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黄河以南地区的学术与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朝论文,黄河论文,学术论文,地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02)02-0005-04
黄河以南包括今河南大部及山东南部、安徽北部的一些地区是汉代农业很发达的地方。《盐铁论·通有》云：“宋、卫、韩、梁好本稼穑，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给”。这话未免夸大，但在古代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这里是全国的富庶之区则似无疑问。尤其是东汉建都洛阳，正在这范围之内，因此在文化上亦颇占优势，东汉一代许多著名的名士和高门大族，亦都出现于这个地区。例如明帝时名臣袁安，是汝南汝阳（今属河南）人，他的后人世代仕官有名，几与东汉一代相终始。其后又有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的荀淑，他有子八人，号“八龙”，其中荀爽最有名，《后汉书·荀淑附荀爽传》说他“著《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又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谓之《汉语》。又作《公羊问》及《辩谶》，并它所论叙，题为《新书》。”著名学者荀悦及曹操的辅佐者荀彧均其兄子。荀悦著有《申鉴》及《汉纪》皆为传世名著。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应氏人物中，较早的应奉生活于顺帝、桓帝时代，著有《汉书后序》、《汉事》、《洞历》诸书，又作《感骚》三十篇。其子应劭著有《汉官仪》、《风俗通义》、《汉书集解》诸书，又有集四卷。应劭弟珣之子应玚、应璩皆汉魏间著名文人。应璩子贞，亦以文才有名晋世。应氏的官职虽不及荀氏高，但在学术文化上的贡献却毫不逊色。到汉末曾发生过汝南、颍川士人优劣的争论，孔融主张汝南士人为胜，颍川陈群作《汝颍士论》加以驳难，孔融又作《汝颍优劣论》，坚持己见。这种争论虽无太大意义，但说明了汝南、颍川士人在当时的地位甚高，二郡出现的名士也较多。当然，那时今山东、河南二省黄河以南及其附近地区都出了不少有名士人。即以《后汉书》所记的情况而论，《儒林传》载学者六十一人，其籍贯为本地区的有三十二人，占二分之一以上；《文苑传》载文人二十二人，籍贯为本地区者六人，不足三分之一，占四分之一强，仍较黄河以北及关陇、南方等地的人为多。（注：这里个别人的籍贯，也可用别的方式处理，如《儒林传》的谢该为“南阳章陵”（今湖北枣阳东）；《文苑传》的刘珍为“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不过，汉代这些地方属南阳郡，离今南阳市不远，所以姑作这区域的人。）《党锢传》所载共二十一人，籍贯为本地区的有十四人，正好是全体的三分之二。可见这个地区的士人不但在学术、文艺方面处全国领先的地位，而且政治上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三国时代魏国许多有名官员和名士都是这地区人。至于学术文化方面，所谓“建安七子”中仅陈琳一人为广陵射阳（今江苏宝应），其余六人皆今河南及山东南部人；“竹林七贤”中除山涛、向秀为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即黄河以北）人，其余亦属这一地区，并且怀县就在黄河边上，文化与南岸相同。其他如哲学家何晏、王弼，经学家王朗、王肃，书法家钟繇，作家潘勖、繁钦、缪袭亦属这地区的人士，说明东汉三国时代，这里一直是学术文化最发达的地方。进入西晋以后，由于全国的统一，各地士人都到洛阳做官。这时出现的作家甚多，也确有许多著名的学者、作家来自外地，如张华为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张载、张协为安平武邑（今属河北），孙楚为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木华为广川（今河北枣强），陆机、陆云和张翰则为吴郡吴（今江苏苏州）（注：二陆籍贯有二说，笔者不同意上海松江的说法，详见拙作《陆机事迹杂考》（《文史》待刊）。）。但他们的创作活动，主要还是在洛阳及其附近地区进行，所以这个区域的文化中心地位仍未改变。
