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议题与深化的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议题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6)05-026-08 自2014年7月以来，习近平同志先后多次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全新的命题，点燃了理论界相关研究的热情。梳理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议题的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未来相关深化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命题的关键所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与重大原则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习近平在2015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从而使得一门全新的学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入了公众的视界。学界随即展开了对这一新问题的研究。欲对这一命题有一个清晰的把握，需先明确其基本内涵，尔后才能知晓它的基本内容。邱海平在《大众日报》上率先回应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问题。他将“是否研究价值问题”视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界划标准，继而确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植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的，是“承继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大逻辑”。[1]程恩富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除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外，还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和“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2]等等。刘雅静认为，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发展理念与思想。具体则包括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本质、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念和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等内容。[3]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就要首先对这一命题中所蕴含的“重大原则”进行归纳总结，方可将其落实到行动上来。张雷声认为，这一原则蕴含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源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同步。易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势必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始终。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基本特质等也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对外开放。这些原则的贯彻与落实，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有着根本性的指导意义。[4]卫兴华强调指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的统一。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的基本原则有：“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关于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观点”；“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相统一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坚持改革开放与独立自主相统一的理论”；“关于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统一”；“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和“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等。归结起来，这些原则即“快速发展生产力”、“建立和发展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和“以共同富裕为目的”。由此可见，这一全新的理论命题始终以人为本，将人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5]程恩富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遵循八大基本原则：“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原则”；“民生向导型的生产原则”；“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原则”；“绩效优先型的速度原则”；“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原则”和“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原则”。王朝科针对将“原则”与“任务”混为一谈的现状，提出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做一点“正本清源”的工作。王朝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原则是“人民主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原则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导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永恒的价值追求是“劳动价值论”。其中，人民主体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终归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能为我们理解、把握和落实这一理论命题提供科学而有效的理论指导；公有制是确保社会主义性质不变质的根本所在；劳动价值论则为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提供了逻辑起点。[6]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团队在《经济日报》刊文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有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7]逄锦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有八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抓主要矛盾和解决主要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坚持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和协调发展的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方向，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原则；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的原则。[8]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与实践理路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简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梅荣政等撰文阐释了《资本论》之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性贡献。他们通过对《资本论》的分析，确证了四大内容：一是马克思在全面深入的批判过程中，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彻底变革”；二是历经四十余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总结著成了《资本论》，《资本论》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成熟；三是《资本论》科学地表述了“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四是深入研究《资本论》意义重大。[9]张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构件，是对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经验的理论概括。大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从七个方面体现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与创新：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的立场和价值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理论。[10]洪银兴阐释了《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问题，通过对《资本论》的透彻理解，他认为由《资本论》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式有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基本立场——“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研究对象——“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基本任务——“阐述经济规律”；研究方法——“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他还认为，《资本论》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贡献：“《资本论》中建立的系统的经济学范畴”、“《资本论》阐述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和“《资本论》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和规定”。[11]综观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渊源的阐述，虽然论证思路各异，论证程度不一，但无不表明了一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源”与“流”的关系。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理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化”中国问题的产物。简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洪银兴认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依旧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继续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进程，并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导性力量。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三：一是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到了体现；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得到发展、丰富和创新；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非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开放的系统，继而完成了对古今中外经济学理论的积极扬弃。