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心理咨询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_心理学论文

论心理咨询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_心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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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①有一个漫长的过去。西方国家如此,作为东方古国的中国则更如此。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医学名著《黄帝内经》中较为丰富的心理病理和心理治疗思想,已经为众人所熟知。但实际上,中医采用心理治疗法的历史,早在《内经》成书以前就开始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整理定名的《五十二病方》,椐考系早于《内经》的古医书,其中就载有“祝由疗病”法35例。若考虑到宗教仪式、巫术及占星者、相面者的心理治疗作用,则显然可把我国出现类似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活动的年代,推溯到更早。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又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的心理咨询事业,从世界范围来说,也只有近百年的历史。就我国而言,这历史就更为短暂了。若从50年代后期我国曾经开展过的“快速综合心理治疗工作”起算,也不过是不到40年的历史,何况,心理咨询工作在我国的真正兴起,还只是1980年前后的事。可喜的是,近几年来,这一工作在我国已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目前,国内除许多城市的精神病防治机构和一些综合性医院开设有心理咨询和治疗门诊外,许多高等院校也相继建立了心理咨询机构。高校心理咨询活动的蓬勃开展,不但对促进广大青年学生的身心健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也对加强心理咨询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工作,扩大心理咨询的社会影响,起了独特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总的说来,心理咨询事业在中国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其前景是令人乐观的。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起步较晚,我国目前在心理咨询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基本上只是处于引进和模仿西方理论、西方模式的水平上。这种引进和模仿,对于我国心理咨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起步和展开,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状况的一律化和持续化,则显然是不利于我国心理咨询的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的。因此,我们应该对心理咨询的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问题,及早给予足够的重视。

重视心理咨询的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是中国的心理咨询工作者为了更有效地帮助本国来询者所必须面对的一个实际问题。西方在心理学和心理咨询学方面的研究水平,无庸置辩要比我们高得多。他们的研究,大都设计严密、手段先进、实证性强,这保证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这些成果的可信度却都有一定的地域限制。这就是说,脱胎于西方社会的心理咨询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深受西方文化与西方社会习俗的影响。而我国的社会文化与西方的相比,在历史沿革、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经济条件、价值观念、生活习俗等许多方面,均有诸多不同;与此相联系,中国人的人格特点、心理状态等,与西方人相比,差别也很明显。因此,我们在中国进行心理咨询活动时,就不能机械地套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而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之加以适当的调整和改造。在这样的调整和改造中,我们认为,以下几点,是我们应特别加以注意的:

(一)我们现在在心理咨询活动中所使用的各种心理测验的量表,几乎全是翻译和修订西方的。西方心理学家编制的这些量表,显然是以研究西方人的性格及心理特征为根据的,但中国人的性格与心理特征变量却未必与西方人相同。这些引进的智力或人格测验的量表,即使已经国内的心理学家修订并测定了国内常模,因而在国内使用时也能达到一定的效度,但其内容的西方文化偏向,则是较难消除的。例如,港台的一些心理学家,曾经使用MMPI的心理量表对中国人和其他文化群体中的人们进行过比较研究。在MMPI的调查中,发现中国人无论是正常人还是心理疾病的患者,在第二项和第八项上,得分都特别高。这些研究者认为,这两个项目(第二项D和第八项Sc)所描述的,大多是人际反应、一般活动水平和人们的价值观问题,上述结果实际上是由于不同社会对于这些方面的不同期望和不同评价造成的,因而这种分数的差异所反映的是一种文化的差异,并不表明中国人心理病理的发生率更高。②如此看来,设法消除或抵消引进量表中的西方文化偏向,或者根据中国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变量自行设制一些量表,对于我们更正确地诊断变态人格、心理疾病、精神病或鉴定正常人的人格类型和心理健康状况,是十分必要的。

(二)中国人由于处于与西方人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而产生的差异,不仅表现在中国人的性格与心理特征及其变量与西方人不尽相同,也表现在中国人所具有的一些独特的心理问题和心理失调症上。这方面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阴缩症;有学者指出,阴缩症是中国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所特有的,它仅发现于中国男性中,特征是担心阴茎正在缩进身体中去③。这种心理障碍被认为起因于中国古代的阉割制④。另外,这种文化差异,还表现在即使是同一类型的心理问题和心理失调症,中西方人在具体的致病原因和具体症状方面,也往往有所不同。例如,钟友彬曾就强迫症的成病机制问题,作过以下论述:“西方的强迫观念病人可能出现渎神的观念而我国病人则有对公认领袖的不敬观念。西方强迫症病人怕写出对上帝不敬的字迹或得罪雇主的词句,而中国病人则怕写出有政治错误的字迹而被打成反革命。”⑤这样的差异,显然是与文化背景有关的。又例如,有许多学者曾指出,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实体,会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塑造,在中国的抑郁症患者中,这种心理疾病的体验是以躯体化的方法表达出来的⑥。这些事例说明,为了使我们的心理咨询的理论和方法更适用于中国实际,我们不但应研究中国人独特的文化背景,研究中国人的性格特点和心理特征,还应研究与此相关的中国人特有的心理问题及心理问题的特有表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做到对症下“药”,取得良好的咨询效果。

