革命(抗战与战后建国)的意义上长期合作。 需有所说明的是：“共同领导”观点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言说中，通常是以事实判断形式出现的，所陈述的是已然发生的中国革命及其领导问题。其主要标示词为“是共同领导的、共同领导了”等，但毛泽东以事实判断形式表达“共同领导”观点时，很显然其用意并非纯然陈述事实，还通过事实陈述也间接表达了因共同领导有利于中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应与资产阶级(政党)共同领导中国革命等价值判断内容。由于抗战期间中国革命(抗战、建国)尚未完成，因此毛泽东在以事实判断、价值判断表达“共同领导”观点时，这类判断还有着意愿表达的蕴含。且有时毛泽东也直接表达了这类意愿，因此“共同领导”观点的含义，应包括表达意愿的内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共同领导了中国革命(事实判断)；(因共同领导有利于中国革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应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共同领导中国革命(价值判断)；中共愿与国民党在共同领导中国革命的意义上长期合作(意愿表达)。 笔者认为“共同领导”观点的基本含义大致有此三层。无论毛泽东的言说表达了哪一层内容都应视为表达了“共同领导”观点。 (二)“共同领导”观点的对话性特征辨析 抗日战争时期，在事关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上，毛泽东在表达了“共同领导”观点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共同领导”观点具有否定、质疑、补充等意味的观点。这些观点与“共同领导”观点同处于毛泽东的言论中，从而使“共同领导”观点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对话性。 对“共同领导”构成否定意味的观点有毛泽东的含有单独领导之意的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等。这些观点在毛泽东的论述中所在多有，本文点到即止，不作详说，重点讨论具有补充意味和质疑意味的观点。 下面拟以发表于《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上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及《新民主主义论》(《解放》1940年2月)为样本，辨析其中的补充意味和质疑意味的观点，以此说明“共同领导”观点的对话性特征。 1.《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中的补充意味观点 如前所述，在《共产党人》版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通过对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部分领导作用的论述，毛泽东表达了“共同领导”观点。但之后，毛泽东并未对其中的“共同领导”意蕴作进一步展开，而是将论说的重心转向对共同领导者的另一方(主要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与领导作用的强调上。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有它许多特别的优点”，从而“使它在中国革命中能够成为领导的力量”，“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参加与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22)“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因为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参加，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所以“在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23)。“抗战以来……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团结了全民族，发动了与坚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24) 除了以正面事例告诉人们有了无产阶级政党参加领导，中国革命就走向胜利，毛泽东还以反面教训即大革命后期，“资产阶级……背叛了同无产阶级的联盟，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纲领”使大革命遭到失败(25)，再次告诉人们，中国革命不能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参加领导。 经过正反两方面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主要领导作用之意，在“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26)的结论中已显得明白无误。 文中，当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革命必须有无产阶级参加领导时，这些具有强调作用的观点，如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因为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参加领导，中国革命曾取得很大胜利等；对“共同领导”观点而言，已然具有了强烈的补充说明意味，此意味所蕴含的内容，根据文内外语境可显化解读为：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与也应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共同领导中国革命，但“共同领导”决不是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中国革命不应发挥其主要的领导作用，也决不是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减轻自己的领导责任。 2.《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补充意味观点 《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明显存在可称之为对“共同领导”具有补充意味的观点。在文中，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分为三个方面即“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 文中除经济革命外，关于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的论述均涉及了革命的领导问题。前已叙及，在文中关于政治革命的言说中，存在着共同领导的观点(27)。但在关于文化革命的论述中，作者却明确地写道：“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它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的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28)。接着毛泽东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写道：“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29)。随后，毛泽东给新民主主义文化下了一个定义：“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30)。 将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革命已由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所领导的观点与文中的无产阶级参加领导即(共同领导)观点相对照，可以认为，毛泽东文化革命已由无产阶级(思想)所领导的观点对“共同领导”观点也具有强烈的补充(说明)意味。它的存在对“共同领导”的所指范围作了进一步的限定，限定为主要指政治领域而非文化领域，这一具有补充说明意味的限定，使“共同领导”观点的所指内容变得更加具体。 既然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在“五四”之后已十分落后全无领导中国文化革命的资格，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与资产阶级政治领导作用又显然互为关联，那么纵使文中表达了“共同领导”观点，毛泽东也不会忽略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共同领导中的主要领导作用作出一番强调，这类强调性的观点文中也并不少见，以下一段话可视为其中代表——“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中国的资产阶级如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31)。这类强调性观点对“共同领导”自然也具有补充说明的意味。 3.《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具有质疑意味的观点 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还存在不少可称为对“共同领导”构成质疑意味的观点。这些观点主要来自两文关于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两重性论述；也来自文中对中国各革命阶级革命性强弱的认识，归纳其内容大要为： 首先，资产阶级在(“五四”运动后的)中国革命运动中表现出一定的革命性。 