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历史的七种叙述：思考加拿大、魁北克和美国的民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魁北克论文,北美论文,加拿大论文,美国论文,七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美的民族史是一种复杂互动的产物。这种互动的一方是一种持续变动的概念框架，另一方是其做出回应、并进行配置的、不断变化中的大量事实和事件。它通过一系列叙述结构所产生的普遍模式，被广泛接受，并成为自身独特性的表现。这些叙述结构从未完全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模式，而且有时也成为挑战和论争的对象。但即便如此，它们却在其突显和立足于中心的时期，为大量著作奠定基础、建构框架。最初，它们由(历史)业余爱好者、纯文学作家和记者们创立，19世纪80年代后则由职业历史学家(通常是以大学为基础的历史学家)接受和发展。它们立即反映并影响了公众观念，动员了人们对本民族的支持和热情，使民族的存在变得自然，论证了民族的要求，并成为重点关注公民忠诚度和拥护心的元素，来支持民族。这些叙述在其广泛的主张和意义方面清晰无误，甚至在职业性的专业化、有时进行了过度的细节考证后表现出它们的根本责任，十分精确地满足了它们出现年代所需要的那些描述力和解释力，完成了建构民族、扩展理解和处理信息的重要使命。
浪漫的规则
首先出现的故事类型是在浪漫观念的术语中。这种浪漫观念出现在19世纪初欧洲的大量民族史中，并为加拿大人、魁北克人和美国人提供了一种引人入胜的模式，(因为)后者当时在为他们各自尚在建构进程中的社会寻找文化、文学和艺术上的界定①，而这种观念恰恰使一种北美生活变得充满意义起来。在19世纪的最初10年，既是开创性的、又是在职业化之前出现的(历史)著作，显然反映了浪漫主义的影响。加拿大的历史编纂把本国视作那些伟大而重要冲突的产物。这些冲突指1760年征服战争②和1812年战争③，它们首次把(加拿大的)历史编纂传送到英国人的手中，并将之牢牢地控制在他们的理解范围内。这种历史编纂强调的是激动人心的事件、伟人们的英雄主义以及历史中那些戏剧化的丰富画面，以展现这个社会最惹人关注的特征④。在魁北克，在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的明显想象中，“这一民族的精神”到1830年为止已经成为引领性的主题⑤。在南方，美国人把美国历史描述为民族自我实现的一场胜利凯旋运动，并用浪漫观念来总结变化莫测的斗争与积极成果⑥。到19世纪30-50年代，随着越来越成熟的作品面世——尽管其中大部分是由(历史)业余爱好者完成的——上述浪漫主义的观念尤为增强。弗朗索瓦-格扎维埃·加尔诺(Fran
ois-Xavier Garneau，1809-1866)的宏大历史便提出，民族如同个人那样，拥有着一种独一无二的、特殊的、与众不同的天赋。他的多卷本著作把魁北克的“高卢精神”刻画为其忍耐和生存的保证，并把那种特别现象视作“一种团结性的力量，特别是对于(魁北克人的)道德旗帜而言……它让自己同那些试图克服它的努力彼此相称”⑦。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1800-1891)粉饰美国历史的著作引人入胜，内容广泛，又颇具权威。其基本观点来自于他逗留在德国时所受到的影响，当时，他是第一代在德国学习历史研究的美国人之一。这种基本观点认为，民族成长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它发展缓慢，但不断成长，并最终不可避免地成长为一棵高大的橡树。这一民族“根植于”新英格兰的精神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熟”，并最终繁茂成长，在18世纪70年代开花结果，促成了自由。它取代了英国人，结束了暴政，带来了新秩序，标志着全人类的进步。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它不需要受到质疑，而只需要接受与理解⑧。记者兼书商约翰·麦克马伦(John McMullen)在1855年描写加拿大时，既兴高采烈又充满真挚情感。他试图证明“一个伟大民族的天赋”。此举恰好证明了浪漫主义在其社会中留下的深刻烙印。麦克马伦认为，加拿大处于“从婴儿到儿童、再到青年”的发展历程，想象它正处于青年时代和完全成熟期的边缘，展望它将占据着整个大洲北部的一半土地，并把整个惊人的发展视作一种自然成长和发展的历程。这种视角的每一方面都可以证明，他的思考已经充满着浪漫式的构想，并被它完全吸引住⑨。
事实上，在19世纪的其余时间内，类似的证据普遍存在。一位历史学家特别做作地强调他在1883年出版的著作，将有助于“我们年轻加拿大人所拥有的具有男子气概、并充满渴望的精神”得以在这样的国度中找到充分实现的可能：它是这个地球上所有民族中坚定、纯粹、英勇而智慧的民族⑩。这种论调便是普遍存在的、典型的浪漫模式和规则。加尔诺和麦克马伦(的著作)继续出版发行；班克罗夫特的伟大史诗在19世纪80年代完成了“最后的修订”；戏剧般的情节设置、激动人心的风格、英雄般的祷告和颇为生动的描绘，继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新的编纂类别开始违背浪漫式的影响。
进步和唯物主义
浪漫观念适应力强，存在持久，但也受到了不断增强的压力和攻击，19世纪60年代首次遭遇到严重的挑战。挑战者主要是一些自学成才的观察者。物质发展、民族建构和民族复兴的过硬事实让他们感到震惊。经济和政治基础所出现的引人关注的扩展，又使那些显性的结果和成就成为他们努力理解和界定自己共同体的关键要素。因此，其结果是，尽管老的构想一直存在，而且甚至还在解释物质胜利与发展中发挥作用(11)，这一点可以在历史发展的萌芽理论中表现得十分清晰，但是聚焦点的普遍转移仍然是清楚无误的。
在加拿大，19世纪60年代的铁路建设、贸易增长和联邦方案都使之在结构和其他方面发生了大量变化。它毋庸置疑地成为了显著扩张和发展的地区(12)。它的建立者很明显促进、掌握、资助并组织了这些奇迹的发生(13)。即便在萧条时期，人们在界定这一共同体时，也同样把增长和成就表现为其自然特性的对立物。1882年，牧师兼教师格朗特(G.M.Grant)曾在颂扬加拿大的著作中使用了“风景如画”这一标题，但他同时清楚地指出，这样的加拿大正在朝着建设铁路、开办工厂、挖矿和农业发展的节奏而行进(14)。甚至主要的政治时刻都指向制度建设和实践安排以促进自主(liberty)和“自由”(freedom)(15)。而且更为明显的是知识发展被视作重要的事件，被收入目录中，登记在册(16)。这些以产出为导向的概览，记录着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进程。这种历史叙述界定所有的因素，无所遗漏，并且让“职业阶层……丢掉了他们的诗性敏感，对文化要求保持中立”(17)。其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对某些人而言)甚至是毁灭性的。
加拿大的情况显然已经足够清晰。不过在美国，把民族视作其物质组成部分的总和之想法，甚至更为常见。内战被描绘为成长、工业和扩张的成就、自由与民族融合的胜利。实际上，我们几乎不可能再找到比这种感觉更为强烈的表达了。结果，人们暗示这种巨大冲突所恢复的统一便是一种来自于殖民时代的古典统一。这种想法终于找到了通往民族历史的道路(18)。这种对于统一性的强调，立即成为治国术的一种成果，并且被视作成就和发展的基石，得到了高度宣扬。早期的总统行为被解释为有助于建设一种有效率的国家(19)。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的伟大成就被置于民族统一的背景中，并被人们强调道德的维度(20)。从整体上而言，这个民族的意义将在物质进步的基石之上得到描述。1876年，在庆祝建国百年的出版物中(21)，被着重推出的是有关发明和技术的著作(22)。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大型通史著作中(23)，该民族的特征，即发展却依然保留着原初性，或许被视作最为稳固的、引人关注的特点。在一本著作的概括中，1860-1890年间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24)。在另一本著作中，“这个地球上的老民族缓慢爬行，而共和国却如快车冲刺般迅速移动。合众国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后，已经位于各民族的前列，并注定很快在这场竞赛中超越其他民族。”(25)