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力量。就经济改革方面而言，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定位，促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准确把握，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对于分配要素的全面分析，推动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完善。就经济发展方面而言，得益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使“现代化理论”、“新型城镇化理论”和“发展理念”等等都得到了深化与发展，指导我国“开创了经济发展新局面”。[12]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我们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而做出的改革方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就这一问题，学者们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逄锦聚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为理论和实践依据的。同时，需要以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和社会总产品实现的基本原理来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有效指导。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以便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8]邱海平在反思学界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的两种解读思路——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后，指出在改革中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要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13]可以料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将得到完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建构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 专业人才的培养有赖于专业的学科，学科建设的进度和完善的程度也决定着专业人才的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善和发展，需要掌握这一学科的专业人才。丁堡骏从“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谈起，提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设的过程中不要忽视“西方经济学”的作用。他认为，西方经济学虽历经了从“古典”到“庸俗”的转化，但毕竟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针对我国高校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偏差，丁堡骏从两个大的方面谈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建设问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设切忌“关起门来搞”。具体而言，一是要积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科学的成分；二是要彻底改变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和“盲目排斥”的错误观点；三是要明白马克思经济学建设“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四是“马工程”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五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要切实找准原因和分析可行之策；六是既不要完全回避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理论的批判性分析，又要充实和加强《经济思想史》的教学与学科建设工作。另一方面，则要切实改变西方经济学的“现行体制和格局”。具体而言，一要在课堂上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二要实现对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批判；三要精心设计和反复思量西方经济学的课程与教学，四要提升广大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修养”。[14]刘树成就“马工程”委托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的编写原则和特点作了详细说明。就该教材的编写原则而言，主要做到“四个‘必须’”，即“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确保教材编写和学科建设有着正确的方向；“必须立足我国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此即这一理论的基础所在；“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作出辩证的有说服力的剖析”，此即确保能够深入而清晰地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必须以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教材编写工作，以重大工程方式动员组织理论研究与学术攻关”。就该教材的内容特点而言，既有框架和结构上的创新，又深入阐释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又将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分析纳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15]顾钰民认为，就政治经济学这一科学而言，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三大基础理论，由此他提出要从三个方面来找准这一学科建设的着力点：一是要加强原典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二是要加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三是要加强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16]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产物，其理论的建构与成型也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过程。 关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质问题。赵海瑞认为，中国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在于“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理性选择，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化与创造性发展。 关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问题。颜鹏飞早在2006年便致力于以完整的“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来指导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他以马列经典文本为基础，通过对学界思想的梳理，发掘了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继而思考了我国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框架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所提供的材料只能建构“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而构建“成熟的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时机尚不成熟；二是对于中国转轨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其定位“要突破狭窄化趋向”；三是基于时代所赋予的“两个并存”和“两个矛盾”特征，应从整体上打通“新体系”和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在关联；四是商品这一社会经济范畴是“新体系”的元范畴；五是应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结合处确定经济建设的“中心范畴”；六是要注重研究“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产权”和“股份制”这四大中介范畴；七是“国际化”和“本土化”的交互作用催生了转轨型的“新体系”，要批判吸收国外优秀成果；八是要注重从“狭义”和“广义”两层面来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总体框架设计”。[17]黄泰岩认为，以发展为主线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应包含有七大内容：发展理念、发展目的、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发展资源、发展制度和发展文化。[18]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问题。洪银兴指出了《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一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经济制度”，二是“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话语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是“以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话语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四是“以发展生产力和扩大再生产的话语体系说明新阶段的经济发展”。[12]张宇认为，在建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之时，要发展和创建与中国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放融通、兼容并包[19]。 关于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维问题。洪远朋认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具有十大新思维：一是“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定位”；二是要“以商品(形式)—劳动(实质)为出发点”；三是要“以广义的生产关系为对象”；四是要“以经济利益为中心”；五是要“以生产关系四环节为框架的新体系”；六是要“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同时吸收新方法”；七是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坚持、澄清和发展；八是要“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学习、批判和吸收；九是要正确“对待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挖掘、继承和扬弃；十是“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有‘中国特色’”。[20]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与发展路向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命题提出之后，学界率先讨论了这一理论的国内和国际意义。一方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内意义问题。