黄河以南地区的学术文化在西晋灭亡后一度衰落，主要是由于战乱。西晋皇朝之亡，虽由于匈奴族刘聰和羯族石勒的进攻，而历来的论者又往往归咎于玄学家们的清谈误国。（注：此论始自清谈名士王衍。《晋书·王戎附王衍传》，载王衍被石勒所俘，将死时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又同书《桓温传》载桓温北伐时眺望中原，慨叹云：“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当时袁宏就不同意此说，但后人大抵都信桓温的见解。）其实西晋之亡，一方面由于诸王弄权，互相残杀，朝廷和各地大臣亦互相争夺，使国力消耗殆尽。另一方面，西晋的腐朽统治造成民不聊生，变乱蜂起。前赵政权正是利用了这种形势，所以几乎毫不费力地攻克了洛阳和长安。例如刘聰、石勒进攻洛阳时，中原各地区几乎都有民变，如洛阳以东今山东及豫东等地有王弥、曹嶷等人，洛阳西南有王如，都聚众反对朝廷，归附前赵。羯人石勒虽起兵于河北，而渡过黄河后竟长驱直入，转战各地，如入无人之境，一直打到葛陂（今河南平舆东），只因久雨而被迫北撤。当时黄河以南各地，几乎到处都有大小不等的战争。这里的士人和一般居民，有许多逃到了江南，如琅邪王氏（王导等）、济阳江氏（江
）、鄢陵庾氏（庾亮）、陈郡谢氏（谢鲲）、汝南周氏（周顗）等中原望族，都渡过长江，拥立司马睿（晋元帝）于建康。除了这部分士族首领外，还有一些次等士族或平民也避难过江。如彭城刘氏中刘裕那一支以及齐梁二代的皇族兰陵萧氏也都过江，居于今江苏镇江、丹阳及常州一带，东晋特为他们设立了南徐州，治京口（今镇江），后来著名的“北府兵”，就以这部分南迁的北方人为主干。也有一部分人不是南渡，而是向北到幽、冀等州的也不少，如左思晚年，见天下已乱，就避难去了冀州；《魏中书令秘书监兖州刺史郑羲碑》载，荥阳郑氏在永嘉之乱中，也避难去了冀州。还有远奔今辽宁西部的鲜卑族首领慕容廆的。《晋书·慕容廆载记》载，慕容廆信任的士人中有兰陵缪恺，当为三国魏作家缪袭族人；太山胡毋翼，当为西晋狂放的名士胡毋辅之族人；鲁国孔纂当即孔子后裔。这些人应为高门，但也有一般民众，据《慕容廆载记》，当时慕容氏那里“流人”甚多，“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这里所谓豫州和青州，基本上即黄河以南地区。此外，还有一些人避难去了凉州，如北魏著名的文字学家兼书法家江式，据《魏书·术艺》本传云：“江式，字法安，陈留济阳人。六世祖琼，字孟琚，晋冯翊太守，善虫篆、诂训。永嘉大乱，琼弃官西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祖彊，字文威，太延五年(439)，凉州平，内徙代京。上书三十馀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馀卷……式少专家学，……式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板题，皆式书也。”又《儒林·常爽传》：“常爽字仕明，河内温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孙也。祖珍，苻坚南安太守，因世乱遂居凉州。……爽少而聪敏……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州郡礼命皆不就。世祖西征凉土，爽与兄仕国归款军门”。常爽的孙子，就是著名文人常景。又《程骏传》：“程骏字驎驹，本广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于凉州。……骏少孤贫，居丧以孝闻。师事刘昞，性机敏好学，昼夜无倦……太延五年，世祖平凉，迁于京师，为司徒崔浩所知。”程骏的侄儿程灵虬也是北魏有名的文人。常爽和程骏其祖籍虽非黄河以南，但只要在永嘉之乱时有西逃可能的，也有不少人投奔了凉州。