如同这个光辉时代的其他北美人一样，魁北克人也通过一种日益属于自己的观念透视镜，来看待那些光辉成就。对此，一种对于经济发展和物质成长进行正面性与赞誉性的评价，肯定是明证。这一点既反映在大卫(Laurent-Olivier David，1840-1926)的著作中(26)，也可以在本杰明·舒尔特(Benjamin Sulte，1841-1923)关于法国统治以来贸易和商业重要性的关注中看到(27)。总体而言，焦点已经处于完全不同的方向之上。同其邻居相比，他们的社会更少地卷入到大范围的贸易和发展中。舒尔特自己也曾指出这样一种事实，即19世纪80年代的魁北克“既没有大工厂，也没有小工业”(28)。而且，该社会的知识生活也日益受到教权观念和教皇至上论的影响(29)。在上述背景下，魁北克的史学家们转而认为，既然人们在评估任何社会的历史与经历时，行动和成果已经成为这种评估所需要的必然而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至少在魁北克的例证中，那些行动和成果便不应该体现在物质扩张和增长的阴影与虚饰之中，而是应该体现在专注于传播信仰的那种伟大精神史诗的语调和变调之中。加尔诺对于民族和复兴的强调，使他仍然拥有影响力。但魁北克的史学家认为，他的自由观和反教权立场则需要严格的重新界定。这种对于加尔诺观点的修正和凸显信仰的做法，便把宗教的角色置于殖民化进程的核心地位(30)。史学家们重新为征服(战争)提供了(解释)框架，将之视作一种幸运的偶然事件。它让魁北克“置于英国旗子的保护之下”，使它幸免于“法国大革命的暴风雨”(31)。历史学家们还解释道，“我们国家的历史……可以回溯到(传教士)试图在圣劳伦斯河(St.Lawrence)岸边建立一个天主教(原文如此)殖民地的脚步。”(32)他们反对把民族建立在物质成就的强调和比较之上的观念——当然，这也显示出他们所拒斥的那种观念曾经造成过巨大的影响。藉此，他们立即把行动和成果用于自己的目的，并突出强调魁北克所拥有的、在另一种形象和形式中的那种力量。
土地、空间与职业化
对于认同构建的推动，对于共同体自豪感与自尊心的促进，对于成就与产出的强调，同样也遭到了批评、修正，并最终遭到驳斥。这种物质主义的论证显然激起了人们去关注那些被遗忘的观念：忽略不平等的现象，关注财富创造，忽视分配与社会公正事宜——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此前叙述中的缺位与遗漏。真正的困境还出现在同其总体叙述相关的方面：这种叙述性的、庆祝性的描述，几乎很少超越那些四平八稳的因果解释。在一个日益关注那些事宜的时代里，这种做法构成了根本问题，其结果是社会改革家和批评者试图弥补这种物质画面内的鸿沟，修补其中的缺陷(33)。同时，拥有学科训练基础的调查者人数不断增加。19世纪末，推动历史学职业化的力量再次增强，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和严肃批判(34)，为了彻底检查和重新描述历史，而接过了整个设计任务。
新的地理政治学(35)成为职业历史学家们的根本工具和灵感。他们借助日益占据历史产品舞台的专著、学术杂志和会议报告，进行工作。他们生产出来的一系列产品，不仅如同其描述的那样接受解释，而且还在形式和结构上适用于持有宗教观和世俗观的观察者。这些作品抬高了土地、空间、距离和气候的作用，特别关注情境、背景、环境和机遇，根源于那些真正来自于事实上制造奇迹的北美经验：它们解释增长，界定特征，使上帝的工作不再那么神秘和晦暗；它们在分析与讨论的范围内占据着统治地位，并不断吸引人们参与其中，其本质部分未受触及地维持了数十年之久。
当然，并非新叙述的每一部分都可以产生一种用于诊断问题的民族叙述。戈德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1823-1910)是一位牛津大学前钦定历史学教授，他认为，“从政治地图向自然地图的转变”显示出加拿大所声称的民族一致性在理论上是荒谬的(36)。美国殖民史学家这代人描绘的画面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它们包含着一种深层的暗示，即认为，合众国从殖民初期便已注定走向独立(37)。不过，在大部分方面，如民族融合(和民族成就)都得到了解释与肯定。
地理位置、气候与“北方特性”很快成为界定加拿大特点和认同的因素(38)，而空间及其控制(“我们勇敢而壮观的扩张”(39))则成为民族叙述中的主要话题。测绘河流与土地的探险者在现在提供给公众的画面中占据着新的核心地位(40)。大型多卷本著作《加拿大及其行省(1914-1917)》(Canada and its Provinces(1914-1917))从题目上便暗示了它的分散性和统一性，该书把主要章节都用于描写探险、运输和偏远地区的联系(41)。遍布大洲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被视作民族生活的首要黏合剂(42)。到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的地理(以圣劳伦斯河为中心的大型河流体系)被史学家们——他们以多伦多大学为基地，恰好取名为劳伦斯学派——视作号召行动者向内的力量，它使得经济体系有可能延伸，并最终促成了民族自身的形成(43)。
关于魁北克的著作同样显示出新重点所产生的影响。当然，魁北克的幸运使命仍然受到强调，如帕奎特(Mgr L.-A.P
quet，1859-1942)在1902年写道：“我们的使命不是去操作资本，而是去促进思想；不是去点燃工厂的熔炉，而是去维护和散播信仰与思想的灼热火焰”(44)。不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实际上，人们已经开始认为，这种使命业已完成。新法兰西胜利的空间维度被着重强调：“新法兰西，感谢它的探险者、它的传教团、它的毛皮贸易商，它已经成功地将之存在的标志，嵌入到北美已知领土的3/4。”(45)当时，帕奎特自己还在幻想伟大的魁北克人向外移民到美国的东北部，并强调此举将使“宗教观念……在今天散布到北美的大部分地区”。(46)地理在完成神圣使命中的助手角色，得到特别强调。记者、后来成为拉瓦尔(Laval)大学历史学教授托马斯·克沙佩(Thomas Chapais，1858-1946)曾指出，新法兰西位于圣劳伦斯河上，通过河流与湖泊，通往北方、南方和西方，因而这种地理位置很难阻止人们跨越最初定居的河岸(47)。里奥内尔·格鲁莱克斯(Lionel Groulx，1878-1967)是一位神父和民族主义者，其历史著作被广为阅读。在他看来，地理环境与神定行动之间的联系是清楚无误的：英雄多拉德(Dollard)前去结束易洛奎人(Iroquois)对其社会扩张的牵制，作为神意的工具发挥了作用，但他如此为之，也是由于移民地使之增添了自己的动力，来完成眼前之事。“他的脑中灵光一现，发现这个广袤的国家正等待着他将之从迷梦中唤醒”，他深受感动，投身于开辟道路的事业中(48)。
对于地理的敏锐感在加拿大颇有影响力，也存在于魁北克。同样，广袤地域和环境在美国也产生了重要作用。在那里，史学家把土地视作民族建构和发展每一个阶段中的关键变量。这种观念成为该国出现的最具影响力的民族叙述的基础。这一观念的经典形式来自于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后来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历史学家特纳(F.J.Turner，1861-1932)于1893年提出的(49)。他假设，高度个人化的行动使边疆持续化地后退，从而成为美国成就、自立、民主和扩张的根源。这一观念使地理、空间和土地拥有了一种类似于在欧洲受到赐福的解释力。事实上，它对政治和学术都产生了推动力。其影响还表现在受到大众欢迎的进步主义运动中(50)。同时，它也是西部作为首要象征出现在美国生活和文化中的一种因素(51)。它后来涌入到各种领域中，在各种前沿中塑造思想，并把自己定位于美国自我想象与反思的关键性的决定因素。
主要针对特殊性的庆祝性描述，拥有了一种重要的新手段。它拥有解释力，并以地理为导向，为讨论增添了一种批判性的维度。这种新观念强调北美的独特性，指出每个共同体都拥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并用一种果断的方式渗入到大众文化中。在其早期表现退出舞台之后，它仍然在很长时期内影响着思想和表现(52)。
新世界的断言
1919年后的观点变动并非是本质性的。地理(的重要性)仍然原封不动，讨论中的批判性继续是核心使命，职业化进一步加强。不过，在讨论的基础上，也出现了加拿大故事的重新定位、美国例外论增强，魁北克同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得到了额外关注。
