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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货币主义亦称货币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反凯恩斯主义的新保守主义学派。在西方经济学界，人们总习惯于把它视为凯恩斯革命的革命者，而且因为它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为主旨，以现代货币数量理论为旗帜，主张实行“单一规划”的货币政策，因而又被戴上了“货币主义”的帽子。我们在这里提出对现代货币主义的批判问题，决不意味着简单地否定什么或借鉴什么，而是预感到，随着货币主义自身的不断修正与完善，它将发展成为某种正统的教条，而不管这种教条的科学成份有多大，它还是会给我们带来种种货币幻觉，进而对经济生活产生负面影响。我们不希望这种现象会发生，因为我们知道，虽然货币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凯恩斯主义强有力的理论竞争者，但由于国家干预经济的历史在西方源远流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回到只依靠个人主义和市场的决定来解决经济问题的那种神话般的历史中去了。
一
货币主义一词最先是由美国货币主义者卡尔·布朗纳提出的，其中心命题是指货币是推动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而货币当局的行为支配着价格周期中货币存量的变动，因而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或经济增长都可以而且应当唯一地通过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的管理来加以调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各国普遍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一段时期内也的确出现了经济增长较快、失业人数较少，而又没有严重通货膨胀的所谓战后“繁荣”景象。在美国，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在一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支持下，实行了好几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特别是在1964年，大量削减税收，使社会经济从衰退中摆脱出来，增加了社会就业。但是，好景不长，从60年代末起至80年代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出现了“滞胀”的局面。这种现象使凯恩斯主义走上了穷途末路。于是，西方经济学界在货币理论和政府官员在货币政策方面的观点有了显著的改变。在理论方面，更趋向于早期的货币数量学说，强调货币的资产功能，而不是强调其交换媒介的功能；在政策方面，重视利率与信用可能量的政策被放弃，而趋向于管理货币数量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现代货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在1956年发表了《货币数量理论的重新表述》一文，对传统的货币数量理论进行了一种富有创新精神的重新表述。正是在这里，弗里德曼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论”，重新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首要作用，抨击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同时竭力反对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实行的固定汇率制，积极主张通过市场的自由活动以实现有伸缩性的汇率。不过在当时，弗里德曼的这些主张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随着西方社会的物价从50年代的爬行上升，发展到70年代初的猛烈上涨，现代货币学派逐渐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的新保守主义的学派。美国以及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财政金融危机也日益严重，垄断资本集团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乞灵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政策主张，使货币主义首先在美国流行开来，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出现了一些货币主义者。在美国，除弗里德曼和布朗纳以外，主要货币主义者还有艾伦·沃尔特斯、戴维·莱德勒、迈克尔·帕金，以及奥地利的赫尔姆特·弗里希等等。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货币主义代表人物，无疑是1976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现代货币数量论。早在1956年弗里德曼在《货币数量论的研究》中就认为，与当时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芝加哥传统之一，就是坚持货币至关重要这样一个理论确定方法。如果忽视货币的变动和反应，如果对人们为什么愿意单单保持现有的名目货币量不去加以阐释，那么经济活动的短期动向的任何解释就会如堕五里雾中。我们知道，现代货币数量论是历史上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发展，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把商品价格与货币数量相联系的“货币数量论”在二、三百年前就出现了。