按毛泽东所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残余的束缚”(32)，因此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存在矛盾，“是革命的动力之一”(33)。“在一定时期与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34)。 其次，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还具有妥协性甚至是反工农的反革命性。 资产阶级虽有一定的革命性，但同时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异常软弱(35)，“与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存在联系，这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除革命性外又“伴存着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36)，“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与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由于“它们同农村的土地剥削有密切联系”就“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37)。不仅如此，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的时候……就要叛变革命”(38)，联合革命的敌人“反对工农”。例如“1927年～1936年这一长时期内”，中国的资产阶级“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背叛过自己的革命纲领，反对过当时的革命人民”(39)。 总之，归纳以上两点，按毛泽东之意，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中国资产阶级表现出“一身而二任”的两面性——一定的“革命性”与较强的“妥协性”。同时从两文关于中国革命动力的论断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不仅与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也远弱于“农民”一语(在毛泽东语境中)所主要指称的贫农、中农，甚至弱于各种类别的小资产阶级(40)。 根据毛泽东以上所论及其中所含的观点，人们恐怕要问：既然中国资产阶级只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在革命中必然要表现出妥协性甚至表现出反革命性，那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又如何能与这样一个阶级及其政党共同领导中国革命？反之，这样一个阶级及其政党又怎么会愿意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同领导中国革命？在这些具有质疑意味的观点面前，“共同领导”之意自然要变得局促难伸。 “否定、质疑、补充”，“共同领导”观点与具有以上意味的观点同处于毛泽东相关论述的文本中，彼此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在此关系中，“共同领导”的对话性特性也就清晰可辨。 二、“共同领导”观点在毛泽东论述中的被淡化及相关问题分析 阅读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以1940年4月《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发表为标志，到抗日战争结束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领导问题时，对“共同领导”观点作了进一步的淡化处理。这种淡化是通过强化(强调)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观点加以体现的，具有强化(强调)意味的言语行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中国革命的绝对领导权。 1940年4月后，在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问题的论述中，含“共同领导”之意的“参加领导”及“共同领导”提法已难见及，可见的提法多为“无产阶级领导”、“共产党领导”等。举例如下：例一，“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以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41)。例二，“以前各国的那种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我们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的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42)。“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是我们现在干的头一步革命”(43)。例三，“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44)。 因此，“我们的政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经济……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经济……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45)。“这个队伍就是人民大众……这个领导者……就是无产阶级”(46)，而“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47)。 (二)强化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分为两章，分别发表于1940年《共产党人》第4期(1940年3月)、第5期(1940年4月)上。随后毛泽东对该文的第二章作了重要修订，关于修订时间，有论者考证为1940年4月～11月之间(48)。修订后的内容显示出对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强调。 其一，(《共产党人》版)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原有的定义为：“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革命”(49)。修订后的版本中，在“人民大众”之前特别加上了“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一语(50)，以示意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与此相对应，在修订本中删去了原文易于为读者联想到“共同领导”的一段话：“同时，既然现在抗战的胜利，是各参加抗战阶级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显然的，在抗战胜利后所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也必然不能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国家，而是一个新式的的各抗战阶级和民主阶级共同有的……国家”(51)。其二，在修订中，毛泽东对原论述中的中国资产阶级作了重新划分。 在《共产党人》版中，中国资产阶级原有“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区分(52)。“买办阶级”由于“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因此毛泽东认为它们“决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53)。民族资产阶级在《共产党人》版中，虽也有两分即分为“大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但均被视为有一定的革命性而属于革命的动力之一(54)。不过，在修订版中，毛泽东改变了这一看法，把原本视为民族资产阶级之一的具有一定革命性的大资产阶级从民族资产阶级的范畴内划出，与买办阶级合并称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并明确认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55)。经此划分，“民族资产阶级”在修订版中，只指称“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56)的“中等资产阶级”(57)。 前已叙及，在修订之前的1937年～1940年，毛泽东的论述中，(民族)资产阶级(概念)与被中共一度视为(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概念)，在使用上通常互有指代之意。即在毛泽东修订之前的论述中，(民族)资产阶级等语不仅有本意(资产阶级)而且通常也指代国民党，反之国民党一语在使用上亦是如此。并且在《共产党人》版中，大资产阶级(概念)还具有指代居国民党领导地位的蒋介石集团之意(58)。 按此思路，很显然经毛泽东以上对资产阶级的重新划分，在修订版语境中，(民族)资产阶级已不再具有代指国民党之意味，反之亦然。虽然“大资产阶级”仍意指国民党领导层的蒋介石集团，但这同时意味着蒋介石集团可被列为革命的对象(因其所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不仅如此，正是这种划分，使国民党也颇带上了几分代表非民族资产阶级的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意味。 