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经济交流与解决两岸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峡两岸论文,两岸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多年来，海峡两岸的政治和军事对峙，曾在某种程度上割断了两岸人民和企业在经贸上的联系。但自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海峡两岸的经贸关系快速发展。特别是在今天，这种相互依赖的经济需求已成为双方政治考量时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根据台湾“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的估计，在1981年，两岸通过香港的贸易额仅有4.6亿美元（注：童振源.全球化下的两岸经济关系.〔台北〕生智文化，2003），但到了2002年，根据台湾对外贸易统计数据，祖国大陆（包括香港）和台湾的贸易总额已高达505亿美元，祖国大陆首度超越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此外，从1991年至2003年7月底为止，台湾“投审会”共核准30406家台商到祖国大陆投资，总核准金额为322.58亿美元，（注：台湾经济研究院编撰.两岸经济统计月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印行，2003-07）占台湾核准对外投资总额的46.80%。而据祖国大陆方面的统计，截至2003年8月，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5.86万个，台商实际投资355亿美元。（注：李云路，陈晓东.台湾企业家企盼两岸经贸往来更加密切.新华网北京电，2003-11-06.http://www/fj/xinhuanet.com/hxlw/2003-11/07/content-1163328.htm）其中，2004年，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4002个，同比下降11%；合同台资金额93.1亿美元，同比增长8.7%；实际使用台资金额31.2亿美元，同比下降7.7%。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台资在大陆吸收境外投资中排第6位。（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台港澳司.2004年两岸贸易投资情况.http://tga,mofcom.gov,cn/article/200501/20050100338608-1.xml）虽然上述投资企业数量和总投资额可能与实际情况有些差异（注：就台湾方面来说，有许多未经“投审会”通过就直接投资的公司，和透过第三地注册（如开曼群岛、香港和维京群岛等）转投大陆的控股公司，并不在统计里面，而这类公司占有台商在大陆投资相当大的比率。），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岸的经济交流是两岸领导人制定政策所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之一。尽管台湾当局政治介入并限制两岸的经济交流，这或许暂时能减缓交流的速度，但这种政策性干预不仅与时代潮流不符，且从长远来看，会对台湾的经济和企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诚如日本著名经济学者大前研一所说：“为了生存，台湾企业不仅要和大陆竞争，也要和日本、韩国、东南亚，甚至更广泛的全球对手竞争，因此如果没办法自由掌握在大陆发展的机会，就无法生存。”（注：大前研一.中华联邦.〔台北〕商周出版，2003）所以，在两岸关系中，当前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化解政治阻力进一步推动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以及如何吸取经贸关系的经验教益来推动政治关系的良性互动。
一
1979年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前，两岸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因此，这期间两岸的经贸交流处于禁止状态。除存在少量的走私外，两岸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经贸往来。1979年后，中国大陆推动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了大陆对台湾的单向经贸交流。此后，两岸的经贸互动依政治情势的改变，大致可分为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对大陆探亲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所带动的新改革浪潮等三个时期（注：温世仁.温世仁观点·中国经济的未来.〔台北〕天下文化.2003）。这三个时期的区分，虽然不能以某个单一事件或某种特殊的政治行为作为标准，但两岸一些相关的经贸政策、国家主权争议的诠释及政治主张的改变，使每一阶段的经贸行为都受到极大的影响和冲击。其中，最突出的事态是1996年李登辉赢得台湾第九任“总统”选举后，于该年9月14日提出了“戒急用忍”的经济政策。该政策对两岸的经贸关系影响深远。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由中小企业逐渐转为大企业，带动两岸的经贸交易额快速增加。