英国经济学家是这个命题的早期解说者。在休谟看来，货币的价值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商品价格是由流通中所存在的货币（金属、纸币）总量决定的，所以流通中所存在的货币总量，就代表了流通中所存在的商品总量，在商品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如果货币总量减少了，那么全部商品便以较少量的货币表现出来，即：（1）一国中的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国内存在的货币量；（2）一国中流通着的货币代表着国内现有的所有商品，按照代表即货币增量增加的比例，每个代表所代表的被代表物就有多有少；（3）如果商品增加，商品的价格就降低，或货币的价值就提高；如果货币增加，那么相反地，商品的价格就提高，货币的价值就降低。很明显，休谟关于商品价格与货币量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完全颠倒了货币的价值与货币流通量的关系，也不懂得在一定条件下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取决于货币的价值。李嘉图也是一个“货币数量论”者，他犯了一个和休谟同样的错误，用他的话说，假定在一个国家内，商品的流通量和价值是已知的，则一国所能运用的货币量必然取决于其价值，货币价值愈大，所需的货币量愈小；货币价值愈小，所需的货币量愈大。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一个国家的货币量增加，它的价值便下降，其表现形式是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货币量减少了，它的价值便上升，其表现形式是一般物价水平的下跌。在这里，“李嘉图把货币仅仅归结为流通手段是片面的，他忽视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他以为任何数量的货币都必须留在流通领域，商品的价格以及金属作为货币的价值只是商品和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相互交换才得以确定。其实，在金属货币流通下，超过流通需要的货币不会留在流通领域而会转化为贮藏货币。”[①a]
早期货币数量论的兴盛时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雪、劳夫林，以及英国剑桥学派的马歇尔、庇古等人。弗雪在所著《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了以“现金交易说”为基础的交易方程式，即MV＝PT，其中，P代表平均物价水平，M代表货币供应量，V代表货币年流通速度，T代表一年内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总量。费雪认为，V是由一些制度上的因素（比如公众的支付习惯、使用信用的范围、交通和通讯的便利等）决定的，T则取决于资源和技术等条件，在短期内，这些因素和条件不可能有太大变化，P与M成正比地变化。显然，费雪的交易方程是以充分就业为假设前提的，而且他所关心的是整个经济为了实现一定的交易量所需要的货币量，因此，交易方程中的货币只作为交换媒介或支付手段而起作用，没有考虑货币的储藏职能。庇古根据马歇尔的学说，在《货币的价值》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以“现金余额说”为基础的剑桥方程式，即M＝kPy，其中，y代表真实的国民收入，P表示一般物价水平，M表示人们手中持有的货币量或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k表示人们手中经常持有的货币量与名义国民收入Py的比率。这一方程表明，人们自愿在手中保存的实际现金余额多少取决于实际国民收入y，两者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系。在ky保持不变的情况下，M与P就成正比例地变化。可见，交易方程和剑桥方程的结论是相同的，都认为物价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多少，所不同的是，剑桥方程侧重货币的持有方面，把货币看作财产的保存形式，因而更关心利息率及对利息率的预期。在30年代，货币学派的敌对者凯恩斯也曾以流动偏好为基础，提出了新的货币需求方程，即M／P＝L（y、r），其中，L表示对货币的总需求，它一般由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构成，y表示收入水平，r表示利息率。这一灵活偏好货币需求函数考虑了投资需求因素，突出了利息率的作用，这无疑发展了马歇尔和庇古的思想，而在我们所提及过的交易方程中，利息率对货币需求是根本不起作用的。当然，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也只注意了利息率和收入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忽略了人们对财富的持有量也是决定货币需求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把财富的构成看得过于简单。这样一来，“凯恩斯就把货币数量论的适用范围局限于充分就业的特殊情况下，由于充分就业难以实现，因此，凯恩斯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几乎是以肯定的方式否定了。”[①b]
二
现代货币主义的发展，是以早期货币数量论与凯恩斯主义流动偏好理论相混合为特征的，特别是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在本世纪80年代的出现，又使现代货币主义的发展达到了极致。1950年，弗里德曼公开发表了《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奠定了货币主义丰厚的理论基础。