这部分人大抵能在凉州传其家学，回到东部后成了北朝学术和文艺重新兴起的重要力量。至于留在中原各地的士人，一般都遭到不幸。如《文章流别集》的编者挚虞，本京兆长安人，一直在洛阳做官。《晋书》本传云：“后历秘书监、卫尉卿，从惠帝幸长安。及东军来迎，百官奔散，遂流离鄠林之间，转入南山中，粮绝饥甚，拾橡实而食之。后得还洛，历光禄勋、太常卿。时怀帝亲郊。自元康以来，不亲郊祀，礼仪弛废。虞考正旧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乱，盗窃纵横，人饥相食。虞素清贫，遂以馁卒。”从这段记载看来，挚虞之死大约就在洛阳陷落的前夕，《晋书·怀帝纪》记当时洛阳形势：“至是饥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那时黄河以南许多地方都有战争，即使逃出洛阳，也很难免祸。《晋书·潘岳附潘尼传》载，潘尼“永嘉中，迁太常卿。洛阳将没，携家属东出成皋，欲还乡里。道遇贼，不得前，病卒于坞壁，年六十馀”。成皋在今河南荥阳的西北，而潘尼的家乡荥阳在今址东北，两处相距不过六十里左右，竟也无法到达，可见当时战乱之频繁。事实上在黄河两岸及迤南地区，正是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当地的汉人在那里结集了不少坞壁，还有北方一些避前、后赵而南逃的人士也在这里结为坞壁和石勒作战。这些人的成分相当复杂，其中有些是坚决抵抗石勒的，如著名的民族英雄范阳人祖逖，还有魏郡人邵续、平阳人李矩、东郡人魏竣和鲜卑族人段匹
等，都是坚决主张抵抗石勒的。但也有些人则对东晋和石勒均叛眼无常，如张平、樊雅、陈川之流（见《晋书·祖逖传》）；也有起初归附前赵，后又反正的赵固。总之，这些坞壁大抵不相统率，又有时互相厮杀，所以战乱十分频繁。在这种情况下，东晋如果有足够的力量，派出一支军队北伐，联合这些坞壁，至少是可以收复黄河以南的不少地方的。但偏安江左的东晋政权既无实力，也没有这种意图，遂使石勒把他们各个击破，使这里的广大地区一度落入了后赵的版图。后赵乱亡以后，前秦和前燕在北中国形成了东西对峙的局面。当时东晋朝廷虽无北伐之实力，但在荆州的权臣桓温乘灭成蜀之馀威，曾一度攻入洛阳，并建议东晋还都洛阳，这时玄言诗人孙绰上疏反对，他说：“自丧乱已来六十馀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墟，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他反对迁回洛阳，一方面有留恋江南和不愿让朝廷落入桓温手掌之中的用意，另一方面洛阳不但残破，而且逼近燕、秦两个强敌，实亦难于安居。当时东晋朝廷亦非全无北伐的打算，但正如王羲之在《与会稽王牋》中所分析的，即使攻入洛阳，就要依靠那里的民众和粮食，但当时“遗黎歼尽，万不馀一”；要从江南运粮，“西输许洛，北入黄河，实极困难，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见《晋书·王羲之传》）。后来前秦灭前燕，经肥水之战后，前秦乱亡。这里东晋乘机收复了洛阳，但那时洛阳的形势仍很孤危。《魏书·张济传》载，东晋安帝初年，后秦姚兴进攻洛阳，东晋雍州刺史杨佺期派人向北魏常山王拓跋遵求救，北魏派张济去见杨佺期，杨佺期说：“晋魏通和，乃在往昔，非惟今日。羌寇狡猾，频侵河洛，夙夜忧危。今此寡弱，仓库空竭，与君便为一家，义无所讳。洛城救援，仰恃于魏，若获保全，当必厚报。如其为羌所乘，宁使魏取。”从这段话看来，洛阳当时确实岌岌可危。但东晋末年情况有了改变，宋武帝刘裕率领“北府兵”北征，灭南燕，平后秦，使洛阳重入晋朝版图。但当时的洛阳已是一片荒芜。著名诗人颜延之曾于晋义熙十二年(412)到过洛阳，作《北使洛》诗，有“伊