总之，两岸的经贸互动和经济交流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是双方自身内在需求的结果，另一方面与两岸出台的各项经济和政治政策密切相关。两岸的经贸往来不断地受到政治的牵引，时而加快时而趋缓。但总体上看，两岸经济层面形成的互赖态势已成定局。正如福建省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吴能远所说，改革开放以来，两岸关系是“经贸关系趋于密切，政治对立愈趋尖锐”。（注：卫民.台湾·中国·大崩坏？〔台北〕海鸽文化，2002）实际上，只有在稳定的政治关系和前提下，经济交往的双方才能发展出一种符合于双方利益的经贸制度，从而建立起长期且互有保障的交易行为与结构。
二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虽对大陆实行“戒急用忍”的经济政策，但近10年来台湾对大陆积极投资的趋势始终没有减弱。相关原因，除了是受到台湾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更主要的是，这是台湾企业为了抓住两岸加入WTO以后的商机所预作的准备。
2001年12月11日和2002年1月1日，两岸分别成为WTO的正式会员。对于加入WTO，两岸各有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动机。大陆希望利用加入WTO的机会，使国内的经济体制与国际接轨，并通过WTO相关的经贸法规促进国内法律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台湾加入WTO的目的，其政治动机则远高于经济因素。对台湾而言，加入WTO固然有更多拓展国际市场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台湾希望藉由成为WTO的成员而享有更多的“国际生存空间”，并通过与其他成员或关税区的互动，以经贸交流为切入点，进一步推动台湾的外交而获得其他的政治利益。
长久以来，美国一直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这种局面在加入WTO之后、特别是在2002年有了转折性的改变，祖国大陆首次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祖国大陆对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按台湾“经贸部”的统计，2002年台湾对祖国大陆贸易总额为410.1亿美元，较上年大幅增长36.9%。其中，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330.6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7.4%；台湾自祖国大陆的进口则为79.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4.7%。（注：邓利娟.大陆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人民日报.2004-02-26）而据祖国大陆方面的统计，2004年，两岸贸易额为783.2亿美元，同比增长34.2%。其中祖国大陆对台湾出口135.5亿美元，同比增长50.4%；祖国大陆自台湾进口647.8亿美元，同比增长31.2%；祖国大陆逆差为512.3亿美元。（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台港澳司.2004年两岸贸易投资情况.http://tga.mofcom.gov.cn/article/200501/20050100338608-1.xml）两岸的贸易统计资料虽有出入，但两岸加入WTO后的经贸交流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次高潮，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主要由于技术的交流、资金的流动、人才的互动、政策的松绑和市场的扩大，加入WTO之后，海峡两岸的经贸交流发生了以下显著变化：
(1)台湾一直不余遗力地希望成为“亚太营运中心”和“全球运筹中心”。两岸加入WTO之后，中国大陆迅速成长的市场和相对较为低廉的人力成本，使拥有管理、技术、生产、行销等优势的台湾企业（加之文化背景、语言和沟通的便利）有机会成为外商进入中国的营运中心。
(2)近年来，台湾对祖国大陆的经贸政策，已从“戒急用忍”逐渐过渡到“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政策的改变和祖国大陆市场的开放，使台湾企业更积极地进行对大陆市场的开发。
(3)加入WTO后，两岸市场的逐渐开放使得两岸的经贸互动在近年来呈现大幅度的增长。
(4)依照WTO成员间公平的经贸原则，台商在祖国大陆所享受的优惠待遇将受到一定的影响；在祖国大陆市场上，台商企业将和其他外商企业及祖国大陆本土企业一起进行公平的竞争。
(5)加入WTO以后，由于两岸经贸交流将更加频繁，交通和运输问题将成为一个急待解决和必须正视的问题。虽然WTO的规则并未对两岸的运输与直接通航加以要求，但目前间接贸易或第三地通航的经贸交流方式，增加了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在运输、人员、商务谈判和时间等方面的成本。因此，尽早解决“三通”问题是两岸政府必须共同努力的目标和方针。
(6)加入WTO后，两岸经贸交流频繁而引起的贸易摩擦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两岸企业之间可能会出现贸易纷争，两岸的经贸部门在贸易发展上亦面临新的挑战。
不可否认，加入WTO对两岸各自的商业和经济都有一定的冲击。但在这个转折点上，如果能以新的思维、政策、智能和勇气面对新的挑战，对于祖国大陆和台湾，乃至于香港及澳门的经贸交流和经济发展都将有具体的助益，甚至会推动政治歧见的化解，从而为两岸带来双赢的效果。
三