对于北美的地理位置而言，出现了一种新的重要性，亦即新世界。这种空间肯定是质变的结果。当然，加拿大继续在大西洋的维度上得到审视。不过，这种维度在事实上进一步强调了基本产品贸易的重要性：鱼类、皮毛、木材、最基本的小麦。人们在讨论中指出，这些贸易并非仅仅创造了黏合本民族的机制和结构，而且还将之同欧洲与大西洋经济结合起来(53)。魁北克面向保守的、以法国为基地的天主教世界，这种立场继续保持不变。不过，它的强调重点却出现了新意。20世纪20年代的“法兰西行动”(l’Action franaise)或许拥有着最为强大的魁北克影响。史学家们开始强调魁北克的食品在法国和罗马之间联系的地位，并把这种资源视作其关注焦点中的主要部分(54)。虽然美国仍然是一种自恋式的、即便不是绝对的孤立主义者，但是它也发现有可能复兴那种认为其历史拥有一种大西洋组成部分的观念。新殖民史的影响仍然历历在目：C.M.安德鲁(C.M.Andrew，1863-1943)的《美国革命的殖民背景》(The Colonial Background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出版于1924年；主要代表者如具有争议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查理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1874-1948)，令人关注地证实了他们与欧洲(尤其是德国)历史思考模式之间的交融(55)。
但是，占据统治地位的评论却受到那些坚持北美拥有核心作用者的反对。在描述加拿大时，一系列文化、社会和经济力量最终被简化为地理和环境决定了这一社会的外形。该观点仍然在不断地往前发展。现在，它辩称，形塑的力量还包括：发展模式，投资流入，尤其在大陆范围内的贸易交流，并继承了以边疆为基础的民主和改革政治，同其伟大的南方邻国共享了一种开放、自由和无需防御的疆界(56)。不过，无论如何，形塑的力量仍然还是“一个美洲民族”自身(57)。
魁北克的例子更为复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最终还是开始了。对于过去的学科性研究不断增强(58)。把魁北克视作一种类似于邻国的北美社会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试探性的根基。鼓励经济多样化的早期城市被辨识出来(59)；新法兰西的统治结构得到了思考；这些至少部分是在美国殖民史学家著作的提示之下产生的(60)。此外，史学家们还努力降低了教会在文化生活和智识生活中的影响力(61)。但是，这个共同体特征的主要部分仍然维持人们所熟悉的形式——正如塞奇·甘格诺(Serge Gagnon，1939 - )指出的那样，“历史神学仍然占据着魁北克的历史编纂学的主要位置”(62)。它所带有的唯一和重要的差异在于，这种历史编纂学更多强调和关注了大陆殖民。一位评论者在1922年指出，“法国人团体在我们领土之外分布极广”，成百上千的人定居在美国，他们是“法国力量在美国的延伸”。受此鼓舞，他把魁北克的历史描述为一种冒险故事，它仍然在逐步展现之中，并持续扮演着作为“美洲的法国，一个使徒民族、一个光明民族……在新世界北方”的角色(63)。在整个20世纪20-40年代，史学家们继续关注“美洲的整个法兰西家庭”(64)，发现它的源头和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将之当下的存在视作复兴新法国的探险家和传教团的工作。他们把被大部分人所遗忘的法国人在北美的存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1947年，格鲁莱克斯创办《法兰西美洲历史杂志》(La Revue d’histoire de l’Amérique franaise)是这种研究浪潮的巅峰。该期刊的题目便已经清楚表明了它的指向。另一种巅峰表现在基本导向再次准备变化之时，尤其表现在对于魁北克文化和思想史的一种批判性研究的兴起(65)。
撰写美国历史产生了自身的困境。历史学家在研究大陆、新世界、认同和民族之间关系时采取了各种形式，以至于他们的编纂事实上有时可能在其范围内充满着困惑。外交史仍然未能得到很多研究，即便在民族主义的实践者、耶鲁大学的塞缪尔·弗莱格·比密斯(Samuel Flagg Bemis，1891-1973)看来——在他的著作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美国已经执行了始终如一的外交政策，相比于欧洲的混乱而言，美国拥有优势(66)——外交史很有可能让美国沦陷到超越其控制能力之外的关系中。不过，其他因素却被投入到在北美组合美洲碎片的工作中，以便找到它的本性和命运。移民史强调的是中断、破裂、非延续性和重新开始(67)。类似于特纳那样，设想(美国存在着)特殊性、美德和一种自由民主的、民粹主义的正直品质。此类假设充斥在有关社会和文化的著作(68)。在政治传记的字里行间，美国的政治家被塑造为建设者而非破坏者，这在事实上证明了那种自鸣得意和自我满足的心理(69)。对于该半球的其他地区而言，美国发展模式是一种正面的模板——这种感觉便是当时具有影响力的伯克利历史学家赫伯特·波尔顿(Herbert Bolton，1870-1953)著作中的主要观点(70)。美国的史学家们关注他们的孤立世界，不断地被它的成就而折服，并把它的与众不同性(事实上，加拿大人和魁北克人同样如此为之)视作民族性和无边性。他们与其邻国同行们一起，把他们的民族放置在超越民族框架之上，并断言这种框架的独特意义和重要性。
边界与认同
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编纂强化了人们认为空间、地理位置和历史之间存在着一种强大联系的那种感觉，那么1945年后的历史编纂则出现了另一种感觉，并将之融入到对于这种关系的意义及其理解的方式完全不同的新观念中。
在魁北克，这种(新)模式是最清晰的。20世纪40年代前，情况还十分平稳(71)。此后，人们便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事实：即对于现代性、世俗主义、亲英派在经济上的主导权的抵制并不成功。为此，蒙特利尔大学的一群史学家们十分激进地重新评估了这种抵制及其背后的意识。他们认为，(这种抵制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受教会控制的教育和对于精神使命的强调，这些人们所选择的工具事实上让魁北克人无所作为，阻止了有效的抵抗，而且从根本上而言，它把共同体交给了貌似抵抗实质陷入困境之中的掌权者手中。这些史学家继续辩称，当然错误并非都是由教会造成的，1760年英国征服战驱赶了许多地方商业精英，才是造成大部分问题的罪魁祸首。此举使英国人获益，并鼓励人们认为持法语者不适合这个贸易世界，由此便开启了持英语精英们和教会领导层之间结成一种心照不宣的结盟。其结果是支持并鼓励了一种教育和文化体制，一方面把人们限制在严格的宗教层面上(并确保温顺听话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得以创造条件，耗费魁北克人的精力，使之无法积极地从事塑造其社会和经济的事业。这个共同体将失去而且已经失去了对其贸易生命的控制力，并且实属讽刺中的讽刺是，教会自己却远远未能成为一种天主教社会的想法产生，并传播开来。简言之，在1760年前，魁北克曾经同其他北美殖民地经历了十分类似的发展；即便在此之后，在日常生活中，以贸易和现代性为目标的趋势仍然明显存在；但是，这条道路已经丧失了，其原因不仅在于那些对于宗教和精神的固有召唤，而且还归功于宗教和贸易精英们显而易见的举动。从这一点出发，批评者的观点开始强调，一个社会并非自然而然地疏远其周围的经济生活，所以魁北克需要重新加入到这种生活中，以便更好地参与竞争，重新获得控制其经济的能力，并确保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复兴。这些观念同20世纪60年代分离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出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在大学史学家中日益盛行。因此，尽管它们可能受到所谓魁北克学派或拉瓦尔学派的挑战，但是它们已经进入到魁北克自我理解和魁北克政治中的核心地位。(72)
魁北克所出现的如此激进和深刻的修正观念，并没有完全出现在加拿大。但是那里的变革步伐仍然很大。如同魁北克那样，加拿大也在一种完全新颖的方式中体验了自己在大陆上的地位，因为美国的经济和文化渗透实际上日益增加(73)。面对这样的事实，这些变革便对那种把加拿大理解为一个美洲民族的观念提出了直接挑战。其结果之一是政治性的，它确定了边界和差异的感觉，让那些号召对美国资本和美国文化实行限制的政策更易通行；结果之二则是认识上的，研究的视角从试图“通过把加拿大识别为北美民族的变体之一……来解释加拿大现象”，变为试图“通过把加拿大同美国现象做比较”来理解加拿大现象(74)。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事实上显著丰富了人们对于建构加拿大体制与文化中某些因素的理解。民族建构接受新的观察(75)，大都市和内陆的动态关系接受新的观察(76)，气候、北方特性、风景和民族想象之间的关系被重新思考(77)，历史中的英国人和大西洋维度被重新调查(78)。最后，加拿大的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结合成为一种政治文化的基础，它被呈现为英国式的、欧洲式的、北美式的和自由式的(79)。