在修订版之后，以“大资产阶级”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意指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于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中变得时常可见，而将国民党视为(民族)资产阶级政党，此意于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中则已难’见及。 既然修订版中，意指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大资产阶级已被视为中国革命的对象而非原来的革命动力之一，国民党也已不再被视为民族资产阶级政党，那么从语义逻辑上说，中共已难与国民党(只要蒋介石集团仍处领导地位)共同领导中国革命。由此可见，对民族资产阶级成分的重新划分及对民族资产阶级特征的重新界定寓有强调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之意，并且这种重新划分也就强化了《共产党人》版本中本有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中国革命之意，而进一步淡化了亦属该版本所有的无产阶级(政党)与(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共同领导中国革命的观点。 此外，在1940年4月后，当论及中国革命领导问题时，毛泽东除习惯性地使用无产阶级应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一中共革命话语中常见的提法，还明确表达了无产阶级应领导(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可能领导大资产阶级，这类之前中共革命话语中较为少见的观点。例如，“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纲领很简单，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资产阶级也参加……但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59)。又如，毛泽东认为：“我们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可以成为我们的同盟军，有些时候就在我们的领导下”(60)。毛泽东表达以上观点，自然也应视为是对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一种强调。 虽然1940年4月后，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领导问题的论述中，淡化了“共同领导”观点，但这一时期毛泽东也并不认为在中共关于中国革命的话语交际中，“共同领导”的观点绝无流通余地而应予完全摒弃。换言之，这一时期在毛泽东的意识中，仍然认为中共在论述中国革命领导问题时，“共同领导”观点仍不失为一种可供表达的话语。 笔者的这一观点基于以下内容。其一，前已述及，1940年4月后毛泽东对《共产党人》版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作了重要修订。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修订版中，毛泽东完整保留了《共产党人》版中含有的“共同领导”观点的段落，也并未改动其中的资产阶级“曾经在革命中起过主要或部分领导作用”等语。这就是说虽然毛泽东对《共产党人》版作了重要修订，但仍然保留了其中的“共同领导”观点(61)。还须指出的是，1942年后，毛泽东也对《新民主主义论》作了修订(62)，从修订后的版本看，原《解放》版中含有“共同领导”观点的两个段落即本文上引的A段与B段均未有变更原意的实质性改动。在修订版中，只是将A段的“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在语序上调换为“无产阶级参加领导或领导”(63)。仅此调换，显而易见并未变更无产阶级参加领导之义即并未更改“共同领导”观点。为说明问题这里不妨将修订版中含有“无产阶级参加领导或领导”的段落与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所收入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相同段落作一比照。“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完全被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参加领导或领导的……革命”(修订版)(64)。“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毛选》版)(65)。 两相比较，“参加领导”字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毛选》版中已被删除。并可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毛选》版中，“共同领导”之意已被消解，但修订版中，“共同领导”之意则存在无疑一如《解放》版本。同时，从“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语序调换这一细节也可以看出，《解放》版中的“共同领导”观点继续存留于修订版中，这并非是作者的一时疏忽而是有意为之。 其二，在这一时期，中共的一些文论中仍出现了“共同领导”观点的表达。所表达的观点可以认为得到毛泽东的认同。 1943年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重要社论，以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社论在论述只有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方法才能解决中国问题时，特别引用了《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版)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就是本文上面多次提到的A段落。与A段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革命”句相比，社论引文中的句子为：“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的……革命”。也就是说在社论引文句中，“参加”之后少了“领导”二字(66)。这种现象当然难以视为排版时的错漏，而应视为有意的省略。这种有意省略可能与当时中共领导层所出现的一种认识有关，这种认识，用刘少奇的话可表述为：“在中国抗战中存在着两种可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一种，是以大资产阶级为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在一定条件……之下去参加”。“第二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吸收其他抗日阶层与阶级来参加”。“在全国范围内来讲，目前要求建立第二种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但在局部范围内……建立第二种统一战线就是可能的”(67)。 虽然社论在引用《新民主主义论》的含有“共同领导”观点的论段时，在“参加”之后略去“领导”二字，使人感到似乎是只“参加”不“领导”，但从社论的基本内容看，又分明表达了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中国革命的认识与意愿。 如社论指出：“要实行这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但要有一个革命的愿意与无产阶级联盟的资产阶级政党，还要有一个愿意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联盟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有了这样两个政党的联盟……才能有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彻底的胜利”(68)。又如社论说：“有了一个愿意与无产阶级联盟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又有了一个愿意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联盟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且两党实现了亲密的合作，第一次大革命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展起来，我们的民主革命史上就出现了黄金时代”(69)。基此，社论最后写道：“我们共产党人，主张国共两党更加亲密的合作，来克服困难，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70)。 《解放日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该报于“七一”之时发表如此重要的社论，其内容毛泽东理当审知，由此不难推断社论以上观点为毛泽东所认同。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以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文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战争。