200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全面阐释了大陆对台湾的基本政策。尽管对台政策基调上没有太大的改变，大致维持1995年江泽民在春节期间关于台湾问题的八点谈话内容，但在某些特定的表述上却有所创新，为十六大之后的国家领导人的对台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及的对台政策，其“和平统一”、“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反对台独”、“政经分离”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但把暂时搁置某些政治争议，并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可以谈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的状态、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和政治地位等问题列入十六大报告，则显示出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和弹性。报告中提出的“台湾同胞可以同大陆同胞一道，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和荣誉”，更充分表现出对台的诚意和尊重。
十六大报告为两岸未来政治及经济的互动提供了具体的蓝图。然而，从十六大至今，两岸关系急剧恶化，甚至跌落到历史的新低点。根本原因，则是陈水扁陆续提出的所谓“一边一国”、“去中国化”、“台湾正名”以及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期间的“公投制宪”等台独主张。其影响所及，使中国大陆对台政策不得不从被动变为主动；同时，由于台湾政治的动荡及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社会也不得不对如何维持与中国和台湾当局的关系重新进行评估和调整（注：近期，中南美洲一些和台湾有“邦交”的国家重新考虑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而近年台湾当局试图加入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一次次失败，亦使得带有“台独”色彩的绿色执政在国际舞台上的空间越来越小。）。
实际上，自1949年两岸分隔以来，“争主权”一直是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冲突的焦点，直到90年代后期，台湾当局提出“台独”的主张，才改变了两岸争端的主调。而过去50年多来两岸对峙的经验告诉我们，“和平”应当是解决两岸问题时首先应当予以考量的一个基本方面。求和平不仅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共同认知，更是两岸共同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化解因“台独”而构成的对和平的威胁。两岸经贸交流的经验教益或许能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即两岸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在基于双边共同利益的考量下，超越各自单边利益的追求，逐渐“建构”对一个“完整中国”概念的认同。至于如何建构这个超越两岸各自利益的、对一个完整中国的认同，则需要双方以更广泛、更超然的态度来面对两岸的交流。以往政治上的争端，使两岸经济关系裹足不前；而近10余年来由于双方没有互信的基础，亦使得经济交流在台湾被解读为“以商逼官”，而在大陆却被认为是台商在“剥削”劳工。这种情形除了双方各自的政治及经济利益考量外，最主要的是没有在两岸交流中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中国概念及其价值认同。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台湾独立”的主张是绝对不会得逞的；但在台湾当局看来，“一国两制”被认定为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实现统一，故此亦不能有效地解决两岸对“一个中国”主权认定的歧见。因此，若能建立第三个主体，这个主体是一个完整中国的概念，也是一个“共同的中国”，有如一座桥梁架在两岸之间，然后再将“一国两制”的理念建立在这个主体上，即这个“共同的中国”就是“一国两制”的中国，且无论是对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还是澳门而言，这个“共同的中国”都是“一国两制”的中国，它代表的是全中国人的利益，并有全中国人对它的认同，如此不但解决了台湾甚至所有海外华人对“一个中国”的歧见，亦能确保在最少阻力的状态下，有效地推动“一国两制”的两岸治理模式。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及台湾“戒严法”的解除，开创了两岸政治带动经济发展的新契机。然而，中国大陆“一国两制”与台湾当局“一边一国”的政治主张截然对立。1990年以来，祖国大陆虽有某种程度上通过台湾对祖国大陆的经济依赖而达到政治互动的目的，但就两岸实质上的统一而言，其并未发挥应有的效用。因此，应在充分了解目前两岸关系的特质、区域结构的变化和全球化的竞争情势后，以一种更具创新、灵活和宽容的经济思维与政治决策来解决台湾问题。而以“完整中国”为中心的“一国两制”不但有助于解决两岸政治上的主权之争，亦达到以“一国两制”解决两岸问题的最后目标。
收稿日期：2005.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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