美国的变化有其自己的特殊形式。美国史学家们在经历了20世纪40-50年代本国在全球性、安全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后，做出的回应是更为有力地再次坚定了他们的基本原则和信仰。他们坚持认为，本国历史的核心是自由和民主的承诺。为此，他们使本国界定价值观的历史远比其生命和存在的时间还要长。这种努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便已初见端倪(80)。随着冷战的出现，那种竭力把民族生命尽可能地视作表达基本传统和真理的尝试，则变得尤为凸显。用一位坚定捍卫者的话来说，这场美国学运动(American Studies Movement)“巩固了美国哲学中的信仰，并有利于这种信仰的维系”(81)。历史著作显示的正是哲学影响究竟有多么深厚。史学家们强调了那种老生常谈的观点，即民族黏合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成员分享了信仰，并深深地被这样一种事实所感动：他们生活“在一个日益严重的国际危险的时代，因而民族安全和幸存能力成为人们根本关注的焦点”(82)。史学家们还坚持认为，无论美国人在宗教、地区或政治观方面存在何种差异，他们都通过共同的信仰、根本导向和心灵中最为深层嵌入的习俗所统一。人们共享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以致让最为疏远的地区也会融合到本民族中(83)。影响一切的民族信念把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团结在共同生活和公民身份之中(84)。基本的自由假定把大多数不同的政治哲学联合起来(85)。一种实用主义的心灵铸造界定了美国人的举止和行动(86)。一致的思考模式，如关于进步、使命、个人、成就等，是普适性的(87)。“学者们眼中看到的不是一种两极化的文化……而是在许多小的、暂时性的变体之上，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一种根本上同质的文化”(88)。这种美国历史的“一致观”成为深入而坚固的信念。
在所有三个社会中，史学家都关注威胁，担忧基本信念所受到的腐蚀，希望保留边界、文化和生活方式。他们所制造的叙述可能导致了那种重要而引人入胜的结局。在他们的重点里，一些观点是新的，但在美国例子中，我们看到了一些重复性。所有三个例子都标注出与众不同的特征，强调内在的链接和联系，并在总体上关注那些普遍的、得以共享的观念。它们虽然在内容上各有不同，但在形式上却是统一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古典模式的民族叙述。
碎裂化和多样性
到20世纪70年代，对于民族特性和总体认同的倾向慢慢地屈服于另一种关注点，即对多样性、裂痕、少数派以及承认亚群体的政治之关注。历史学家们面临着新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其中，在民族、种族和性别化的特殊性方面，出人意料之外的坚定举动只是最为明显的表现而已；此外，还出现了大量概念工具，它们指出意识形态、讨论和叙述结构在再现历史的核心处是缺位与排他性的。历史学家自己也由于这些新趋势而变得人数众多，观点各样。他们开始关注此前从未注意到的因素，并将这些因素带到了自己的工作中，并赋予这种工作以一种显著不同的范围、重点和方向。
这一进程在三个社会中的发生是不均衡的。从起点而言，最迟出现在魁北克。同其邻居相比，魁北克并不是一个移民社会。直到60年代，这里由于高出生率而在总体上仍然维持着人口增长。这种情况为那些继续在民族主义现代化的概念中充分思考的历史学家提供了研究区域，同时也把自己更多地视作叙述和意识形态边缘化的受害者，而非行凶者。因此，共同体继续是更受重视的民族核心(89)。不过，变化仍然明显起来。妇女显然是这种变化的受益者(90)。不过，民族群体和移民团体(91)、土著人(92)和种族化的少数群体(93)同样进入到画面之中。一种更具结构性的、包罗万象的叙述出现了(94)。
同样，在面对新趋势时，美国也显示出犹豫的一面。正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建立在移民之上的社会，所以历史学家和其他人都认为，美国必须十分依赖于已经形成的那种民族叙述，因为它掌握着融入式的和同质化的权力。但是，自从新的推动力以特别强大的方式成为一种美国式存在后，例如民权运动让美国黑人持之以恒地要求获得认同，民族团体喊出了自己的要求，土著人紧随而至，妇女也在根本上被卷入其中，于是，变革的方向已经很难拒斥。两种动力之间存在着张力。那些同这种张力做斗争的结果是，人们发现了可以在民族信念和构成团体的认同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只要前者并未威胁到后者，它就可以得到认同(95)。这种区分获得了美国大众文化的推动(93)，又经过了美国民族特性卫士们的检查(97)，从而允许民族叙述中出现了大量变革尝试：正如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1934-2012)指出的那样，美国与其他地方一样，“特殊主义趋势的复兴进一步削弱了有关一个趋同过去的客观主义观念”(98)。
加拿大对于这种新观念的拥护明显是过度的，而且毫无保留。加拿大之所以会容纳这种观念，则是因为这样一种事实：对于该民族的理解从未建立在语言、种族或意识形态同质性的基础上，它从未界定过加拿大的生活方式、加拿大的新人。正因如此，事实上，加拿大的转变十分迅速。这种观点最早出现在60年代初的民族叙述中(99)，随后到这十年的末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100)，到1980年已经完全占据历史学的舞台，以至于它的一些拥护者已经看到了碎裂化和离心化的危险(101)。然而，历史学家们并未收回这种观念，或对它重新思考。相反，这种观点反而变得更为宽泛：激进化的团体也被容纳其中(102)；支持一种更为统一的民族历史的声明，与其说暗示了它始终占据强大地位，倒不如说显示了这种历史的溃败(103)；而且，这种多元化例证的普遍形式还走向了世界各地(104)。
跨民族主义的崛起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大部分研究领域和研究工具都已习惯于已有构思的再次变化。随着这些变化而来的，则是民族同其联系之间进一步的、令人震惊的结合。国际资本大量流入，贸易联系、文化运动和制度建设的行动领域如此之宽广、容量如此之大、厚度如此之深，都是此前从未出现过的现象。这使得人们很难为特殊论和民族空间(即便在原则上)划定界限。更为根本的是，在理解领域中，对于所有类型严格而固定的分类理解都在本质上受到了质疑。那些变化要求调查者把他们关注的对象视作流动的、互动的、渗透性的和开放的。那些变化与同其相关的观察方式，看起来是为研究新的国际秩序而出现的。它们让这种体制下的学生们远离“在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传统划分”(105)，促进认同观念同开放性、杂合性与多元性联系在一起(106)，提出一种导向“跨民族主义”、“复杂的相互依赖性”、“内外”、“无国界性”、“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等术语(107)。它们创造了整个新范畴，来精确分析和理解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不可抗拒的变化和创新领域。
史学家们把本民族嵌入到这样的背景中，并不必然削弱或衰减本民族(的特征)。魁北克的史学家们当然把魁北克在一个新的全球领域中的地位设想，视作自身常态的一种更为明显的标志。魁北克处在一个同他者共享的框架中，它分享别人或自己以同样普遍的方式来完成的塑造成果，沿着增长和发展的共同轨道。魁北克已经生活在而且正在生活在一种存在的模式之中。这种模式断定，魁北克的完整性如同该模式在这一半球世界和美国那里所塑造的一样(108)。事实上，重新排列以及同这种新的存在秩序相联系的结构，正是以一种十分清晰的方式，为证明民族的目的而服务。正如欧洲的最新布局已经使那些尚未成立国家的民族产生了一种新的地位，北美也许同样在这个大陆上完成了相同的目标(109)。历史学家们甚至一边使用跨民族的思维方式，一边坚持突出民族，两者结合来制造一种魁北克的历史。他们把魁北克界定为一个北美人、新世界的社会，认为它拥有人口统计上的特征，其流动模式受到其他类似社会的影响。他们推动这种新观念向前发展，以至于人们似乎正是已经体验了——(或暗示)还将继续经历——这种类型的增长和演化。而这种类型的增长和演化在其他地方已经导致产生了自治和独立(110)。