(三)在考虑心理咨询的具体形式和方法时,我们还应充分考虑中国社会及个人对带问题的来询者及咨询过程的反应。就社会的反应而言,在西方社会,人们已普遍将心理咨询看作是解除个体烦恼的有效手段之一,寻求心理咨询已为大众所接受;而在中国社会,由于人们对心理咨询尚存有种种成见和误会,使得人们还耻于寻求心理咨询帮助。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应向社会大力宣传心理咨询这一我们社会的新生事物,另一方面应在心理咨询的机构和形式的设置上,尽量方便来询者,以免给来询者带来不必要的心理压力。例如,在中小城市,先行开设电话咨询和综合性医院内的咨询门诊,也许比较合适。又例如,在条件不够成熟的高等院校,先设立心理辅导机构或谈心机构,可能比直接设立心理咨询与治疗机构更为明智些。

就来询者对其所带问题和咨询过程的反应看,中国的来询者往往不能很坦然地在咨询人员面前坦露自己的问题,且往往对咨询过程抱有一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怀疑咨询是否有效,另一方面又期望咨询员能给予他们直截了当的辅导和帮助。这就要求咨询员在咨询过程中,不但要善于倾听,更要善于启发;不但要善于启发来询者陈述自己的问题,更要善于启发来询者独立思考自己的问题,并在强化其自助能力的同时,给予适当的指导性帮助。曾留学哈佛大学的岳晓东博士,认为“启发来询者积极思考与咨询员的适当指导相结合应是中国社会推行心理咨询的最佳模式”⑦,这一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重视心理咨询的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也是我们继承和弘扬祖国医学中有关身心疾病和心病心治的丰富的精神遗产的需要。既然祖国的古典医学在其长期的探索和发展中已给我们积累了这么一笔丰富的遗产,我们便没有理由不去继承它、研究它和弘扬它。这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们的心理咨询理论,又有利于中化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发扬广大。而且,把继承和引进相并重,使引进的“外来风”与继承的“本土根”相衔接,一方面能使引进和继承相得益彰,另一方面也能使所引进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更易得到本民族民众的意识和心理上的认同,从而更具生命力。

祖国医学崇尚一种以阴阳五行建构的整体观,强调形神、心身的统一,这种辨证的建构方式使中医这一特殊体系不仅能适应多种身心疾病,而且对一些特殊的由心理因素造成的疑难杂症也能对症下药,手到病除。其中尤以用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对生理——心理病理的解释最为奇妙。中医认为,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而心、肝、肺、脾、肾又分别与金、木、水、火、土五行有联系,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故有恐胜喜、悲胜怒、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这样的五情相胜的心理疗法,这一理论初看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历代名医积累的许多这方面的医案,却又无一不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进一步验证这一理论并在实践中应用和发展之,我们认为不应仅是中医学研究的课题,而也应成为心理学和心理咨询及治疗学的研究课题。

中医有关心理治疗的理论和实践,还有许多惊人之处。例如,有人曾对《黄帝内经》在关于心理治疗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作过系统的归纳,单就方法而言,就归纳了十种,计有:1.知治;2.志意及智治;3.情治;4.移神治;5.劳治和逸治;6.静治;7.长期心理涵养;8.行动治疗;9.环境默化或暗示治疗;10.祝由治。其中“情治”方法又分为情绪平衡法,恬怡自得法、从欲顺愿法、发泄法、平治法、以情调身法等六小类。⑧所有这些心理治疗方法,又几乎均可在历代名医的医案中找到成功应用和进一步发挥的例子⑨。而且这些方法中,有许多可与现代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所采用的方法相对应或有相通之处,如“知治”与合理情绪疗法、“发泄法”与分析治疗方法中的疏泄法、“平治”与行为治疗方法中的系统脱敏法、“暗示治疗”及“祝由治”与现代的暗示疗法等等,不胜枚举。

往往有人认为,中医虽然有丰富的心理病理思想并创造了许多心病心治的方法,但它的着眼点却始终是生理病理,重视心理因素和心病心治只是因为它们与生理因素的休戚相关,在具体的治疗中又总是药治为主,心治为辅,或心药并重,与现代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有质的不同。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却不能成为否定我们现在搞心理咨询和治疗工作应该继承祖国医学宝库中的有关遗产的理由。况且,历代名医医案中纯粹使用心理疗法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有些医例甚至看不出它在形式或实质上与现代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案例有什么区别。如唐代作者李华著有《言医》一文,称战国时的名医医和为“言医”,以言词痊晋侯之疾而不置一药。所谓“言医”者,实相当于今之心理咨询员了。又有以下两例,殊为典型,试抄录如下:

何解,陈留人也。一日与河南尹乐广会食于赵修武宅,酒至数杯,忽见杯底有似一小蛇,咽之入口,亦不觉有物,但每每思而疑之,日久,觉心痛,自思小蛇长久食其五藏,医药不愈。久阔不复来,广问其故,答曰:“前在座蒙赐酒,方欲饮,见杯中有蛇,意甚恶之,既饮而病。”于是河南尹视壁上角弓,添画作蛇,广意杯中蛇,即角弓蛇影也。复置酒于原处,谓解曰:“酒中复有见否?”答曰:“所见如初”。广乃告其所以,遂豁然意解,沉疴顿愈。

《晋书·乐广传》

卫德新之妻,旅中宿于楼上,夜值盗劫人烧舍,惊堕床下,自后每闻有响,则惊倒不知人。家人辈蹑足而行,莫敢冒触有声。岁余不痊。戴人见而断之曰:惊者为阳,从外入也;恐者为阴,从内出。惊者为自不知故也,恐者自知也。乃命二侍女,执其两手,按高椅之上,当面前,下置一小几。戴人曰:娘子当视此,一木猛击之,其妇大惊。戴人曰:我以木击几,何必惊乎。伺少定击之,惊已缓。又斯须连击三五次,又以杖击门,又暗遣人击背后之窗。徐徐惊定而笑曰:是何治法?戴人曰:《内经》云惊者平之,平者常也,平常见之必无惊。是夜使人击其门窗,自夕达曙。……一二日,虽闻雷亦不惊。

〈金〉张子和《儒门事亲》

重视心理咨询的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也是中国的心理咨询学最终能立足于世界学术之林,对世界心理咨询学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贡献的必由之路。如果不强调本土化,而只是一味地引进和模仿西方的概念、理论和方法,那么我们充其量也只能尾随于西方心理咨询学的发展,亦步亦趋,谈不上立足于世界学术之林,更谈不上对世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当然,强调本土化,丝毫不带有忽视学术引进和学术交流的意味。相反,讲本土化,是以学术引进和学术交流为前提的,正因为有了学术引进和交流,我们才有必要来强调本土化。强调本土化,是强调在消化吸收西方的学术理论时,应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对引进的理论作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造;是强调我们应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前景、研究中国人的人格特点和心理特征及特有的心理问题,并探讨合适的心理咨询的形式和方法;强调本土化,还包括强调发掘和继承祖国古典医学中有关心理病理和心理治疗方面的宝贵遗产,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只有经过这样的本土化过程,我们的心理咨询的理论和方法,才会扎根于中国社会,成为中国的心理咨询工作者帮助中国的来询者的有效武器;也只有经过这样的本土化,我们的心理咨询学才能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具有我们自己的特色,从而为丰富和发展世界心理咨询学的研究,作出我们的贡献。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土化是中国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前途和希望所在。

换一个角度看,美国著名的跨文化心理学家推蒂斯早就说过:“在得到中国的资料之前,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因为中国人口占了人类很大的比例,对于跨文化心理学来说,中国能够从新的背景上重新审查心理学的成果。在这样做时,中国的心理学家应告诉西方的同行,哪些概念、量度、文化历史因素可以修正以前的心理学成果。”⑩他这里说的是心理学的研究,而心理咨询学的研究,当然也包括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心理咨询的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也是世界寄予中国心理咨询学界的一大厚望。

注释:

①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异同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国内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北大陈仲庚教授(1989)的意见。陈认为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有区别,也是人为的。本文作者同意陈仲庚教授的说法。故在本文中,根据行文需要,有时单独出现“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有时将两者并列,意义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②【英】迈克·彭等著,邹海燕等译,《中国人的心理》,第159页

③【美】A.J.丁马尔塞拉等主编,肖振远等译,《跨文化心理学》,第268页

④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异同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国内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北大陈仲庚教授(1989)的意见。陈认为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有区别,也是人为的。本文作者同意陈仲庚教授的说法。故在本文中,根据行文需要,有时单独出现“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有时将两者并列,意义上并没有什么区别。第156页

⑤参看《中国心理分析》,钟友彬著,第217页

⑥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异同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国内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北大陈仲庚教授(1989)的意见。陈认为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有区别,也是人为的。本文作者同意陈仲庚教授的说法。故在本文中,根据行文需要,有时单独出现“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有时将两者并列,意义上并没有什么区别,第162页

⑦参看《心理咨询治疗与测验》,张小乔主编,第199页

⑧参看《黄帝内经心理学概要》,聂世茂编著,第193页至207页

⑨参看《黄帝内经心理学概要》,聂世茂编著,参看该书之260页至325页

⑩推蒂斯:《跨文化心理学的前景》,《心理学报》198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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