第一次大革命与北伐战争及现在还在进行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是与中国国民党共同进行的，而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则是在我党单独领导之下进行的”(71)。此段话在涉及大革命及抗日战争的领导问题时，使用的虽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一语，但这里的”共同进行”，无疑应按相关语境，正确理解为“共同领导之下进行的”，与此段的“单独领导”相对应，否则于理难通。刘少奇关于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大革命与抗日战争的论述与之前毛泽东的观点可以说别无二致。刘少奇此文亦属当时中共党内的重要文献。1943年8月中共中央总学委(主任为毛泽东)，在关于党内进行“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的《通知》中，就将《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列为延安党员干部在教育期间必学的5个文件之一(72)。 由此也可合理地推论：刘少奇该文中对大革命及抗日战争领导问题作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之表述，此种观点(表述)亦为毛泽东所认可。 三、余论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早在中共1921年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其中主要观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中共具有一贯的指导意义。这样的观点中，列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而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73)之论，尤有影响。 列宁此论无疑含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单独领导之意。 然而要不要单独领导为一事，能不能单独领导则为另一事。中共在成立初期，因力量尚弱，单独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客观上存在诸多困难。基于共同领导更有利于中国革命的现实考虑，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在实践上也开始进行与其他革命党派共同领导中国革命的探索。其显例为1924年～1927年国(中国国民党)共(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走上独立(单独)领导中国革命之路——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为其政治革命首要目标。这一革命的性质在中共话语语境中仍称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称为十年土地革命战争(1927年～1937年)。由于种种原因，1934年后，土地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挫折；而同时，日寇入侵日深，中华民族存亡危机加剧，抗日救亡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故中共改变推翻国民党政权之策，谋求国共两党再度合作途径。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中国全面抗战时期，鉴于争取抗战胜利已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大任务，而抗日战争又呈现出全民一致对敌的基本特征，因此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无论是回顾中国革命的既往历史，还是展望中国革命的未来前景，都不免要淡化中国革命本有的国内阶级斗争色彩而突出其以抗日为具体内容的民族解放特征。 在此背景下，当毛泽东在涉及中国革命领导问题上，其论述出现“共同领导”观点及相关的肯定性表达，自然也就并非意外而是时势使然。 但必须看到，中共自1921年成立以来到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革命领导问题上业已形成一整套可供表达认知的话语体系。“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具有妥协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等等，均为该话语体系的“强音”。 这些话语表达着中共已定型化的认识，这些认识融合着中共对中国革命正反经验的总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联共(布)、共产国际相关的思想意识。在论述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时，要撇开这些话语单纯表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领导中国革命(共同领导)的观点，这对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而言则是难以想象的。由此“共同领导”在毛泽东的论述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对话性。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1939年后，惧于中共实力的日益增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改抗战初期与中共的有限合作立场而转向积极反共，在思想、政治特别是军事上对中共频频打压。毛泽东的“共同领导”观点就党派关系而言主要意指国共两党对中国革命的合作领导。1939年后，国民党愈演愈烈的反共态势，无疑使表达“共同领导”观点的现实条件大为缩小，故1940年后，毛泽东于相关论述中，强化无产阶级领导思想而淡化“共同领导”思想实在情理之中。 然淡化并不意味着根本放弃。由于“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矛盾”(74)，这始终是中共领导人抗战时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75)；也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抗战立场依旧，而国民党数百万军队于抗战中仍具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1939年后，中共于有力回击国民党反共攻势之时，对国民党当局也多有呼吁，劝其以民族利益为重与中共团结合作共御外侮直至战后共建新中国。 这也就是说，只要抗战仍在继续，只要国共合作尚有可能，共同领导而非单独领导中国革命(以抗战及战后建设为具体内容)就依然是中共如何推进中国革命所必须考虑的内容。 不仅如此，基于对抗战的“全民”性认识，也考虑到战后中国极有可能走上民心所向的和平建国之路，因此1940年以来，中共将力促国民党变更其独裁政权，与中共及其它民主党派共建联合政府即《新民主主义论》所谓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76)(政权)，作为引领国内政治变革的主要目标。在此目标下，中共也不可能完全放弃“共同领导”观点。 有了以上知识背景，1940年后毛泽东对“共同领导”观点在使用上尚留有余地，“共同领导”观点在中共的相关话语表达中仍余音不绝，也就不难理解。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61～568页。 ②“领导”一词在日常用语中，当涉及领导主体时通常有两种意义：一为单独领导，一为共同领导。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论述中，无产阶级领导，这里的领导通常只在“单独领导”的意义上使用，“领导”在日常用法中的另一意即“共同领导”，在毛泽东的论述里则多以“(无产阶级)参加领导”指代。 ③“对话性”一语，借自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本文中的“对话性”，其主要意思是：当作者论述某一问题时，除表达了某一特定观点外，还同时表达了对该特定观点具有否定、质疑、补充意味的其他观点，这些观点与该特定观点构成对话关系，从而使该特定观点具有对话性。 ④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第24页。 ⑤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第26页。 ⑥周祯祥、胡泽洪主编：《逻辑导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 ⑦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598、267页。 ⑧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第3页。 ⑨毛泽东：《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84页。 ⑩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页。 (11)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第19页。 (12)毛泽东：《反投降提纲》，《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08页。 (1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第35页。 (14)毛泽东：《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389页。 (15)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第5页。 (16)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第16页。 (17)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18)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19)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毛泽东文集》第4卷，223页。 (20)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53页。 (21)毛泽东：《与中央社记者刘先生、扫荡报记者耿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53页。 (22)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第12页。 (23)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第12页。 (24)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第12页。 (25)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第12页。 (26)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第17页。 (27)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第24页。 (28)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第36页。 (2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第37页。 (30)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第37页。 (3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第27页。 (32)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第7页。 (33)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第7页。 (3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第27页。 (3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第27页。 (3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第27页。 (37)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第27页。 (38)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第8页。 (3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第27页。 (40)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第6～13页。 (41)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6页。 (42)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56页。 (43)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59页。 (4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4页。 (45)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4页。 (46)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4页。 (4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5页。 (48)参见王涣娟：《解读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初次修改》，《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增刊，第101页。 (49)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第14页。 (50)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28页。经比对，可认为，收录于东北书店1948年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为修订本。 (51)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第16页；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31页。 (52)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第7页。 (53)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第7页。 (54)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第7页。 (55)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21页。 (56)《共产党人》版中本无此段，属修订时所加。 (57)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22页。 (58)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5期(1940年4月)，第7～8页。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3页。 (60)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3页。 (61)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16页。 (62)方敏：《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修改》，《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07页。修改的时间，该文作者认为很有可能是1942年春天。 (6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38页。东北书店1948年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的《新民主主义论》亦为修订本。 (6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38页。 (6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39页。 (66)《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为中共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解放日报》1943年7月1日。 (67)刘少奇：《六年来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页。 (68)《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为中共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解放日报》1943年7月1日。 (69)《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为中共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解放日报》1943年7月1日。 (70)《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为中共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解放日报》1943年7月1日。 (71)刘少奇：《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解放日报》1943年7月6日。 (72)《中央总学委关于进行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的通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第517页。 (73)曹浩瀚：《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69、152～157页。 (74)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2页。 (75)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2页。 (7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第24页。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北伐战争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新民主主义论论文; 共产党人论文; 国民党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