对于加拿大人而言，用跨民族的思考为本民族服务，则存在于这样一种道路之中，这种道路提供了加拿大从一种加-美二元体中逃离出来的可能性；当它致力于研究两个民族时，必定凸显权力的不平衡性，揭露美国的主导地位，并让加拿大受到依附和软弱的指责。把北美重新思考为一个跨民族的空间，则是强调了全系统的现象——其中经济和文化的流动最明显。在这个全系统中，一些部分或许可以被视作受到加拿大的影响，甚至有些可以被认为是加拿大占据主导地位。安大略湖变成为“一个北美的地区国家”(111)，加拿大的公司和商家把自己置于“通往更大融合的一个北美空间体系之中”(112)。人们还可以强调，加拿大参与到一种被世界分享的大众文化的创建和消费中(113)。北美被视作一个被跨界力量与能源推动的“共同体”，由此便超越了美国霸权的旧形式(114)。
用跨民族主义的方式来证明民族，这在美国存在着特殊的证据。美国的史学家们虽然继续受到特纳的广泛影响，把民族视作由内部创造的动力而自行产生和发展，但他们宁愿忽略而非抵制那种跨民族的观念。然而，尽管这种新观念起初并未产生什么影响，但随后便产生了吸引力，并转换为可能支持民族的力量——其方法是：要么给予它更好的地位，使之在国际层面上发挥影响；要么使之对起源、增长和发展提出更好的理解。它被认为向“理解美国与跨民族及全球发展的当代联系”提供了一种“历史基础”，而且还消除了“美国民族历史中的那些扭曲观念”。它的产生不是为了同民族及其利益而对立，相反，它将积极为民族及其利益而服务。“它的要求不是为了一个后民族的历史学……(而是)为了‘深化’美国历史，使之对于历史记录中的活生生的经历而言，显得更为复杂，也更为真实。”“在这里提出的方案并非是去设计一种后民族历史学，而是一种更为丰富的民族历史……”美国的跨民族历史强调的是跨民族体系——移民、经济、文化，它把美国置于这些体系之中，但同时仍然把重点置于美国之上，而非这些体制之上。正因如此，美国的跨民族历史虽然更为严格，但在证实民族的轨道上，时间上追随在魁北克与加拿大之后(115)。
这些叙述在同样一个主题上出现了各种变体，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它们产生了丰富的、多重的和充足的意义。它们在民族之上固定下来，暗示自己无论作为观念，还是坚实、明显与活生生的现实，都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它们以不断波动的频率来对民族进行锻造。事实上，它们是通过动荡和变迁的方式来进行界定。它们证实了试图紧随或抓住观念或现实的那些努力，在本质上，是极为不稳定的。在它们塑性的时代里，或者用知识来进行表达，或者透过眼镜来进行观察。它们所给予人类的礼物，或许是它们的最大礼物，是一种强烈的感觉——藉此，人们可以知道，那个时代欣赏什么?它是如何看待眼前世界的?事实上，从功能而言，它们被视作其产生时代和空间的一扇极端重要的窗户。时代和空间被视作它们的指示器，是它们进行汇报的对象。它们用潜在或明显的方式讲述民族故事，揭示它在一段时期内的偏见和导向——即便它在论述中也曾牵涉到他者。它们把那些方法和被揭露出来的事实作为自己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视之为形式上编排故事所需要的表述和言辞。它们以两种维度进行操作，在两种层次上收获意义。它们是一种双重记载和证实的人工产物。即便当它们占据统治地位、被其他观念所替代、被人们所忽略、乃至被删除，它们仍然收获颇丰。
注释：
①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1983.该书是这一普遍进程的不可或缺的指南。
②指1760年英国占领整个法属加拿大——译注。
③指美国试图吞并英属加拿大而与英国军队及加拿大民兵发生的战争——译注。
④David Thomson,History of the Late War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iagara,UC,1832; John Richardson,War of 1812,Containing a Full and Detailed Narrative of the Right Division of the Canadian Army,Brockville,1842; George Warburton,The Conquest of Canada,London,1849.
⑤[Pierre - Jean de Sales Laterrière],A Portrait and Historical Account of Lower Canada:With Remark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People,as Regards Their Manners,Character,Religion,etc.,etc.,by a Canadian,London,1830,p.36.
⑥特别参见Mason Locke Weems,Life of Washington,Philadelphia,1809; David Ramsay,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ir First Settlement as English Colonies in 1607,to the Year1803,3 vols,Philadelphia,1816 - 1817; Timothy Pitkin,A Political and Civi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om the Year 1763 to the Close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Washington,2 vols,New Haven,1828.
⑦History of Canada(1845),translated by Andrew Bell,Montreal,J.Lovell,1860.转引自Ramsay Cook(ed.),French Canadian Nationalism:an Anthology,Toronto,1969,p.79.
⑧George Bancroft,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Continent,6 vols,New York,1891 -1892,I,p.335.转引自Russel B.Nye(ed.),This Almost Chosen People: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Ideas,East Lansing,1966,p.39.
⑨John Mcmullem The History of Canada,From its First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Teime,Brockville,1855,前言,I,p.381.转引自M.Brook Taylor,Promoters,Patriots,and Partisans:Historiography in Nineteenth Century English Canada,Toronto,1989,pp.154、163.
⑩J.E.Collins,Canada' s Patriot Statesmen:Life and Time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John A.Macdonald,Toronto,1891,pp.497 - 498.
(11)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New York,1988,pp.87 - 88.
(12)H.Y.Hind,T.C.Keefer et al.,Eighty Years of Progress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Toronto,1863.
(13)这是Henry J.Morgan的评价，见他的Sketches of Celebrated Canadians,and Persons Connected with Canada,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the Province Down to the Present Time,Quebec,1862.也可参见Fennings Taylor(ed.),Portraits of British Americans,by William Notman,3 vols,Montreal,1877.