绝津济，台馆无尺椽；宫陛多巢穴，城阙生云烟”之句。他又有《还至梁城作》一诗，有“故国多乔木，空城凝寒云；丘垄填郛郭，铭志灭无文”之语。“梁城”即今河南商丘，可见黄河以南广大地区在长期战乱之后，一片荒芜。即使这样，南朝对这一带的统治还不巩固。就在宋武帝去世那年(422)冬天，北魏南侵，宋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守将阳瓒坚守战死。从此黄河以南逐渐又为北魏所占领。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便有收复河南之志，曾派人告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说：“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太武帝大怒，说：“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此岂可得河南。必进军，今权当敛戍相避，须冬行地净，河冰合，自更取之。”从此宋魏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终于在元嘉二十七年(450)爆发了全面战争，结果宋军大败，北魏太武帝收到长江边上的瓜步洲（今属江苏）。《宋书·索虏传》说此役“既而虏纵归师，歼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县，喋喋黔首，跼高天，踏厚地，而无所控告，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虏。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鸣吠犬”。南朝遭此重创后，再没有力量轻言北伐。但北魏却并不停止南进，献文帝拓跋弘时，乘刘宋内乱，攻占了今山东一带地方，一直进至淮河边上。从此黄河以南就牢固地掌握在北魏之手。到了魏孝文帝元宏太和十九年(495)，他为了推行汉化，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这时的洛阳又成了北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孝文帝是汉族文化的积极提倡者，他自己就身体力行地学习汉文写作，据《魏书·高祖纪》说，从太和十年(486)以后的诏册文告，都出于他的手笔。据《隋书·经籍志》载，隋时有《后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魏书·文苑传》对他的诗文作了极高的评价。现在看来，他尚存的诗文不多，其诗似无太高价值，但文章古朴典雅，还足称道。《魏书·韩麒麟附韩显宗传》载，他曾对他一些臣子的文章作过评论，认为由南入北的文人崔光最优，韩显宗次之，程灵虬又次之。这些人的文章现在存者不多，我们很难对他的意见作出判断。不过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他很注意文章的写作。《魏书·文苑传》称，在他的提倡下，“衣冠仰止，咸慕新风”，不过由于北朝的学术文艺长期处于停滞之后，一时还难与南朝比拟。因此直到他孙子孝明帝元诩时，还是“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这也不难理解。
当北朝学术和文艺走上复兴道路时，黄河以南地区的学者和文人也开始活跃起来，例如北朝较早的诗人郑懿、郑道昭兄弟，均荥阳开封（今属河南）人，他们祖上虽曾一度避难至冀州，但还是较早地回到家乡。郑道昭不但是诗人，而且还是书法家，据说《郑羲碑》就是他所书。除郑氏以外，弘农华阴的杨氏亦颇具士族的特色。这个家族是否东汉杨震的后裔，《魏书·杨播传》对此取怀疑态度。这个家族祖上亦曾流亡河朔，仕慕容氏，后来亦已迁回河南。从《魏书》的记载来看，他们家族几世不分家，家中礼制十分严格，大约亦属士大夫家庭所特有。杨播兄弟虽不以学术和诗文见称，但从他们治家的方式看，应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的子孙却颇以学术和文艺见长，如北齐的杨愔，《北史》本传称“所著诗赋表奏书论甚多，诛后散失，门生鸠集所得者万馀言。”《洛阳伽蓝记》卷二记弘农杨元慎戏弄梁将陈庆之的话，虽属戏谑，而出口成章。《洛阳伽蓝记》又说杨元慎“博识文渊，清言入神，造次应对，莫有称者。读《老》《庄》，善言玄理。性嗜酒，饮至一石，神不乱常。慷慨叹不得与阮籍同时生。”这完全是一副魏晋名士的风度。