从分析方法上来看，现代货币数量论不像早期货币数量论那样把充分就业下的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固定的和货币流通速度也是不变的情形来研究货币数量与物价的关系，而是认为物价水平或名义收入水平是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供给函数相互作用的结果。现代货币数量论一方面论证了早期货币数量论中说明的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认为货币存量取决于国民生产总值，强调了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凯恩斯主义流动偏好理论中关于货币需求不仅取决于利息率，也取决于其他资产的收益率的看法。关于现代货币数量所要阐释的问题，弗里德曼有过如下表述：
首先，在区分名义货币量与实际货币量的同时，强调货币数量论是反映货币需求的理论。弗里德曼曾多次申明，货币数量论“首先是关于货币需求的理论，而不是关于物价水平或名义收入的理论”。[②b]他认为，当真实生产条件长期不变时，真实产量水平是较稳定的，这样，名义收入的变动就主要来自物价水平的变动，而物价水平的变动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作为货币现象的物价水平及名义收入是货币供求相互作用的结果，但由于货币供给量是由货币当局自行决定的外生变量，因而理论分析的重心应当是货币需求函数。”[①c]也就是说，要解释物价水平或名义收入的变动，首先必须考察货币需求函数的性质和特征。从货币需求是资本理论的组成部分的观点出发，“重要的是区分财富的最终持有者与企业，前者手中的货币是他们选择掌握自己财富的一种形式，而后者所持有的货币则是一种生产者手中的商品，就象机器和存货一样。”[②c]就财富的最终持有者而言，对实际货币的需求主要是下列各变量的函数：（1）总财富（Y）；（2）非人力形式存在的财富份额（W）；（3）货币与其他资产的预期收益率（R[0]），包括预期的定值债券名义收益率（R[1]）和预期的股票收益率（R[2]）；（4）预期的商品价格变动率（g[，P]）；（5）除收入以外的一些影响货币服务效用的变量（u）。这样，单个财富持有者的真实货币需求函数可以表述为：M／P＝f（y，W；R[0]，R[1]，R[2]，g[，P]；u）。与最终的财富持有者受总财富的强制约束相比，企业是不易受到此类约束的。包含在生产资本中的资本总数，是一个可以由企业通过使收益最大化来决定的变量，因为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而获得追加的资本，所以，没有必要将总财富当作企业对货币需求函数中的一个变量，另外，财富在人力形式与非人力形式之间的区别对于企业来说，也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考虑到货币的收益率和其他可以替代的资产收益率，对于企业而言绝不是可以或缺的这样一个事实，弗里德曼在修正部分变量的基础上，认为企业的货币需求函数应为：M／P＝F（y；R[0]，R[1]，R[2]，g[，P]；u）。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一函数既反映了企业对货币的需求，又反映了社会对货币的总需求。
其次，弗里德曼通过分析利率变动的复杂性，具体阐明了货币传递机制的形成过程。他的结论包括：（1）货币传递机制的内容包括一种初始流动性和可贷出资金效应、随后而来的收入效应，以及还要延缓的价格预期效应。（2）针对货币变动而进行的调整要用很长的时间，而且影响到许多经济变量，如果这种调整过程是迅速的、直接的和机械的，那么，即使只能得到一些不完整的数据，货币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调整过程的情形不是这样，那么，原始的证据就很可能把人们引入歧途，这就需要做精细的研究分析工作。（3）货币作用过程中的短期均衡是由某种调整过程所决定的，在短期的调整过程中，名义货币需求变动率与名义货币供给变动率之间的差异，导致名义收入变动率脱离它的长期值。名义收入的调整速度，是它的测得值与预期值之间差异的函数。（4）长期均衡被定义为设备实际值和预期值之间的差异，因而在长期均衡状态下，所有预期都是可以实现的，以致于实际量和预期量是相等的。（5）短期调整过程与长期均衡状态之间的转变，是通过预期值的修正而产生的。
随着西方经济在70年代前后发生的重大变化，尽管弗里德曼对货币政策的讨论，一贯是以货币数量理论为基础的，但他的货币政策主张都不是一贯到底的，明显地经历了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发展阶段：60年代的货币政策分析与80年代的货币政策分析。在60—70年代，弗里德曼一直相信，能够带来某一特定货币总量的可预测的长期趋势的货币规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目标，既优于为货币当局所进行的、对货币数量的一系列自行控制，也优于商品本位。但是，在80年代，弗里德曼不再这样乐观了，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国会促使联邦储备系统走向这一方向所做的种种努力都遭到失败，联邦储备系统一直是口头上接受，但却从不严格实施货币规则。弗里德曼开始意识到，必须对货币政策结构进行改革，建立约束机制，以限制货币当局的处理权限，从而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结构。按照他个人的设想，比较理想的改革方案包括：（1）将制定规章制度的功能与货币方面的功能区分开来；（2）结束联邦储备系统的独立自立，将其转化为财政部的一个司；（3）基础货币的零增长；（4）把货币和银行的安排权留给市场。这样一来，“就可以结束联邦储备系统决定货币数量的专制权力，也不会在现有的其他经济机构及金融机构中引起任何重大的骚动。”[①d]“比之政府介入所实际取得的成效，把货币和银行的安排权交给市场会产生更令人满意的结果。不过，我们也认为，在过去阻碍达到这种结果的那些力量今后会继续阻碍这种结果的实现。这些力量是促使还是阻碍货币体制的重大改变，将取决于未来数十年中货币领域的发展情况”。[②d]