(14)G.M.Grant(ed.),Picturesque Canada:the Country as it Was and Is,2 vols,Toronto,1882.
(15)Charles Lindsey,The Life and Times of Wm.Lyon Mackenzie,with an Account of the Canadian Rebellion of 1837 Chiefly from Unpublished Documents,2 vols,Toronto,1862; John Charles Dent,The Last Forty Years:Canada Since the Union of 1841,2 vols,Toronto,1880 - 1881; William Kingsford,History of Canada,12 vols,Toronto,1887 - 1898.
(16)John G.Bourinot,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the Canadian People,Toronto,1881.
(17)G.M.Adam,“Literary Interregnum”,in:The Week,12.June 1884,p.439.
(18)美国统一可追溯到殖民地时期，这是Moses Coit Tyler著作的主题，参加他的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607 - 1765,New York,1878.可参见John Higham,History: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Englewood Cliffs,1965,p.152.
(19)Henry Adams,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Jefferson and Madison,9 vols,New York,1889 -1891.
(20)例如参见John Nicolay and John M.Hay,Abraham Lincoln:a History，1886年11月到1890年5月间系列出版在Century杂志上，随后以著作的形式由时代出版社付梓。
(21)E.O.Haven,National Handbook of American Progress,New York,1876; B.J.Lossing,American Centenary:a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of the Republic,Philadelphia,1876; Thomas Woolsey,The First Century of the Republic:a Review of American Progress,New York,1876.
(22)展示过去100年间成果的参见David A.Wells,Recent Economic Changes,and their Effect on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the Well - being of Society,New York,1890.
(23)Justin Winsor,A Narrative and Critical History of America,8 vols,Boston and New York,1884 - 1889; John Bach Mc- Master,A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8 vols,New York,1883 - 1913; James Ford Rhodes,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Compromise of 1850,7 vols,New York,1893 - 1906.
(24)David A.Wells,Progress:the Lesson of the Century,1891.转引自Nye,This Almost Chosen People,p.25.
(25)Andrew Carnegie,Triumphant Democracy or Fifty Years March of the Republic,London,1888,p.1.
(26)Les Patriotes de 1837-1838,Montreal,1884; David,L' union des deux Canadas:1841-67,Montreal,1898.大卫在这些问题上的总观点，可参见Yves - F.Zoltvany的讨论文章:“Laurent - Olivier David et l' infériorité économique des Canadiens franais”,in:Recherches sociographiques,10:2 - 3(1969),pp.426-430.
(27)L' histoire des Canadiens franais,1608 - 1880,8 vols,Montreal,1882-1884,I,p.7.
(28)同上，VIII，p.133.翻译和转引自Serge Gagnon,Quebec and its Historians 1840 to 1920,Montreal,1982,p.103.也可参见 Jean Hamelin and Yves Roby,Histoire économique du Québec,1851-1896,Montreal,1971.
(29)P.Sylvain,“Libéralisme et ultramontanisme au Canada franais:affrontement idéologique et doctrinal(1840 - 1865)”,in:W.L.Morton(ed.),The Shield of Achilles,Toronto,1968,pp.111 - 138、220 - 225; N.Fahmy - Lid,Le clergé et le pouvoir politique au Québec:une analyse de l' idéologie ultramontane au milieu du XIXe siècle,Montreal,1978; Nive Voisine,“L' ultramontanisme canadien - franais au XIXe siècle”,in N.Voisine and J.Hamelin(eds.),Les ultramontains canadiens - franais,Montreal,1985,pp.67 - 104.
(30)随后的著作有法国神父Charles - Etienne Brasseur de Bourbourg在其著作Histoire du Canada,de son Eglise et de ses missions depuis la découverte de l' Amérique jusqu' à nos jours…,Paris,1852.
(31)Mgr.L.- F.R.Lafléche,Quelques considerations sur les rapports de la société civile avec la religion et la famille,Montreal,1866.转引自Cook(ed.),French Canadian Nationalism,p.98.
(32)Abbé Ferland,Cours d' histoire du Canada,2 vols,Quebec,1861、1865.转引自Cook(ed.),French Canadian Nationalism,p.99.
(33)从根本上而言，如美国的Edward Bellamy和Herbert Croly,加拿大的T.Phillips Thomson这些人的著作具有重要性。参见 Bellamy的Looking Backward,Boston,1888; Croly的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New York,1909; Thomson的The Politics of Labour,New York,1887.
(34)证据普遍存在于研究领域、学科和大学系科在19世纪末的繁殖发展。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猛烈的推动力特别表现在兰克式研讨班的引入(北美最早出现在1876年，由Herbert Baxter Adams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建立)；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民族领域的工作之发展(加拿大体现在1894年的多伦多大学，1895年的麦吉尔大学)；职业联合会的建立(1884年的美国历史学会)；学术性期刊的出现(1885年的Bulletin des recheches historiques,1895年的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896年的Review of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Relating to Canada)。参见Carl Berger,The Writing of Canadian History:Aspects of English Canadian Historical Writing 1900 to 1970,Toronto,1976; Novick,That Noble Dream; Gagnon,Quebec and its Historians.
(35)参见W.H.Parker,Machinder:Geogra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Oxford,1982; James H.Hunter,Perspectives on Ratzel' s Political Geography,Lanham,1983.
(36)Canada and the Canadian Question,Toronto,1891,p.1.
(37)他们不是在陆地空间，而是在海洋的几何型空间中研究历史，并被帝国法律与机制得以克服这种空间的浩瀚无边而折服。他们把A.T.Mahan受到广泛称赞的、强调历史中海权影响的著作，等同于帝国结构观，即强调这种结构在创造跨洋一致性与紧密性中的作用。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推论，它认为，美国从一开始便没有追随要求分裂和独立的轨迹，而是注定同其母国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联系最终发生了断裂。它不是自然增长和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政策中的误判和错误导致的偶然结果。参见Alfred 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power Upon History,1660 - 1783,Boston,1890; Herbert Levy Osgood,“The Study of American Colonial History”,in: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nnual Report,1898,pp.63 - 73;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3 vols,New York,1904 - 1907; George Louis Beer,British Colonial Policy,1754 - 1765,New York,1907;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System,1578 - 1660,New York,1908; The Old Colonial System,1660 - 1754,2 vols,New York,1912; Charles Mclean Andrews,Colonial Self - Government,1652 - 1689,New York,1904; The Colonial Period,New York,1912.
(38)R.G.Haliburton,The Men of the North and their Place in History,[Montreal?],1869; William H.Hingston,The Climate of Canada and its Relations to Life and Health,Montreal,1984; Charles R.Tuttle,Our North Land,Toronto,1885.也可参见 Carl Berger,“The True North Strong and Free”,in:Peter Russell(ed.),Nationalism in Canada,Toronto,1966,pp.3-26.
(39)Charles G.D.Roberts,A History of Canada,Boston,1897,pp.445 - 446.
(40)Agnes C.Laut,Pathfinders of the West,Lodon,1904; Lawrence J.Burpee,The Search for the Western Sea:the Story of the Exploration of Northwestern America,Toronto,1908.
(41)Adam Shortt and A.G.Goughty(eds),Canada and its Provinces:a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eople and their Institutions,by One Hundred Associates,23 vols,Toronto,1914 - 1917.
(42)H.A.Innis,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an Introduca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Toronto,1923.
(43)H.A.Innis,The Fur Trade in Canada,New Haven,1930; D.G.Creighton,The Commercial Empire of the St.Lawrence,Toronto,1937.
(44)Mgr.L.- A.Pquet,Sermon sur la vocation de la race franais en Amérique,juin 23,1902.Translated as A Sermon on the Vocation of the French Race in America,in Cook(ed.),French Canadian Nationalism,pp.152 - 160、154.