张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实现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又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具体而言，这一全新的命题丰富和发展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认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对改革方法的认识、对经济发展的认识、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21]在“第二届中青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讨会”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一较为准确的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提升至“理论层面”和“学科高度”，完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22]另一方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际意义问题。丁晓钦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吸收古今中外优秀理论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的完美结合。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脱贫和摆脱经济困局具有示范意义，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经济危机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还对重塑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23]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路向 作为“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在于这一理论迎合了时代的要求。易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化的产物。卫兴华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时代化”需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结合起来考察，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新认知；二是在厘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流关系”的基础上，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继而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三是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起来加以考察，以理清生产力的发展之途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问题；四是各级党政干部要学习政治经济学，以把握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规律。[24]赵学清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现实走向问题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要认清我国的基本国情，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深入与发展；二是要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视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三是将市场经济学运行及其基本规律视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四是既要坚持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又要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方法。[25]程恩富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国际化、应用化、数学化、学派化。[26]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述评与深化方向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述评 纵观国内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以卫兴华、顾海良、程恩富、洪银兴、逄锦聚、刘伟、张宇、颜鹏飞、丁堡骏、邱海平和洪远朋等专家为主力、以高等院校(包括科研院所)和各种《资本论》研究会(包括各种《资本论》研究中心)为依托，以《当代经济研究》、《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评论》等学术期刊为理论阵地，以研究性论文和报告等为表现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阵型。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发挥自己的专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重大原则、理论渊源、实践理路、学科建设、理论构建、重大意义和发展路向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论证和说明。 反观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一，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运用实证分析和理性解读的方式，多集中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解读层面，未能透彻而详尽地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路建构问题。同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主要侧重于宏观论述，未将研究精细化和微观化。这就造成了对于这一理论命题的解读有余而有效论说不足、宏观分析有余而微观研究不足的缺陷。其二，现有的研究主要围绕近年来的中央政策展开，系统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史的持续研究较少。其三，现有的研究成果缺乏有关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关系的研究，没有深入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命题的“根”与“源”。其四，现有的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较少，从西方经济学中汲取的理论营养和实践智慧不足，对西方经济学的扬弃程度不够。其五，现有研究成果中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单一化趋向，缺乏政治—经济—哲学的综合研究。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化方向 通过对学界研究思路进行梳理，明确研究的优势与不足，才能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化方向。具体而言，学界还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第一，要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化和精细化研究。因为当前研究主要侧重于政策解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化研究是研究领域的一大缺失，在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就要一改宏大叙事的研究模式，阐释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简言之，既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找到智力支援，又要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从而达至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第二，要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持续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发展起来的，深入把握这一理论的来龙去脉是透彻理解该理论的基础。当前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史和建设史的梳理已基本成型，独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的整理。在掌握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深入、系统而准确地梳理毛泽东(当然还包括其他革命家的经济思想)、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是经济理论工作者应尽的职责，也是摆在学界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第三，要加强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和价值的研究。通过梳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源”与“流”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找到智力支援。同时，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确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效力”，继而“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具体而言，一方面应该说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依然具有阐释力。如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商品批判”思想指导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货币批判”思想指导着社会主义货币政策的妥善制定、“资本批判”思想指导着社会主义社会资本的有效利用、“劳动批判”思想指导着社会主义分配政策的逐步完善、“市场批判”思想指导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运作、“生态批判”思想指导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批判”思想指导着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又应该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吸取智慧源泉，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第四，要正视西方经济学，实现对西方经济学的积极扬弃。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既不能迷信，又不能无视，而要持以既克服又保留的态度。充分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西方经济学到底说了什么，在此基础上才有资格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评判，才能科学地指出这一理论的“是”与“非”。也只有在与西方经济学的对比研究中方能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优势与不足，也才能更好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五，要打通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综合与交叉研究。众所周知，马克思由于拒斥形而上学而摒弃单一线性的思维，摆脱纯粹的单学科和单一视阈的限制，而青睐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综合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板块——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整块钢”。因此，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切忌仅以经济问题论经济问题、仅以社会问题论社会问题、仅以历史问题论历史问题，而应以综合的眼光来审视这一全新的命题。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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