同其他新自由主义各支派一样，现代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从总体上看，也没有什么鲜见卓识。不论弗里德曼在营建他的货币数量论体系时运用各种技巧进行修正，也不论其货币政策是多么地“合乎时宜”，在我们看来，货币主义的中心论题无非是：货币至关重要，货币供应的变动影响产量、就业和物价的变动，而且是影响这些变动的主要因素和根本原因。弗里德曼把通货膨胀、失业、生产停滞、经济波动等简单地看作是货币这个最重要的因素所起作用的结果，因而他的政策主张也很简单，即货币供应量按照4—5%的固定增长率有计划地增长。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对此有过论述，“货币主义者不是规劝政府逆对现行的经济方向来制定货币政策，而是将一项货币规则作为中心内容提出：最好的政策方针应该是使M始终按照一种事先规定的固定不变的比率增长。在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情况下，货币GNP就会按照一个稳定的比率增长。并且只要M大致上按照潜在的GNP的增长率增长，那么不久我们就会取得物价稳定”[③d]。的确，现代货币主义的一切政策主张都是从这一“货币规则”出发的，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而特别强调货币政策的极端重要性。在现代货币主义者眼里，调节货币供应量的目的不在于控制总需求水平，而在于使市场上商品和劳动数量的增减与货币供应量的增减相适应，以便稳定物价。因此，在短期内不应使货币供应量有很大的变化，否则，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他们强调，利息率是政府所不能也不应控制的因素，它取决于政府控制的金融范围以外的其他一些经济因素，如果政府要把利息率作为控制的目标，这只能增加货币供应的不稳定性，从而加剧市场经济的动荡。
前面我们还提到过，实际的与名义的数量之间的区分是弗里德曼复兴货币数量论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这一区分使弗里德曼能够制定通货膨胀理论。政府与商业银行一起决定了名义货币存量，公众对于实际因素诸如收入或利率（实际）的反应决定了实际货币需求，价格水平调整名义存量以便使它与实际需求相一致。因此，在稳定的实际货币需求既定的情况下，价格的不断上升要求名义货币存量不断上升。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过程的理论意味着，货币是中性的，但只是在长期中是这样的。在开始时货币存量的增加在现行价格下增加了实际余额，只有当这些余额用于支出，物品存量用完，并且生产暂时增加时，价格才会上升。弗里德曼解释说，突如其来的货币扩张，只是暂时地扩大了产量，并且把失业率压低到自然率之下，它还造成了加速的通货膨胀率。价格上升快于工资的上升，从而导致实际工资下降，于是实际的失业率会向着自然率方向上升，价格（即工资）正是在这里对数量（即就业）信号作出反应。弗里德曼的追随者们也始终相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物价水平和经济活动发生变化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通货膨胀始终是而且处处是一种“货币现象”。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中，价格具有足够的弹性，使市场能够根据需求强度恰当地履行分配产品和劳务的功能。社会就业缺口的存在，货币主义把它归因于“自然失业率”，也就是说，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自然失业率，长时间内经济发展总是自动趋向于恢复这种失业率，在短期内，通货膨胀高一些确实可以减少失业人数，但这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经过一段时间，失业人数又会恢复它的自然水平，只有以越来越高的通货膨胀率为代价，才能维持先前的失业水平，就业缺口才不致拉大。弗里德曼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时发表致词说：“我认为经济形势的新发展并没有否定‘自然失业率’假设，正如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反比例关系是短期的过渡现象一样，我同样认为失业率增加和通货膨胀过渡过快之间出现直接联系也是一种暂时现象”。事实上，经济并不象早期凯恩斯主义者讲的那样不稳定，稳定性政策反而会成为不稳定的因素，紧缩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时使用对总需求的构成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有趣的是，具有当代后凯恩斯经济学家的许多特征的实证研究专家如利兹大学的布朗和保罗·戴维斯、海曼·明斯基等，并不逢迎这种见解。他们认为传统货币政策对原成本几乎没有多少直接的影响，对价格的影响也不大，只是对产量与盈利有所影响。在我们看来，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理论是他的名义收入货币理论的延伸，或者说是具体应用来确定一种货币现象，即通货膨胀的产物。另外，“自然失业率假说”被引入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的分析中，也使人们感觉到了弗里德曼通货膨胀的理论具有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和货币数量理论的特征。
三
现代货币主义是从反对凯恩斯主义起家的，是从古典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那里移植而来的，如萨伊定律、自由市场均衡论、货币数量论等也并非什么发明创造。美国希伯来大学的帕廷金用周密的方式重新阐述了货币数量论，弗里德曼和许多他过去的学生提供了货币数量分析的框架，使人们能够对货币数量的变化制约收入变化这个命题进行实证的检验；曼彻斯特大学的希伦纳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梅尔泽又共同提出了货币需求是稳定的这一命题的实证根据。此外，还有美国的约翰逊、英国的沃尔特斯、莱德勒等，他们分析货币理论的侧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