(45)Thomas Chapais,Jean Talon,intendant de la Nouvelle - France,Québec,1904,p.375.笔者自己的翻译。
(46)Pquet,A Sermon,p.156.
(47)Chapais,Talon,p.356.
(48)“Si Dollard revenait …”,在1919年1月31日蒙特利尔的 Monument national上的发言，出版在Dix Ans de l' Action Franaise,Montreal,1919,pp.89 - 122,Translated in Cook(ed.),French Canadian Nationalism,pp.188 - 201、190.
(49)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重印于他的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20,pp.1-18.
(50)Richard 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Turner,Beard,Parrington,New York,1868.
(51)Henry Nash Smith,Virgin Land: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Cambridge,MA,1950.
(52)这种暗示在Smith的Virgin Land中有所讨论。除此之外，对于物质收获的考虑体现在Margaret Atwood，Survival：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Toronto，1972；关于魁北克，体现在Gilles Vigneault受人尊敬的歌曲Mon pays，c’est l’hiver(1965)中。
(53)Creighton,Commercial Empire; Innis,Fur Trade; A.R.M.Lower,“The Trade in Square Timber”，1932年2月皇家加拿大学院会议论文，后来出版在多伦多大学历史与经济系编辑的Contributions to Canadian Economics,VI,1933,Toronto,1933,pp.40-61.
(54)Susan Mann Trofimenkoff,Action Franaise:French Canadian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s,Toronto,1975.
(55)Novick,That Noble Dream,pp.157-158.
(56)Berger,Writing of Canadian History,pp.137 - 159.
(57)J.W.Dafoe,Canada:an American Nation,New York,1935.
(58)P.Régimbald,“La disciplinarisation de l' histoire au Canada franais,1920 - 1950”,in:Revue de l' histoire de l' Amérique franaise,51:2(1997),pp.163-200.
(59)Joseph - No? 1 Fauteux,Essai sur l' industrie an Canada sous le Régime franais,2 vols,Quebec,1927.
(60)Gustave Lanct? t,L' administration de la Nouvelle France,Paris,1929.
(61)Antoine Roy,Los letters,les sciences,et les arts au Canada sous le Régime franais,Paris,1930.
(62)Serge Gagnanm Quebec and its Historians:the Twentieth Century,Montreal,1985.前言。
(63)J.- M.- R.Villeneuve,O.M.I.,“And Our Dispersed Brethren …?”,Translated from “Et nos frères de la dispersion”,in:Notre Avenir Politique:Enquête de l' Action franaise(1922),Montreal,1923,pp.113 - 139,in:Cook(ed.),French Canadian Nationalism,pp.202 - 227、232、211、203.
(64)Antonio Perrault,“Enquête sur le nationalisme”,in:L' Action Franaise,2,1924,pp.105 - 118.Translated as “Inquiry into Nationalism”,in:Cook(ed.),French Canadian Nationalism,p.219.
(65)Fernand Harvey and Paul - André Linteau,“L' évolution de l' historiographie dans la Revue de l' histoire de l' Action franaise,1947 - 1972:apercus quantitatifs”,in:RHAF,26:2(1972),pp.163 - 183.
(66)Jay' s Treaty,New York,1923; The Diplomacy of the American Revoltuion,New York,1935.
(67)Macus Lee Hansen,The Immigrant in American History,Cambridge,MA,1940; The Atlantic Migration,Cambridge,MA,1940.
(68)Charles Beard,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2 vols,New York,1927; Vernon L.Parrington,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3 vols,New York,1927,1930; John D.Hicks,The Populist Revolt,Minneapolis,1931; William Warren Sweet,Story of Religions in America,New York,1930; Arthur M.Schlesinger and Dixon Ryan Fox(eds),A History pf American Life,4 vols,New York,1927.以更为保留和慎重的态度来研究同塑主题的著作，可参见Samuel Eliot Morison,Massachu- settensis de Conditoribus; or,The Builders of the Bay Colony,Boston,1930; The Puritan Pronaos,New York,1936; Curtis P.Nettels,The Roots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New York,1938.
(69)Albert J.Beveridge,Lincoln,2 vols,London,1928; Henry F.Pringle,Theodore Roosevelt,New York,1931; Carl Sandburg,Abraham Lincoln:the Prairie Years,2 vols,New York,1926; Abraham Lincon:the War Years,4 vols,New York,1939.
(70)正如Felipe Fernandez-Armesto提醒我们的那样，与其他美国历史学家相比，他指导了更多的博士生。参见The Americas，London，2003，p.121.假如我们正确理解的话，波尔顿的观点(特别是强调所有西半球社会都是自然性的边疆)可以被视作鼓励其他民族效仿美国模式。这一点后来总结在他的“Epic of Greater America”,i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37:2(1933),pp.448-474.还可以翻阅他的History of the Americas,Boston,1928和Wider Horizons of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39.
(71)Everett C.Hughes,French Canada in Transition,Chicago,1943.
(72)Guy Frégault,La Civilisation de la Nouvelle France,1713 -1744,Montreal,1944; Maurice Séguin,“L' agriculture et la Nation,1760 - 1850”(PhD thesis,1947; published as La Nation 'Canadienne' et l' agriculture(1760 - 1850),Trois - Rivières,1970); Michel Brunet,La Présence Anglaise et les Canadiens,Montreal,1958.关于魁北克/拉瓦尔学派，可参见 James Lambert,“Quebec/Lower Canada”,in:M.Brook Taylor(ed.),Canadian History:a Reader's Guide,Vol.1,Beginnings to Confederation,Toronto,1994,pp.119 - 121.
(73)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Arts,Letters,and Sciences,The Massey Commission,Ottawa,1951;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Canada's Economic Prospects,the Gordon Commission,Ottawa,1957.
(74)Gad Horowitz,“Conservatism,Socialism and Liberalism in Canada:an Interpretation”,in:Canadian Jo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32:2(1966),p.141.
(75)主要体现在20世纪50-60年代政治传记中，特别参见D.G.Creighton,John A.Macdonald:the Young Politician,Toronto,1951; John A.Macdonald:the Old Chieftain,Toronto,1955; J.M.S.Careless,Brown of the Globe:the Voice of Upper Canada,Toronto,1959; Brown of the Globe:Statesman of Confederation,Toronto,1963; Roger Graham,Arthur Meighen:the Door of Opportunity,Toronto,1960; Arthur Meighen:And Fortune Fled,Toronto,1963; Arthur Meighen:No Surrender,Toronto,1965.
(76)J.M.S.Careless,“Frontierism,Metropolitianism,and Canadian History”,in: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35:1,1954,pp.1-21.
(77)Northrop Frye,The Bush Garden,Toronto,1971; Atwood,Survival.
(78)W.L.Morton,The Canadian Identity,Toronto,1961; The Kingdom of Canada,Toronto,1963.
(79)Horowitz,“Conservatism,Socialism,and Liberalism”.
(80)Ralph Henry Gabriel,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tic Thought,New York,1940; Arthur M.Schlesinger,“What,Then,is the American,This New Ma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48:2,1943,pp.225-244; Merle Curti,The Growth of American Thought,New York,1943.
(81)“Seymour Cites Program to Combat Red Threat”,in:New Haven Register,22.February,1949,转引自Novick,That Noble Dream,pp.381-381.Charles Seymour是耶鲁大学的校长。
(82)Higham,History,p.221.
(83)Charles G.Sellers,Jr.(ed.),The Southerner as American,Chapel Hill,1960.
(84)Will Herberg,Protestant,Catholic,Jew:an Essay in American Religious Sociology,Garden City,NY,1955.
(85)Richard Hofstadter,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New York,1948; Louis Hartz,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New York,1955.