这说明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自从归入北魏以后，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当地士人得到较安定的生活，再加上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方士人云集洛阳一带，使这个地区的学术和文艺又得以兴起。从现有的史料来看，黄河以南这一带学术和文艺的复兴，似乎较关中地区为快。这是因为孝文帝迁都洛阳比西魏文帝建都长安要早四十年左右，而当时的洛阳是整个北朝的首都，有着二三十年承平局面。据《洛阳伽蓝记》卷四载，直到六镇军人暴动前夕，“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校数。”有一次，执政的胡太后竟让百官自取，数量不限。这虽出于统治者的挥霍财富，但也说明了从孝文帝迁洛以后，国力的充裕。在这种承平局面下，学术、文艺的发展自然是比较迅速的。这和魏孝武帝被高欢所迫，仓惶西逃，在残破的关中托庇于宇文泰的情况自不可同日而语。再加上洛阳一带距江南与河朔都较近。北魏迁都洛阳后，河朔学者和文人都来黄河以南做官，而南方士人在政治上失败后，也往往北逃。加上北魏在对南朝历次战争中，不断夺取今山东及淮北许多地方，使南朝不少富有文化教养的士族来到了北朝，如著名的学者刘芳、文人崔光、袁翻、袁跃、温子昇等人祖籍虽在北方，实则迁居南方已好几代，他们的北返，给北朝学术和文化带来了南人的成果，提高了北朝人的学术和艺术水平，也推进了南朝文化在北方的传播。如《魏书·刘芳传》称刘芳“才思深敏，特精往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因此被人称为“刘石经”。《崔光传》载崔光被孝文帝称为“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又说他“凡所为诗赋铭赞咏颂表启数百篇，五十馀卷，别有集。”袁翻、袁跃是当时著名文人，袁翻作《思归赋》，酷似鲍照、江淹之作；袁跃的集子是《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少数北魏人文集之一。温子ｓｈēｎｇ(18)被常景称为“大才士”，他的诗文被流传到南方，得到梁武帝称赏。这些学者和作家的来到，大大提高了北朝的学术、文艺水平。但令人遗憾的是北朝的学术和文艺的主干力量，除了那些来自南方的人外，主要是河朔地区的人士，而黄河以南地区的人则绝少有名的。这种现象直到北齐时代仍然如此，《北齐书·文苑传》载，北齐后主时，召集文人编篡《修文殿御览》，前后参加者有六七十人之多，但绝大多数为入北的南人，河朔人及少数汉化了的鲜卑族人。其中只有郑公超、郑子信和郑元礼三人可能为荥阳郑氏，但史无记载，仅属推测；还有一位羊肃，是太山钜平人，当是西晋羊祜的族人，但羊氏在南朝初，亦有南迁者，如刘宋时的羊玄保。这位羊肃不知是否曾居南方，亦难确考。
黄河以南地区学术和文艺的发展有一个颇可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出现了一些汉化鲜卑族的作家。如果说北魏后期的元顺作《蝇赋》尚显得古朴而缺乏文采的话，到了魏齐之间就出现了元文遥、行恭父子。《北齐书·元文遥传》载，元文遥是魏昭成帝六世孙，北魏济阴王晖业“尝大会宾客，有人将《何逊集》初入洛，诸贤皆赞赏之，河间邢劭试命文遥，诵之几遍可得？文遥一览便诵，时年十馀岁。济阴王曰：‘我家千里驹，今定如何？’刑云：‘此殆古所未有’。”元文遥的儿子元行恭由齐历周入隋，曾和薛道衡及南朝入隋的江总游昆明池作诗，其诗在艺术上丝毫不减薛、江作。后来江总还南，作《南还寻草市宅诗》，其中“见桐犹识井，看柳尚知门”二句，实受元行恭《过故宅诗》中“唯馀一废井，尚夹两株桐”的影响，可见其文才已不在汉族文人之下。至于洛阳一带的汉族士人，其文化教养也迅速地提高。《洛阳伽蓝记》卷二载梁将陈庆之自洛阳南返后对人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这话虽不免夸大，但至少反映了晋宋间的洛阳和孝文帝迁洛后的洛阳有很大不同，黄河以南地区的文化复兴，北魏孝文帝的功绩实不可没。
收稿日期：200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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