人们已经完全习惯了把弗里德曼视为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认为他在更严密的形式下复活了古老的货币数量论，对于凯恩斯时代所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事实上，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们，如美国的梅尔泽和拉弗、加拿大的蒙代尔和瑞士的希伦纳等人，“反对某种形式的凯恩斯政策，并不是要否定该理论的要旨，而是要否定战后整整一代西方经济学家解释这位现代稳定政策创始者的思想及著作的方式”。[①e]弗里德曼本人也承认，“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人们恐怕忘记了弗里德曼的主要理论实际上是对凯恩斯学说要旨的某种发展，他所反对的不是凯恩斯，而是战后“凯恩斯主义者们”运用这位天才英国人的教条的方式。“人们往往把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之间的争论简单归结为两种人的对峙，在有关行情活动的问题上，一种人注重货币工具，另一种人则更喜欢税收工具，或公共开支这一武器。事实上，真正的辩论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双方争论的真正问题是应该赋予经济稳定政策以多大的重要性。货币主义者认为施行行情调整政策的必要性远不是那样明显，因此，对行情的任何干涉都更有可能加剧，而不是缓和经济动荡。在货币主义者看来，国家——和经济学家——最好是不要干涉。”国家的真正作用不是在短期内试图影响行情，而首先是保证货币总量能定律和有规律的增加。根据弗里德曼的理解，经济体制实际上就象是一个世界，在这里，成百万的个人及家庭在永无休止地为自己制定个人的“生产计划”，这些计划以后又对自由经济的全部生产和分配结构产生影响。这样就导致两种结果：一方面既然人们是从长远的经济角度来进行推理的，自然就不能不把货币重新置于社会进程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经济体制将会由于价格制度本身最先稳定而变得更为稳定，要使就业不受波动的影响，首先要通过健全地管理货币发行结构来保护经济不受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影响，而不能试图通过全面控制需求来有意识地纠正这种波动。
前面我们有过论述，货币数量论已有较长的历史，休谟早在18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这种理论的一个复杂的范例。在今天看来，货币需求至少在短期内不是恒久性收入的稳定函数，因而单从货币供给方面分析名义收入的决定是不恰当的。如果接受现代货币数量论的论断，我们就无法解释货币需求不仅与收入有关，而且也有不可忽视的、多变的利率弹性这一事实。在美国，1960—1970年末，狭义货币供应量M[，1]的流通速度大约以每年3%的速度稳定增长，货币需求的确呈现为名义收入的较稳定函数。但是，进入80年代以后，M[，1]的流通速度却大幅度下降，广义货币M[，2]的流通速度也有类似的变动趋势。这一现象表明近年来货币需求不一定表现为收入的稳定函数。由此看来，现代货币数量论的理论前提就不具备太大的可靠性了。况且，现代市场经济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影响经济波动和就业变化的因素远不止货币这一种，因而采用“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也是无法维系经济的正常增长秩序的。
当前，“西方宏观经济学所处的境况就象一条翻了的船，幸存者分散在许多小岛上，各自兜售着自己的理论。”[①f]在这种缺乏系统的发展过程中，理论上的实用主义和政策上的“拼盘”方案已经成为当今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发展趋向。货币主义的范围大于货币数量论的范围，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涵义和现实主义也是后者无法替代的。
注释：
[①a] 参见拙作：《货币主义的发展与变迁》，《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12期。
[①b] 李晓西：《现代通货膨胀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9页。
[②b] 傅殷才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第374页。
[①c] 傅殷才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第374页。
[②c] 弗里德曼、施瓦茨：《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第27页。
[①d] 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第540页。
[②d] 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第688页。
[③d]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上册，第541—542页。
[①e] 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79页。
[①f] 参见拙作：《货币主义的发展与变迁》，《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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