(86)Daniel J.Boorstin,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Chicago,1963.
(87)Nye,This Almost Chosen People.
(88)Higham,History,p.214.也可参见John Higham,“The Cult of American Consensus:Homogenizing Our History”,in:Commentary,27,1959,pp.93 - 101.
(89)Ronald Rudin,“Revisionism and the Search for a Normal Society:a Critique of Recent Quebec Historical Writing”,in: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73:1,1992,pp.30 - 61; Ronald Rudin,Making History in Twentieth Century Quebec,Toronto,1997.
(90)Denise Lemieux and Lucie Mercier,La recherché sur les femmes an Québec:blain et bibliographie,Quebec,1982; Andrée Lévesque,“Historiography:History of Women in Quebec since1985”,in:Quebec Studies,12,1991,pp.83-91.
(91)Lynda Price,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Scots in Quebec,1780 - 1840,Ottawa,1981; Honorius Provost,Les premiers Anglo - Canadians à Québec:essai de recensement,1759 - 1775,Quebec,1983; Ronald Rudin,The Forgotten Quebeckers:A History of English - speaking Quebec,1759 -1980,Quebec,1985; Bruno Ramirez,Les premiers Italiens de Montréal:l' origine de la Petite Italie du Québec,Montreal,1984; Jean - Pierre Wilhelmy,German Mercenaries in Canada,Beloeil,Quebec,1986; Pierre Anctil,Le rendez - vous manqué:les Juifs de Montréal face au Québec de l' entre - deuxguerres,Quebec,1988; J.Willis,“Le Québec,l' Irlande et les migrations de la grande famine:origine,context,et dénouement”,in:M.Bellavance(ed.),La grande mouvance,Sillery,Quebec,1990,pp.17-32.
(92)D.Francis,A History of the Native Peoples of Quebec,Ottawa,1983; Charles A.Martijin,“Voyages des Micmacs dans la Vallée du Saint - Laurent,sur la C
te - Nord et à Terre Neuve”,in:C.A.Martijin(ed.),Les Micmacs et la mer,Montreal,1986,pp.24 - 38.
(93)Denise Helly,Les Chinois à Montréal,1871 - 1951,Quebec,1987; Daniel Gay,Des empreintes noires sur la neige blanche:les Noirs au Québec,1950 - 1990,Quebec,1988; Dorothy W.Williams,Blacks in Montréal,1628 - 1986:am Urban Demography,Cowansville,1989.
(94)明显体现在Paul - André Linteau、René Durocher和Jean Claude Robert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著作中。其中的理论后来综合起来，体现在他们的Histoire du Québec contemporain，2 vols，Montreal，1979.
(95)对于这种转变中的复杂努力，可参见Allan Smith,“National Images and National Maintenance:the Ascendancy of the Ethnic Idea in North America”,in: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4:2,1981,pp.227-257.
(96)Allan Smith,“Seeing Things:Race,Image,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anadian and American Movies and Television”,in:American Review of Canadian Studies/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Special Joint Issue,26:3,1996,pp.367-390.
(97)David A.Hollinger,“How Wide the Circle of the 'We' ? Americ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Ethnos Since World War II”,i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98:2,1993,pp.317 - 337.
(98)Novick,That Noble Dream,p.573.
(99)Morton,The Canadian Identity.
(100)J.M.S.Carless,“'Limited Identities' in Canada”,in: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50:1,1969,pp.1 - 10; Allan Smith,“Metaphor and Nationality in North America”,in: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51:3,1970,pp.247-275.
(101)J.M.S.Carless,“'Limited Identities' Ten Years Later”,in:Manitoba History,1980.
(102)Allan Smith,“First Nations,Race,and the Pluralist Idea: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ost - Modern Age”,in:Canada - An American Nation? Essays on Continentalism,Identity,and the Canadian Frame of Mind,Montreal,1994,pp.195 - 249.
(103)Michael Bliss,“Privatizing the Mind:the Sundering of Canadian History,the Sundering of Canada”,in: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26:4,1992,pp.5 - 17; J.L.Granatstein,Who Killed Canadian History? Toronto,1998.
(104)Charles Taylor,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Princeton,1992.
(105)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i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32,1978,pp.881 - 911、881.
(106)Homi K.Bhabha,“Signs Taken For Wonders”,in:Henry Louis Gates(ed.),Race,Writing,and Difference,Chicago,1986,pp.163 - 184; Arjun Appadurai,Modernity at Large: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Minneapolis,1996.
(107)R.O.Keohane and S.J.Nye(eds),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Cambridge,MA,1972; S.P.Huntington,“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World Politics”,in:World Politics,25,1973,pp.333 - 368; R.O.Keohane and S.J.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Boston,1977; R.O.Keohane and S.J.Nye,“Realism and Complex Interdependence”,in:M.Smith,R.Little and M.Shackleton(eds),Perspectives on World Politics,London,1981,pp.120 - 131; Bayless Manning,“The Congress,the Executive,and Intermestic Affairs:Three Proposals”,in:Foreign Affairs,55,1977,pp.306 - 324; Kenichi Ohmae,The Borderless World:Power and Strategy in the Interlinked Economy,New York,1990; Thomas J.Courchene,“Globalization:the Regional/International Interface”,in; Canadia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8(1995),pp.1-20; Pheng Cheah and Bruce Robbins(eds),Cosmopolitics: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Minneapolis,1998.关于主要概念“全球化”的意义和产生，可参见Roland Robertson,“Mapping the Global Condition:Globalization as the Central Concept”,in:Mike Featherstone(ed.),Global Culture:Nationalism,Globalization,and Modernity,London,1990,pp.19-20; James H.Mittelman,“Globalization:an Ascendant Paradigm?” in: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3,2000,pp.1 - 14.
(108)Gérard Bouchard,Genèse des nations et cultures du Nouveau Monde:Essai d' histoire compare,Montreal,2000.
(109)Daniel Latouche,“Quebec and the North American Subsystem:One Possible Scenario”,i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8,1974,pp.931 - 960; Rita Dionne - Marsolais,“The FTA:a Building Block for Quebec”,in:American Review of Canadian Studies,21,1991,pp.245-252; R.A.Young,“Does Globalization Make an Independent Quebec More Viable?” in:A.R.Riggs and T.Velk(eds),Federalism in Peril,Vancouver,1992,pp.121 - 134; M.Keating,Nations Against the State:the New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in Quebec,Catalonia,and Scotland,New York,1996; Stephen Schulman,“Nationalist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i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44,2000,pp.364 - 390,其中特别是有关“加拿大魁北克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一部分，pp.375 - 378.
(110)Bouchard,Genèse des nations.
(111)Thomas J.Courchene with Colin R Telmer,From Heartland to North American Region State:the Social,Fiscal,and Federal Evolution of Ontario,Toronto,1998.
(112)Victor Konrad,“The Borderland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n the Context of North American Development”,i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4,1991,pp.77-95、83.
(113)Paul Rutherford,“Made in America:the Problem of Mass Culture in Canada”,in:David H.Flaherty and Frank E.Manning(eds),The Beaver Bites Back: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in Canada,Montreal,1993,pp.260-280.
(114)John D.Wirth,“Advancing the North American Community”,in:American Review of Canadian Studies,26,1996,pp.201 -273.在这一进程中更为细致的考虑，可参见Allan Smith,“Organizing Ideas and How They Work:The National - International Binary,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ism,and the Imagining of the Canadian Community”,in:Damien - Claude Bélanger,Sophie Coupal and Michel Ducharme(eds),Los idées an movement:perspectives an histoire intellectuelle et culturelle du Canada,Quebec,2004,pp.29 - 52.
(115)Thomas Bender,“Introduction”,in:Thomas Bender(ed.),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Berkeley,2002,pp.1 - 21、6、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